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国家的财政政策，朱熹强调“理财以养民为本”②，并引用陆贽所言“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伤其本；其本伤，则支干凋瘁而根底蹶拔矣”③，要求朝廷勤恤民隐，宽其赋税，弛其逋负。显然，朱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并且认识到保护民众财产与物质利益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繁荣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故朱熹主张政府应让利于民，与民共财，反对政府与民争利，垄断所有财富。譬如他说：
  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占，须推与民共之。未论为天下，且以作一县言之：若宽其赋敛，无征诛之扰，民便欢喜爱戴；若赋敛稍急，又有科敷之扰，民便生怨，决然如此。④
  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且如居一乡，若屑屑与民争利，便是伤廉。若饶润人些子，不害其为厚。⑤
  为了实现养民的根本目标，朱熹主张理财须以节用省赋为先务。“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①从整体上看，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生产发展、商业繁荣的朝代，国家的各项财政收入都远远超过前代。如章如愚称：“今日生财之道多矣，惟是节省不得其术。以今天下较财用于汉唐，所入十倍于汉，五倍于唐。唐人榷盐，刘晏时每年得六百余万，李巽最多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万。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万有奇，较之熙丰以后所入倍再。今姑置勿论绍兴初年，今所入已数倍矣。”②朱熹亦云：“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故其所以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以熙丰变法，颇有增加。”③但是，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不免时时陷入财政困境，迫使各地州县多于正税之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滥加科罚，导致广大贫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对此，朱熹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他说：
  夫有田则有租，为日久矣。而今日民间特以税重为苦者，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而州县无复赢余也。夫二税之入尽以供军，则其物有常数，其时有常限，而又有贴纳水脚转输之费，州县皆不容有所宽缓而减免也。州县既无赢余以给官吏、养军兵，而朝廷发下离军归正等人又无纪极，支费日增，无所取办，则不免创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于民。且如纳米收耗，则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则自一年二年以至于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诸杂名额，抛卖乳香、科买军器、寄招军兵、打造铁甲之属，自版曹总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递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无所从出，不过一切取之于民耳。……以此观之，则今日民贫赋重，其所从来亦可知矣。若不计理军实而去其浮冗，则民力决不可宽。①
  又说：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②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③
  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④
  朱熹指出，当时军队数量虽多，但多是冗兵、冗官，合用之兵极少。“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几年说要拣冗兵，但只说得，各图苟且安便，无有为者。故新者来，旧者又不去，来而又来，相将积得，皆不可用”。⑤因此，朱熹提出节用省赋之实在于治军，应当精简军队，汰其老弱。但他同时看到，当时“国家蹙处东南，恢复之勋未集，所以养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则兵又未可以遽减”，故而进一步提出“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赀；开广屯田，可以实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边备”三条策略。⑥
  在朱熹看来，当时军队中诸多弊端的源头皆在于将帅不得其人。“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皆于此乎取之。至于招收简阅、训习抚摩，凡军中之急务，往往皆不暇及。……是则不惟军中利病无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众，而此人之所盗窃破费与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几何矣。”①因此，若欲计军实以纾民力，首先要慎选将帅。凡是将帅的委任，必须出于朝廷之公议，务求忠勇沉毅、实经行阵、曾立劳效之人，杜绝各种贿赂请托。“无苞苴请托之私，则刻剥之风可革。将得其人，则军士畏爱奋厉。搜阅以时，而窜名冗食者不得容于其间。得人而久其任，则上下相安，缓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费。”②对于那些裁汰的士卒，以及北来归降、添差任满之人，皆可令其屯田，与民杂耕，从而逐渐减少养兵之费。同时选拔英勇善战之人，计其品秩而多授田地，立为什伍之长，命其教导部下练习驰射击刺行伍之法。取消诸州招军之令，改为招募军中子弟之骁勇者，同样授予田地，使隶尺籍。最后还须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兵农之务者总领屯田、练兵之事，“付以重权，久其事任，毋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然后议其课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数年间，自然渐见功效”③。
  除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外，朱熹还指出，大量的财政收入被归入皇帝私人的内帑，政府无权监督和使用，亦是导致户部经费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皇室的奢侈挥霍和宗室的巨大开销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他说：
  今朝廷之财富不归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匮。且如诸路总领瞻军钱，凡诸路财赋之入总领者，户部不得而预也。其他则归户部，户部又未尽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椿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箠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封椿内藏，孝宗时锐意恢复，故爱惜此钱，不肯妄用。问欲支，则有司执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则供浮费不复有矣。今之户部、内藏，正如汉之大农、少府钱。大农，则国家经常之费；少府，则人主之私钱。①
  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椿之属尚未论也。②
