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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朱熹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还是一位居官颇有政绩，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治平理想的政治家、实干家。尽管从时间上看，朱熹的居官时日并不太长，“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③，且其对官场屡屡表示失望与不满，自言“平日辞官文字甚多”④，乃至“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⑤。但是，这些现象并不代表朱熹无志于外王经世，主要是由于“道之难行”，而朱熹又始终坚持“以道进退”的出处之节，不愿“与时俯仰，以就功名”①所造成的。事实上，朱熹内心仍时时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与“济时及物之心”，未能忘情于得君行道、治平天下的终极关怀，不但为官时积极上疏进言，犯颜劝谏，执事勤谨，并在地方治理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实绩与政声，即便是平居之时，仍“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②。这就无怪乎他要发出“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③的感慨了。④由于不满当时的政局与时事，朱熹主张革新政治，任用贤才，清除积弊，重振纲纪，以打破长期以来因循苟且的局面，并于治道、用人、学校、科举、刑政、田制、荒政、理财、治军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策略与主张，构成了朱子学中的经世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不是朱子学的理论核心与主要贡献，但其作为朱熹生平、学术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显然也应该包含在朱子学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当中。
  （一）治道
  关于治道，朱熹提出应当首重正君心，修君德，以此为治道之大本。他说：
  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个根本。⑥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①
  因此，朱熹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首次应诏上封事时即昌言“人心道心”之旨：
  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②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又言：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正谓此也。①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所上封事中再次强调正君心的重要性：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其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②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朱熹又拟对新皇帝说道：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然所谓学，则又有邪正之别焉。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实，措之事则无当者，学之邪也。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而学之邪正，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①由此可见，朱熹不仅对于正君心、修君德特别重视，而且针对当时流行的“以佛治心”之说，着意将正心与理学的心性论和工夫论紧密捆绑在一起，强调必由格物、致知，方能诚意、正心而应天下之务。而朱熹之所以始终执着于此，既是出于理学家提倡尊德性与价值优先的基本立场，又是基于朱熹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尽管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下，唯有彻底说服皇帝相信自己的思想主张，取得皇帝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才能合法而顺利地推动政治变革。所谓“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②。若从这一意义上看，朱熹强调的正君心与得君心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不过在现实中，真要皇帝以理学的方式正心、修德亦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须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一步步做起，其中光是格物一项便繁复无比，在外人看来不免迂阔。因此，当有人问及“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时，朱熹即答以去私心、任贤人为要，认为“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③，从而将人君的修养与国家的治理用最简洁的方式连接起来，既避免了单纯道德说教的抽象性，又将君与臣的作用恰当地结合起来，使人君知其要领。既然治国须“搜求正人用之”，那么正心、修德、明理就不能仅仅被看作人君的个人责任，而应该成为所有官员、士大夫的首要任务。“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①反过来说，则“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②。其实不唯当时，在朱熹看来，宋代以来的历次变法之所以皆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士大夫不明义理所致。
  除了正君心、修君德这个大根本外，在治理国家的各个具体方面与具体领域亦有其切要处即小根本需要讲求。“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兵以择将为本。”③“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④显然，朱熹对于治国理政的各项基本原则与措施要点皆有清楚的认识，并未因重视道德修养而对实际事务有所忽略和排斥。只不过在他看来，人君的道德修养构成了这一切的基础与保障，若人君心术不正，再好的政策都无法落实。故曰：“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⑤
  正君心之后还须立纲纪，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所上封事中指出：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①
  由此可见，若君心不正，则纲纪无由立；若纲纪不立，而曰君心正，亦无是理。朱熹进一步指出，纲纪虽由乡、县总于宰相、天子，但其要者在于“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②，故欲立纲纪，必由天子及其家人、近臣而推及朝廷、天下。所谓“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③。人君若为小人环伺，耳闻目睹无非不公不正之事，自然无法秉公执政，是以纪纲不能无挠败。相反，“若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退朝之后，从容燕息，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④。而这亦体现出理学家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思想。
  树立纲纪的另一重点便是君臣、百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互不扰乱。在朱熹看来，人君虽以制命为职，拥有最高的权力，但亦无法以一人之身独任天下，故须选贤任能以共治天下。凡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由君臣共同商议决定，使其出于公议，而非皇帝一人的独断。因此，对于宁宗即位之初，在未与大臣商议的情况下即擅自“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的举动，朱熹就不客气地以朝廷纲纪的名义提出了批评：
  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①
  在此，朱熹反复强调“公议”的重要性，将君臣共商朝政视作“古今之常理”“祖宗之家法”，甚至认为即便人君独断之事符合道理，其行为亦不合治体，显然都是出于对君权过度集中的担忧。朱熹十分清楚，若君权过度集中而不受制约，必将使权力的授予与运行逸出理性的制度法规之外，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从而损害朝廷纲纪，助长不正之风，破坏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正是鉴于当时纲纪紊乱、风俗颓敝、奸佞当道、豪强横行的状况，朱熹主张为政须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朱子语类》载：
  或问：“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①
  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②
