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光地作为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十分重视外王之学的作用与价值，强调儒学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他要求学者特别是儒臣掌握经邦济世的真才实学，并将所学付诸实践，而不能做好高骛远、空谈义理、不知世务的俗儒，置国家、百姓于不顾。因此，李光地在评价历代人物时，除了关注其道德品行之外，还很注重其在经济与事功方面的能力和表现。根据这一标准，李光地对于思想立场与学术取向接近朱子学的方孝孺和黄道周就颇有微词，批评“方正学就所著文字，便有许多糊涂处。当时皆以为旷世一见之人，国家留为伊、周者，后用起来，当靖难时，着着都错。这就是他学问有病，才高意广，好说大话，实用处便少”①，又认为“明代士大夫如黄石斋辈，炼出一股不怕死风气，名节果厉。第其批鳞捋须，九死不回者，都不能将所争之事，于君国果否有益，盘算个明白。大概都是意见意气上相竞耳，行有余而知不足，其病却大”①，“石斋虽当时用之，恐无益于乱亡，救乱须有体有用之人”②。相比之下，对于学术不同的陆九渊与王阳明，李光地却能在外王的意义上肯定其经世之才，不仅称赞“陆子静文字坚卓，轮对劄子，千秋之龟鉴也，第五篇更切中后世情事”③，“陆子静才本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内无贼，路不拾遗。又明敏于事，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他用五千人，克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有可观”④，而且表彰王阳明为“贤豪”“英物”，认为“正学迂腐无用，若以王姚江处其位，恐永乐未必成事。姚江满腹机权，故是英物。其平宁王，皆教官、典史、知县、知府驱市人而战，真是大才”⑤，“姚江机智却有，若姚江为武穆，恐十二金牌召他不回”⑥，又谓“若吾儒做事，却在根本上讲。王姚江学术虽偏，然为朝廷办事却识大体，其平蛮所至，即立郡县，便清其根。回兵所到，即顺势平其所未奉诏者”⑦，可见李光地对于外王经世的重视。
  就李光地本人来看，其不但在朝中历官要职，还曾出任直隶巡抚，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对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各门经世之学皆有所了解，特别是在治道、治体、吏治、治河、民生、兵制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亦取得了相当的实效，为清初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一）治道
  在治道方面，李光地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立国以民为邦本”①，反对人君视天下为私产，以天下奉一人。他说：
  看孟子言语：“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是何等严毅。由孟子之论，见得天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为君一家欲其富贵久长，世世子孙享受也。故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绝无不是处。孟子直是从天立论，得最上一层道理。②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其坐享富贵也，要其抚养天下耳，苟自绝于天，则人亦不戴之为君矣。③
  “天生民而立之君”，若不为民，立君何为！孟子一言道尽，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窥见此意，觉得汤、武之应天顺人，方有把鼻。④
  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荣之，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也。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之放伐，《大易》以为顺天应人；管仲之事仇，圣人以为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所见精矣。⑤
