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治经虽然主张超越传注，直求经典本义，但他并未因此完全否认先儒传注的作用与价值。相反，朱熹不仅对先儒的注经方法与注经成果多有肯定和赞扬，而且主张在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基础上，参考、借鉴、吸纳先儒传注中的合理成分来发明经典意旨。他说：
  学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与我理会，着实做将去，少间自见。最怕自立说笼罩，此为学者之大病。③
  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④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么道理？①
  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②
  朱熹认为，圣贤之言渊奥尔雅，不可以臆断，而经典中的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见闻所能及，所以治经者必须充分了解、掌握先儒传注，然后再进一步推求、阐释经典中的圣贤之道。同时，汉儒往往穷尽毕生精力注解经典，在经学上必然有其独到之处，虽然注解未必尽是，但所得亦多，可资参考之用，即便是错误之处，也足以引为鉴戒。因此，学者治经时应对先儒传注熟读详究，审其是非，明察其所以得失之故，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求诸心而正其谬误。在此基础上，朱熹提出治经须各立家法的主张，即要求在破除门户之见的前提下，博采汉宋诸儒所作各部经典注疏之可取者，定为说经与科举的标准范式。对于诸家解说中的不同之处，朱熹认为不应骤下判断，须在熟读精思的基础上，加以参校比较，方能最终定其是非得失。他说：
  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①
  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②
  由此可见，诸家注解之间的冲突矛盾不仅不会阻碍学者对于经典的理解，相反，对其异同处的比较穷究恰恰构成了深入领会圣贤本意的一种有效方式。
  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稽考旧注，而且在注解经典的实践中广引旧注，不薄时贤，博采众说，择善而从。据钱穆统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引宋代以前学者的古注即有董仲舒、司马迁、扬雄、马融、郑玄、服虔、孔安国、赵岐、王肃、何晏、皇侃、陆元朗、赵匡、韩愈、丁公著等十五家，所引宋儒注解则有四十一家。③对于五经，朱熹不仅在训诂上多取汉、唐儒旧说，而且在解说经义方面提出：“《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①可以说，“在他那里，不仅汉学与宋学的藩篱、汉唐古典经学与两宋新兴理学的藩篱被完全打破了，而且在宋学内部迂回百折、千门万户的学派对立的壁垒也都被他打破了，王学、苏学、洛学、关学他都兼容并蓄，宋代再没有第二个人显示出这样综罗百代、通贯众家的恢宏气魄了”②。
  除了重视旧注外，朱熹治经还积极参考、利用其他各类文献典籍等资料来注解经典，使经典与经典之间、经典与其他典籍之间互相发明，触类旁通。他说：
  人只读一书不得，谓其傍出多事。《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③
  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④
  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⑤
  一方面，经典的内容博大精深，若缺乏丰富的知识储备，必然难以完全理解。另一方面，经典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类型的典籍之间拥有或多或少的交集，进而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记载了人们对于自然、历史、政治、文化、思想等内容的认识、记忆与思考。对于其他典籍，特别是时代相近的典籍的了解，有助于学者更准确地把握经典本义。因此，在朱熹的经典注解中可以经常看到他对各种典籍的征引与辨正。
  譬如，朱熹解释《周易》《屯》卦“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时引《礼记》曰：“字，许嫁也。《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⑥解释《周易》《大畜》卦“童牛之牿”时引《诗经》《礼记》曰：“童者，未角之称。
  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诗》所谓福衡者。止之于未角之时，为力则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学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正此意也”；①解释《周易·系辞上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时引《荀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曰：“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按《荀子》云，窥敌制变，欲伍以参。韩非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史记》曰：必参而伍之。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②解释《诗经·小雅·伐木》“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时引《淮南子》曰：“许许，众人共力之声。《淮南子》曰‘举大木者呼邪许’，盖举重劝力之歌也”；③解释《诗经·小雅·何人斯》“壹者之来，云何其盱”时引《字林》《周易》《三都赋》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张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赋》云‘盱衡而语’是也”；④解释《中庸》“素隐行怪”时引《汉书》曰：“素，按《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⑤解释《论语·八佾》“二三子，何患于丧乎”时引《礼记》曰：“丧，谓失位去国，《礼》曰‘丧欲速贫’是也”；⑥解释《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时引《春秋公羊传》曰：“正，预期也。《春秋传》曰‘战不正胜’是也。如作正心，义亦同。此与《大学》之所谓正心者语意自不同也”；⑦解释《孟子·尽心上》“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时引《诗经》曰：“将，犹奉也。《诗》曰：‘承筐是将。’”⑧
  对于朱熹解经的这一特点，王应麟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康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①由上可知，朱熹在考证文字、名物、度数，解释字义、词义、句意，以及阐释篇章宗旨等方面都广泛参证了各类文献典籍，从而显示出与其他学者唯以己意解经或一味株守传注皆大为不同的经学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是较早引用金石材料注解儒家经典的学者之一。譬如，朱熹注解《诗经·大雅·行苇》“以祈黄耇”曰：“祈，求也。黄耇，老人之称。以祈黄耇，犹曰以介眉寿云耳。古器物款识云，用蕲万寿，用蕲眉寿，永命多福，用蕲眉寿，万年无疆，皆此类也”；②注解《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曰：“令终，善终也。《洪范》所谓考终命，古器物铭所谓令终令命是也”；③注解《诗经·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曰：“言穆公既受赐，遂答称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庙器，而勒王策命之词，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万寿也。古器物铭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其眉寿，万年无疆。语正相类。但彼自祝其寿，而此祝君寿耳。”④又如，朱熹注解《诗经·大雅·下武》“昭兹来许”曰：“昭兹，承上句而言，兹、哉声相近，古盖通用也”，⑤并进一步提出：“‘昭兹来许’，汉碑作‘昭哉’。洪氏《隶释》‘兹’‘哉’叶韵。《柏梁台诗》末句韵亦同。”①可以说，朱熹将发端于北宋的金石学引入经学训⑧考据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经学方法，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