  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③朱熹指出，由于过去一味提倡为政以宽，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其仁民爱物的本意，不但百姓未蒙其惠，反而造成了事无统纪、法令不行、权力旁落、奸豪得志的恶果，故须以严政矫之，确保令行禁止，方能逐渐过渡到宽严相济的合理状态。同时，由于对宽政理解的偏差，还导致官员因循苟且、不问政事的风气迅速蔓延，使国家、百姓皆深受其害。所以朱熹批评“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抚循为知体。……如此风俗议论至十年，国家事都无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风大害事”④。又谓：“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伸排，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予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⑤
  由此亦可看出，朱熹并未盲目迷信过去的政策、制度与成法，而是主张在继承祖宗立法之意的基础上，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而加以变通和更张，甚至将此视为后人应尽的职责。故曰：“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事实上，朱熹在孝宗即位之初所上的第一道封事中就明确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由于担心遭到守旧官僚集团以更改“祖宗之法”的借口加以反对和阻挠，朱熹特别强调高宗“用人造事，皆因时循理以应事变，未尝胶于一定之说。先后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变，相反以成岁功，存神过化，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又引尧舜相承为例，指出“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其大者，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举；去四凶，皆尧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为嫌，尧不以为罪，天下之人不以为非，载在《虞书》，孔子录之以为大典，垂万世法”，以此论证其改革主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批评守旧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岂不误哉！”②
  尽管从表面上看，朱熹对于改革与变法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③，但若考虑到朱熹对当时政治“其法无一不弊”④的激烈批评，则其改革政治的意图和决心无疑是很明显的，甚至不惜要“一切重铸”⑤。而其政治改革除了要求变革旧法外，最终仍归结到正人心、去私欲上。所谓“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⑥。显然，朱熹的这一改革思路是在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指示了理学家关注内圣之学的原因与意义所在。
  此外，朱熹还提出了“论治须识体”的思想。根据朱熹的解释，“体”便是事理合当做处，是当务之急，因而亦是某一事物成立和存在的原因。“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①以治理国家而论，则为朝廷有朝廷之体，为一国有一国之体，为州县有州县之体，相互之间不可紊乱。故官员处于不同的职位，就应根据这一职位的客观要求与设立之意来了解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须开言路，通下情，消朋党；如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脏吏，除暴敛，均力役，这个都是定底格局，合当如此做。”②反之，若是官员不务正业，颠倒主次，专以小事为急，便损害了那个“体”，于治道大有害。“如为天子近臣，合当謇谔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处乡里，合当闭门自守，躬廉退之节，又却向前要做事，这个便都伤了那大体。”③据此，朱熹批评当时的官员“合当举贤才而不举，而曰我远权势；合当去奸恶而不去，而曰不为已甚。且如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却曰休兵息民，兼爱南北！正使真个能如此，犹不是，况为此说者，其实只是懒计而已！”④
  （二）得贤与用人
  得贤与用人作为人君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与国家兴衰治乱的重要原因，亦是朱熹论政时反复谈论的一个问题。“妄以为国家所恃以为重，天下所赖以为安，风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复淳，纪纲所以既坏而不可以复理，无一不系乎人焉。”⑤在朱熹看来，“夫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①，故人君的主要职责便是选任贤才，建立一套由上至下、公正清廉、能干有为的官僚行政系统与监察系统，如此便可收垂拱而治之效。同时，朱熹指出，合适的用人亦是对立法的补充，有利于制度与法规的完善和实施。因为任何具体的制度与法规都是利弊并存的，不但难以兼顾现实中各种各样复杂而又多变的状况，其实施与执行的各个环节亦充满人为因素的影响，所以必须特别注意选用贤明之人，以弥补制度与法规的不足，保证其顺利实施。“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②
  在贤才的辨别与选拔上，朱熹除了强调人君的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外，还特别注重宰相与台谏的作用。如有人怀疑仅凭人君一人之耳目，如何能尽知天下之贤，朱熹即答道：“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③在朱熹看来，宰相除了统领全国政务之外，还以选拔、罗致人才为基本职责。故曰：“宰相只是一个进贤退不肖”④，“延纳贤能，黜退奸险，合天下之人以济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职也”⑤。如此，君臣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工，人君所要做的就是“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之贤以为辅相”，而宰相则具体负责“博选士大夫之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廉节，足以有为有守者，随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众职，以上辅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亵使令之贱无得以奸其间者”。⑥而士之有为者若欲承担宰辅之职，亦须提前寻访、搜罗、储备人才，并详加考察，以备国家之用。“是以君子将以其身任此责者，必咨询访问，取之于无事之时，而参伍校量，用之于有事之日。盖方其责之必加于己而未及也，无旦暮仓卒之须，则其观之得以久；无利害纷拏之惑，则其察之得以精。诚心素著，则其得之多；岁引月长，则其蓄之富。……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长之实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为用而不竭。幽隐毕达，则谠言日闻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则望实日隆而士心附。”①除了宰相之外，负有监察、规谏之责的台谏对于官员的考核、任用亦至关重要。故朱熹以监司为“守令之纲”，认为“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②。为此，朱熹反复劝谏皇帝，务必选拔正直可畏之士担任宰相，并委以重任，使其“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同时选拔直谅敢言之士担任台谏、给舍，并充分参考、尊重其意见，“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③如此，则主威可立，国势可强，纲维可举，刑政可清，民力可裕，军政可修。
  但是，单纯强调任用贤才往往无法达到目的，同时还应黜退小人，杜绝幸门。因为小人的特点便是结党营私，若小人当道，幸门大开，则贤人难得，善法不行。对此，朱熹曾直言不讳地向皇帝指出，其之所以“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顾常反得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用之”④，甚至出现“陛下欲恤民，则民生日蹙；欲理财，则财用日匮；欲治军，则军政日紊；欲恢复土宇，则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报雪雠耻，则未能系单于之颈而饮月氏之头”①的状况，皆是由于私心作祟，故而受到近习之臣的蒙蔽与蛊惑。“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亵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涉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纲纪而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纲纪者而坏之。”②因此，朱熹希望皇帝“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以此营造一个清明、合理的政治环境和官僚体系。
