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看来，大千世界及其背后作为根据的“理”都是实在的、实有的，这便与道家提倡的“以无为宗”和佛家提倡的“以空为宗”截然不同，从而构成了儒家与释、道二教之间的根本差别。对于这一点，朱熹明确说道：“释氏虚，吾儒实”①，“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②，“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③。根据朱熹的理解，理虽然本身“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④，看似虚无缥缈，无可把捉，但它作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赋予了事物存在的依据与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又是最真实、最实在的。离开了理，万事万物都不可能存在。故曰：
  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击而指数也。然而举天下之事，莫不有理。⑤
  又云：
  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道我见个空，而不知有个实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它便道此渊只是空底，不曾将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佛氏之见正如此。①朱熹进一步指出，理与事物之间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
  “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②
  “体用一源”，体虽无迹，中已有用。“显微无间”者，显中便具微。天地未有，万物已具，此是体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显中有微。③
  一方面，从理的角度看，则理为体，事物为用，理中已包含了事物的各种规定性，现实的事物不过是实理的外化与实现而已。故曰：“盖有是实理，则有是天；有是实理，则有是地。如无是实理，则便没这天，也没这地。凡物都是如此”④，“天地位，万物育，则所以极此实理之功效也”⑤。另一方面，从事物的角度看，则事物为显，理为微，理即蕴含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非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故曰：“有是物则有是理与气……若无是物，则不见理之所寓”⑥，“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所掛搭处”①，“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然谓此器则有此理，有此理则有此器，未尝相离，却不是于形器之外别有所谓理”②。朱熹之所以要对理事关系做出这样的规定，亦是为了避免人们将理与事相互割裂，离事言理，使理流为虚理、空理。
  同时，朱熹还强调了“理”所具有的真实不欺的属性。他将《中庸》中的核心范畴“诚”解释为“实”，以“实理”为枢纽来理解整部《中庸》的基本思想。他说：“天命云者，实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实体，道其当然之实用，而教也者，又因其体用之实而品节之也。不可离者，此理之实也。隐之见，微之显，实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谨恐惧而谨其独焉，所以实乎此理之实也。中和云者，所以状此实理之体用也。天地位，万物育，则所以极此实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实理之适可而平常者也。过与不及，不见实理而妄行者也。费而隐者，言实理之用广而体微也。鸢飞鱼跃，流动充满，夫岂无实而有是哉！道不远人以下，至于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实理应用之当然。而鬼神之不可掩，则又其发见之所以然也。圣人于此，固以其无一毫之不实，而至于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实而无一毫之伪也。盖自然而实者，天也，必期于实者，人而天也。诚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复乎此，而语其所以。至于正大经而立大本，参天地而赞化育，则亦真实无妄之极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务实之初心而言也。内省者，谨独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谨恐惧而无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实乎此之序也。时靡有争，变也；百辟刑之，化也；无声无臭，又极乎天命之性、实理之原而言也。”③简言之，一部《中庸》就是专门为了“发明实理之本然，欲人之实此理而无妄”④而作的。
  具体到人的身上，人之理则为性。朱熹将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个层面，肯定程子所说的“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从而使其人性论也具有“实”的特点。关于人的本性，朱熹认为禀受于天命之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①，故人性亦是实有的、真实的，而非虚无的、空寂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性者，吾心之实理”②，“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③，“只如说‘天命之谓性’，释氏便不识了，便遽说是空觉。吾儒说底是实理，看他便错了”④，“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⑤。朱熹又以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来规定人的本性，并认为性发而为情，通过外在的情感可以认识内心的本质，使人性进一步摆脱了抽象性而具有现实的品格。所以他说：“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⑥，“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盖道无形体，只性便是道之形体。……盖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⑦。
  关于现实的人性，朱熹认为即是“天命之性”落入气质形体中所形成的“气质之性”。由于理与气不相离，所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亦不能相离。“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①也就是说，天理必须安顿在一定的形气中才能成为人性，故一切现实的人性皆非性之本体，而是气质之性。“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②人性虽以至善的天理为本体，但同时又受到气质的影响与障蔽，故表现出有善有恶的状态。朱熹对于人性的这一规定，同时容纳了道德理性与物质感性两个层面的因素，既保证了人具有先天的善的本质，又对现实中的人性之恶做出了解释，避免悬空说性，从而使其人性论更加具有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