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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政的起源与用意，朱熹说道：
  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乃三代王者之制，则亦有之，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而所以悉其聪明、致其忠爱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义刑义杀，所以虽或伤民之饥肤、残民之躯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耸然不敢肆意于为恶，则是乃所以正直辅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②
  在朱熹看来，德治与法治、德礼与刑政作为圣人实现和维护三纲五常的基本手段，其内在原则和根本目的并无不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曰：“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③关于刑与政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刑罚是政令、法度的辅助与保障。若无强制性的刑罚作为保障，则政令、法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所谓“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①，“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②。针对某些人片面强调德礼，而否定刑政的观点，朱熹提出：“有道德，则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专用政刑也”③，又谓：“不用刑，亦无此理。但圣人先以德礼，到合用处，亦不容已”④，“圣人谓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⑤。
  与其为政“以严为本”的思想相对应，朱熹亦主张在治国与司法实践中严格执法与用刑，反对当时盛行的“鄙儒姑息之论、异端报应之说、俗吏便文自营之计，则又一以轻刑为事”⑥。譬如他说：
  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⑦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①
  朱熹指出，若不问是非缘由，一味强调对罪犯的怜悯与宽恕，便是对无辜被害之人的残忍与伤害，不但对守法良民有失公平，还将造成很坏的示范作用。同时，执法者若不能秉公执法，还受害者以公道，使犯罪者受惩罚，甚至操弄法条，受贿舞弊，其行为本身便是作恶，既不可能获得福报，亦不符合圣人所主张的罚当其罪的“钦恤”之道。至于《尚书》提出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原则，朱熹虽表示赞同，但特别强调其前提必须是“非法令所能决”，而非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从轻，所有的功劳都应该从重。若罪行已明确无疑，却无端为其减免，则属枉法。
  基于类似的理由，朱熹主张限制赎刑的使用范围。根据典籍的记载，赎刑古已有之，最初由舜发明，至周穆王时又将其范围扩大到五刑皆赎。但朱熹指出，“舜之赎初不上及于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后赎也。且以汉宣之世，张敞以讨羌之役兵食不继，建为入谷赎罪之法，初亦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品也”②。换言之，赎刑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若无所限制，任何罪行都允许以钱物等赎罪，则将根本损害刑罚的公平原则，削弱刑罚的警戒作用，有违圣人立法之意。“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之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于此乎？”③
  朱熹进一步指出，由于圣人之法是根据天理人伦制定的，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其本意在于爱人，故与申不害、商鞅等法家提倡的刻薄寡恩之法不同。而受刑之人若实有其罪，“其心亦自以为当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当刑矣”①。况且刑罚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惩罚，而是为了刑一儆百，使他人知所是非、有所警惕而不敢肆意为恶。若从这一意义上看，严格执法不仅有利于维护道德规范和政令法度，而且正是减少以至消灭刑罚的有效方式。“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②相反，若一味提倡轻刑，看似以仁德为怀，实则“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③，最终导致刑狱增多、社会失序和道德沦丧。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虽然在刑政方面有主张严刑的倾向，但他同时又强调慎刑，反对滥刑。他说：
  狱者，民命之所系，而君子之所尽心也。④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临陈时，是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⑤
  其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则圣人畏刑之心，闵夫死者之不可复生，刑者之不可复续，惟恐察之有不审，施之有不当，又虽已得其情，而犹必矜其不教无知而抵冒至此也。⑥
  在朱熹看来，由于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而案情真相往往又十分曲折复杂，或有各种不得已处，故对待刑罚须特别慎重，切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朱熹亦认可“罪疑惟轻”的原则，并主张视具体情况定罪量刑。若确实是罪行轻微或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①。
  另一方面，慎刑的前提是准确、合理的审判与断狱。朱熹指出，当时的死刑判决须“自县而达之州，自州而达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谳议而后致辟焉”②，整个制度看似十分严密和完备，但仍有漏洞隐藏其间。因为这整个司法过程的核心环节在于州县地方对案件的调查与审理，不管是提刑司的详覆，还是大理寺的谳议，都要以此为基本依据，所以只要地方上将案卷处理得干净圆融，没有太大漏洞，即便是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上级司法机构亦难以觉察。由此可见，清庶狱的关键在于选拔、任用合格的州县治狱之官。而当时州县治狱官员的素质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朱熹所言，县狱由县令负责处理，“其选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而州狱司理者除进纳癃老之人不得担任外，“则常调关升，虽昏缪疾病之人，皆得而为之。甚至于流外补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为之。……昏缪疾病之人苟且微禄，唯知自营，其于狱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于故习，与吏为徒，贩鬻走弄，无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狱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伤和气”。③为此，朱熹劝谏孝宗严格狱官的选任制度，“凡州郡两狱官专注任满、有举主关升人，或应格不足，则次任任满，铨试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调关升及省部胥史并不得注拟。见在任者，非举主关升人，即令守倅铨量。如委昏缪疾病，即保明闻奏，特与祠禄。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从守倅铨量，方许放上。若守倅狥私失实，即许监司劾奏罢免。所有省部胥史，虽已注官待次，并令赴部别与拟授。庶几治狱之官其选少清，各知任职，仰副陛下钦恤之意”①。
  此外，针对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关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致使等待判决之人长期系狱的问题，朱熹建议皇帝任命一位大臣专门监督治狱之官，“严立程限，令将诸州奏案依先后资次排日结绝。其合贷命从轻之人，须当日便与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该减降者，即更宽与一限，责令审核，然后行下。庶几轻者早得决遣释放，重者不至仓卒枉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