  至于选任贤才的方法与途径，朱熹主张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德才并重，不求全责备，亦不排斥异己，有度量“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③，从而实现人尽其才。如就“权力所及则察之举之，礼际所及则亲之厚之，皆不及则称之誉之，又不及则乡之慕之。如是而犹以为未足也，又于其类而求之，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其如此而已”④。又提出“世间有才底人，若能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却做得事，却出来担当得事，与那小廉曲谨底不同”⑤。而黄榦亦云：“尝与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识义理，终是难保。先生不以为然，以为若如此说，却只是自家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这下人，都不是人才。”⑥针对当时人才难得的状况，朱熹曾说：“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恐是风气渐薄使然，好人或出于山荒中”①，又感叹道：“世固未尝无材也，惟其生于穷荒下邑，既无以自振，而又知自贵重，不肯希世取宠，遂以陆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为不少矣。”②故其希望主政者能够发扬礼贤下士的精神，努力寻访那些生于穷荒下邑，而又不肯希世取宠的人才，降意求之，使他们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朱熹还注意到，不同的人才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与长处，适合不同的职位与工作，因而对人才的使用还应考虑到其自身的特长，量才授职。“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③所以朱熹建议皇帝“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④。
  （三）学校与科举
  作为一位教育者，朱熹对于当时的学校与科举制度可谓相当不满，以致发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⑤的感叹。在朱熹看来，设立学校与选举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贤者、能者，故学校以德行道艺教士，必以德为先，而所习之艺须有裨实用，其选举之法又能促进学者的道德修养，如此才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而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①。为了扭转这一状况，朱熹利用其丰富的治学与教育经验，提出了全面改革学校与科举制度的多项建议。
  由于当时各州分配的科举解额并不均等，某些州解额少而应试者多，相比之下，太学的解额多而应试者少，且在本州学习只有科举一条出路，而进入太学则兼有科举与舍选两条出路，故士子多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之试，既增加了朝廷的财政压力，影响京师的粮食供应，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又易滋舞弊，可以智巧而经营，极大地败坏了士习与学风。故朱熹主张削减太学之解额均分于各州，“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理为人数。）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②。
  朱熹又批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文辞取士，忽视了道德品质的考察，遂使学子不务修德践履，而专事于无用之空言。故其主张取消科举中的诗赋一科，而以每州新定解额的四分之一设立德行科，“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余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余人倍其取人分数，（如余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①。
  自北宋王安石以来，科举考试经义禁引史传，往往造成士子经史脱节，知识结构单一，而治经者又“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于天下之事多不能尽通其理，故朱熹提议增加科举考试中有关诸经、子史与时务的内容，以培养学贯经史、实学致用的人才。因为在朱熹看来，“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②，故欲通天下万事之理必先通诸经。除经学外，“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③。但是，考虑到这些内容的繁多与复杂，不可能要求士子在短期内全部掌握，故朱熹设想将诸经、子史与时务三方面应读之书各分为三四个部分，然后分年加以考察，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分之一。具体方法是“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份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子则如荀、扬、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策则诸史，时务亦然。（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④。
  关于治经与命题的方法和原则，朱熹主张治经必专家法，命题必依章句，亦体现出对传统经学的重视。朱熹认为，“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①。因此，他既批评当时的士子治经“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模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又批评主司命题“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②为了对治这一弊病，朱熹一方面主张以宋儒注疏为主要内容，为诸经各立家法，考试时“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另一方面希望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③
  朱熹进一步指出，当时主司命题多无关之言，如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遂使考生大为谀词以应之，而士子在答题时又多套用固定格式，“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④，导致士子皆务虚文而无实学。对此，朱熹主张改革并规范科举考试的出题与答题程式，策问出题须指事设疑，据实而问，控制字数，而士子答题须“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辨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余矣”①。此外，朱熹还鼓励士子在答题中综合运用经义、史传、诸子等材料，令其互相参证，“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②。
  科举考试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弊端，学校教育自然也受其影响，只教学生做科举时文，而于义理、实学皆不过问。尤其是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待遇，更是严重偏离了国家立学教人的本意，而沦为师生追逐声利的场所。“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③对此，朱熹主张“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④。同时，朱熹还提议“诸州教官以经明行修登第人充，罢去试法”⑤，并责以教导之实，使州县学校亦知义理之教，而非仅仅从事于科举之学。又谓：“须是罢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颖这般人做，士子也归心，他教也必不苟。”⑥针对各州教官多为年少之人，难以服人的情况，朱熹则建议多选拔老成之人担任教官，“须是立个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①。
  此外，朱熹还批评了当时制科、词科与武举中存在的弊端。他说：“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②若欲革除这些弊端，朱熹提出：“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③
  虽然朱熹关于学校与科举制度的这些改革建议并未直接上达朝廷，但在当时与后世却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④，成为日后学者讨论、设计、改革学校与科举制度的一部基本参考文献。如元初的韩信同说：“科举极弊于宋，废必复，复则文公私议必行。”⑤后科举果复，且多损益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而行，故程端礼谓：“今制本朱子《贡举私议》之意，明经传注所主所参所用，性理、制度、训诂毕备，一洗汉、唐、宋之陋，非真读书不足以应之，诚志士千古之一快也。”⑥而邓文原校文江浙时，“虑士守旧习，大书朱子《贡举私议》，揭于门”①。可以说，直到清代，朱熹对于学校与科举制度的许多批评仍是适用的，那些未能实行的改革主张亦多为后代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批判科举制度的重要思想资源。
  （四）刑政
  关于刑政的起源与用意，朱熹说道：
  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乃三代王者之制，则亦有之，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而所以悉其聪明、致其忠爱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义刑义杀，所以虽或伤民之饥肤、残民之躯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耸然不敢肆意于为恶，则是乃所以正直辅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②
