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儒学的内涵，不同学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与回答。在蔡世远看来，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相互联系，未尝相离，共同构成了儒学的基本内涵，儒学即“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合而为一者也”④。这既是蔡世远对于杨时学术的总结与褒扬，亦可视作其对自己的期许。针对某些学者对于理学与理学家空谈心性、论多迂疏、无裨实用的批评，蔡世远亦做了坚决的反驳。他说：“夫学贵有本，无本之学，纵修饰补苴，无用于世。有本之学，其根沃者其叶茂。本圣贤所以出治者发而见之事业，是则莫大之经济也；与师友讲明而论著，罔非载道之书，是则莫大之文章也；可死可辱，而浩然之气刚大常伸，是则莫大之气节也。”①换言之，理学乃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之学，唯其根本深厚，真实无妄，故能发为经济、文章、气节之用，实有大用于世。他又以宋、元、明三代之治乱兴衰为例，认为“使程朱得大用于世，隆古之治可复也。宋季指为伪学，国随以微。鲁斋之在元，略见施用，有经邦定国之功。明初正学昌明，成弘之际，风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后，人不遵朱，学术漓而政纪亦坏，非其明效大验欤？”②而蔡世远本人治学亦注重内圣与外王兼顾，以治平天下为归依。在谈及自己的理想与志向时，他说：“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③可见其理解与追求的朱子学确实是一种实学。
  一 蔡世远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根据蔡世远的理解，作为本体的天理即是一种生生之理，其最主要的性质是善。“生生之理，善之长也。己与物之所共也，贵与贱之所同也。”④这种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善恶之善，而是最高的至善，既赋予天地万物生命与本质，又构成了万事万物一体相通的基础。至于气，则是万物身体形质的来源，其在生生之理的主宰下通过不断的运动、变化产生天地万物。由于气直接与人的身体、欲望相关，故其往往与生生之理发生冲突，遮蔽了人的本性，阻隔了万物之间的一体相通。“人之心本有是天地生生之理，牿于气、囿于习而善心之遏绝者多矣。”①因此，学者为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恢复本然的善性。
  蔡世远的理气论思想较为简单，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复性说提供理论前提。事实上，蔡世远很少直接讨论理、气、心、性等形上问题，亦不注重抽象的哲学思辨，其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朱子学的认识论、工夫论方面，即所谓的实学与实行。蔡世远认为，朱子学以复性为宗旨，主要有三大要点，即主敬、穷理与力行。“不主敬，则无私之体何以澄之？不穷理，则天下古今当然之则何以考之？不力行，则所谓道听途说而已，何由有以复其性之本然哉？”②在他看来，学者只有将主敬、穷理、力行三者结合起来，“纯主敬之功，穷理、力行，以复其性之本然”③，才能革除学术的虚浮、势利之病，复兴程朱之实学。
  关于主敬，蔡世远强调其为彻始彻终工夫，须与立志、躬行相结合，贯穿于知行、动静之中，“谨几以审于将发，慎动以持于已发”④，方能避免“失之宽”或“失之严”之弊。故曰：“程子论学之功，莫要于主敬。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又曰：‘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然此际加功最难，过于矜持则苦而难久，稍宽缓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坚，躬行又力，用谢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敛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体不至昏怠。以此穷理，心极清明，以此克己，气极勇决，更日加涵养，自然德成而学就，所谓彻始彻终工夫也。”⑤
  关于穷理，蔡世远特别重视读书的作用。他说：“由明以求诚之方，惟读书为最要。朱子曰：‘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学者率此以读天下之书，则义理浸灌，致用宏裕。”①他还将读书视作力行的基础和前提，提出：“要其加功用力之始，专在读书。若读一书而近里著己，以身体之，以心契之，虽未知果能力行与否，然方其开卷绎诵时，谁无激励与愧耻之心？激励愧耻之心日进不已，则力行而至于古人之涂径也。”②
  关于力行，蔡世远将其视为立志与穷理的完成和实现。若知而不行，则流为空谈，无益身心，故称“力行为贵”③。在他看来，“凡讲学不在辨别异同，贵能自得师，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徒讲解剖判，皆肤词也”④，又谓：“不加体察躬行之功，徒夸闳博雕镂之用，先儒之所羞称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亦大雅之所弗尚也”⑤，可见其对力行的重视。
