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绪言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54 |
| 颗粒名称： | 绪言 |
| 页数： | 55 |
| 页码： | 1-55 |
内容
一 研究缘起
清代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许多传统的制度、文化都发展到历史的最高峰；又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渡时期，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这种情况反映到学术思想史上，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有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归纳总结，又有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流融合。表面上看似在不断地尊古、复古，实则背后的动机一直在求新、求变。这就使得清代的学术思想史内容丰富，名家辈出，历史与现实意义突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学术思想的变迁亦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理路。由于清代思想整体上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其发展演变自然与儒学本身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紧密相关。在儒学内部发展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不断变化的共同影响下，清代思想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学术范式的多次转变。因此，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要涉及分期的问题。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提出：“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
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①
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亦认为清代学术凡三变：“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姚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②
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将清代汉学之变迁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个时期。其中，怀疑派起于顺康之交，以阎若璩辨《古文尚书》，胡渭、黄宗炎辨《易图》，以及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毛奇龄《四书改错》、万斯大《学礼质疑》等书的出现为代表，启汉学之初兴。征实派主要在乾嘉年间，以江永、戴震之学为代表，以实事求是为特征，乃汉学发展之顶峰。丛缀派约在嘉道之际，当汉学极盛之后，已渐露疲态，故不得不出于丛缀一途，以“据守”“校雠”“遮拾”“涉猎”为能事，流于拾骨襞积之学。虚诬派亦在嘉道之后，以西汉今文经学复兴为特征。其学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以至经术支离，莫此为甚。③
梁启超则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学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期。启蒙期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乃出于对明学之反动，亦为清学立下规模。此期的代表人物首推顾炎武、胡渭和阎若璩，其次尚有颜元、李塨，黄宗羲、万斯同与王锡阐、梅文鼎等三派学者。各派研究方向虽异，反明学之性质则无不同。全盛期之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研究范围则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蜕分期始于庄存与之治《春秋公羊传》，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以西汉今文经学之复兴为特征。康有为综集诸家学说，严划今古文分野，谓古文经传皆刘歆伪造，又立“孔子改制”说，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衰落期几与蜕分期同时，考据之学已为前人发挥殆尽，后起者大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更陷于门户之争，互相诋毁，渐为社会所厌弃。加之海通以来，西学输入，其运命自不能久延。然此期中，犹有俞樾、孙诒让等一二大师，为清学正统派最后之壁垒。①
而钱穆认为，清代三百年之学术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而来，清代经学之盛为理学进展中应有之节目，故据理学之转变而将清代学术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时期，为学崇尚兼听并观、博学明辨，运思广而取精宏，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另辟一崭新之蹊径者。第二阶段为顺、康、雍时期，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满洲统治者亦倡导正学以牢笼人心，理学遂成为压束社会之利器。第三阶段为乾、嘉时期，聪明才智之士群凑于经籍考订之途，考据之学极盛，然其根底亦自理学而来，所得在经籍之沉浸，可补宋明理学之未逮。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时期，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以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竞及于理学家言。惜其心意迫促，涵养浮露，所得较之明遗与乾嘉远为逊色。②
以上诸位前辈学者关于清学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从中不难看出，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了清代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演变过程，同时又以考据学为清学的正统和主流，实际上是以考据学的兴起、发展与衰落为脉络来划分和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特别是梁启超的说法出现之后，由于其简洁明了，脉络分明，论述清晰，既能容纳前此诸家之说，又引出了“以复古为解放”的新论，遂为广大研究者所认可，并且不断得到复述，几乎成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理解样板和典型论述。相形之下，钱穆的说法虽视角独特，自成一家，且有意纠正梁氏之偏，但在事实上却长期未得到治清学者的太多响应。时至今日，学者们在探讨清代学术思想时，仍习惯于将研究焦点集中在考据学或乾嘉学派上，以至于不少人甚至下意识地将清学与考据学或汉学简单地等同起来。
诚然，考据学作为清学中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一门学问，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术和学者，演为一股时代学术思潮，将传统的儒家经史之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且带动了久为学者所忽视的小学、音韵、天算、舆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目录、辑佚等学问的繁荣兴盛，其流风余韵远及于今，功莫大焉。正是有赖于清代考据学者的努力，使得许多向称艰涩难读的古书，通过训诂、注释，变得可读可解了；许多窜乱芜杂、讹舛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得到了清理纠正；许多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典籍，通过辑佚、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其学不仅有功于古圣先贤，更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但如此，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①，因而考据学的意义还在于产生了所谓的近代“科学精神”。这种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成为我国“科学发达之先驱”与“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②同时，由于实证方法的形成和流行，导致了传统的学术观念和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致命的挑战，产生了新的考据学话语，其“与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③。
但是，回到学术思想本身的演变历史来看，将考据学过度地抬高和夸大，甚至将其等同于整个清学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时间上看，乾嘉之前，考据学尚处于成长阶段，经世之学一度兴盛，理学仍然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而在乾嘉之后，西汉今文经学崛起，经世学风、朱子理学都有所复兴，单纯的经学考据已不再是学界的潮流，考据学的方法和意义也开始受到包括考据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和批判。