  又说：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③
  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余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朝廷不虑久远，宗室日盛，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缘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者。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如宗室丁忧，依旧请俸；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①
  朱熹指出，内库设立的初衷本是为了积累北伐资金，用以收复失地，结果其不但完全没有用于恢复事业，反而演变为人君的私钱，游离于政府的财政监管体系之外，无节制地供应皇室的“燕私之费”。这部分资金不但数额巨大，而且占用了最好的赋税资源，自然导致户部的经费短缺。同时，宗室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朝廷不合理的宗室供养制度，亦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这一切最终都化作苛捐杂税被强加在民众头上。因此，朱熹希望人君以身作则，克去私欲，扫除一切妄费，“还内帑之入于版曹，复破分之法于诸路，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悉从废罢”②，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缓解政府的财政困境，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
  在财政收支上，朱熹提倡“量入以为出”的原则，反对“计费以取民”。朱熹认为，当时“财利之柄制于聚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③，故欲制国用，必先了解民间之虚实有无。关于具体的“量入”方法，朱熹提出：“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一县内逐乡里不同者，亦依实开。）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逐项开。）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④如此，不仅可以使赋税的征收更为准确合理，而且可以控制各地之间的贫富差距，确保广大民众都能拥有一定的财产，以安民心，固国本。
  由于朱熹曾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故对当时的盐、茶、酒等专卖制度较为熟悉，亦提出了不少批评与建议。在他看来，“本司所管盐酒课利，国计所资为甚广，而民情所患为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别行措画，窃恐民力日困，亦非国家久远之利”，所以希望朝廷能够对其加以改革，“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国计永不失其所资”。①关于当时浙东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弊端，朱熹指出濒海的明、越、台、温四州“既是产盐地分，而民间食盐必资客钞，州县又有空额，比较增亏，此不便之大者”②。由于浙东的产盐地距离亭场较近，致使私盐便宜而官盐较贵。在利益的驱使下，众多盐贩大肆贩卖私盐，官府不但无法控制，反而与其串通一气，中饱私囊，“或乞觅财物，或私收税钱”，遂导致盐税大量流失。“除明、越两州稍通客贩，粗有课利外，台、温两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间公食私盐，客人不复请钞，至有一场一监，累月之间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费、吏卒骚扰有不可胜言者。”③同时，由于存在政绩上的比较、考核制度，州县官员害怕自己落后受罚，于是创立盐铺，巧立名目，强迫民众买盐，而其真实的收支状况则难以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农民以资游手”④，最终受害的仍是普通民众。
  相较之下，朱熹认为福建下四州军，即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实行的产盐法较为便利，可资效仿。由于这四地亦是濒海产盐地区，故官府规定民众随夏秋二税缴纳产盐钱，然后民众可以向官府支取官盐。后来官盐虽不再供应，民间只得食用私盐，但由于官府已经收取了产盐税钱，所以也就不再追究私盐买卖。朱熹认为此“虽非正法，然实两便”，故希望朝廷允许浙东“取会福建路转运司下四州军见行产盐法，将本路地里远近、盐价高低比附参考，立为沿海四州盐法，其余州军自依旧法施行，则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①。
  此外，朱熹在与陈弥作讨论福建盐法的改革方案时还指出，当时盐法的主要弊端在于官盐价格过高，而民众输钱之费过重。“引价之所以贵，以引额之数拘之也；本钱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数取之也。此盐之所以贵也。卖引之额所以狭，以所运之数拘之也；海船之钱所以取，以船运之费计之也。此计产输钱之所以重也。”②由于海运费时费力，所费不赀，加之海仓侵盗本钱，稽留割剥，使埕户宁愿将盐低价卖给私盐商贩，也不愿卖给官府，遂导致官盐引额不足而引价上涨，最终抬高了官盐价格，而官府的实际收入亦有限。若取消海仓，则埕户愿意将盐卖给官府，一方面可使引额大幅增加，即便每斤盐的引价有所降低，但官府的总收入仍能较之前有所增长，另一方面亦使埕户无私盐可卖，断绝了私盐的来源，还能使官盐运输加快，可谓一举多得。同时，由于官府垄断了食盐买卖，官员往往从中盘剥渔利，导致盐商与埕户双方都无利可图。若让埕户与盐商直接交易而由官府进行监督，则盐商买盐的成本将大为降低，节省下来的资金可用以添置运输工具，而埕户亦可以得到较多的实际收入。且食盐改由盐商自行负责运输，官府便可节省巨额的海运费用，亦有利于降低民众的税赋。因此，朱熹主张取消海仓与福建下四州军诸县的买纳，改由盐商请引，直接到埕户处买盐，然后自行由便路兴贩，官府只需立法防止其贩入上四州军地界，“则引价可减、本钱可轻而盐贱矣。引额可增、海船可罢，而计产所输亦薄矣”③。
  宋代实行榷酒制度，酒法主要有官监、买扑、拍户抱额与万户抱额等四种。朱熹认为官监最为有害，万户最为便利，而其他两种则互有利害。具体来看，当时官监之法虽已被朝廷下令废止，但由于州郡占据其利，多不遵旨奉行，而户部、漕司所扑，亦不肯废除，故其害仍未根除。买扑指民户出钱向官府购买一定区域内酒的特许经营权，并以一定数额的家产作为抵押，召人作保。承包权一般以三年为期，到期后再由有财力者竞争购买。其害则在于市场变化不定，而买扑者多不顾风险，盲目加价竞争，甚至虚报抵产之数，四处借贷，强迫当地民众承买，故酒商有消折本柄、破坏家产之患，而民众有挜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扰，即便严加禁防，完善法规，其弊仍难以完全革除。拍户抱额指私商小贩或特许酒户在官府设立的酒务、酒库或酒楼取酒分销，且须认定课额，由数家乃至数十家拍户包干完成官酒务或酒库所产酒的销售任务。这一定额有时或许合适，但常常不免“或额重而抱纳不前，或借此而挜脱骚扰”，其弊端亦与买扑相似。唯万户之法最为简便，由官府向民众均赋酒税，然后取消酒禁，听任民间造酒沽卖，但必须以一州或一县为单位，不论官户、民户与城居、村居的差别，总计其田亩浮财物力而一概均摊，立为定籍，才能保证其法尽善。“若舍官户而敷民户，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阴肆出没走弄于其间，则又病矣。”①朱熹指出，万户之法在浙东处州已经施行四五十年的时间，虽不敢说全然无弊，但“民无争讼，官省禁防”，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因而建议朝廷推广万户之法，命其他各州“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岁实催到库之数，参校取中，立为定额，然后以此科敷，俾为万户，则亦庶几安民省事之—端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