  由此可见，在李光地看来，不论对于君主还是官员来说，养民都是为政治国的第一要务和政治伦理的最高准则。因为上天设立君主的本意便是为了抚养天下百姓，而非为了一家一姓的富贵享受。若人君无法履行养民的天职，只图个人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便是自绝于天，那么民众自然有权以天的名义发起革命，将其推翻。同样，各级官员作为民众的管理者，亦须首先以养民为念，非但不能图谋私利，即便是“事君”“安社稷”等理由亦不能先之。所以他有意强调“事君者”“安社稷臣”与“天民”之间的区别，认为“‘安社稷臣’，只知社稷为重；‘天民’，却见得百姓要紧，要匹夫匹妇无不与被尧舜之泽。……如霍子孟与民休息，天下富庶，岂无恩泽及民？只是起念为安社稷耳。即事君人者，岂无有益社稷之处，只起意为容悦耳”①。
  李光地进一步指出，既然国家以民为本，那么治国施政便应顺应民意，以民众的利益为考量，在确定、巩固社会秩序的同时，尽可能满足民众的合理要求。故曰：
  为治，事事要不拂民。独有毒水而渔，焚山而猎，却宜禁。②
  顺天下之情，定天下之分，两者不可缺一。③
  作事不可过粗，亦不可过细。……若算计到其事之利害，又算计到自己之声名得失，如何有这样万全的事？故计较得及于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④
  治国既要顺应民意，自然不可能脱离对民生与民情的了解和掌握，所以人君必须心怀民众，体察下情，维护并确保君民之间沟通与联系的畅通。故李光地强调：“天地交则泰，上下交则治。天地不通，则闭塞而成冬矣；君与臣民之情阔绝，则天下无邦矣。是故尧之舍己从人，舜之好问好察，禹之悬铎悬鞀，周公之握发吐哺，皆所以求交也。天之气贯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内。”⑤但是，君民之间毕竟地位悬绝，相隔遥远，不容易直接接触，若要了解民众，以至于驱策民众，便须依赖各级官员作为中介，“如大帅令将弁，将弁令士卒，便可联如臂指”①。因此，选任、善待贤士大夫对于人君治理国家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必须使官员和君主同心同德，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故‘养贤以及万民’，乃一定之理。”②
  而欲选拔贤才，则离不开教育与教化。人君除了养民之外，还负有教民之责。所以李光地特别强调治国“须是求贤，岂惟求贤，又要兴教化，重师儒，培养出人才，方可选而用之”③，反对实行愚民政策。在他看来，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可”字当作“能”字解，并非禁民有知的意思。“帝王立许多法制，学校、师儒，无非欲民知，道理得令大家皆知，有何不可！错解便可到老、庄田地。……‘民’字当重读，民自有秀者，将为士大夫，如何不可使知？此谓愚民耳。且教他由，由得熟，自然也知道些，非不许他知。”④
  至于理想的君臣关系，李光地认为应与朋友关系类似，君臣双方以义相合，互相尊重，亦互相选择。他说：
  以父子兄弟对君臣朋友，则父子兄弟为主恩，君臣朋友为主义。⑤
  人伦虽有五，父子、兄弟皆“亲亲”也，君臣、朋友皆“尊贤”也，一是天性解不开的，一是人道差不得的，二者尽乎道矣。……由君臣而朋友，君臣全是义重，至尊故也。朋友便可脱略些形骸，是自义而之仁。⑥
  有夫妇而后有父子，那是头一层，至于父子、兄弟，皆“亲亲”也，君臣、朋友，皆“尊贤”也。君择臣，臣亦择君，朋友同德同术，劝善规过，都是“尊贤”。①
  又说：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洽，进言亦易，畏惮亦轻。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随衰。”汉高祖初得天下，群臣固无礼，叔孙通不过记得许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②
  在李光地看来，与基于血缘、天性而形成的父子关系不同，君臣关系产生于人道、社会的需要，故特别注重义的原则，强调尊贤。凡是君臣之间关系亲近、同心同德、相对平等的时代，国家就呈强盛兴旺之象；若是君臣之间相互隔阂、地位悬绝、尊卑过甚，便会导致国家的衰落。
  因此，就人君这方面而言，李光地反对人君独断专行，希望其能善于纳谏，勇于改过。故曰：
  天地间道理是公共的，人说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只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此。他高明，直见得事理无尽，非一人之见，便能至当不易。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尽。竟是“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本领。此却是圣贤穷理治事根本。③又谓：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量。古人不说无过，而重改过，故颜子“不贰”，成汤“不吝”。凡恶人直言敢谏者，欲以动无过举自高也，适以得愎谏，言莫予违之名。而不知受谏改过，为圣贤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①