嘉庆年间，汉学正盛，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表彰经学考据，严划汉宋门户，扬汉抑宋。该书总结了乾嘉汉学的源流与发展，对于以惠栋为代表的汉学家极尽褒扬之能事，而将“深入宋儒之室……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①的顾炎武、黄宗羲附于卷末，对宋学则采取鄙夷之态度，攻击宋儒“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②。此书一出，象征着汉学家对自身学术方法与学术精神的高度自觉，亦令汉学门户愈加森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不满与反对，使得各派学者与汉学之间的争论愈发激烈。
龚自珍就曾因此致书江藩商榷，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汉学名目的“十不安”③，反对汉宋对立、唯汉是从，主张清代自有学术，与汉人之学不尽相同，不应以“汉学”名之。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以护卫程朱，申宋黜汉，对江藩之书痛加攻驳。他在书中摘选清代汉学家与宋儒立异的观点，逐条加以辨析驳难，矛头所指，乾嘉之前的汉学家几乎无一幸免。方东树特别攻击汉学家所标榜的考据方法和“实事求是”，认为真正的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④。相反，汉学家离义理而专言考据，“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①。他还进一步列举了所谓的汉学“六蔽”，指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②。而福建朱子学者谢金銮则提出了经学与经术的区分，主张通经须有术，以之修己治人，施于实用。所以他批评当时的考据学者“明于古，暗于今，徒事章句训解”，“喜搜求古书以为新博，愈古愈废之说则以为愈佳，将谓唐不如晋，晋不如汉，东汉又不如西汉，宋以下则鄙夷弗屑已矣。其于圣人之经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以抄袭旧说为尊古，以论辨折衷为武断。学虽博，以语修己致用之方则无术焉。此第谓之经学则可，不足以语经术也”。③随着清朝国势日颓，魏源目睹当时社会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有感于时势将变，亦力反汉学家泥古、信古之习，直指“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争治诂训音声，爪剖爪析……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④，提倡通经致用，变古以利民。这些学者虽然与汉学家门户不同，争论之中不乏偏激、武断之言，但其批评也并非全是毫无根据的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其中不少论断确能切中要害，直指其病。同时，这些批评集中出现于汉学繁荣之时，并且能够在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了乾嘉汉学盛极转衰的命运。
对于考据学的批评显然并不仅限于考据学的异己者。在此之前，一些比较敏锐的考据学者就已经开始反思自身学术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皖派学者凌廷堪曾批评当时的汉学末流侈谈许、郑，“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又浮慕惠、戴，“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⑤有鉴于某些考据学者之固陋偏狭，王鸣盛特提古今学术的会通，认为“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又谓：“声音文字，学之门也。得其门者或寡矣，虽然，苟得其门，又何求焉，终身以之，惟是为务，其他概谢曰‘我弗知’，此高门中一司阍之老苍头耳。门户之事，熟谙虽极，行立坐卧，不离乎门，其所造诣，铃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阶，况敢窥房奥乎？”①焦循亦在此意义上力拒“考据”之名，批评“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②，并斥之为“补苴掇拾者之所为”③。他还反对某些考据学者借“汉学”自相标榜，以东汉注疏取代孔孟之道，“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④。王引之亦附和焦循的观点，直言不讳地指责惠栋“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⑤。甚至最能传戴震训诂考据之学的段玉裁，其晚年反思一生学术，也意识到考据与义理相分离所造成的危害，谓宋学关乎人生之根本，而自己“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⑥。此言出于一代经学大师之口，不可谓不痛切。他又见当时世道人心之败坏，将其归因于“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以致“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①可以说，正是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和考据学自身的学术缺陷导致了它在极盛之后的迅速衰败。
屈指算来，自惠栋复兴汉易，使“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②，至乾隆中叶皖派大兴，戴震名重天下，考据之学渐臻鼎盛，以至于原为朱子学重镇的“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③，再到咸丰之后，其在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带来的双重打击下不可挽回地陷入没落，考据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的辉煌实不过百年。如果再作进一步考察的话，甚至可以发现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严谨的发展”④。因为真正从事专门考据并以此名家的学者主要生活在以江苏、浙江、安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一小部分。他们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赞助，凭借书院讲学、书信切磋和部分著作的传抄、刊刻等方式在学界交流传播学术，赢得个人声誉，组成了一个相对自主、拥有独特学术规则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后人眼中似乎弥漫整个清代学术界的考据学风气。而这一风气在淡化多时之后，又在清末民初那个传统文化剧烈变革、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被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又熟悉传统学术的学者从故纸堆中重新发掘出来，当作我国传统学术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加以表彰，并且希望以此为基础来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其实，梁启超在早先发表的《近世之学术》中亦曾注意到，即便是在乾嘉年间考据学最盛之时，“其学实仅盛于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学子，虽往往传习，然不能成家”⑤。可是，随着梁启超晚年学术思想的转变，使他对于考据学的态度从有所批判转为大力推崇，这一观点也就不再被其提起。
与经学考据相比，学者们对于清代儒学的另一主要表现形态——理学的关注就少得多。在传统的清代思想史论述中，理学往往是被视若鸡肋，形同隐身的。将这一段完全跳过不讲固然不妥，但真要讨论起来似乎也无话可说，结果不免寥寥几笔，批评一番，草草带过了事。因此，不少学者很自然地将清代想象为理学的衰落之世，认为理学在清代是衰歇甚至断裂的。但是，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即便是在考据风气最兴盛的时代，其也远未在思想界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作为清代经学考据的领袖，戴震对于考据学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或者可以更简单地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②这种说法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考据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几乎得到当时所有考据学者的认同，不啻为清代考据学之共识与口号。然而，就清代考据学的实际状况而言，是否已实现“故训明”或“古经明”暂且不提，起码距离“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还相差甚远。或者说，极少有向这方面主动努力的意思。除了戴震主张“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③，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生平论述最大者”④，明白地表示要建设新义理之外，大部分考据学者已完全丧失义理之兴趣，甚至讥戴震所著义理之书为“空说义理，可以无作”⑤，“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⑥。
其实，在清初考据之风初起时，当时的考据学者尚怀有比较强烈的义理意识，其考据工作往往与其义理见解是紧密联系的。虽然考据学者对于理学家所主张的“由义理以定训诂”的观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在初期考据学者的考据工作中又确实可以发现义理之学所起的重要作用。据余英时的研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隐含反王学的目的，是有意识地借辨伪的方式来推翻陆王心学的经典依据，而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的一大原因则是为了维护王学；陈确对《大学》的辨伪，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对《周易》的考证，都是冲着朱熹而来，目的是为了攻击朱学，而顾炎武、王懋竑、戴震等为朱子易学辩护的，都是在哲学立场上接近或同情朱子的。因此，这些学者的考据工作“可以说是理学争论的战火蔓延到文献研究方面来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承了理学传统中程、朱和陆、王的对垒”。①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儒家经典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多义性，这就决定了考据学者在具体的考证经典的过程中，也很难做到与义理完全隔绝，他的思考和判断仍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义理方面的影响。即便是身为考据学大师的钱大昕，当他在注解经典的过程中遇到两难之境时，也不乏“据义理来决定训诂”的情况。②由此可见，即便是单纯的文字训诂校勘，有时也不免要牵涉到考据者对于义理问题的理解和偏尚。