  在朱熹看来，德治与法治、德礼与刑政作为圣人实现和维护三纲五常的基本手段，其内在原则和根本目的并无不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曰：“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③关于刑与政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刑罚是政令、法度的辅助与保障。若无强制性的刑罚作为保障，则政令、法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所谓“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①，“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②。针对某些人片面强调德礼，而否定刑政的观点，朱熹提出：“有道德，则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专用政刑也”③，又谓：“不用刑，亦无此理。但圣人先以德礼，到合用处，亦不容已”④，“圣人谓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⑤。
  与其为政“以严为本”的思想相对应，朱熹亦主张在治国与司法实践中严格执法与用刑，反对当时盛行的“鄙儒姑息之论、异端报应之说、俗吏便文自营之计，则又一以轻刑为事”⑥。譬如他说：
  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⑦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①
  朱熹指出，若不问是非缘由，一味强调对罪犯的怜悯与宽恕，便是对无辜被害之人的残忍与伤害，不但对守法良民有失公平，还将造成很坏的示范作用。同时，执法者若不能秉公执法，还受害者以公道，使犯罪者受惩罚，甚至操弄法条，受贿舞弊，其行为本身便是作恶，既不可能获得福报，亦不符合圣人所主张的罚当其罪的“钦恤”之道。至于《尚书》提出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原则，朱熹虽表示赞同，但特别强调其前提必须是“非法令所能决”，而非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从轻，所有的功劳都应该从重。若罪行已明确无疑，却无端为其减免，则属枉法。
  基于类似的理由，朱熹主张限制赎刑的使用范围。根据典籍的记载，赎刑古已有之，最初由舜发明，至周穆王时又将其范围扩大到五刑皆赎。但朱熹指出，“舜之赎初不上及于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后赎也。且以汉宣之世，张敞以讨羌之役兵食不继，建为入谷赎罪之法，初亦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品也”②。换言之，赎刑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若无所限制，任何罪行都允许以钱物等赎罪，则将根本损害刑罚的公平原则，削弱刑罚的警戒作用，有违圣人立法之意。“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之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于此乎？”③
  朱熹进一步指出，由于圣人之法是根据天理人伦制定的，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其本意在于爱人，故与申不害、商鞅等法家提倡的刻薄寡恩之法不同。而受刑之人若实有其罪，“其心亦自以为当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当刑矣”①。况且刑罚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惩罚，而是为了刑一儆百，使他人知所是非、有所警惕而不敢肆意为恶。若从这一意义上看，严格执法不仅有利于维护道德规范和政令法度，而且正是减少以至消灭刑罚的有效方式。“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②相反，若一味提倡轻刑，看似以仁德为怀，实则“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③，最终导致刑狱增多、社会失序和道德沦丧。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虽然在刑政方面有主张严刑的倾向，但他同时又强调慎刑，反对滥刑。他说：
  狱者，民命之所系，而君子之所尽心也。④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临陈时，是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⑤
  其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则圣人畏刑之心，闵夫死者之不可复生，刑者之不可复续，惟恐察之有不审，施之有不当，又虽已得其情，而犹必矜其不教无知而抵冒至此也。⑥
  在朱熹看来，由于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而案情真相往往又十分曲折复杂，或有各种不得已处，故对待刑罚须特别慎重，切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朱熹亦认可“罪疑惟轻”的原则，并主张视具体情况定罪量刑。若确实是罪行轻微或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①。
  另一方面，慎刑的前提是准确、合理的审判与断狱。朱熹指出，当时的死刑判决须“自县而达之州，自州而达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谳议而后致辟焉”②，整个制度看似十分严密和完备，但仍有漏洞隐藏其间。因为这整个司法过程的核心环节在于州县地方对案件的调查与审理，不管是提刑司的详覆，还是大理寺的谳议，都要以此为基本依据，所以只要地方上将案卷处理得干净圆融，没有太大漏洞，即便是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上级司法机构亦难以觉察。由此可见，清庶狱的关键在于选拔、任用合格的州县治狱之官。而当时州县治狱官员的素质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朱熹所言，县狱由县令负责处理，“其选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而州狱司理者除进纳癃老之人不得担任外，“则常调关升，虽昏缪疾病之人，皆得而为之。甚至于流外补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为之。……昏缪疾病之人苟且微禄，唯知自营，其于狱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于故习，与吏为徒，贩鬻走弄，无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狱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伤和气”。③为此，朱熹劝谏孝宗严格狱官的选任制度，“凡州郡两狱官专注任满、有举主关升人，或应格不足，则次任任满，铨试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调关升及省部胥史并不得注拟。见在任者，非举主关升人，即令守倅铨量。如委昏缪疾病，即保明闻奏，特与祠禄。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从守倅铨量，方许放上。若守倅狥私失实，即许监司劾奏罢免。所有省部胥史，虽已注官待次，并令赴部别与拟授。庶几治狱之官其选少清，各知任职，仰副陛下钦恤之意”①。
  此外，针对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关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致使等待判决之人长期系狱的问题，朱熹建议皇帝任命一位大臣专门监督治狱之官，“严立程限，令将诸州奏案依先后资次排日结绝。其合贷命从轻之人，须当日便与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该减降者，即更宽与一限，责令审核，然后行下。庶几轻者早得决遣释放，重者不至仓卒枉滥”②。
  （五）田制与经界
  关于田制，朱熹虽然从理论上肯定井田制“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但又认为南宋的社会现状并不具备实行井田制的基本条件，故“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③。朱熹指出，从制度层面上看，“井田之法要行，须是封建，令逐国各自去理会”④，但当时“封建实是不可行”⑤，故井田制亦难行。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田地作为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若要强制进行重新分配的难度太大，“而今只是差役，尚有万千难行处；莫道便要夺他田，他岂肯”；若是“将钱问富人买田来均”，又“不知如何得许多钱”。⑥总之，在朱熹看来，“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⑦。他甚至讥讽那些不顾现实，凭空主张恢复封建、井田制的人“恰如某病后要思量白日上升，如何得？”⑧
  为了解决当时土地兼并，田税不均，贫民产去税存，富家业多税少的严重问题，保证社会稳定与国家的财政收入，朱熹主张重新丈量田亩，清理税籍，实行经界法。通过对漳州、泉州等地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朱熹指出：