  就臣工这方面而言，李光地强调为官出仕的目的在于经世济民，而非为了讨好君主，谋取富贵。故曰：“古人仕以救民，当官尽职，乃分内事，非为君也”，并且批评“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亲；不求见敬于君，专求见爱于君，最是恶消息”。②
  此外，李光地还提出，为政治国需要分清本末、轻重、缓急，多做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事，少务虚文，因为“虚文多一件，实事便少一件”③。他援引汉代历史为证，指出：“西汉诸事草草，郊用五畤，原庙陵庙，纷然无理，却人民乐业。至匡、韦辈引经据古，尽废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盗贼蜂起，饥馑洊至，日就凋敝。诸事不古，独在这事上复古，徒为纷扰而已，何当于治！所以立身治国，皆要有本末，彻底澄清，方能一线做成。”④
  （二）治体
  封建制与郡县制是我国传统政治行政体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亦是历代学者治体争论的一大焦点。在封建与郡县之争中，李光地显然更倾向封建制，谓封建为良法，以其为王道之本。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各自的利弊优劣，李光地总结历代学者的基本观点道：
  主侯者，欲其枝叶相持，以蕃辅王室。及其敝也，不贡不朝，相兼相一，暴其民甚者，可以累世抗于大邦而谁因谁极，此侯之衰也。主守者，为其统于一而易于制。及其敝也，所居如馆传焉，所驭如路人焉，王室衰而瓦解，此守之末也。虽然，公天下以为心，而达君臣之义于天下，各子其民，而各守其法，则必以封建为正，以朱子之论为中。①
  李光地认为，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将“指臂相使，唇齿相依，屏翰为蔽，苞桑巩固”作为封建的优势与长处固然正确，但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蕃辅王室”一点上，未能从民众与地方的角度立论，仍未达其旨。在他看来，封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使地方官员与土地、民众之间建立起较为长久和稳固的关系，既可确保官员对当地状况的了解与施政的连续性，又能将其自身的利益与当地的发展相结合，有利于增强官员的主动性与责任感，为地方的治理尽心尽力。故曰：“封建行，则久于其道，民与相习，不至朝更夕改。又以其国付之，是自己物事，便与之一体”②，“将土地、人民分封与人，为彼世守之业，自非大不类之人，毕竟要此一块上许多人活养自己及儿孙，不然民窜田荒，己之贫败立见，岂有不顾念的？”③与此相比，郡县制的最大缺陷恰恰在于地方官员与所治之地关系的疏离。“其为官也如传舍，罢者必去，升者亦必去，知最久无十年相守之事。下不信其上，上不恤其下，官吏日夜思为，盗劫抢掠以肥其身家。必得大贤，始念朝廷之命，牧养之义，此人如何多得？”④至于封建制可能导致的“王度式微，诸侯放恣”的弊端，李光地则认为其由来有渐，并非一般法制所能防范，亦属无可奈何。
  李光地进一步指出，以上所论仍是从封建与郡县的利害处起义，但如朱熹所言，圣人设立封建制度的真正用意恰恰是为了天下大公，而非君主的个人利害。因此，李光地激烈批评“后世人止把天下作一自私自利，世为己有之物，许多算计只是从自己利害说”，强调：“其实圣人只是要天下安，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有何大关系。……诸侯各与其民为一体，而天子不私其所有，此封建意也。”①这与黄宗羲等人批判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②的用意基本相同。此外，李光地还认为封建制包含“达君臣之义于天下”之意，即通过逐层分封，“天子于诸侯为君臣，诸侯于大夫为君臣，大夫于家宰亦为君臣，乃见得君臣为五伦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者，只是四伦而已”③。综上，李光地总结道：“封建之行，一则公天下以为心；二则达君臣之义于天下；三则有土地人民之爱，而苟简之意不生；四则无更代变易之烦，而善政之传可久。”④
  李光地虽然赞同封建，但他亦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完全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并不现实，只能“因今以权，复古以渐”⑤，师法封建之意来改良现行的郡县制。所以他说：“封建不可复，推置勋贤而久任牧守可也”⑥，主张选拔贤才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并重其权，专其责，使得“下有定主，上有定民，则涣者聚矣。……地近则知周，势便则力易，诚加则虑生，责专则权利”⑦。而这一观点亦反映了明末清初学者呼吁实行地方自治或称“乡治”的思想潮流。
