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初朱子学之所以给人一种因循守旧、惟袭陈言、了无新意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著名的朱子学者因门户之见过严而陷于故步自封，往往为了尊朱卫道而表现出一种对于朱子学的夸张、霸道的教条主义和盲信态度，故容易惹人反感。如熊赐履曾说：“有孔子之六经，朱子之解经，天地古今之理备矣，顾学者真知实践何如尔”，“道理经先圣先贤发挥殆尽，学者只合遵守奉行，不须更去饶舌也”，③进而主张“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一洗从前浮薄偏曲之陋习与空虚荒诞之邪说”①。陆陇其则谓：“夫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也。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故陇其谓今日有志于圣学者，有朱子之成书在，熟读精思而笃行焉，如河津余干可矣”②，“尊孔子而非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四书、五经之注，固学者所当奉以为式，不敢稍叛矣”③。而吕留良亦云：“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④，“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⑤。由此可见，清初那些主张独尊朱子，死守朱子之学，反对对朱子学做任何发挥与改动的学者并非仅仅出自上层朱学官僚，也不应完全将其归结为政治上的动机或个人功利的目的。究其原因，恐怕还要在当时激烈的反王学的思想氛围下寻求理解。
  前面已经谈到，朱子学与王学绝非单纯的敌对关系，二者在许多问题上拥有类似的思路，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方式与途径实现相互之间的借鉴、调和甚至转化。事实上，王学恰恰构成了宋明理学史上对于朱子学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变动与修正。因此，想要彻底肃清王学的思想影响，重振朱子理学，就必须首先清整门户，确定一个清晰的思想疆界。于是一些朱子学者便采取复古的策略，着意维护朱子学的纯粹性，将朱熹本人的思想学说视为完满自足、不容更改的真理，通过不断复述的方式确立朱子学的标准形式，从而尽量不给王学等异端思想留下辩解、附会的余地。因此，陆陇其要坚决反对学者“有自辟门户、自起炉灶之意，而不肯纯以朱子为师”①，严格地批评那些在他看来不纯粹、不彻底的理学思想，特别是各种试图调和朱王的观点。他不仅指责黄宗羲、孙奇逢回护阳明，使“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②，而且批评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未能脱姚江之藩篱，谓其尊朱子则可，谓其为朱子之正脉则未也”③，认为二人虽“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④，其目的都是为了严划朱王分界，杜绝各种“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或“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的情况发生，以求尽绝王学之病。同样，吕留良对于许衡、吴澄等朱门后学的严厉批判也不仅出于发挥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还在于不满他们对朱子学的背离与篡改。所以他说：“儒者正学，自朱子没，勉斋、汉卿仅足自守，不能发皇恢张，再传尽失其旨。如何、王、金、许之徒，皆潜畔师说，不止吴澄一人也。自是讲章一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学遂亡。”⑤吕留良特别指出，正是由于朱门后学不明朱熹的章句传注之说，故流于鄙悖陈腐的讲章制艺之学，久而久之，人心厌恶，遂将学者驱入异学之中，“一入其中，益厌薄章句传注文字不足为，而别求新得之解”⑥，“故讲章诸名宿，其晚年皆归于禅学。然则讲章者，实异端之涉、广，为彼驱除难耳。故曰独存异端也”⑦。因此，吕留良同时反对讲章与讲学两种倾向，一意固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为学，“终不敢有毫发之疑”，“宾宾然守朱子之说，有一不合，即以为畔道而不敢从”。⑧