  经界一事，最为民间莫大之利。其绍兴年中已推行处，至今图籍有尚存者，则其田税犹可稽考，贫富得实，诉讼不繁，公私之间，两得其利。独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日朘月削，其势亦将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细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来议臣屡请施行，辄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盗贼借口，恐胁朝廷。殊不知往岁汀州累次贼盗，正以不曾经界，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所告诉，是以轻于从乱，其时初未尝有经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无定论，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复并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论者惜之。①
  又说：
  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虽若小事，然其实最为公私莫大之害。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诉理纷纭，追对留滞，官吏困于稽考，人户疲于应对，而奸欺百出，率不可均，则公私贫富俱受其弊。岁引月长，有增无减。②
  本州田税不均，隐漏官物动以万计，公私田土皆为豪宗大姓诡名冒占，而细民产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狈，无所从出。州县既失经常之入，则遂多方擘画，取其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诸县之科罚、州郡之卖盐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穷民受害，有使人不忍闻者。熹自到官，盖尝反复讨论，欲救其弊，而隐实郡计，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经界，实无措手之地。①
  显然，在朱熹看来，经界法是一项“公私两利”的善法，亦是解决当时社会矛盾和财政困难的必要手段和当务之急。由于未行经界，公私田地多为豪强大族诡名冒占，贫民失去土地后仍须负担田税，若租种豪强土地又要缴纳高额的地租，生活自然贫苦不堪。而州县官府因为征收不到足够的税收，导致财政困难，一方面疲于追呼诉理，无暇政事；另一方面又巧立名目，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搜刮钱财，加重民众的负担，使贫民逃亡日众，不少人因此被逼上犯罪甚至反叛的道路。若实行经界之法，则“田土狭阔、产钱重轻条理粲然，各有归著，在民无业去产存之弊，在官无逃亡倚阁之欠，豪家大姓不容侥幸隐瞒，贫民下户不至偏受苦楚”②，甚至在听闻经界即将施行的消息之后，“千里细民鼓舞相庆，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内者，亦皆相率而归，投状复业”③，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朱熹进一步指出，当前若要实行经界，立法切不可轻忽草率，须以绍兴年间所行旧法为参考范本，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改革完善，方可期于成功。譬如，在朱熹看来，旧法的最大问题在于用人不当，“不择诸道监司以委之，而至于专遣使命，不择州县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实以纷更之”④。故朱熹提出“推行经界最急之务，在于推择官吏”，并建议朝廷“先令监司一员专主其事，使择一郡守臣，汰其昏缪疲软、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属县，令或不能，则择于其佐，又不能，则择于它官，一州不足则取于一路，见任不足则取于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权领县事，或只以措置经界为名，使之审思熟虑于其始，而委任责成于其终。事毕之后，量加旌赏。果得其人，则事克济而民无扰矣”。①
  欲行经界之法，在具体操作上自然以清丈土地一事最为费力，势必得劳动较多民力，又须通晓纽折计算之法。对此，朱熹主张将一县土地按其大小不同划分为数十至数千保，然后命大小正副甲头率人分头丈量，以便节省时日。他又派人到邻近州县借取绍兴年间经界法的施行事目以供参考，招募本州曾经奉行经界、通晓算法之人，并请求户部提供绍兴年间颁布的丈量攒算格式印本，从而使清丈土地成为可能。
  至于图帐的编制，朱熹主张在确保真实的情况下尽量节省花费。“其十保合为一都，则其图帐但取山水之连接与逐保之大界总数而已，不必更开人户田宅之阔狭高下也。其诸都合为一县，则其图帐亦如保之于都而已，不必更为诸保之别也。如此，则其图帐之费亦当少减。”②但是，考虑到当时民力困弊，即便如此节省，恐怕民众亦难以负担，故朱熹又提议役户只需作草图草帐，由官府负责买纸雇工，编制正图正帐，其费用由本州所管两司上供钱内拨付。如此，便可将民众的负担降到最低，使编制图帐成为可能。
  此外，朱熹还注意到，在实行经界的过程中，里正与里长的职责最为繁重，需要疆理田亩，分别土色，均摊税赋，所费时间动辄经年。不但会耽误自家的生产和事务，一旦处理失宜，出现差错或引发纠纷，还得遭到投诉、斥责和处罚。加之乡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无法应付经界中的书写、计算之事，又必然要请书人代劳。这些书人遂趁机索取高价，而乡民迫于期限，往往只得同意。且书簿、图帐所使用的纸札对于乡民来说亦价值不菲。有鉴于此，朱熹希望朝廷能够在经费上予以支持，使里正、里长、书人、纸札之费皆有保障，便可将实行经界的阻力降到最低。
  在清丈土地、编制图帐的工作完成之后，朱熹主张以县为单位，按田亩均摊产钱，准许产钱过乡。绍兴年间的经界旧法原不允许产钱过乡，朱熹认为此乃平世之常法，用以防止产钱走弄失陷之弊，若诸乡产钱祖额向来平均，亦可谓善法。但如今诸乡产钱祖额本已轻重不均，若是经过此一番清丈计算之后，仍不能革除原先的轻重不均之弊，那么推行经界的积极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况且如今推行经界改革乃非常之举，亦不可专守常法。所以朱熹希望朝廷特许产钱过乡，通县均纽，以保证轻重齐同。
  关于此次经界均产的实施范围，朱熹主张将一州之内的所有田地都包括在内。当时漳州的田地主要有产田、官田、职田、学田、常平租课田等各色明目，而其所要缴纳的租税亦轻重不一。即便这些田地“坐落分明，簿书齐整，尚难稽考，何况年来产田之税既已不均，而诸色之田散漫参错，尤难检计，奸民猾吏并缘为奸，实佃者或申逃阁，无田者反遭俵寄。至于职田，俵寄不足，则或拨别色官钱以充之。如此之类，其弊不可遍举”①。如今欲实行经界，若仍保留这些名色，则田税之有无高下依旧不均，不出数年，必然又生弊端。因此，朱熹主张将各色田地统一清丈计算，一概均产，“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几文，而总合一州诸色租税钱米之数，却以产钱为母，别定等则，一例均敷，每产一文，纳米若干，钱若干。（去州县远处，递减令轻。）米只一仓受纳，钱亦一库交收，却以到官之数照元分数分隶若干为省计，若干为职田，若干为学粮，若干为常平，逐旋拨入诸色仓库。除逐年二税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县更令诸乡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应办大礼，寅、申、巳、亥年解发举人。唯此四年，州县无事。）开具本乡所管田数、四至、步亩等第，各注某人管业，有典卖则云元系某人管业，某年典卖，某人见今管业，却于后项通结，逐一开具某人田若干亩、产钱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应。又造合县都簿一扇，类聚诸簿，通结逐户田若干亩、产钱若干文。其有田业散在诸乡者，则并就烟灶地分开排总结，并随秋料税簿送州印押，下县知佐通行收掌。人户遇有交易，即将契书及两家砧基照乡县簿对行批凿，则版图一定而民业有经矣”①。至于那些荒废的寺院田产，由于无人看管，多为他人侵占，致使税赋流失不少。假如清丈田地之时无人出面核对，数年之后又将不可稽考，恐别生奸弊。因此，朱熹希望朝廷允许州县出榜召人实封请买，不仅可使田业有归，民益富实，亦可避免官府的税赋继续流失，还能借机限制寺院经济的过度扩张，可谓一举多得。
  根据以往的经验，朱熹还敏锐地意识到，经界之法虽好，但亦不可能做到毫无弊端，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具体情况的改变，其中的弊端必然会被累积和放大，从而出现新的问题。因此，朱熹主张每隔一段时间之后便须重新经界一次，著为定例，以便救偏补弊。故曰：“三十年一番经界方好”②，“看来须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无弊。盖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少间病败便多，飞产匿名，无所不有。须是三十年再与打量一番，则乘其弊少而易为力，人习见之，亦无所容其奸矣”③。
  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光宗下诏，命朱熹先将漳州经界措置施行。第二年三月，又命福建提点刑狱陈公亮与朱熹共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经界。朱熹对此信心满满，做了极为充分详细的规划筹备，预计半年内便可基本完成，但仍不免有不得行之隐虑。他说：“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乐。喜之者多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词以惑群听。甚者至以盗贼为词，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今朝廷之尊、台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税无业之民盖已远矣。而又有此浮伪奸险之说以荡摇乎其间，则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实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虽独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为虑也。”①结果，事实恰为朱熹所言中，经界法遭到当地贵族、豪强和官员的大力反对而无法推行，朱熹无奈辞去漳州知州之职。绍熙二年（1191）十月，光宗诏罢经界，改革遂告失败。