  （三）吏治
  贪污腐败历来是官场顽疾，在康熙一朝亦相当盛行，对吏治危害极大，康熙帝至有“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见”⑧之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光地的主要思路是实行高薪养廉。明清两代皆实行薄俸制，官员俸禄很低，但开销较大，清初官员的俸禄水平甚至比明朝还低，已经严重影响到官员的生计。在李光地看来，这种薄俸制是导致官场普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说道：“官俸不足，士大夫实不能自给。我做京官时，就自己身试过。家有二十日粮，看书便有精神，对客亦欢笑自如。假如只有三日粮，虽然看书对客如常，心便时常伫在此件，时时有着忙意。其所以盘算经营者，率皆非本分内所应得矣。久之，岂有品行乎？”①而在事实上，朝廷为了节省财政开支，维持薄俸制，亦默许官员通过各种渠道谋取非分之财。如有大臣公然宣称：“官俸原不必给，谓既与他官做，岂有不赚钱之理？其所赚之钱盈千累万，其视百十金之俸，真泰山之于鸿毛，岂稀罕此物？真是无益之费，故可裁。”②而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则将非分之财视作官员所“应得者”，认为“就与俸足，而彼之所应得者，岂能使之不得？不若省俸之为实际也”③。甚至连康熙帝亦云：“武官比不得文官，自然也要占几名兵粮，不然吃用何从来”，“是明知文官俸禄而外，多有掊克，而不必禁。武官侵扣兵粮，而不必问，但只不可多耳”。④对此，李光地坚决反对，认为此例一开，贪腐的后果便不可收拾，对于官场风气与世道人心都将造成极坏的影响。在他看来，清廉，本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古时命官惟视德……而其根却在‘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课官且先讲清廉，已得要领”⑤，故对官员的贪腐行为应该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而为了给惩治贪腐提供一个可行的现实基础，解决官员生活的实际困难，李光地建议朝廷适当提高官员俸禄。“官俸添起来，再添得二百万作俸禄，也就复明朝之旧，就过得了。如今通共文武官俸止六十万，如何过日子？添得二百万，翰林官一年有二百金，中堂一年有二千金，便可支撑。连士子也要加些恩养。大约一年添得三百万，便绰绰然有余矣。官俸既足，然后教他廉，奖廉惩贪，也要一番猛厉，方得肃清振作。”①李光地清醒地认识到，“升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尚，岂必尽出于心之本然”，但只要能在官场上形成一股清廉反腐的风气，不论刚开始是真心清廉还是假意清廉，“虽带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但得相酿成风，不敢更变，所裨于世道者已多”。②
  对于当时实行的捐纳制度，李光地亦极力反对，主张禁止。他说：“事有宜急者，有急不得者。如朝廷目下，于科场作弊、捐纳这两事，真该一刀两断，急急断绝的。”③在他看来，捐纳只是为了应付用兵、赈饥等特殊情况而实施的一时权宜之计，若在承平之世仍不断开行捐纳，则弊大于利，有损国家名器。且捐纳“其途太杂，其价太贱”，致使不少年少无知、无才无德之人皆可凭捐钱获官，掌一方民命。“虽市井负贩之人，用一百余金，加一监衔，再用千金，便得知县之职。层累而上，再用数千金，遂至道府，而未尝一日办事也。……有口未生髭，目不识丁，便已牧民者。或剖百里之符，或拥一道之节，而其为童騃无知自若也。”④这对于国家与民众来说显然危害甚大。“捐纳不识字人，残民命而滋巧伪，部院官苟且渔利，为事却不好。”⑤因此，李光地屡次反对开行捐纳，甚至曾拒绝在九卿要求为修盖通仓而开捐的议稿上签名。其建议不被皇帝采纳后，又提出应于“递呈之时，别其出身之良贱，给职之际，验其年貌、籍贯之真伪，考其文移书判之通否，且令其所出赀果足以济公家之用，而不至于低贱易得，以亵天朝爵禄之尊，庶于国体、民生两无亏损”①。同时，他还请求皇帝严格考核、复查在任地方官员的行政能力，汰其冗滥无能者，“不论捐纳、科甲、旗员，不必诗及时文，彼或借口未习，或生疏，即就本地方事问之，或如策问以时务，令臣辈阅定，恭呈睿裁。但可存者，原不苛刻，实不识字者，自应去之，渠亦无词以自解。即不必真有学问，就是日夕学习记诵，策料中亦必有可用语。他在那里也有惧心，不比酣豢无事，淫逸剥民也”②。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光地见买官之风愈演愈烈，“营进之徒，布置嘱托，自邸第以及衙舍，无所不遍，所开事例滥杂多端，虽素竖正论、排赀郎者，亦皆画押，莫敢格其议”，遂再次上奏，曰“今四海升平，正慎重名器之时，而条议捐纳，殊失惩敬官邪、爱惜民生之意”，请止捐纳之事。③这次，他的意见终于得到康熙帝的认可，令捐纳之事暂止。