但是，对于许多考据学者来说，他们往往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考据与义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尤其是随着考据领域的扩大，考证方法的完善和学派壁垒的严苛，学者们沉浸于考据工作本身，渐渐失去乃至舍弃了前辈们所深藏而珍重的义理意识。原先的手段变为目的，怀有某种自觉意识的考据变为琐屑、单一的考据，原本蕴含辨明义理、经世致用之意的考据工作甚至成为某些人卖弄学识、弋荣邀宠的手段，从而成为另一种空虚无用之学。用凌廷堪的话说，就是：“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③笃信程朱，而又兼擅金石、考据的翁方纲亦指出：“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异、不嗜博嗜琐而专力于考订，斯可以言考订矣。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①直到晚清，考据学的这种状况依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故陈澧谓：“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②这一状况无疑极大地限制了考据学的规模和气象，在考据精细化、专门化的同时，也丧失了使学术进一步扩充和提升的机会，反而令其中潜藏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从而加速了考据学的衰落。在此期间，虽然以戴震为代表的个别皖派学者在义理方面尚有所讨论和建设，试图弥缝考据学的缺失，但既得不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也未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新义理体系，其理论规模与所达到的深度、广度都与宋明理学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因为清代的考据学者自动退出了义理的阵地，转而成为职业化的考据家，使得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垄断着义理的真理性和解释权，从而在思想界一直保持着相当的重要性。加之朱子理学数百年来一直担负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更使得这种思想上的重要性变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支配力量。其通过经筵日讲、科举考试、政策律法、乡规民约、道德教条等形式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无论考据学在学术上取得多大的成功，也不过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一项门槛很高的智力活动，只要它没有发展成为一套与社会现实需要及发展趋势相结合，并为政治权力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取代朱子学的地位。在广大深厚的民间社会，若以影响力论，“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①。因此，即便乾嘉考据学者普遍对于义理之学不感兴趣，甚至在学术上表示蔑视，但其作为传统语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摆脱不了义理的纠缠。他们大多从小就浸淫在各种看似不容怀疑的理学话语之中，以理学著作为教材，接受义理的灌输，并且学会熟练地运用理学话语进行发言、写作和考试，以此通过体制的认可而踏入仕途。在各种公开场合与官方场合中，他们也习惯性地使用理学话语进行交流和表达，“这些看上去很庄严、高超和正经的语言成为流行的话语，不用这一套话语就无法表达身份层次、价值趋向和文明理想，也无法在执普遍观念的社会中获得认同”②。故元和惠氏有“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之训，且为众多考据学者所反复引用，奉为圭臬。但是，如果对这句话的含义作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因为汉学、宋学同为孔门之学而有取径之不同，宋儒的道德、修养和操行正是从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和体悟中得来，并以其义理思想为根本依据。考据学者若以汉儒之说为是，认为不由训诂则无以得义理之真，从而根本鄙薄、厌弃宋儒之理，又如何能法程朱之行呢？反过来说，既然考据学者依然要肯定、效法程朱之行，其言行举止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潜意识必然不能与宋儒之义理彻底脱离干系。
正是由于大部分的考据学者并没有自己的义理足以与宋明理学家的义理相对抗，而在学术讨论和社会生活中又不能完全避免义理表达，自然只能沿袭宋明理学家的论述。“若讲及所为义理之学，其所讨论之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依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也。就此方面言，则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续者。”③甚至对清代考据学的思想革命意义评价甚高的梁启超，也曾注意到当时的考据学者“依然是‘程朱中毒’。因为个个都从八股出身，从小读熟的集注或问早已蟠踞住他们的下意识……所以那时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他们虽然口头上鄙夷宋学——我敢说一句放肆的话：‘一个个都是稀稀薄薄、朦朦胧胧的程朱游魂披上一件许郑的外套。’”①即便如艾尔曼所言，当时有部分学者自觉以考据为职业，弃仕从学，依靠官方或半官方的赞助进行图书编修、文献整理的工作，或通过担任官府幕宾、富户的家庭教师、书院教师等方式维持生计和学术研究，但其中真能彻底绝意科举、不登仕途者在整个传统知识分子群体中恐怕只能占极小的比例。再退一步说，即便不赴科举、不入仕途，其在读书著作、社会交往、书院讲学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开理学话语的影响，更何况对于儒家经典的考证本身就与考据者在义理方面的理解有着难以分割的先天关系。
诚如葛兆光所论，从整体上看，清代的思想世界在大部分时间内依然延续了前代的基调，官方的意识形态依然处于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支持之下，大多数士人仍然在四书五经的教育与阅读中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并且通过自身的社会、政治、学术活动将其巩固、传承下去。而乾嘉考据学的兴起，虽然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一阵波澜，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但是并没有产生如后来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文艺复兴那样的影响力。与其说考据学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思想秩序，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术与道的分裂，知识与思想的对立，真实性与真理性的冲突。这也就产生了诸如“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样看似截然分明，实则自相矛盾的考据家话语。因此，就思想世界的总体面貌而言，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包括乾嘉时代在内，“事实上还是官方认可的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以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为主的、作为道德伦理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着整个思想界”②，而理解清代理学也就对理解清代思想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既然已经确认了理学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那么若要研究和理解清代理学，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清初朱子学。这里所说的清初，主要是基于清代思想史进程的一个阶段划分，指的是以满洲政权入关，定都北京为始点，到乾隆中期考据学发展成熟之前的这一段时期，也就是学者们一般所认定的清代思想史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内虽然同时存在着经世之学、考据学、理学等多种学术形态，但以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为思想界的主流。