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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身为清初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又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十
  ①（清）李光坡：《仪礼述注》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四库馆臣指出：“今考贾前《疏》云：‘酒浆皆以酳口’，谓二饮本并设以待宾用也。后《疏》云：‘浆以酳口，不用酒’，谓二饮虽并设，其实宾止用浆耳。前后一义相承，并无抵牾。杨氏殊未解《疏》意。至于郑《注》‘优宾’之义，亦谓宾酳口止用浆，而主人仍特设酒，故曰‘优宾’。下文之祭饮酒，乃宾加敬以报酳礼之优，与他篇献酬之酒、祭酒不同。观郑上《注》，明云饮酒非献酬之酒，则为饭后洁口之物可知。杨氏以设饮酒为优宾，而谓饮酒非以酳口，于郑《注》‘优宾’之义亦为未明。且考《周礼·酒人》曰：‘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注》：‘礼酒，飨燕之酒。饮酒，食之酒。’贾《疏》：‘饮酒，食之酒者，《曲礼》曰，酒浆处右，此非献酬之酒，是酳口之酒。’则杨氏谓饮酒非酳口之物，与《酒人》经注皆相矛盾矣。”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经部·礼类二》“仪礼述注”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页。
  分热心于作育贤才，培植国本，门下名士硕学众多。诚如彭绍升所称，李光地“门下士杨名时、李绂、陈鹏年、赵申乔、冉觐祖、蔡世远并以德望重于时，它若张昺、张瑗、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之徒，类有清节，通经能文章。故本朝诸巨公称善育材者，必以公为首焉”①。李光地曾指出：“今之学者，大抵搜华撷卉，为文辞之用而已。至于字义故实，书文形声，尚未有留意讲考于其间者。若大者为遗经源流，礼典同异，细而地名山川，史载人物，真赝是非之迹，则岂徒以朴学置之，抑其恶赜就简，而自恬于讹陋。呜呼！文武之道，岂有小大哉？万一朝廷举行石渠之典，吾知众籍罗凑，而莫之措辞，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②故其较为注重发掘、培养经学方面的人才，门下多通经学古与汉宋兼采之士，影响及于一时风气，推动了清初经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李光地门下治经学较有成就的学者主要有杨名时、惠士奇、冉觐祖等人。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出李光地门。其学识深受李光地器重，故从李光地受经学。后因李光地举荐，得到康熙帝召对，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因李光地的推荐，提督顺天学政，寻迁侍讲学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入直南书房，参与修校李光地主持的《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后累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云南巡抚、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吏部尚书等职。乾隆二年（1737）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杨名时治学范围较广，于诸经皆有讲义，尤重《周易》《诗经》，著有《周易劄记》《诗经劄记》《四书劄记》《经书言学指要》等。《清儒学案》称其“于《易》《诗》多本安溪之说，亦自有考订折衷，不尽附和”③。
  杨名时治《易》以阐发义理为主，多采《周易折中》与《周易观彖》之说，在继承程朱《易》说和李光地《易》说的同时，亦有所发挥和修正，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杨名时治《易》还很重视图书之学，试图以阴阳消长与体用关系来说明《先后天图》的合理性。他说：“先后天之学，其道同归，而其说并行不悖者也。愚谓康节之学见疑于世，使是图而康节所自为，亦所谓先圣后圣，如合符节者矣。况证之以《大传》，参之以自汉而下儒伎诸书，阴阳消息进退之所，确然可据，则其学之有传，又岂可诬乎？”①四库馆臣称其《周易劄记》“多得之光地。虽《说卦传》及附论《启蒙》之类，颇推衍先天诸图，尚不至于支离附会。至其诠解经传，则纯以义理为宗，不涉象数。大抵于程朱之义，不为苟异，亦不为苟同，在宋学之中，可谓明白而笃实矣”②。