  此外，李光地还主张精简高级官员数量，重视基层官吏的选拔与任用。他极为赞赏顾炎武所说的“卑员多者治之基，大官众者乱之始”，认为“员卑则民亲，民亲故能周知。其职小，职小故事易集。大官少则权一，权一故有所为。其责专，责专故无所诿。权二责分，大官为虚位矣”④，因而提倡重视卑员的作用，集中大官的权责。对于基层官吏的设置与选任方法，李光地认为汉代之制犹存古意，值得借鉴：
  当时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无人。郡有十县，县有令长，又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即今之乡约也，掌教化；啬夫即今之甲长也，主钱粮；游徼即今之练总也，司盗贼。县有十乡，乡有乡长，又有乡三老、啬夫、游儌，略如县制。乡有十亭，亭有亭长。凡三老、啬夫、游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荐诸朝，亦即为之录用，犹见圣人“辟门”之意。此等皆即用本县之人，其名俱载在宦籍，故《汉书》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乡约、甲长、练总，皆无赖之徒为之，并无职衔。他自知贪饕事败，不过笞逐，于其微贱无损也。故趋利为非，不少顾惜。①
  据此，李光地指出，要想改变基层吏治的混乱状况，吏员必须改用士人，使其拥有晋升空间，并尽量多用本地之人。因为吏员若无职衔，又无晋升之望，还要长年忍受长官欺压，自然毫无荣誉感与责任心，只知一心谋财，不免奸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资格相限，必知自爱以幸进取矣。”②而用本地之人，则可熟知当地事务与风土民情，“有一盗，则知其根株，不逾时而获矣；有一讼，则知其孰曲孰直，而为之调停排解，其拖累寝搁者寡矣。于土田，并知其疆界，以及其买卖所自，虽刁诬无所施。从与民亲切处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③。至于州县以上官员的选任，李光地虽不反对异地任官，但亦主张不宜距离过远，“宜于五百里以外，二千里以内，许其除授。如此，则道路险远得免，一也；妻孥得至，二也；亲族音问，不至经岁断绝，三也；且民情俗尚，语音食物，相习而易通，四也”④。
  （四）治河与水利
  自古以来，河流便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既为沿岸地区提供了灌溉之利，而其泛滥决口又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严重威胁到粮食生产、民众生计与社会稳定。因此，历代政府多将治理水患视作国家的一项重大职责与根本要务。康熙前期，直隶境内的两条主要河流子牙河和永定河水患严重，常年泛滥成灾，令沿河民众苦不堪言。其间朝廷虽亦不断派员治理，但一直效果不佳。康熙三十七年（1698），李光地被任命为直隶巡抚，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治理直隶水患。
  关于治河的方法，李光地主张以疏浚为主，因势利导，同时确保足够的行洪空间，使洪水自行消退，反对与水争地，一味筑堤束水。他说：
  圣人治天下，只行所无事。如治水，再莫要与水争。鲧“堙洪水”，五行之所以汩陈也；禹“浚畎浍，距川”，九畴之所以锡也。惟“九泽既陂”，用堤者，仅可施之湖荡耳。如今费几百万金钱，满天下做起堤岸，总是效鲧，河道如何不决溃？如今我做直抚，只须交我三十万金，不要户部稽查，不要朝命牵拽，遍察地势，开浚沟渠，水患便可去十之七八，而田亦可增无数。①
  贾让三策，以“增卑倍薄”为下，最妙。盖水无遏止之法，鲧之罪以湮，禹之功以成，曰浚，曰导，曰决，曰疏，曰瀹，曰排，曰行所无事，曰水之道。②
  李光地之所以强烈反对筑堤，一是由于筑堤虽可暂时保护一地的安全，却给附近地区造成更大的水灾隐患，乃以邻为壑之举；二是筑堤人为改变了水的运行方式，妨碍了低洼处的自然行洪功能，加剧了水的威力，一旦发生决口，反而危害更大。“盖不筑堤，则受水地广，水平漫而下，力分弱，随地高下以为浅深，不能刷深成渠，涸出亦速，或麦可早种早收。又无大堤，民各作小堰，小堰多，足以御半漫之水。堤筑，愚民以为可恃，不复修堰。水势聚，则蓄怒而力猛，一溃则溜急，刷深必成大渠。即开一二闸坝，其力亦聚，行水处必成渠，废地已多。水入堤内，不能反出，受水之地转窄，停蓄反久，麦不能早种早收，明年水又及麦矣。”③他又举子牙河边的静海、大城为例，指出“先是二县无堤，并未告灾，至近岁堤成，民反大病”①。