具体言之，一方面，当时的考据学尚在探索、积累阶段，研究领域还未最终划定，理论和方法也不成熟，且早期的考据学者亦不以单纯的训诂考据为限，其学术往往暗含义理讨论之目的；另一方面，经世之学虽称一时之盛，但因提倡者多为晚明遗民，深怀家国创痛，其学其人便往往与反清复明之政治目的相联系，且多对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做激烈批评，宜乎其不肯为清廷所用，经世之志亦不得施展，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推翻满洲统治，“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顾炎武等人所冀望的“王者”终究也没有起来，反倒是清朝的统治渐趋稳固，明朝复国无望，加之清廷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这种“革命”的经世之学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就难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而就清初理学内部来说，明代盛极一时的王学受到学者们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思想领域总体呈现出由王返朱之势。一方面，当时信奉朱子学的理学家甚多，他们或居庙堂之高，或处草野之间，共同推动了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从而为整个清代朱子学立下规模。这一时期，“以恪遵程朱名者，则有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诸人。……置身显宦而兼以理学名者，汤斌、光地外，更有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诸人。……其时更有谢文洊、应㧑谦、刘原渌、朱用纯等，虽立说与程朱不尽吻合，然大旨亦宗程朱者也。此外以程朱自命者，尚有李生光、范镐鼎、汪佑、劳史、李来章、张鹏翼、朱泽云等，亦皆笃于躬行者也”②。清初诸大家中，王夫之于理学方面最具创见，其不仅宗师张载，且思想与朱熹亦多相合之处，后期尤推崇朱熹之四书学③。而为后世尊为清学开山的顾炎武，虽极力抨击王学空疏祸国，但对朱熹却多推重，尤能弘扬朱熹“道问学”之旨以拯时弊。其谓朱子之学“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①，晚年更言：“两汉而下，虽多抱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②，直以内圣外王许之朱熹。清初著名经学家，被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列为卷首第一人的阎若璩亦鄙薄明儒，而推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其不仅提出“朱子出而前乎朱子众儒之说得朱子而论定”③，甚至将朱熹比作“三代以下之孔子”，“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④。即便是清初的王学一门，仍然坚持尊王黜朱立场的已经极少，大部分学者都对明末王学的流弊进行了深刻反思，或改宗程朱，或倡朱王调和，其论学旨趣渐与朱子学趋同。“总之，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⑤应该说，萧一山对于清初思想界的这一论断大体上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清初朱子学亦有其自身的学术特色，恐怕不能仅以宋明朱子学的简单重复视之。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清初朱子学也在反思、总结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努力调整自身的形态，发掘固有的资源，借鉴他人的智慧，使原有的思想体系能够回应并解决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因此，有学者将清代理学的典型特征归结为“最顽强地坚守传统儒学基本立场特别是程朱理学立场而又能因时而变、反映时代特点的清初朱子学”⑥，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时，看似水火不容的考据与理学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难以割裂的联系。章学诚于清代学者中素以辨别古今学术源流而见长。在他看来，朱子之学的特点在于“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而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戴震、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皆通经服古、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其学术正是继承朱子之学而来，“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①钱穆基本同意章学诚的看法，他指出：“清代经学，亦依然延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的经学考据虽然对于宋明理学有所补充和修正，但只不过是益增其光耀而已，终不能逃脱宋明理学的范围与笼罩。而萧一山亦注意到考据学与理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内在精神上的联系，反对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清儒所标榜的读书传注之学与程朱一派最为接近，实则延续了程朱理学的方法与精神，只不过其方法更为客观、科学而已。所以他说：“清代虽以汉学为名，其实仍程朱一派尊经笃古之流风；惟益缩其范围于名物训诂之间而已。然则清学者，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③事实上，考据学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也确实离不开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一大批不同派别的学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可以说，学者们关于清代考据学思潮来源的讨论，不论是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将清代学术视为宋明理学的延续与补充；或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认为宋明理学传统在清代并未完全消失，而是改换面目般地融入经史考证之中，从而将清代考据学视为儒学自身蕴含的内在理路的自然发展和范式更新；还是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将考据学的兴起归结为清人对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厌倦甚至憎恶，最终演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复古为目的的古典考据运动，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考据学与理学之间或正或反的关系。“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①，故不识往者，亦无以知将来，若要在思想史的内部理解清代考据学的产生及其意义，也就必须对于之前及同时代的理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朱子学作为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思想界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掌握了儒家义理的解释权，更凭借其自身内在动力与政治权力渗透到民间基层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而清初朱子学作为整个清代朱子学的基础和代表，同时又与清代最具特色的经典考据学相互联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研究清初朱子学，不仅对于清代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与内在理路。
但是，自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有关清初朱子学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乏人问津。近年来，随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清初朱子学的存在与价值，并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累积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精辟之论。但就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比较零散和初步的状态，与清初朱子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尚不相称，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因此，今天仍然迫切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系统的讨论，发掘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并对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予以重新阐述。这也正是本书选择以清初朱子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据《清代理学史》对于清代前期理学流布的基本情况的分析，当时理学发展比较繁荣、理学群体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两湖等地区。其中，福建自然是清初朱子学最为集中和兴盛的地区之一。众所周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受学于福建理学家李侗等人，其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几乎都在福建进行，门生弟子也以福建籍为最多，因而朱熹的学说也被称为“闽学”。据陈荣捷在《朱子门人》中的考证，朱熹共有弟子四百八十八人，范围遍布全国。仅就其中居里可知者而言，就有一百六十四人来自福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最为后人所推重的朱门高弟如黄榦、陈淳、蔡元定、蔡沈、刘爚、李方子等人也多为福建人。故曰：“朱子传之蔡西山、九峰、黄勉斋、陈北溪、李果斋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又朱门之私淑也，有宋闽儒甲于天下。”