  杨名时治《诗经》以李光地《诗》说为宗，并斟酌于《诗序》与朱熹《诗集传》之间。譬如，杨名时对《大序》十分赞赏，认为“读《大序》则知《诗》之教是从人之心志上养其善端，消其邪恶，以为美政教之本”③。论及《关雎》，杨名时亦取《小序》言后妃之德之说，提出：“大臣之职，莫大于求贤才，以佐朝廷之治。后妃之职，莫大于与贤淑，共成宫阃之化。后妃求淑女，此德之所以为至。味此诗，殆后妃所自作欤？”④关于《诗经》中的淫诗问题，杨名时则根据诗意与诗人作诗之动机判断《诗经》中存在淫诗。“今观《桑中》《同车》及《丰》之诗，皆似其人自作，非有刺讥之意，安得不谓之淫诗？且人之作诗，或美或刺，或述怀见志。若如旧说，是专有美刺，而无述怀见志之诗也，于理亦觉难通。”⑤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诗经》中保存淫诗，是为了使读者引为鉴戒，“盖以著其风俗之恶，使人知卫所以亡，郑所以乱也”⑥。杨名时进一步指出，“郑声淫”即“郑诗淫”，“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有源有流，不相假易，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又谓：“要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词填入哀调；心中有乐，而以乐词填入乐调，是哀乐仍生于心也。决无欲抒写好贤乐善、劝德规过之心，而用庄雅之词填入淫靡之调者。可见诗不淫而声淫，无是理也。”①但他同时强调，“郑声淫”主要指孔子未删《诗》时，郑、卫淫诗不可胜数。在孔子删《诗》之后，淫诗已去十之八九，只存十之一二，故郑诗亦多非淫诗。关于“思无邪”的解释，杨名时则从李光地自得之说，认为“‘邪’音‘余’，与‘余’同，《史记》历书‘归邪于终’，注：‘邪，余分也，终闰月也。’”
  杨名时在《诗经》的训诂考据方面亦颇有可取之处。譬如，李光地认为，东周列国之《风》鲁国无备，故季札观乐所陈多为西周之诗。而杨名时则提出，东周之《风》列国具备，“东迁后，列国名卿学士辈留心礼乐典章，兼通当世之务者，类不乏人。平日则互相咨访，以广见闻；及出使，则赋诗赠答以见志，《左传》所称纪者甚繁。晋、宋、齐、郑皆然，不独鲁也。鲁秉周礼，崇文教为诸国望，于文章风雅之事必尤备焉。采辑所得，存之史氏，掌之太师，由来旧矣”，其又据“变《风》终于陈灵，陈灵弑于宣公十年，又越五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而季札观乐”，推测“季札观乐即今所载各国《风》也”。③又如，《小雅·常棣》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说者多谓此诗乃周公作于成王时，“死丧之威”指管叔、蔡叔叛乱之事，杨名时对此并不认同。他借鉴孔颖达等人的意见，④引《左传》富辰谏襄王之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认为周公封建既以管叔、蔡叔为首，则“二叔”当指夏、商之叔世，并非管、蔡二人，又引孔氏《毛诗正义》“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认为召穆公乃诵周公之诗，其目的在于“厉王时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诗，以亲之耳”。根据上述周人之说，及其对《常棣》诗意的理解，“且管、蔡所谓悖理乱常，公诛之出于万不得已，上伤文考宁王之心，下为终身莫释之憾，乃以此施于燕同姓兄弟之时，定为乐章，咏歌不置，揆诸情理之安，益多未协”，故杨名时坚持此诗乃周公作于文武之世，反对将“死丧之威”理解为管、蔡之事。①《召南·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杨名时引《礼记》“三五而盈”，《古诗》“三五明月满”，认为“三五”指每月十五日月望之时，故此句之意是“月望时，月光满则星光为之夺。今小星嘒然在东，是不为月掩矣”②。《大雅·棫朴》云：“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朱熹认为此言祭宗庙之礼。而杨名时则引《周礼》所载，祭天地以苍璧、黄琮及珪，祀日月星辰以珪璧，礼四方以圭璋琥璜，认为祭天地三辰亦有奉圭璋之礼，“奉璋”并非专指祭宗庙之礼。《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杨名时引《集韵》“嗜”字注与《礼记·月令》“节耆欲”，认为“耆”通“嗜”字，并解“上帝耆之”为“嗜好出于性情，圣人性与天合，故帝耆之也”③。《诗经》中的《大雅》《鲁颂》只称姜嫄，杨名时据《周礼·大司乐》叙“享先妣”于“享先祖”之上，认为周代郊稷专禘姜嫄，《诗经》之说与《周礼》相合。另《左传》载，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大夫叔孙婼到宋国聘问，宋公设宴款待，席间宋公赋《新宫》，叔孙婼赋《车辖》。后《新宫》失传，或以为《新宫》即《小雅·斯干》。