  （六）农业与荒政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关乎国家治乱、政权稳固、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头等大事，亦是实行道德教化的物质基础。而“劝农”则构成了州县地方官员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基本职责。朱熹长期生活在农村，十分关注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又曾历任多处地方官，自然对农业生产的内容与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说：“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德至渥也。”②
  为了鼓励农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朱熹亲自撰写了不少《劝农文》，从中不难看出朱熹对于农业生产的基本内容与技术方法的了解和重视。譬如，朱熹对农时十分重视，每逢春播时节都要事先提醒农民及时播种，否则便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他曾写道：“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③此外，朱熹对于施肥、插秧、除草、收获等农事活动的时间亦有明确的交代。如谓：“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禾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①
  由于朱熹任职之处土地多较贫瘠，故其特别重视土壤肥力的培养和改良。一方面，朱熹主张通过深耕和反复犁耙的办法，增强土壤的保水性，使生土变为熟土。譬如他说：“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杷，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②另一方面，朱熹也很强调肥料的使用，要求农民“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划取土面草根，㬠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③。
  朱熹虽然强调种植水稻是南方农业生产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提倡农民广泛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以改善生活，缓解粮食紧张。故曰：“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④朱熹还认识到，不同的农作物往往适合于不同地区的土壤，所以可以利用不同的土壤条件，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作物，以尽量开发地力，增加收成。“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庶几青黄未交之际，有以接续饮食，不至饥饿。”⑤对于一些当地不曾种植，却又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作物，朱熹亦试图通过改善种植条件与种植方法的方式加以引进。譬如他说：“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拓，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贝麻苧，亦可供备衣着，免被寒冻。”①
  针对当时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朱熹认为主要是由于官府侵扰与野兽践踏造成。因此，为了鼓励垦荒，朱熹一方面希望朝廷实行经界法，以革除产去税存、租税不均的弊端；另一方面劝谕民众捕杀野兽，如规定凡猎杀大象者，即赏钱三十贯，并约束官府不得追取野兽的牙齿蹄角。同时，凡是愿意开垦荒田之人，只要到官府陈请，待官府勘察核实后，便可将荒田作为自己的永久产业，并免除三年租税。
  此外，朱熹还很重视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陂塘水利，农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兴修，取令多蓄水泉，准备将来灌溉。如事干众，即时闻官，纠率人功，借贷钱本，日下修筑，不管误事。”②又说：“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如有怠惰，不趁时工作之人，仰众列状申县，乞行惩戒。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③基于灌溉对农作物生长的决定性意义，而单纯依靠自然的水源条件往往又难以满足需要，故朱熹亦将水利视为农事之本。为了确保灌溉用水的需要，朱熹要求有用水需求的农户相互合作，协力修建水利工程。若工程较大，花费较多，民间无法负担，则须及时报告官府，由官府召集人手，借贷资金，进行修筑。对于那些本应参与水利修建，却消极怠工、延误工期的人，亦须列状申报，由官府加以惩戒。
  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采用兴修水利等一些人工的方法来改良自然条件，辅助农业生产，但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严重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若是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难免造成灾荒，从而极大地威胁社会稳定和民众的生存。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荒政的研究、讨论和实施。就宋朝来看，由于灾荒频发，为了预防由灾荒引发的粮食短缺，政府先后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粮食仓储制度。
  宋代的仓种名目繁多，其中影响较大、分布较广的主要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广惠仓等由朝廷直接下诏建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管理的全国性仓种。这些仓种在设立之初，都曾在备灾救荒、救济孤贫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和客观情况的改变，原先的制度多已不同程度地发生异化，无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于名存实亡。对此，朱熹即云：“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①朱熹在知南康军与漳州期间，发现南康的常平仓本应储粮五六万石，漳州的常平仓亦有六七万石，其实“尽是浮埃空壳”；在浙东为官时，又发现当地的常平仓与省仓相连，结果每当官吏检点省仓时，便挂省仓牌子，检点常平仓时，又挂常平仓牌子，其实“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②为了补救这一问题，南宋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仓种，其中自然以朱熹创立的社仓最为知名，影响亦最大。
  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福建建宁府崇安县遭遇饥荒，官府拨给常平米六百石，委托朱熹与当地耆老刘如愚共同负责崇安县开耀乡的赈灾事宜。饥荒顺利度过之后，民众于当年冬天将所贷之米归还。次年夏天，朱熹考虑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③，于是建议官府每年都将粮食借贷给民众，“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①，并且规定每石米收取20％的利息，如遇歉收，则减免一半利息，遇到大的饥荒，则免除全部利息。若有不愿参加借贷的，亦不勉强。后来，因考虑到粮食分别贮藏于民众家中，不便监管与出纳，故建立社仓以储之。事实证明，朱熹设计的这一社仓制度十分合理，并且成效卓著。在开耀乡设立社仓的十四年后，“其支息米造成仓敖三间收贮，已将元米陆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指朱熹）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②。
  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即以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所行社仓之法上奏，并请求孝宗将其推行各地。朱熹建议，诸路、州、军“有愿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同共出纳。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即送原米还官，却将息米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当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利。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则亦不至骚扰”③。为了方便社仓在各地的建立与推广，朱熹还详细撰写了一份建宁府社仓见行事目④，以供皇帝和其他官员参考。而孝宗亦很快同意了朱熹的请求，下诏颁行社仓之法于四方，社仓遂在各地普遍地建立起来。
  由于社仓属于民办，形式比较灵活，因而在推广过程中，不同地区往往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进行一些调整，逐渐扩大了社仓的来源与用途。不少社仓除了用于赈贷外，还广泛用于赈粜，甚至衍生出慈幼、居养贫病、周济行旅等功能，而其底本亦不仅仅局限于官府的借贷。如刘宰说：“今社仓落落布天下，皆本于文公。……其本或出于官，或出于家，或出于众，其事已不同；或及于一乡，或及于一邑，或粜而不贷，或贷而不粜，吾邑贷于乡，粜于市，其事亦各异。”①而邵武军光泽县则考虑到“市里之间民无盖藏，每及春夏之交，则常籴贵而食艰也。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则无所于归，而或死于道路也”，故建立社仓，“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则捐价而粜，以平市价；冬则增价而籴，以备来岁。又买民田若干亩，籍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岁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仓，以助民之举子者如帅司法。既又附仓列屋四楹，以待道涂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栖托食饮，而无暴露迫逐之苦”。②这一做法亦得到朱熹的肯定，被誉为“条画精明，综理纤密”③。