①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福建朱子学者不断地耕耘、传承与弘扬，使得福建俨然成为朱子学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形成了自己经久不坠、传承有序的理学传统。即便是在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最为鼎盛之时，福建地区的朱子学仍非常兴盛，所受王学的影响亦相对有限。许多福建学者挺身而出，与王门中人反复辩论，积极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时则姚江之学大行于东南，而闽士莫之遵，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②直到清代，福建朱子学依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并且成为清初朱子学复兴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不仅有李光地、蔡世远等一批闽籍理学名臣在朝提倡，影响皇帝，更有张伯行等官员在闽推广，刊刻出版了大量朱子学著作，并建立鳌峰等书院作为传播朱子学的阵地，敦聘著名朱子学者掌教书院，讲学其间，培养了大批福建朱子学人才。故清儒陈庚焕有云：“自宋以来，闽士蔚兴，与中州埒。道南一脉，远绍洙峄，举濂、洛、关之统悉荟萃于闽，至今天下之士宗闽学焉。”③因此，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作为清初朱子学的一个典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应该是比较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二 20世纪以降清代学术思想史视野中的清初朱子学研究
就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来看，除了林国标的《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之外，将清初朱子学做一单独整体进行研究的专著尚少，学者们对于这方面内容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还是见于各种被命名为思想史、哲学史或学术史之类的著作当中。除此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清初朱子学某一侧面或某一人物的研究散见于其他相关著作或论文中。但一般而言，这一类研究成果最终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反映、汇集到学术思想史的叙述当中。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有关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还是置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叙述的。虽然因为思想史、学术史或哲学史著作在研究范式上的不同，可能导致其在内容取材、组织结构、论述重点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由于这种范式差异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加之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特点，让这种差异在实际写作中又被进一步地缩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某种共同的特征或趋势。因此，我们若是对各种思想史、学术史或哲学史著作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进行集中考察，并且将其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注意其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就可以对20世纪以来清初朱子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从而总结其中的得失，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指示可能的方向。
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到历史的尽头，最早对清代学术思想提出系统讨论和反思的学者应当首推章太炎。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的《清儒》篇里，章太炎第一次对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变迁做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总结，可谓近代学者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首出之作。他在文中虽然没有对清代学术的变迁做明确的分期和抽象的概括，但实际上是以考据学的发展演变为线索来叙述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该文继承了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吴、皖分派的思路，并详为分辨，①着重介绍了两派的学术传承、治学特点以及清代学者在治经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旁及浙东之学、桐城派、常州学派等其他学派，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最初的叙述框架，日后梁启超、刘师培、胡适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章太炎本身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好尚，其在评判各派学术时往往囿于门户之见，论断较为主观、激烈，难以做到十分的公正和客观。章氏作为古文经学家和史学家，“由俞樾方面接受汉学，以继承王引之、王念孙、段玉裁、戴震、顾炎武一派的学统；但同时他受浙东史学派的影响，兼祧了章学诚、全祖望、万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学统”①。因此，其自然以考据学为清代学术正统，推重戴震学派，亦对浙东之学表示尊敬，而对其他学派皆致不满，甚至于丑诋秽詈。至于清代朱子学，文中并未直接提及，仅以“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②一句带过。除《清儒》外，章氏尚有《汉学论》《清代学术之系统》等文讨论清代学术，但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议论亦绝少及于清代朱子学。如《清代学术之系统》一文的开头，章太炎在宣布清代于理学方面“亦不甚高明”之后，随即主动声明：“现在只讲清代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不讲天才方面的学术，就是半学力半天才的理学也不去讲他。”③由此可见，清代的朱子学并未出现在章氏的学术视野之内，在他所构建的清代学术系统中也没有朱子学的位置。
同时，章太炎于清末积极从事排满革命活动，屡遭清政府通缉，当《訄书》重订本出版之时，其正因《苏报》案被囚于狱中，故其思想中民族主义的因素十分浓厚，在评价清代学者时也往往以此为褒贬进退的首要标准。例如他在《訄书》重订本的《别录乙》中曾论及清初朱子学的几个重要人物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的生平行事，便多所贬斥，谓：“清儒多权谲。元、清惟衡、象枢，尚惨怛思反本。自裔介而下，思不义以覆宗国，其公山不扰所耻也。唯行己亦仍世益庳，裔介恃齐给，而斌诈谖饰俭，至于光地外淫。……自明季五君之丧（谓孙奇逢、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李颙也），道学亦亡矣。”①故侯外庐言：“太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反对清朝统治的人，他最怕言致用有利于清朝，所以他对于清代的人物评价第一义，首先是基于反满一点。”②在此，章太炎虽未过多讨论这些朱子学者的学术思想，但我们从清代朱子学身上所附带的浓厚官学色彩，亦不难想见章氏之态度。可以说，章太炎在论述清代学术思想时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特点和偏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譬如，刘师培于1905—1907年在《国粹学报》《民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支持章氏的观点，继续探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相关问题。他在继承章太炎主要论点的基础上，又对清代学术思想的阶段划分、地域差异以及其中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颇有独到之见。
由于刘师培当时尚处于激烈的排满革命阶段，故其《清儒得失论》一文在评骘清代学者时，特别将学术与政术、思想与品行结合起来，突出了对其人其学的道德评判，从而得出了清儒“其学愈实，其遇愈乖”③的结论。他将明儒与清儒进行比较，认为明人多行，清人多病，“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④。在此，刘师培极力推尊明儒的实行致用精神，与一般学者对于明儒思想特点的认识大相径庭，其用意显然在于抬高明儒以贬低清儒。
在他看来，清代学者由于受到满清政府的文化压迫和功名利禄的诱惑，丧失了用世之念和廉耻之心，仅以学术为进身之具，导致儒者之名日贱，而所治之学亦异。但也正因清儒之学不求用世，使得求是之汉学渐兴。刘师培认为，清代学术之所长唯在汉学，不仅因为清代汉学讲究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不侈空言，更在于笃守汉学者大多好学慕古，淡泊自守，甘以不才自全，而言词章、经世、理学者则往往多污行。他几乎将清代最有名的学者从头至尾考察一遍，继而总结道：“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惟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①由此可见，刘师培对于清代理学和今文经学的评价是极低的，其态度之刻激不下于章太炎。