杨名时据《仪礼》有言“下管《新宫》”，认为《仪礼》成于周之盛时，而《斯干》乃宣王之诗，故《新宫》不可能是《斯干》。诸如此类，四库馆臣称赞其《诗经劄记》“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皆具有考据，于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①。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江苏吴县人，惠栋之父。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改庶吉士，出李光地门。散馆授编修，后提督广东学政，官至侍读学士。惠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于经学，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惠士奇之经学后为其子惠栋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形成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推动清代考据学进入全盛时期。
  惠士奇治《易》以象数为主，专宗汉学，征引极博，力矫王弼以来虚谈义理之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②惠士奇治《易》宗旨虽与李光地有所不同，但在解《易》的某些方面又有相似之处，或许亦曾受到李光地易学的影响。
  惠士奇治礼学亦带有强烈的信古精神，以郑玄为宗，并旁求于周秦诸子，力图借此发明《周礼》的古盲古义乃周代典制之原貌。他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①四库馆臣称其《礼说》“于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底”②。
  惠士奇治《春秋》以周礼为纲领，主要据“三传”立论。他说：“《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谷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儒之论，故纪事皆实，而论或未公。《公羊》不信国史，惟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则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诸国史，《公》《谷》得之师承，虽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好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传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赵匡之徒争攻三传，以伸其异说。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然如坐暗室之中矣。《公》《谷》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③四库馆臣称其《春秋说》“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谷》。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④。
  冉觐祖，字永光，号蟫庵，河南中牟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改庶吉士，出李光地门。散馆授检讨，寻告归，曾主讲嵩阳书院与仪封请见书院。冉觐祖学通经史，兼采汉宋，而以朱子为归，著有《易经详说》《书经详说》《诗经详说》《礼记详说》《春秋详说》《孝经详说》《四书玩注详说》《性理纂要》《阳明疑案》《正蒙补训》等。康熙晚年敕令大臣纂修五经时，李光地曾以冉觐祖所著《五经详说》上闻，康熙帝命取其书以供采择。
  冉觐祖治《易》以程朱为宗，折中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之说，辅以蔡清《易经蒙引》与林希元《易经存疑》，并博采诸儒之说足以羽翼程朱者。其易学兼顾义理与象数，注重卦辞的研究。在他看来，程颐《易传》以辞言理，而朱熹《周易本义》于卦爻言象占，于《彖传》往往言卦之变，例究之，亦不离乎辞。关于卦爻之象，冉觐祖肯定其出自圣人化工之笔，应认真推求取象之意，但其中有可解、有不可解者，若必欲穷究其取象何意，则不免陷于穿凿附会。冉觐祖亦主图书之学，认为《河图》《洛书》与《先后天图》皆与经旨有关，但图外生图，变化多端，则多经中用不及者。四库馆臣称其《易经详说》“兼用程《传》《本义》，谓朱子分象占，程《传》说理，二书不可偏废，故兼取二家之说，低一格以别于经。又采诸儒之说互相发明者，再低一格，以别于二家。觐祖时有所见，亦附著焉。其中亦间有与朱子异者。如朱子谓《左传》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而史妄引彖辞为非。觐祖则谓《艮》卦只二不变，当为《随》，既以二为八，则非六二矣，当以彖辞为是，史非妄也。又谓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较量卦画阴阳，朱子从后推论，未必是文王当日之意。又不取卦变之说。盖大旨不出程朱，而小节则兼采诸论也”①。