  关于救荒，朱熹还强调“救荒之务，检放为先。行之及早，则民知有所恃赖，未便逃移；放之稍宽，则民间留得禾米，未便阙乏”④。因此，他批评当时“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故所差官承望风指，已是不敢从实检定分数。及至申到帐状，州郡又加裁减，不肯依数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检踏后时，致有无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迟缓之罪，而检官反谓人户违法，不为检定。其有检定申到者，州郡亦不为蠲放，就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⑤。为了避免检放工作骚扰贫民，朱熹主张简化手续，对最贫困的那部分农户实行免检全放的优待政策。当时，一般将农户按田赋多少分为五等，朱熹建议朝廷“自今水旱约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并免检踏具帐，先与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其州县差官后时，致得旱损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损田即与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远，比并邻至分数检放，庶几贫民永远利便”①。
  面对灾荒，朱熹除了请求朝廷救济粮食、蠲免赋税之外，还积极利用市场手段，招邀外地米商，并鼓励当地富户捐献。譬如，朱熹在浙东救荒时，发现广东米价较低，且海路运抵浙东较近，旋即派人赴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发榜招邀米商，承诺严格约束本地税务，“不得妄收力胜杂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②，从而保证了外地米商的合理利益，免除其后顾之忧。此外，朱熹还希望朝廷将今年粜过米钱及兑那诸色窠名支拨充作收籴本钱，以便及时支付，又建议朝廷对愿意前来赈粜的米商量立赏格，“仍先降空名付身数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贩到米斛之人，即与书填给付。盖缘客人粜货了毕，便欲归回元处，不能等候”③，如此处理方可不失信于人，方便日后再次招邀。
  灾荒发生之时，朱熹既告诫当地富户必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防止将来田土抛荒，公私受弊，又希望其除了接济佃户之外，能够将剩余粮食原价、足量地售予有需要的贫民，“则不惟贫民下户获免流移饥饿之患，而上户之所保全，亦自不为不多”④。对于赈粜粮食多的富户，朱熹承诺官府将施行保明，申奏推赏。若富户依规借贷出去的粮食日后无法全额收回，官府将负责为其追讨。但是，如有故意违抗命令、不肯赈粜之人，亦允许民众到县衙陈诉，由官府核实追究。为了维护富户献米赈粜的意愿与积极性，朱熹还敦促朝廷尽快兑现对合乎要求的应募献米者的奖赏，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推赏的标准。譬如，富户经过去年的捐献，想必今年的储粮已经不多，若坚持依照旧的标准进行推赏，恐怕几乎没有符合推赏标准的人可以捐献。因此，朱熹建议将今年的推赏标准临时降低一半，“庶几应募者众，得济饥民”，并且严格推赏的程序与责任，“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状式，及令逐处官司承受应募理赏词状文帖，并要当日行遣。如将来依式奏到省部，却称文字不圆，及诸处故违程限者，官员重加降责，人吏并行决配，庶几富者乐输，贫者得食，实为两便”。①
  （七）理财治军
  关于国家的财政政策，朱熹强调“理财以养民为本”②，并引用陆贽所言“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伤其本；其本伤，则支干凋瘁而根底蹶拔矣”③，要求朝廷勤恤民隐，宽其赋税，弛其逋负。显然，朱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并且认识到保护民众财产与物质利益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繁荣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故朱熹主张政府应让利于民，与民共财，反对政府与民争利，垄断所有财富。譬如他说：
  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占，须推与民共之。未论为天下，且以作一县言之：若宽其赋敛，无征诛之扰，民便欢喜爱戴；若赋敛稍急，又有科敷之扰，民便生怨，决然如此。④
  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且如居一乡，若屑屑与民争利，便是伤廉。若饶润人些子，不害其为厚。⑤
  为了实现养民的根本目标，朱熹主张理财须以节用省赋为先务。“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①从整体上看，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生产发展、商业繁荣的朝代，国家的各项财政收入都远远超过前代。如章如愚称：“今日生财之道多矣，惟是节省不得其术。以今天下较财用于汉唐，所入十倍于汉，五倍于唐。唐人榷盐，刘晏时每年得六百余万，李巽最多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万。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万有奇，较之熙丰以后所入倍再。今姑置勿论绍兴初年，今所入已数倍矣。”②朱熹亦云：“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故其所以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以熙丰变法，颇有增加。”③但是，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不免时时陷入财政困境，迫使各地州县多于正税之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滥加科罚，导致广大贫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对此，朱熹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他说：
  夫有田则有租，为日久矣。而今日民间特以税重为苦者，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而州县无复赢余也。夫二税之入尽以供军，则其物有常数，其时有常限，而又有贴纳水脚转输之费，州县皆不容有所宽缓而减免也。州县既无赢余以给官吏、养军兵，而朝廷发下离军归正等人又无纪极，支费日增，无所取办，则不免创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于民。且如纳米收耗，则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则自一年二年以至于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诸杂名额，抛卖乳香、科买军器、寄招军兵、打造铁甲之属，自版曹总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递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无所从出，不过一切取之于民耳。……以此观之，则今日民贫赋重，其所从来亦可知矣。若不计理军实而去其浮冗，则民力决不可宽。①
  又说：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②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③
  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④
  朱熹指出，当时军队数量虽多，但多是冗兵、冗官，合用之兵极少。“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几年说要拣冗兵，但只说得，各图苟且安便，无有为者。故新者来，旧者又不去，来而又来，相将积得，皆不可用”。⑤因此，朱熹提出节用省赋之实在于治军，应当精简军队，汰其老弱。但他同时看到，当时“国家蹙处东南，恢复之勋未集，所以养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则兵又未可以遽减”，故而进一步提出“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赀；开广屯田，可以实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边备”三条策略。⑥
  在朱熹看来，当时军队中诸多弊端的源头皆在于将帅不得其人。“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皆于此乎取之。至于招收简阅、训习抚摩，凡军中之急务，往往皆不暇及。……是则不惟军中利病无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众，而此人之所盗窃破费与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几何矣。”①因此，若欲计军实以纾民力，首先要慎选将帅。凡是将帅的委任，必须出于朝廷之公议，务求忠勇沉毅、实经行阵、曾立劳效之人，杜绝各种贿赂请托。“无苞苴请托之私，则刻剥之风可革。将得其人，则军士畏爱奋厉。搜阅以时，而窜名冗食者不得容于其间。得人而久其任，则上下相安，缓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费。”②对于那些裁汰的士卒，以及北来归降、添差任满之人，皆可令其屯田，与民杂耕，从而逐渐减少养兵之费。同时选拔英勇善战之人，计其品秩而多授田地，立为什伍之长，命其教导部下练习驰射击刺行伍之法。取消诸州招军之令，改为招募军中子弟之骁勇者，同样授予田地，使隶尺籍。最后还须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兵农之务者总领屯田、练兵之事，“付以重权，久其事任，毋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然后议其课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数年间，自然渐见功效”③。