至于清初朱子学，文中亦略有提及。刘师培虽对应㧑谦、张履祥、孙奇逢、李颙、吕留良等清初理学家颇示肯定，但主要是表彰其不仕清廷的民族气节，并未涉及学术思想。而对汤斌、陆陇其、魏象枢、魏裔介、李光地等具有官方背景的朱子学者则大加鞭挞，指责汤斌“腼颜仕门，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陆陇其“拾张、吕之唾余，口诵诛泗之言，身事毡裘之主”，“裔介、光地尤工邪佞，鬻道于虏，炫宠弋荣”，②并贬其学为伪学。在刘师培看来，清代朱子学仅为清廷的统治工具，且“帖括之家稍习宋明语录，束书不观，均得自居于理学”③，故治朱子学者大多为曲学阿世之徒，伪托朱子之学以钓声名、干利禄。
而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刘师培又以清代汉学发展为线索，将清代学术变迁划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期。从这些名称中不难看出，刘氏所推尊的是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所谓“征实之学”，而将今文学派贬为虚诬，指责其学穿凿附会、颠倒群经以伸己见，伪托致用之名以媚公卿，致使经术支离，而清学亦亡。同样，清代朱子学在这个叙述框架下也是没有位置的。
在《汉宋学术异同论》中，刘师培从义理学、章句学、象数学、小学等方面比较汉宋异同，其讨论的对象虽以汉儒和宋儒为主，但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在于厘清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汉宋之争，故而在论述中不可避免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清代的考据学和理学。在他看来，清代考据学者虽不见汉宋学术之同然者，唯据其相异处攻击宋学，对宋学一概排斥，往往不免于门户之见，但其基本上继承了汉儒循律而治经的传统，故所得为多；而宋学则舍律而论学，治经不立准绳，悉凭己意，“侈言义理，求之高远精微之地，又缘词生训，鲜正名辨物之功”①，虽复偶有所得，但多语无左验，武断支离，且其攻击汉学亦属忘本之失。由此可见，刘师培对于思想史上的汉宋之争的基本立场亦是扬汉抑宋。
此外，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篇中亦有论及清初朱子学的内容，但皆极为简略零散，未成系统论述。平心而论，刘师培在清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当时亦有较大的影响，钱玄同将其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十二人并列，尊为清末民初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中最为卓特者。只不过由于刘氏后来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声名狼藉，使得许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都不愿提及他的名字，亦讳言受其影响。
1905年，邓实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学今论》一文，亦讨论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其基本思路近于章、刘，唯态度稍平和，主张汉宋兼采并包。他从肯定国学、保存国粹的目的出发，对清代学术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经学迈汉唐，性理越宋元，辞章驾魏晋”，且名儒辈出，为“前代所未有也”，“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②邓实试图以不立门户，只问真伪来调和汉宋之争与今古文之争，提出汉学、宋学皆为孔子之学，于孔子之道各有所得，其道不相为非，亦不可偏废，且“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学者苟舍短取长，阙疑信古，则古人之学皆可为用”③，更何况今古文同一汉代之学，同一经儒之名，以至于相互诋毁，势同水火，何其狭隘与无益。然而他同时又以经学为清代学术之宗主，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为经学之支流余裔，且谓乾嘉学术为清代学术之中兴，有所谓“大功四，小功四”，“实足以自成其一种之科学，永寿于名山者也”，①而其对清代的宋学与今文经学则皆有所批评，指责宗宋学者“愉愒禄仕”，今文学者“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乃“学术之末流”，②可见其亦不过欲以古文经学之立场来调和汉宋之争与今古文之争，非真持平之论也。
邓实认为，清代学术思想之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顺康之世，学者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是曰汉学，此外又有桐城派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二者互相诋毁；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起，专治今文，标微言大义之学。因此，他在叙述清初学术时，亦以“大义”和“经世”为标准，重点介绍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李颙、颜元“六先生”及其后学，仅在该节末尾附带提及清初朱子学中的吕留良、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四人，称其为“守程朱之学而能致用者”③。至于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身居高位的朱子学者，则以“巨蠹之蟊贼”称之，谓其“伪名道学，以腴媚时君”而无取焉。④
1904年，梁启超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近世之学术》一文，即此前连载中断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分“永历康熙间”“乾嘉间”和“最近世”三部分来论述清代的学术思想。当时梁启超正避居日本，积极宣传西方思想，并与亦曾赴日避难的章太炎交好，一度倾向章氏所提倡的排满革命论，故而文中屡次引用章太炎的观点，颇受其《清儒》篇的影响。正因为梁启超本身具有的今文经学的学术渊源，加上其接触到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关于清代学术和清代学者的一些论述与评价，使得此文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态度和看法显得颇为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矛盾。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此文似对清代学术思想评价不高，多持批判的态度，故曰：“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①1但在同时，梁氏又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②，又谓其“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③。对于清代的考据学，梁启超的态度亦复如是。他将经学考据视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和正统，一方面指责其“支离破碎，汩没性灵”④，不惟无益于国家社会，而且使得学术思想日趋消沉、衰落；另一方面却又赞扬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⑤，并与西方培根创立的“归纳论理学”相比附，将其视作中国学术进化之征兆。而对于晚清今文学派，梁启超则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作为一种有力的怀疑派，打破了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既解放了学者的思想，开创了经世致用的风气，又起到了接引西方学术思想的作用，最终导致了思想界的大革命。
在“永历康熙间”一节中，梁启超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相关内容亦略有涉及。在论及清初学者时，他虽推许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吕留良为清初朱学大师，但主要依据恐怕还是在其气节与品行上，对于各人的学术成就则鲜有叙述，且认为“其在学界上之位置，不过袭宋、明之遗，不坠其绪，未足为新时代放一异彩也”⑥。至于汤斌、李光地、陆陇其等出仕清朝的清初朱子学者，则一概目为学界罪人，于清代学术思想无功而有罪，故仅置于章末附论之，以示其鄙薄之意。在梁启超看来，陆陇其、张伯行以尊朱黜王见称于时主，学术过于隘陋，且尊朱太过，亦妨碍学界思想之自由，而汤斌、李光地等人更被指为“学界蟊贼”，不但大节有亏，私德败坏，其学术亦无足称，致使“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①。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借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之机，写成《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一文，在《改造》杂志上连载，又经补充修改后单独出版，即《清代学术概论》。在欧游期间，梁启超近距离接触了其一贯宣扬的西方文明，又目睹了一战给欧洲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对其固有思想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他打破了对近代科学的迷信，批判科学万能论，并将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进化论视为近代西方社会种种弊病乃至世界大战的根源；另一方面，他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对世界文明的意义，提倡以东方文明济西方文明之穷，同时又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因此，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虽然继承了前作《近世之学术》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并自谓“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②，但其中某些核心思想实已发生较大改变。