  但是，由于康熙帝力主筑堤，所以李光地只得调整治河思路，通过细致的实地勘察，提出了疏浚河道与筑堤束水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集中河水的冲力冲刷河底淤积的泥沙，另一方面将子牙河与永定河的支流分别导入大运河等河流，以分二河之水势。为了保证治河工程的顺利实施，李光地制定了严密的组织规划，力求“程有常规，役无偷惰”，并每日亲赴现场视察督促，及时劝导、开解役夫的不满情绪，最终成功治理了子牙河与永定河的水患，使得“沿河田畴涸出，二麦丰收，士民讴歌”②。此后，康熙帝又将永定河的治理经验推广到黄河的治理上，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李光地在治理水患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主张大规模地开浚沟渠，“用地利以济天时之穷，用人力以补天地之缺”③。他说：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广，欲其地利之尽，则水利不可不兴。沟渠开泄，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随地宜而修之。④
  开沟洫是一件大好事，使旱可灌田，涝可泄水，响马不得纵横，菱芡鱼虾多利。禹治水后，大约功夫全在此。故孔子称之，不曰“尽力堤岸”，而曰“尽力沟洫”，不曰“尽力江、淮、河、汉”，而曰“尽力沟洫”。盖尽力堤岸，洪水之所以湮，鲧之事也。尽力沟洫，四隩之所以宅，禹之事也。⑤
  在李光地看来，北方地区少雨多旱，农业生产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旱灾。“然北方苦旱，遂至于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补救者，非独惰农自安，盖根在于水利不修，束手无措故也。”①为此，他命令直隶各州县积极兴修水利，“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若无山无河平衍之处，则劝民凿井，亦可稍资灌溉”②。李光地算了一笔账，“若一县开一万井，则可溉十万亩，约计亩获米一石，十县之入，已当通直全属之仓储矣。一沟之水，又可当百井，一渠之水，又可当十沟，以此推之，水利之兴，其与积谷备荒，其利不止于倍蓰而什伯也”③。可见兴修水利亦是最佳的备荒之法，比之被动的仓储积谷要经济有效得多。
  此外，针对河间府的静海、清县等位于多条河流下游的低洼易涝之地，李光地认为仅凭加固堤防并非长远之计，“倘遇溃决，仍付淹没”，不妨因地制宜，开浚沟渠，以推行南方水田之法，寓除害于兴利之中。他以涿州为例，谓：“曩者涿州水占之田，一亩鬻钱二百尚无售者，后开为水田，一亩典银十两。即今淀中浮居村庄，岁收蒲稗菱藕之利，无旱暵之忧，其资生未尝减于高地也”，故主张“静海、清县上下一带水居之民，正宜以此利导之。其可兴水田者，教之栽秧插稻之法，其难以成田者，则广其蒲稗菱藕之利，使民资水以为利，则不患水之为害矣。至于献县、交河等与正定接壤之处，系盐河之上游，若能修治沟洫，杂兴水田，则水势渐分，将下流之水势亦日减，是资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也”。④
  （五）民生
  在民生问题上，李光地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应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他说：“民无以耕，山泽关市之利与民共之可也；兵无以养，追胥守望之事使民兼之可也。”⑤关于赋税的征收，李光地认为“先王之世，取诸民者，贡、赋、税三者而已。贡其地所有之物，则为贡；计其夫家，出兵车、牛马、器械，则曰赋；田野、山泽、关市之税，则曰税。此外不应复有名条，如后世之苛政”①，主张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以减轻民众的负担。由于当时赋税较重，贫民往往无力承担，致使上一年的赋税经常要拖欠到下一年才能缴完。此时若遇到灾荒，即便皇帝准许蠲免当年的赋税，但往年所欠款项仍未停止征收，“故官吏追呼不辍，不肖者或缘旧逋以罔新额”②，使得与民休息的用意无法实现。为此，李光地提议“若遇蠲免之岁，概停旧逋之征，则民终岁休息，实沾鸿仁矣”③，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