  冉觐祖治《尚书》以朱子学为宗，重在阐发义理。根据他的理解，“钦”字为《尚书》五十八篇之纲要。《尚书》所言之“钦”，即后世所言之“敬”。他举例道，《尚书》所言“敬修可愿”“敬哉有土”“懋敬厥德”“敬用五事”“王敬作所”“敬迓天威”，皆显言敬也；其言“克艰”“敬戒”“兢业”“同寅协恭”“慎乃在位”“祗台德先”“栗栗危惧”“克自抑畏”“不遑暇食”“夙夜不怠”，皆与“敬”文异而意同；而禹之戒傲，虺之戒满，尹之戒欲，召公之戒玩，周公之戒逸，则皆“敬”之反也。四库馆臣称其《书经详说》“以蔡《传》为主，旁引孔《传》、孔《疏》及宋元以下诸家之说以释之。虽引证颇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据诸说，而终以蔡《传》为主”①。
  冉觐祖治《诗经》亦宗朱熹，多取朱熹《诗集传》与《朱子语类》之说，并旁采诸家讲义与《诗集传》相互发明。其于《诗序》之说亦未全盘否定，能够在阐释诗意时有所取舍。四库馆臣称其《诗经详说》“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于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故其案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义者”②。
  冉觐祖治《春秋》主“三传”及程颐《春秋传》与胡安国《春秋传》，博采杜预、何休、范宁、孔颖达、徐彦、杨士勋等人注疏，并加以阐明驳正。四库馆臣称其《春秋详说》“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采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于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于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于非之说。于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征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③。
  冉觐祖治《礼记》主张汉宋兼采，认为仅读陈澔《礼记集说》而不睹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终属管窥之见，不能无扦格于其间。故其《礼记详说》于每篇经文后先举陈澔《集说》之解，再分列各家之说于后，主要取郑《注》、孔《疏》，汰其烦冗，录十之五六，兼采卫湜《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郝敬《礼记通解》及坊本诸讲可取者，与陈澔《礼记集说》相互发明，以补陈澔之不足。若有辞义未尽者，则以己意为之申明。冉觐祖还提出，《礼记》虽是《仪礼》之传，但若专用《仪礼》，则不免徒存仪文器数而使习礼者终于茫昧，必须结合《礼记》，才能得探本穷源之论。而他之所以要使用这种采摭群言的“详说”形式，则是为了对治当时学者的空疏之弊，使得读者可以由详而得约，不欲其舍详而径约。
  李光地门下，以王兰生最能传其音韵之学。王兰生，字振声，一字信芳，号坦斋，直隶交河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李光地督顺天学政，王兰生应童子试，为李光地所赏识，遂拔为第一，补县学生。后李光地升任直隶巡抚，又将王兰生录入保定莲池书院肄业，教以治经，旁及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光地拜文渊阁大学士，携王兰生进京，协助编纂《朱子全书》。后经李光地举荐，入直内廷，校勘《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又入蒙养斋分校《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卜筮精蕴》，并奉旨纂修《音韵阐微》。康熙六十年（1721），王兰生应会试落第，康熙帝以其久直内廷，学问优长，特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校对《钦若历书》。次年，奉旨充武英殿总裁，纂修《骈字类篇》《子史精华》诸书。后授翰林院编修，署理国子监司业，提督浙江、安徽、陕西学政，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任三礼馆副总裁，补授刑部右侍郎，兼管礼部侍郎事。