最为明显的转变就发生在梁氏对待清代学术思想的整体态度上。从具体内容上看，他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人物选取和叙述框架与之前相比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但在总体评价上却变为基本肯定，仅在个别地方对其脱离实际表示遗憾和理解，而非原先那样大加批判。在此时的他看来，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之基础最符合世界新潮，因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③。不难发现，梁氏笔下的清代已由“思想最衰时代”一变而为“文艺复兴”的时代。
其实，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态度的转变，正是来源于他对清代考据学态度的变化。在此书中，梁启超将清代考据学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提并论，几乎是以考据学来指代整个清代学术思潮，而晚清今文经学亦从考据学中衍生而来，其他学派皆为附庸，可见其对于考据学之推崇与重视。因此，他不仅以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为线索，借用佛家生、住、异、灭的概念，将清代学术思想史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并将其特征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而且大力表彰其“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①的科学研究精神，认为它既造成了清代学术思想不断复古解放的效果，也必将令近代科学在我国成立与发达。梁氏昔日曾极力批判考据学为无用之学，祸国殃民，此时却主动为其辩解，认为所谓“有用”“无用”只是相对名词，应提倡不问功利，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②
但是，就在梁氏这部系统论述清代学术思想的著作中，却没有清初朱子学的位置，甚至于几乎找不到有关清代朱子学的内容，亦可怪也。
此后，梁启超利用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处讲学的机会，于1925年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并于1929年完整出版。此书的主旨依然是讨论“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③，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态度与《清代学术概论》差别不大，只不过研究所涉及的上下时限有所放宽，某些方面的内容和材料也更加丰富一些。同时，由于梁启超此时已相对远离政治活动，能够以学者的身份专心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故而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较之以往更显平允、客观，一些观点也酝酿得更加成熟。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将这部书视为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晚年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组织结构上与之前的著作颇为不同，显然是作者经过思考后的有意为之。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讨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其次叙述清初主要学术派别的发展情况和重要学者，最后介绍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由此可见，作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来分析、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成就、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既保持了作者先前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研究的独具特色，同时又以专人、专题的研究，使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具体的考察结合起来”①。
在论及黄宗羲的学术思想时，梁启超曾提出写作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其中第一点便是“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②，但他在此书中恐怕就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全书不但以近半篇幅介绍清代考据学的各项成就，而且在第一部分简要叙述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之后，就几乎不再提及清代中后期除考据学之外的其他学派的发展情况、主要思想和学术成就，仅有个别学者因为考据方面的成果而被提及。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清初林立并起的各个学派在清中期之后统统消灭，皆归于经学考据一派，或是除了考据学外，再无他派学术可述。
同时，梁启超虽然在此书中十分重视清初思潮，也花费了八个章节、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叙述清初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基本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反抗宋明理学、为清代考据学奠基的时代来进行描述，仿佛乾嘉考据的前奏一般。因此，在这八章之中，仅以一章叙述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其中重点考察了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王懋竑四人的生平、学术，认为“其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③，并附论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等人，指责其为依附草木的假道学。梁启超虽然承认清初思想界有一个由王返朱的过程，“许多学者走到程朱一路，即如亭林、船山、舜水诸大师，都可以说是朱学者流。自余如应潜斋、刁蒙吉、徐俟斋、朱柏庐……等气节品格能自异于流俗者不下数十辈，大抵皆治朱学。故当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以前，朱学不能不说是中间极有力的枢纽”④，但又认为当时的程朱派多是慕名利、丧志节者依附其间，以致“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①。
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两部著作作为清末民初以来最早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专著，广泛吸收了当时这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特重学术思潮的考察，能够以相对开阔的视野，全面系统而又简洁明了、脉络清晰地总结、梳理了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历程，从而为众多学者所认可、接受，并且不断得到各种形式的复述，长期以来几乎凝固为一种典范，塑造了后人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认识，其影响可谓巨大。时至今日，大部分学者仍在利用梁氏著作中的材料与框架去理解和叙述清代学术思想史。
此外，当时尚有柳诒徵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七章中论及“清初诸儒之思想”。在他看来，清初学术成就最大者在于经世致用之学，而非反对理学或提倡汉学，因而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人，谓其博学而能躬行，亦承宋明诸儒之教，同时批评乾嘉学者不顾行检，专事博涉，流于语言文字之末。但该书并未具体讨论清初朱子学，仅在论述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思想时提及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的相关主张，谓其博学笃志、砥节励俗。而罗振玉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亦讨论了清代的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学术得失以及学者研究之方法。其以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清代学术流派，并详述每一派的学术成就，汉宋兼采，不立门户，颇能为持平之论。文中不仅于子部中的“儒学”一节介绍了清代朱子学者治义理之学的著作，也在经学部分介绍了清代朱子学者治经的一些成绩，但全篇论述的重点还是在于考据学的成果与方法，并没有比较集中和具体的讨论到清初朱子学。
