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一位教育者，朱熹对于当时的学校与科举制度可谓相当不满，以致发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⑤的感叹。在朱熹看来，设立学校与选举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贤者、能者，故学校以德行道艺教士，必以德为先，而所习之艺须有裨实用，其选举之法又能促进学者的道德修养，如此才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而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①。为了扭转这一状况，朱熹利用其丰富的治学与教育经验，提出了全面改革学校与科举制度的多项建议。
  由于当时各州分配的科举解额并不均等，某些州解额少而应试者多，相比之下，太学的解额多而应试者少，且在本州学习只有科举一条出路，而进入太学则兼有科举与舍选两条出路，故士子多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之试，既增加了朝廷的财政压力，影响京师的粮食供应，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又易滋舞弊，可以智巧而经营，极大地败坏了士习与学风。故朱熹主张削减太学之解额均分于各州，“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理为人数。）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②。
  朱熹又批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文辞取士，忽视了道德品质的考察，遂使学子不务修德践履，而专事于无用之空言。故其主张取消科举中的诗赋一科，而以每州新定解额的四分之一设立德行科，“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余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余人倍其取人分数，（如余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①。
  自北宋王安石以来，科举考试经义禁引史传，往往造成士子经史脱节，知识结构单一，而治经者又“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于天下之事多不能尽通其理，故朱熹提议增加科举考试中有关诸经、子史与时务的内容，以培养学贯经史、实学致用的人才。因为在朱熹看来，“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②，故欲通天下万事之理必先通诸经。除经学外，“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③。但是，考虑到这些内容的繁多与复杂，不可能要求士子在短期内全部掌握，故朱熹设想将诸经、子史与时务三方面应读之书各分为三四个部分，然后分年加以考察，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分之一。具体方法是“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份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子则如荀、扬、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策则诸史，时务亦然。（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④。
  关于治经与命题的方法和原则，朱熹主张治经必专家法，命题必依章句，亦体现出对传统经学的重视。朱熹认为，“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①。因此，他既批评当时的士子治经“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模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又批评主司命题“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②为了对治这一弊病，朱熹一方面主张以宋儒注疏为主要内容，为诸经各立家法，考试时“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另一方面希望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③
  朱熹进一步指出，当时主司命题多无关之言，如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遂使考生大为谀词以应之，而士子在答题时又多套用固定格式，“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④，导致士子皆务虚文而无实学。对此，朱熹主张改革并规范科举考试的出题与答题程式，策问出题须指事设疑，据实而问，控制字数，而士子答题须“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辨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余矣”①。此外，朱熹还鼓励士子在答题中综合运用经义、史传、诸子等材料，令其互相参证，“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②。
  科举考试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弊端，学校教育自然也受其影响，只教学生做科举时文，而于义理、实学皆不过问。尤其是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待遇，更是严重偏离了国家立学教人的本意，而沦为师生追逐声利的场所。“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③对此，朱熹主张“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④。同时，朱熹还提议“诸州教官以经明行修登第人充，罢去试法”⑤，并责以教导之实，使州县学校亦知义理之教，而非仅仅从事于科举之学。又谓：“须是罢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颖这般人做，士子也归心，他教也必不苟。”⑥针对各州教官多为年少之人，难以服人的情况，朱熹则建议多选拔老成之人担任教官，“须是立个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①。
  此外，朱熹还批评了当时制科、词科与武举中存在的弊端。他说：“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②若欲革除这些弊端，朱熹提出：“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③
  虽然朱熹关于学校与科举制度的这些改革建议并未直接上达朝廷，但在当时与后世却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④，成为日后学者讨论、设计、改革学校与科举制度的一部基本参考文献。如元初的韩信同说：“科举极弊于宋，废必复，复则文公私议必行。”⑤后科举果复，且多损益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而行，故程端礼谓：“今制本朱子《贡举私议》之意，明经传注所主所参所用，性理、制度、训诂毕备，一洗汉、唐、宋之陋，非真读书不足以应之，诚志士千古之一快也。”⑥而邓文原校文江浙时，“虑士守旧习，大书朱子《贡举私议》，揭于门”①。可以说，直到清代，朱熹对于学校与科举制度的许多批评仍是适用的，那些未能实行的改革主张亦多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批判科举制度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