南平市图书馆

崔大华先生在《儒学引论》中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包含了三个层面的理论结构，即心性的“仁”、社会的“礼”和超越的“命”（天命），这一理论结构始终贯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①实际上，孟子、荀子和董仲舒分别在上述三个层面发展了儒家。唐宋之际，由于传统儒学受到佛学理论和现实政治的冲击，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为回应这些冲击和挑战，宋代理学家们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的治学目标，“究天人之际”重新成为时代的主题。他们尊孟贬荀，接过孟子的道统，开拓思想空间，将修养层面的“仁”与超越层面的“天”相结合，找到了一个超越万物、具有本体意义的“理”，产生了“天理”这一新的哲学领域，重新构筑儒家思想体系。
  但是，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却产生一个新的理论困境：一方面既要竭力论证确实有一个超越万物之上的“理”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儒学中一直反对将“人”与“物”同等对待的主张相矛盾。①因此，理学家们既要小心翼翼地论证万物同理，又要坚持“人”和“物”之间的不同。进而也就产生了人与物究竟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人应该怎么样对待物？等一系列“物我关系”的新的理论问题，“物我关系”也就成了理学阶段一个新的哲学领域。
  从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理学家们对“物我关系”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一方面从儒家传统思想根源里找到了“仁”作为万物皆备的“理”，把儒家原来赋予“人”的最高价值观念从“人”的范畴扩大到“万物”，使得“物”与“人”在“理”的层面上已经没有了差别，事实上已将“物”的价值空前地提高，甚至放置到与人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理学也在实践层面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拓展至仁者“无所不爱”的儒家新境界，强调物我贯通、物我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理论。宋代理学对“物”的关注和“物我关系”的论述，是理学生态哲学的最高成就，②也可以说标志着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朱子对“物我关系”的全面阐述，则代表了宋代理学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和理论特色。本文主要就朱子关于物我之间同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