  由于当时学者常有好高骛远、厌弃卑近之病，不问具体切近之实事，专求虚玄高妙之空理，故蔡世远论学亦注重下学上达、由博至约之序，强调笃实与晓事之难，要求学者多于此处用功。他说：“学者患于无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笃实；笃实矣，又苦不能晓事。以陈北溪之贤，受业漳州，与闻至道，越十年，往见朱子于竹林精舍，犹谓其尚少下学之功，勉之曰：‘当学曾子之所谓贯，勿遽求曾子之所谓一；当学颜子之博约，勿遽求颜子之卓尔。’北溪自此精进有加。盖笃实之难也。以司马温公之学识，一代宁有几人？明道犹谓君实不晓事。使明道得大用于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温公，自是不侔。然温公尚未足当晓事之称，由是言之，学之进境，岂有涯哉！”①
  二 蔡世远的经世之学
  作为一位理学名臣，蔡世远屡次批评当时的学者与士子多不知读书为学的目的，“以记诵、词章为止境，以科名、爵位为可毕一生能事”②。在他看来，读书并不是为了记诵、词章，而是为了学为圣人，使万物各得其所，安顿天下秩序；谋求科名、爵位亦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禄，而是为了施展抱负，学以致用，“可以见一生之品节、经济，不至泯没以终耳”③。因此，蔡世远十分重视经世之学，自言：“自年十二三时，涉猎经史诸书，便讲气节，喜作古文，谈经济”④，而方苞亦称其“夙尚气节，敦行孝弟，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议论慷慨，自为诸生，即以民物为己任。及从清恪公游，吏疵民病，言无不尽，政行众服，而莫知其自公”，即便私下所论，“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类之邪正，无一语及身家浅事者”。⑤正因为如此，故其经世思想能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颇多可观之处。
  关于为政之道，蔡世远特别强调恳恻与条理两方面因素。恳恻关乎体，条理关乎用，二者不可偏废。他说：“恳恻者，仁也，即《易》所谓‘元者，善之长’，程子所谓‘满腔皆恻隐之心’，张子所谓‘乾父坤母’‘民胞物与’者是也。有条理者，本平日读书穷理之功，措则正而施则行也。无恳恻则立体不宏，无条理则致用不裕。”⑥蔡世远指出，为政者的恳恻并非出于后天功利的考虑，而是源自先天的仁心，“从本原之地流出”，故能“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尽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职分所当为”①，从而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前提与基础，亦是分辨王道与霸道的根本标准。如管仲治齐，虽亦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义示信，极有条理，但其动机在于追求国家富强，而非出于本心之恳恻，故只是霸道而非王道。
  在恳恻的基础上，为了妥善地应对和解决现实治理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蔡世远亦很注重为政之条理。“所谓恳恻者无尽，而条理者无穷。事变繁多，土俗各别，所谓条理者，尤难之又难。”②与传统政治思想所提倡的“有治人，无治法”不同，蔡世远较为重视法的作用，主张廉法结合、以法济廉。因为在他看来，“大臣能廉，仅得其半，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使一己廉静而属员奸贪，或限于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牵制而不能决去，犹是独善其身，岂称开府之治哉？”③同时，蔡世远还很赞赏薛瑄所说的“立法贵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则法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主张通过严格的奉法与执法来树立法令的权威性，以此维护民众的利益。蔡世远特别指出，当时地方上以“蠹役与健讼之徒最为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骄横已极，陵绅士如草芥。……健讼者指无为有，饬毫末之事以为滔天，上官不知，辄为听理，小民身家荡散无余”④。故其主张依法严厉打击蠹役与健讼之徒，“摘其尤者，宁确无滥，宁重无轻，惩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务也”⑤。
  关于治术，蔡世远并未简单以权术视之，而是将其建立在身心性命之学的基础上，主张“治术关于学术，经济通于性命”⑥。因此，当谈及大臣所应具备的素质时，蔡世远认为其应兼具五方面的综合素质：“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恺恻之怀，有明通之识，有强毅之概，有儆惧之心。无公清之操，则不免有宠利之疾矣。无恺恻之怀，则不能有纳沟之耻矣。无明通之识，则胶执而鲜通矣。无强毅之概，则虽知其然，发之不勇，守之不固矣。无儆惧之心，则自信太过，祸且随之矣。”①这一概括同时兼顾了官员的德行、能力与性格、心态等各方面要素，颇为全面，值得所有官员对照反思，引为鉴戒。
