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除了自身撰有各种经学著作之外，还以官方、团体或个人的身份整理、编纂、刊印了不少经学原典与经学研究著作，从而推动了清初经典编纂与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李光地为例，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光地奉旨承修《周易折中》一书。据《文贞公年谱》记载：“先是，上以《易》为六经之源，欲成一书，以惠万世，而郑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屡出图象，命公采择，依义条答，与上意合，乃下谕曰：‘卿留心《河》《洛》久矣，见来书，愈知理明识远，此事非卿，万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①其书“荟萃自汉迄明诸儒之说凡三百余家，采撷精纯，刊取领要，镕铸百氏，陶冶千载，《易》之道于是大备”②。而四库馆臣亦赞其“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惟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不使溷四圣之遗文。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数千年画卦系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③。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李光地曾向皇帝进言：“秦汉以后，礼坏乐崩，六经虽经宋儒阐明，然永乐间所修《大全》未免芜杂疏漏，宜大征天下知学之士，搜罗群言，讨论编纂，以至礼乐制度，亦稽古论定，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诚千载一时也。”④康熙五十三年（1714），李光地又借向皇帝汇报《周易折中》编纂进展之机，“频言经学隆污，有关世运”，希望皇帝修明经学。而康熙帝亦认可李光地的提议，“遂分简大臣修纂《诗》《书》《春秋》，又别纂《律吕正义》，厘定韵学之书，皆命就公是正焉”①。就在其去世前一年，李光地仍“奉命勘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②。应该说，康熙晚年敕令诸大臣纂修的这一套御纂诸经，上承唐代《五经正义》与明代《五经大全》，特别是在《五经大全》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增删，又参考了许多汇总性质的经学著作，收罗极为广泛，在当时发挥了引领学术风气与思想潮流的作用，在官修经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亦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中间，李光地的作用与贡献自然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清代中期福建著名经学家陈寿祺所言：“安溪李文贞公……博综群书，与顾亭林、梅定九二先生游，通律算、音韵之学，洞性命天人之旨，陶冶百氏，刊滌千载。尝奉敕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音韵阐微》《朱子全书》，以为非公莫能为，而《书诗春秋传说》《律吕正义》，分简诸大臣编纂，皆命就公是正，次第进御，颁行学官。盖康熙朝经术修明，自圣祖成之，自公发之，而后雍正、乾隆间继述众经，圣教由是大显。”③
  同时，李光地个人亦搜集、刊印或协助他人刊印了一批重要的经学研究著作。其中，自然以李光地保护、抢救顾炎武《音学五书》刻版之事最为典型。在顾炎武生前，其开创性的古音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推崇，但从更广的范围来观察，其古音学理论仍是知之者鲜，并不为当时的一般学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清初，从事古音学研究的也并非仅有顾氏一家，还包括毛奇龄、柴绍炳、毛先舒、邵长衡、李因笃、熊士伯等人，且大都有著作行世。如柴绍炳著有《古韵通》，毛先舒著有《韵学通指》，邵长衡著有《古今韵略》，李因笃著有《古今韵考》，熊士伯著有《古音正义》，但皆未采顾炎武的古音说。特别是毛奇龄的《古今通韵》，有意排斥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创为古韵通转说，因其获得官方的认可，由康熙帝诏付史馆刊印，故在当时拥有很强的权威性。
  从顾炎武这方面来看，其《音学五书》竣稿之后，于康熙六年（1667）交由淮安山阳县好友张弨刊刻。对此，顾炎武曾自述道：“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①由于《音学五书》内容浩繁，刊刻难度较大，其间又经过顾炎武的反复修改，故刊刻工作时断时续，直到其去世前仍未全部刊出。对于先期刊出的部分，顾炎武亦厚自宝秘，不愿轻易示人，以其“为一生之独得……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②，并自言“五十年后乃有知我者耳”③，故希望将刻版藏之名山，以待后之信古者。由此可以推断，《音学五书》在最初仅有少量的出版印行，流传不广。而在顾炎武与张弨相继去世之后，张弨之子因为家贫，又将《音学五书》的刻版质于他人，遂流入坊间，不知所踪。
  康熙四十六年（1707），李光地得知《音学五书》的刻版位于扬州坊间，且即将被毁坏，遂花费重金将书版赎出，并印行出版。《文贞公年谱》记载此事道：“顾氏是书既成，厚自珍秘，世无知者。顾氏既没，其版沉埋于扬州坊贾间。坊贾将削其版以镌它文，适有见者，以告公。公为赎归，传于世。”①正是由于李光地的及时抢救、保护与宣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才能够在日后大行于世，并作为清学的开山之作受人敬仰，放射出莫大的光芒，否则这一传世之作很可能就此绝版而湮没无闻，后人也就无法在其基础上继续顾氏的古音学研究，取得如此多的成绩。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光地对于清代的古音学研究，甚至经学与考据学研究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清初福建朱子学者或奉朝廷之命，参与官方的经典编纂工程，或应书院、个人之邀，协助整理、编刻各类经典与经学研究著作，共同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发展。
  综上所述，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于经典与经学研究还是普遍较为重视的。这既根源于朱子学本身的经学传统，又受到明末清初经学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反映了当时学术潮流的变迁。清初福建朱子学者虽然并不认同汉儒以烦琐的训诂、考据、注疏为主要内容与手段的经学形态，甚至指责其未明圣贤之道，但亦不因此否认汉代经学的长处与价值，不仅表彰了汉儒的注经、传经之功，而且积极参考、借鉴其治经方法与治经成果来为自己的经学和理学研究服务。因此，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在治经中往往主张汉宋兼采，不立门户，将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结合起来，既为原本烦琐、庞杂的经学研究指引了方向，又可避免唯以己意解经的弊病，为日益流于虚妄的理学重新构筑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群体中，以李光地的经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成就亦最大。其不仅对于诸部经典都有较为细致的研究与讨论，而且影响和带动了一批学者从事经学研究，围绕其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尤其在易学与三礼学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不但自身撰写了不少经学著作，而且在培养、奖掖经学人才，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搜集、编纂、刊印经学典籍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而推动了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