  应该说，某些清初朱子学者的这一尊朱策略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帮助朱子学在政治与思想领域迅速恢复了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使朱子学趋向守旧、狭隘与僵化，这在传统理学遭遇挑战、各种新思想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年代稍后的李光地就对这种墨守朱子、不思进取的治学态度明确表示反对，批评“读书人不思经义，株守传注，字字胶执，牵经合传，甚至并传意亦失之，如近世陆稼书、吕晚村、仇沧柱等，真村学究。名为遵程朱，何尝有丝毫发明？”①他又解释道：
  许鲁斋云：“学问到有朱子，已经都说明，只力行就是了。”此语似是而非，恰像人已无不明白，只欠得力行。其实不能明白者尽多，乍见似显浅，人人与知，却中间难理会处无限。只当云熟讲深思而力行之，方无弊。且如尧舜以来之道，至文武已无不明备，周公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何为也？《易经》，文、周阐发已明，孔子又“韦编三绝”，何为也？说是前人说明，亦要我在身心上实实体会亲切方好。近人不是想翻程朱之案，便谓程朱发明已尽，不必措意。都不是。申公曰：“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语虽结实，亦未详尽，不讲明如何行得。夫子拈一“信而好古”为宗，就中又开出许多方法。如所谓“阙疑”，“阙”殆择善而从，不是见古不论是非，一概深信不疑也。②
  程朱大段与孔孟若合符节，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若微文碎义，安能处处都不差？若使不差，伊川何以亦有不依明道处？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处？盖主于发明道理，不为人也。即朱子于《四书注》，至垂绝犹改，可见他亦不以自己所见为一定不移，何况于人！③
  在李光地看来，程朱之学与其他学说相比固然最为优胜，但这并不意味着程朱已将义理一口道尽，后人于此可以不必措意，只需遵照实行便是。许多道理见于日用之间，看似简单浅显，人人皆知，其实中间大有深意，待人思索，正是学者用功之地。若对先圣先贤所阐明的道理抱持着一味接受、无所用心的态度，无形中就遮蔽了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因为儒学是关乎人的身心性命的学问，只有经过熟讲深思而力行之，方能使心与理融合无间，才是真正的为己之学。若不能将所得的义理于自家身心上实实体会一番，孔孟之理还是孔孟之理，程朱之理还是程朱之理，终究与己无关。
  李光地进一步指出，即便是程朱之学，亦不是完美无缺、不可改动的。“所谓程朱当从者，非谓一字不可异同也。”①如程颐之学与程颢有所不同，朱熹之学与二程有所不同，朱熹直至去世前仍在修改《四书章句集注》，都说明程朱之说并非不可改易。而这种思想上的不同与改变，正是程朱理学充满生机，不断发展、完善的明证。也可以说，正因为程朱之说亦有所未备，故理学尚有进步的空间，学者更要于此用功深思，深造自得。朱熹曾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②，又表彰李郁所言“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③。而李光地亦云：“读书最怕是无疑，道理本平常，看去不过如此，其实进一步，又一层”④，“无味处致思，至于群疑并兴，是超凡入圣关头”⑤。由此可见，李光地确乎继承了孔子“多闻阙疑”、朱熹“无疑者须教有疑”的怀疑精神。若将这种怀疑精神继续推论下去，则不仅程朱之说可以怀疑，即便是孔子之言，亦须经过心中的思索体察，论个是非明白。例如，李光地在论述理气关系时，认为学者之所以“于程说则韪之，于朱说则疑之”，是因为程子之说与孔子之言相符。对此，他公开表示异议，直言：“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乌能信？”①这种强调怀疑与自得的学术精神与阳明所提倡的“学贵得之心”的思想亦是相通的。
  对于陆王心学，李光地虽有所批评，但并不纠缠于门户之争，亦未将其价值一概抹杀。他不仅能于具体的理论观点上辨别陆王之非，而且能主动发掘、吸收陆王思想中的优点与合理处，承认陆王于程朱有助，可以陆王之学来弥补程朱之所未备。关于儒学中几种主要派别的学术特点，李光地曾做过一个比喻：
  佛家有经师，有法师，有禅师。经师是深通佛经，与人讲解；法师是戒律精严，身体力行；禅师是不立文字，参悟正觉。儒门亦似有此三派。郑、贾诸公，经师也；东汉诸贤，壁立万仞，法师也；陆子静、王阳明禅师也。程朱便是三乘全修，所以成无上正果。②
  由此可见，李光地虽将程朱理学列为诸家之首，但也并不否认陆王心学为儒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以陆王为儒门中的禅师，虽不免包含有近禅的批评意味，但也委婉地承认其具有“参悟正觉”“直指本源”的能力和特长。同时，李光地还肯定了陆王之学与孟学之间的关系，认为陆王之学可溯源自孟子。譬如，李光地尝以朱熹拟之孔子，而谓孟子主于发明人心，终未免簸弄精神，故开陆九渊、王阳明一派。其在讨论朱陆异同时，亦谓陆学的兴起“盖见世之支离沉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摆脱，直接乎孟氏之传”①。而这一判断大体上也可以适用于王学。