  王兰生的音韵学正是授自李光地。在他看来，当世所传等韵书清浊未分，元声不辨，而邵雍的《皇极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亦未能尽善尽美。其在李光地的主持下具体负责《音韵阐微》的编纂工作，贯彻、运用李光地的合声反切法，以满文五字类为声音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兼取各家之长，编成了当时最为完备的韵书，推动了清代音韵学的发展和完善，对后世的汉字标音工作亦影响甚大。同时，王兰生对四书五经亦颇有研究。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于武英殿召见王兰生，命讲《周易》之《乾》《坤》两卦，其能“抉疑释滞，精奥畅达”①。雍正三年（1725），王兰生署理国子监司业时，“期年讲《中庸》一部，《孟子》数大章，悉本李文贞公之指而畅之，衍为《太学讲义》二卷”②。
  除此之外，李光地门下何焯、蔡世远、王之锐等人皆学兼汉宋，重视经学，于经义多有阐发。而蔡世远门下高弟雷鋐、官献瑶亦通经学。雷鋐既是清代中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精擅理学，又能吸收考据学之长，注重考订经史疑义，辨析思想源流，于易学、礼学多有阐发。所著《读书偶记》多读经之札记，其中有近半篇幅在讨论易学。官献瑶为学主张治经以治身，教人于经中求道。其治《周易》《诗经》主李光地，治《尚书》主蔡沈、金履祥，治《周礼》主方苞，治《仪礼》主郑玄、敖继公、吴绂，学术视野较为宽广，并能斟酌众家，择其粹要，尤邃于礼学。著有《读易偶记》《尚书偶记》《尚书讲稿》《读诗偶记》《周官偶记》《仪礼读》《丧服私钞》《春秋传习录》《孝经刊误》等。
  李光地从弟李光墺、李光型亦受业于光地，二人皆精研性理，兼治经学。李光墺，字广卿，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充《一统志》《八旗人物志》纂修官。后提督山东学政，奏请《春秋》四传宜并习，不宜独宗胡《传》；四氏学宜遍习，不得专习《毛诗》，均得旨允行。寻擢国子监司业，充三礼馆纂修官。著有《考工发明》等。李光型，字仪卿，雍正十一年（1733）以理学荐，特赐进士，授彰德府同知。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寻擢刑部主事，充三礼馆律吕纂修官。著有《易通正》《洪范解》《诗六义说》《文王世子解》《天问解》等。二人还合著有《二李经说》。
  李光地之子钟伦、孙清植受学于光地、光坡，治经学皆有成就。李钟伦，字世得，李光地长子。康熙三十六年（1693）举人，尤嗜礼学，著有《周礼纂训》。其治《周礼》，从李光坡之法，列郑玄《注》、贾公彦《疏》于前，而以己意训之于后，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四库馆臣称其《周礼纂训》“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于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然如辨禘袷、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钟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于五人，讫于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于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①。
  李清植，字立侯，号穆亭，李光地三子钟佐子。雍正二年（172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八年（1730），补右春坊中允，寻迁侍讲学士，提督浙江学政。乾隆七年（1742），奉旨分纂《仪礼》。次年，迁右庶子，擢詹事府詹事，充三礼馆副总裁，又升内阁学士，充武英殿总裁，兼理经史馆事，主持校刊《十三经》《二十四史》。乾隆九年（1744），升礼部左侍郎，寻病卒。李清植少时好《周易》，晚岁专攻礼学，著有《仪礼纂录》。其治《仪礼》，亦本李光坡之法，以郑《注》、贾《疏》为主，于经文下引录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与敖继公《仪礼集说》之语。于《注疏》未安之处，则别下己意以折中之，颇能驳正《注疏》之失。
  李光坡表侄邓启元，受业于光坡，亦精通三礼。雍正五年（1727）获进士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纂修官，曾参与编纂三礼，著有《周官考注》《礼记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