  当时，福建总督屡以打击海贼为由，请求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渔船出海。李光地对此极力反对，认为此举非但无益，且于沿海民众伤害甚大。他分析道：“如今海贼，不比当年郑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舟山、海坛、南澳、厦门、台湾诸岛，皆是官兵驻扎，海贼无驻足处。其行劫，不过如陆地之贼，偶然盗窃耳。陆地之贼，何尝断，何独异于水贼？且渠辈仍在岸上居住，何尝以海为家？”④因此，实行海禁非但无助于禁绝海贼，反而给广大沿海民众的生计带来严重威胁。“闽、广小民，以捕鱼为生，一行禁止，民便失业。况渔船不行，则所行者唯贼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许良民夜行，行者独强盗与伙盗之营兵而已。当年迁海、禁海，使百万无辜室庐田产，荡然不存，饥寒流离而死者，不可胜数。”⑤李光地进一步指出，造成海贼肆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民众违法，恰恰在于官匪勾结。“目下法禁，何尝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⑥若禁止民众出海谋生，无异于让海贼与贪官、猾吏、奸兵垄断了海上的生产与贸易，其结果只能助长官匪勾结之势，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因此，李光地主张治理海疆须首先澄清吏治，然后不妨无为而治，少生事端，听任自然。“如今但讲求任用好人，一切疏节阔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①
  （六）兵制
  在多数朝代，庞大的军费开支都是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清代亦然。据学者研究，“清代以兵饷马乾为主要内容的常额军费支出，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达到了中央财政所能承受的极限”②，而这中间尚不包括制造兵器、火药，修建营房、工程，驿站工食与物资转输，武将养廉与红白事例银等军事相关费用，以及战时的军费。康熙时，“各直属共养兵费一千三百余万，而满兵尚不在此数，计复倍此”，相较之下，全国官员的俸银“自王以至典史、驿丞，才一百廿八万零”，③可见军费负担之重。而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李光地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不合理的兵制。由于兵农分离，使得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同时增加了大量需要国家供养而不事生产的兵丁，所谓“坐而食之者众，为之者寡”④，自然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和财政支出的上升。为了维持收支平衡，保障养兵之费，政府只得尽量削减官吏俸禄、公共事务等他项支出，加派各项杂税，催促钱粮征收，从而诱发了官员的贪腐与科敛，加重了地方和百姓的负担。因此，李光地十分推崇古代兵农合一的乡兵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军费过高、财政困窘的难题。“古者农隙讲武，守望相助，民间各有军器，各自备，不须另设兵。只是边防宿卫，存些兵甲。省饷以增官俸，养官之廉，养士待用，天下庶几可为。”⑤他又以汉代为例，认为“汉经费无兵饷，徒有吏禄而已，故太平数十年，则国富用足”①，加之“兵皆为民，是以爱护乡里，且贼之所出，再瞒不得本乡人，兵有缉贼之责，岂容贼在本乡？又兵皆有田赋，以之出战，必无土崩之患。何也？太守所管，逃将安之？妻室、父兄、田土俱在，岂不顾惜？故汉武动以百万之众，穷塞屡出，而不见有逃散之兵，以太守为将也。兵自为兵，纵练得人人骁勇，一可当百，而一溃不可复稽，精亦何用？今日只操得兵会射几支箭，有何用处？如今不能复三代，只复得汉也就大好”②。
  除了兵农合一之外，李光地还崇尚文武合一，二者可谓相辅相成。在他看来，既然兵农不分，那么地方官员除了负责治民、教民之外，自然也应兼有统兵、练兵之责。“至卒长、党正之类，用之课农，则保介田畯即是人；用之劝谕，则饮射读法即是人；用之出兵，则伍两卒旅之长即是人。人相习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尝分也，何等有条理。”③但是，后世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便将地方的军队收回，职权分散，使其互相牵制，遂造成长期以来治教分离、文武分途的局面。对此，李光地批评道：“后世治教分矣，文武离矣。会计、狱讼之苛急，则不复思教化之端；期会、簿书之烦委，则不复讲兵戎之备。凡所谓师儒、将帅云者，又卑冗不足以为兴，而暴戾徒足以为梗也。是故职分则愈惰，事离则愈隳，相扶倚者立不坚，相牵曳者行不前，犹曰所以杀其权而防其乱也。”④