  除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外，朱熹还指出，大量的财政收入被归入皇帝私人的内帑，政府无权监督和使用，亦是导致户部经费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皇室的奢侈挥霍和宗室的巨大开销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他说：
  今朝廷之财富不归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匮。且如诸路总领瞻军钱，凡诸路财赋之入总领者，户部不得而预也。其他则归户部，户部又未尽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椿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箠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封椿内藏，孝宗时锐意恢复，故爱惜此钱，不肯妄用。问欲支，则有司执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则供浮费不复有矣。今之户部、内藏，正如汉之大农、少府钱。大农，则国家经常之费；少府，则人主之私钱。①
  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椿之属尚未论也。②
  又说：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③
  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余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朝廷不虑久远，宗室日盛，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缘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者。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如宗室丁忧，依旧请俸；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①
  朱熹指出，内库设立的初衷本是为了积累北伐资金，用以收复失地，结果其不但完全没有用于恢复事业，反而演变为人君的私钱，游离于政府的财政监管体系之外，无节制地供应皇室的“燕私之费”。这部分资金不但数额巨大，而且占用了最好的赋税资源，自然导致户部的经费短缺。同时，宗室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朝廷不合理的宗室供养制度，亦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这一切最终都化作苛捐杂税被强加在民众头上。因此，朱熹希望人君以身作则，克去私欲，扫除一切妄费，“还内帑之入于版曹，复破分之法于诸路，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悉从废罢”②，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缓解政府的财政困境，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
  在财政收支上，朱熹提倡“量入以为出”的原则，反对“计费以取民”。朱熹认为，当时“财利之柄制于聚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诸道之虚实，监司不恤州县之有无，而为州县者又不复知民间之苦乐”③，故欲制国用，必先了解民间之虚实有无。关于具体的“量入”方法，朱熹提出：“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一县内逐乡里不同者，亦依实开。）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逐项开。）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④如此，不仅可以使赋税的征收更为准确合理，而且可以控制各地之间的贫富差距，确保广大民众都能拥有一定的财产，以安民心，固国本。
  由于朱熹曾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故对当时的盐、茶、酒等专卖制度较为熟悉，亦提出了不少批评与建议。在他看来，“本司所管盐酒课利，国计所资为甚广，而民情所患为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别行措画，窃恐民力日困，亦非国家久远之利”，所以希望朝廷能够对其加以改革，“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国计永不失其所资”。①关于当时浙东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弊端，朱熹指出濒海的明、越、台、温四州“既是产盐地分，而民间食盐必资客钞，州县又有空额，比较增亏，此不便之大者”②。由于浙东的产盐地距离亭场较近，致使私盐便宜而官盐较贵。在利益的驱使下，众多盐贩大肆贩卖私盐，官府不但无法控制，反而与其串通一气，中饱私囊，“或乞觅财物，或私收税钱”，遂导致盐税大量流失。“除明、越两州稍通客贩，粗有课利外，台、温两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间公食私盐，客人不复请钞，至有一场一监，累月之间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费、吏卒骚扰有不可胜言者。”③同时，由于存在政绩上的比较、考核制度，州县官员害怕自己落后受罚，于是创立盐铺，巧立名目，强迫民众买盐，而其真实的收支状况则难以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农民以资游手”④，最终受害的仍是普通民众。
  相较之下，朱熹认为福建下四州军，即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实行的产盐法较为便利，可资效仿。由于这四地亦是濒海产盐地区，故官府规定民众随夏秋二税缴纳产盐钱，然后民众可以向官府支取官盐。后来官盐虽不再供应，民间只得食用私盐，但由于官府已经收取了产盐税钱，所以也就不再追究私盐买卖。朱熹认为此“虽非正法，然实两便”，故希望朝廷允许浙东“取会福建路转运司下四州军见行产盐法，将本路地里远近、盐价高低比附参考，立为沿海四州盐法，其余州军自依旧法施行，则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①。
  此外，朱熹在与陈弥作讨论福建盐法的改革方案时还指出，当时盐法的主要弊端在于官盐价格过高，而民众输钱之费过重。“引价之所以贵，以引额之数拘之也；本钱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数取之也。此盐之所以贵也。卖引之额所以狭，以所运之数拘之也；海船之钱所以取，以船运之费计之也。此计产输钱之所以重也。”②由于海运费时费力，所费不赀，加之海仓侵盗本钱，稽留割剥，使埕户宁愿将盐低价卖给私盐商贩，也不愿卖给官府，遂导致官盐引额不足而引价上涨，最终抬高了官盐价格，而官府的实际收入亦有限。若取消海仓，则埕户愿意将盐卖给官府，一方面可使引额大幅增加，即便每斤盐的引价有所降低，但官府的总收入仍能较之前有所增长，另一方面亦使埕户无私盐可卖，断绝了私盐的来源，还能使官盐运输加快，可谓一举多得。同时，由于官府垄断了食盐买卖，官员往往从中盘剥渔利，导致盐商与埕户双方都无利可图。若让埕户与盐商直接交易而由官府进行监督，则盐商买盐的成本将大为降低，节省下来的资金可用以添置运输工具，而埕户亦可以得到较多的实际收入。且食盐改由盐商自行负责运输，官府便可节省巨额的海运费用，亦有利于降低民众的税赋。因此，朱熹主张取消海仓与福建下四州军诸县的买纳，改由盐商请引，直接到埕户处买盐，然后自行由便路兴贩，官府只需立法防止其贩入上四州军地界，“则引价可减、本钱可轻而盐贱矣。引额可增、海船可罢，而计产所输亦薄矣”③。
  宋代实行榷酒制度，酒法主要有官监、买扑、拍户抱额与万户抱额等四种。朱熹认为官监最为有害，万户最为便利，而其他两种则互有利害。具体来看，当时官监之法虽已被朝廷下令废止，但由于州郡占据其利，多不遵旨奉行，而户部、漕司所扑，亦不肯废除，故其害仍未根除。买扑指民户出钱向官府购买一定区域内酒的特许经营权，并以一定数额的家产作为抵押，召人作保。承包权一般以三年为期，到期后再由有财力者竞争购买。其害则在于市场变化不定，而买扑者多不顾风险，盲目加价竞争，甚至虚报抵产之数，四处借贷，强迫当地民众承买，故酒商有消折本柄、破坏家产之患，而民众有挜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扰，即便严加禁防，完善法规，其弊仍难以完全革除。拍户抱额指私商小贩或特许酒户在官府设立的酒务、酒库或酒楼取酒分销，且须认定课额，由数家乃至数十家拍户包干完成官酒务或酒库所产酒的销售任务。这一定额有时或许合适，但常常不免“或额重而抱纳不前，或借此而挜脱骚扰”，其弊端亦与买扑相似。唯万户之法最为简便，由官府向民众均赋酒税，然后取消酒禁，听任民间造酒沽卖，但必须以一州或一县为单位，不论官户、民户与城居、村居的差别，总计其田亩浮财物力而一概均摊，立为定籍，才能保证其法尽善。“若舍官户而敷民户，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阴肆出没走弄于其间，则又病矣。”①朱熹指出，万户之法在浙东处州已经施行四五十年的时间，虽不敢说全然无弊，但“民无争讼，官省禁防”，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因而建议朝廷推广万户之法，命其他各州“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岁实催到库之数，参校取中，立为定额，然后以此科敷，俾为万户，则亦庶几安民省事之—端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