  县令作为国家的基层官员，直接与民众相接触，负责管理地方上的日常事务，具体执行国家的法令政策，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蔡世远就相当重视县令的作用，称其为“亲民之官”，认为“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尧舜之泽，非亲民之官不可”②。根据蔡世远的理解，县令的工作无非三项要点，即息讼、薄赋与兴教。而要做好这三件事，就必须做到“民以事至县者，胥役不扰，无守候之劳，分其曲直，惩其诬黠，诲谕之，又加详焉，则讼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为案实立限，使自封投柜，主以信。使投毕，躬自称平之，榜列明示，归其有余，使补其不足，如期至，则民自不欺，输将恐后矣。择士民之秀者聚之于学，课文饬行，月三四至，又于暇日适山村里闾，言孝弟农桑之事。其有家门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访其家以荣之，而教道兴矣”③。在此基础上，他又告诫即将出任县令的弟子，须淡泊自守，爱民如子，积极为民兴利除害，“事上贵恭不贵屈，驭民以诚不以术”④，如此方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县令。
  对于县令与学政二官的职责特点，蔡世远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今之持论者，皆曰外官惟县令与学使最难供职。世远窃谓此二者为最易。夫县令者，朝行一政则夕及于民，兴政立教无耳目不周之处，无中隔之患，古人所谓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学使无刑名、钱谷之繁，惟以衡文劝学、广励学官、振饬士子为职业，草偃风行，比地方职守者尤易。或又以为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谓掣肘者，多由于自掣，非尽人掣之也。夫布衣则古称先，自强不懈，人犹称其严毅清苦，力行可畏，况居官哉？但气不可胜，事不可激，当谨确完养以合乎中耳。”①在此，蔡世远表面上是在强调县令与学政之官易做，实则蕴含了其对这两种官员的重视与期许，希望他们能够善用手中的权力，勤勉于公事，不受外界的掣肘和私心的干扰，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事变，震动全台，声势极大，清政府派遣闽浙总督满保督师入台平乱。蔡世远与满保交好，对于征台一事亦十分关注，曾为此数次致信满保，对征台用兵及后续的治台事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建议多被满保采纳施行，对于台湾的安定、治理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蔡世远看来，此次起事者只是一群草窃小寇、乌合之众，与当年的郑氏政权不可同日而语，故讨平叛乱不足为虑。其最担心的是用兵过程中造成的杀掠之祸。蔡世远强调，台湾乃吾故土，台民为吾同胞，大部分从乱者只不过是为人所裹胁驱使，并非有意反叛朝廷，故希望满保能够“严饬将士，并移檄施、蓝二公，约以入台之日，不妄杀一人”②。后事变果然被迅速平定，对于台湾社会亦未造成太大的破坏。但蔡世远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着眼于台湾的长治久安，进一步提出了“平台匪易，而安台实难”③的观点。在他看来，台湾之所以难治易乱，固然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人口结构等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地官员的治理不善。他说：“台湾五方杂处，骄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哄聚，风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传舍之意，隔膜之视，所以致乱之由。”④又说：“夫台湾鲜土著之民，耕凿流落，多闽粤无赖子弟，土广而民杂，至难治也。为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爱之，而因以为利。夫杂而不教，则日至于侈靡荡逸而不自禁；不爱而利之，则下与上无相维系之情。为将校者，所属之兵平居不能训练而又骄之。夫不能训练，则万一有事不能以备御；骄之，则恣睢侵轶于百姓。夫聚数十万无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荡逸，无相维系之情，又视彼不能备御之兵，而有恣睢侵轶之举，欲其帖然无事也难矣。”①为了解决台湾的治理难题，蔡世远主张须对台湾民众“教而爱之”，趁此平乱更革之际，彻底整顿吏治，完善管理，与民休息，推行教化。他向满保建议：“文武之官，必须慎选洁介严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兴教化以美风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内地遗亲之民，不许有司擅给过台执照，恐长其助乱之心。新垦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编粮，恐扰其乐生之计。三县县治，不萃一处，则教养更周。南北宽阔，酌添将领，则控驭愈密。”②显然，蔡世远的这些看法与主张是符合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台湾的安定和发展的。
  第四节 蓝鼎元的实学研究
  蓝鼎元论学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笃守朱子之学而不稍改，力辟释、道、心学等异端；一是注重实用，留心实际，强调有体有用之学，力戒无用之空谈。这两点相辅相成，皆以“实”为根本，体现于其一生行事之中，共同成就了蓝鼎元“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的美誉。
  一 蓝鼎元义理思想中的实学因素
  在讨论理学的基本范畴“道”时，蓝鼎元说道：
  圣贤之道，原非高远，不外纲常伦纪、日用常行之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