  乡兵制的崩溃由来久矣，自唐宋以后便难以全面施行，李光地虽对其推崇备至，但亦承认当时已不可能完全恢复古代兵农合一的乡兵制。所谓“大约弊端有一人开之，承其后者便不能变。如今焉能去兵？”①在此情况下，李光地主张借鉴乡兵制的优点来改造现行兵制，除了保留边海经制之兵外，其余地方守军多参用民兵，给予半赍。“民兵既有田园庐落，又谙委其俗情形势，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指，事已散而归休，足以力农，如此费之省者，以百万计矣”，而边海经制之兵亦可仿效古代屯田之法，“择在所余地官予耕种，数熟之后，量减其赀粮，惟无地者乃予全给，如此费之省者，又百万计矣”。②如此，不仅可以节省大笔费用，还可锻炼士卒的体能，改善士卒的素质。“夫兵贵精不贵多，今之兵晏然坐食，与惰游无异，一旦有事，驱使荷戈，作止疲羸，奔走不任，数虽多何益？若群之陇亩，以时搜狩，终岁勤动，必加矫强便捷也。”③对于节省下来的军费，李光地主张用以增加官员的俸禄，进而整顿吏治，纾解民力，推行教化，通过由上而下的方式，重建合理的政治、社会、伦理秩序。故曰：“省此养兵之费，又非积之府库。散之百官，丰其廪饩，养其廉耻，贪墨则严刑处之，官知廉耻，则不朘削民，民有不富者乎？然后兴礼乐、教化，育贤才，美风俗，则三代可几矣。”④
  （七）满汉关系
  顺治初年，随着清军占领北京，大量满洲贵族、官吏及其仆从人员和八旗兵丁涌入北京。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和安置问题，清政府在京畿地区实行圈地政策，大量强占汉人土地。虽然圈地令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田与明代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遗留的土地，但实际上这些田地多数已有人耕种，属于当地的汉族农民或地主所有。随着关内满族人口的增加，原先圈占的土地已不够分配，清政府又接连颁布圈地命令，扩大圈地的范围，不论有主无主的土地都大肆侵占。仅短短两三年时间，在近京五百里的范围内，即东起山海关，西至太行山，南到河间，北至长城的广大区域，共圈占田地二百余万垧，不少州县七八成的田地都被圈占，剩余的尽是一些贫瘠歉收、旱涝无常的土地。而失地的汉人由于房屋、田产全部被抢夺，生计无着，或投充旗下作为奴仆为满洲贵族耕种田地，供其役使，或被赶到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求生，或背井离乡，逃亡外地，成为流民，生活十分凄苦。虽然顺治四年（1647）之后，皇帝曾屡次表示要停止圈地，但小规模的圈地和拨换田地仍时有发生，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后才基本宣告终止。况且圈地行为虽然停止，但京畿地区的膏腴之地也已被圈占殆尽，由圈地所造成的严重弊病并未得到革除。不少失地汉人迫于生计，只得发起反抗，或偷垦满人的土地，从而导致了满汉之间的激烈冲突。
  对于残酷的圈地政策，李光地并不赞同，且对失地汉人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他说：“满洲生齿日繁，势不得不圈外地。百亩则失一人之产，千亩则百人，万顷则万人失业。今日圈地何下数十万顷，此失业之民，将能安其室而无怨痛乎？”①因此，李光地出任直隶巡抚后，便开始着手调查满洲八旗马厂的占地情况，希望缓解满汉纷争和汉族贫民的生计问题。经过勘察，发现东翼马厂有正黄旗余地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垧零，有镶红旗余地六万五千六百七垧五亩，而已被当地民众认垦的余地则有三万二百一十六垧零。对于民众的偷垦行为，李光地解释是因为其“自种粮地碱薄洼下，舍自己之田偷垦余地，原未多占漏粮”，故请求皇帝“恩宽小民从前开荒之罪，使之各安耕种，照则输粮”，至于其他因水占及旋耕旋抛、翻掘蝻种而暂时无人承种的土地，则令各州县“相视有可耕者，陆续召劝，择地报垦，照垦荒之例升科”。②此后，李光地又勘察了西翼马厂的余地情况，指出“西翼余地乃先岁用以准抵城西所圈民地者，不宜圈给旗人，即旗人旧所侵圈，亦宜斥以予民”①。康熙帝同意了李光地的建议，使得八旗都统不得不退还这部分侵占的汉人土地。
  李光地进一步指出，满汉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矛盾冲突，问题的根源皆在于当时的满汉分别政策。“旗下衣好、食好，游手无事，民一投旗，则好帽一顶，好衣一身，靴一双，断不可少。何也？欲其异于齐民也。外边州县打旗人有罪，犯军流则鞭责，渠亦自以为应安坐而享福，其敝也风俗侈靡。子女之费、婚丧之费无所出，不能自给时，虽欲自己趁食，而一出境则为逃人，欲投靠则无主敢收。”②可见这一政策不仅对于广大汉人有失公平，损害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限制了满人的发展，使其养成游手好闲、奢靡堕落的恶习，乃“旗人与人民两敝之道也”。因此，李光地主张实行彻底的民族平等政策，将满人与汉人一体看待，“算定了满洲兵应用若干，则注籍若干，其它宜尽行听其自便。弛满、汉之禁，令其佃佣、商贾，活动则通流，犯法则有司与民一例得而刑罚加之。州县佐贰，汉军可做者，满洲亦可做，亦与汉军人一例黜陟。何必拘聚于京师，共怨困顿哉？如此，则民有营生之路，而官失骄倨之资，生计渐广，而人才亦出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