  论及陆九渊其人其学，李光地皆不乏称道之辞，如谓：“象山之学，与建阳称同异，然其喻义责志之章，朱子左次焉。游其门者，旦异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师矣”②，“康节、象山与洛闽分流，然其所造高明，后之君子慎师焉，不可讥也”③，又谓：“陆子静文字坚卓，轮对劄子，千秋之龟鉴也，第五篇更切中后世情事”④，“陆子静才本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内无贼，路不拾遗。又明敏于事，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他用五千人，克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有可观。……使子静为相，必用朱子；朱子为相，必用子静”⑤。儒者之学，不外乎内圣外王，李光地在这两方面对陆九渊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在他看来，朱陆之辨主要还是表现为为学之方的不同，“陆氏之反约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则径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渐，卫道也严，其教人之法则周而无弊也”⑥。由于陆九渊疏于道问学之功，故其“议论举措之间犹未免于精神用事，而气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极其规矩准绳于无憾也”⑦。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朱、陆二人在“破末俗之陋，传圣贤之心，洗训诂之讹，发精微之意”等大方向上保持一致，且“陆氏之论躬行，必先于明理；其言穷理，必深思力索以造于昭然而不可昧，确然而不可移”，亦与朱熹知行之学同归。⑧故李光地在奉旨编纂弘扬理学正统的《性理精义》时，虽以朱子学思想为基础，但亦不避象山之名，收录了不少陆九渊的言论与观点。
  至于阳明之学，李光地不但赞赏其恢复《大学》古本的做法，而且认为其论良知与万物一体等处甚精，所讲立志、修养等语“皆是其自己得力处，言之亲切警动，亦极好”①。此外，李光地还屡屡称道其事功，以“贤豪”“英物”许之阳明。如谓：“正学迂腐无用，若以王姚江处其位，恐永乐未必成事。姚江满腹机权，故是英物。其平宁王，皆教官、典史、知县、知府驱市人而战，真是大才”②，又谓：“若吾儒做事，却在根本上讲。王姚江学术虽偏，然为朝廷办事却识大体，其平蛮所至，即立郡县，便清其根。回兵所到，即顺势平其所未奉诏者，而台谏乃纷然哗噪，治其擅兵之罪。可厌之极！”③时人孙承泽主张尊朱黜王，常借《正德实录》中有人参劾阳明与宁王交通，及闺门秽事攻击阳明。李光地对此不以为然，直言：“吾辈评其学术不正，只论学术可已，此等诽谤，恐不足凭。贤豪岂能免此？”④
  就总体而言，在陆、王二人中，李光地对于陆九渊评价较高，认为阳明不及象山，阳明之学虽源自象山，而其之失大。但在事实上，自王学成立之后，由于其思想体系的完整与精致，已然成为心学一系思想的主要代表，陆学的作用与影响几乎被王学所取代。加之王学与朱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清代理学对于明代理学的承继，李光地的理学思想所融摄的王学因素显然较陆学为多，其对于朱子学的调整和改造也更多地受到王学思想的影响。王阳明在回应罗钦顺对其“决与朱子异”的批评时曾说道：“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①而李光地亦认为程朱之说并非一定不易，其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完全符合程朱的学术原则，“盖主于发明道理，不为人也”。他因对朱熹的《大学》改本不能“心通而默契”，故主张从阳明之说，复《大学》古本。其间虽“缅惟朱子平生用力此书为多”而感到“廻惶倚阁”，但“念朱子之道非一时之道，盖将取信于天下万世焉尔”，故仍“直其所见，待方来之朱子而折中焉”。②在注经解经时，李光地亦不免有时与朱熹意见相左，如谓《礼记》陈㵆注不如郑玄注，《春秋》胡安国传不如啖助、赵匡等三家之清通简要。对于这些与朱熹不同的观点，李光地主张不妨“折衷而存之，归于发明圣经，此有何害？固程朱所心喜者”③。由此可见，李光地治学，不论是修正朱学，还是融摄王学，皆以发明义理为主要目的和取舍标准，并非以学派门户为转移。这种客观、开放、自主的学术精神不仅有得于程朱，恐怕亦有得于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