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发端期，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与当时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前途与命运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对于清学发展脉络的简要梳理，或是对清儒学术成就的初步总结，抑或是对于某一时期、某一学派、某一人物的片段研究，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来不及展开深入的讨论，但它却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叙述框架和理解思路。直到今天，我们只要随便翻开一本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影响，从而使得我们既享受着它的恩惠，同时也为它所束缚和限制。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当时学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考据学上，将其视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正统。虽然有些学者也注意到清初思潮的价值，但在具体论及清初学术时，其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提倡经世学说、反思理学弊病、阐发所谓“启蒙”思想以及表彰抗清不仕的民族气节等方面，而清初朱子学一般仅以附庸、从属的地位，在其中连带地得到叙述，甚至是作为反面代表加以批判。虽然也有个别清初朱子学者因其实学思想或民族气节得到表彰，但是大多数具有官方背景的著名朱子学者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加之学者们对于清代反理学思想的普遍肯定，清代理学几乎只剩下负面的价值，自然没有人愿意全面、细致地讨论清代朱子学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宋明理学在清代的苟延残喘或以伪朱子学视之。
相较之下，反倒是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对清初朱子学给予了较多关注。该书的上、中两卷分别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清代通史》虽不是专门的学术史或思想史著作，但是由于作者特别重视文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故而花费了较大的篇幅来记载清代文化，对于每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其中，上卷第七篇即讨论“清初学术思想之大势”。虽然作者仍以经学考据为清学的主流，视清学为明代理学反动的结果，并据此将清代学术思想史划分为“明学反动期”“清学全盛期”和“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时期”三期，从而基本延续了梁启超的叙述思路，但他同时注意到考据学与朱子学之间的联系，反对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进而指出清儒所重视的读书传注之学实与程朱一派最为接近，只不过治经方法经过改良，更为客观、科学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说，清学即“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①。
此篇第三十三章专门叙述“清初之理学”。在总说部分，萧一山首先考察了清初理学各派的重要学者，分析其学术渊源与思想倾向，进而指出清初思想界存在一个由王返朱的趋势。“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②接着，他又将清初理学家的学术特点概括为“王学之攻击”“实践之注重”和“卫道之精神”三点。在他看来，清代理学虽云衰歇，理学家中亦少特出之人才，但“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③。在“清初之程朱宗派”部分，作者分两节介绍了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谢文洊、应㧑谦、刘源渌、朱用纯、刁包等清初朱子学者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主张，不但能分别指出各人的学术特色和主要成就，而且持论颇为平允。萧氏在《清代通史》中虽秉持“民族革命史观”，充分肯定排满革命，但在论及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等清初理学名臣的学术思想时，却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就学论学，虽责其道统观念过深，立论往往失之偏狭，但并无夹带学术之外的批评和攻击。应该说，虽然萧一山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整体理解仍处于梁启超等人所构建的主流叙述框架的笼罩之下，但他在《清代通史》中已经开始注意到清代理学与清初朱子学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在当时各种新旧体例的清史著作中还是十分罕见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虽然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时，仍然沿用或参照梁启超等人构建的叙述框架，但也有一些学者不满足于这种以考据学为主体来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思路，进一步强调和阐发清初学术包括清初朱子学在内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构成了对于原有叙述框架的补充、修正，或是提出自己新的理解思路。他们在叙述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过程中，不再对清初朱子学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而是将其作为清初思想界的一支重要派别加以对待和讨论。在具体论述清初朱子学的时候，虽然不同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秉持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基本方法都是选取其中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代表进行考察，因而对于清初朱子学的叙述与评价主要表现为对个别重要朱子学者的叙述与评价。这种研究方法虽有其学术渊源与合理性，但是难以反映清初朱子学的全貌，也未能对其在整个清代思想史中的价值和地位，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多方面影响做深入的探讨。
1932年，蒋维乔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一书，历述清初以迄民国初年中国哲学思想之变迁，将近三百年的哲学史划分为“复演古来学术”和“吸收外来思想”两大时期，并于每一时期中又详列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以做分析和比较。关于“复演古来学术时期”的提法，蒋维乔显然是受到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思想“以复古为解放”的说法影响，其对于复演过程的叙述也与梁氏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一时期的思想派别大致概括为“理学派”“考证学派”和“公羊学派”三大派，进而分八章加以论述。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蒋维乔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清初理学各派的思想家代表及其主要思想，而并未过于强调这一时期作为考据学兴起的准备阶段的意义。
该书第一章即为“程朱学派”。其中，作者选取了顾炎武、陆世仪和陆陇其三人作为清初朱子学的代表，除了介绍其生平、著作外，亦探讨了各人主要的学说、思想。作者之所以把顾炎武归入清初朱子学派，是因为他认为顾炎武重视博学多闻，讲究经世致用，所以排斥陆王，专奉著实周到的朱子学，且其践履笃实，根本上极似程朱，故“可谓之程朱派之考证学者”①。在蒋维乔看来，陆世仪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能得朱熹著实之旨，提倡实学，不作虚空之谈，其为学虽少创说，但在解读周敦颐《太极图说》、论理气关系及性与气质关系等方面亦颇有新解，而陆陇其的学术特色则为独尊朱学而力辟王学，宣传朱学不遗余力，并能以之用于实地，振兴教化，且其关于太极、理气二论亦有可观之处。
与蒋著类似，钟泰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在叙述近世哲学史，即清代哲学史时，亦讨论了汤斌、陆世仪、陆陇其、张履祥等清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篇幅虽然不长，仅就各人思想中的一二重点进行论述，但却清楚地反映出清初理学由王返朱、由虚至实的发展趋势。
3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亦先后出版了所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作者于第十五章讨论清代哲学思想时，即直接将这一阶段以“道学之继续”名之。在此，冯先生承认清代学术思想的风尚已由宋学转向汉学，主张应于汉学家中探求清代哲学，但他又从思想根源上敏锐地指出，清代汉学家于义理方面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其依据的经典，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四书。“就此方面言，则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续者。”①同时，他还认为清代汉学家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能够对宋明道学家提出的问题给予不同的解答，并且对于宋明道学家依据的经典给予不同的解释。“然即此较不同的解释，明末清初之道学家已略提出，汉学家所讲义理之学，乃照此方向，继续发展者。由此言之，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②由是可见道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之于清代哲学的重要影响与意义。但是，由于冯先生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清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而清代理学在他看来仅为传述，缺乏显著的新见解，因而书中主要讨论了颜元、刘宗周、王夫之、戴震等人的义理思想，并未对清初朱子学做专门的论述。
1937年，钱穆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以人为纲，自黄宗羲以迄康有为，迹其师承，踵其衍变，注重探讨学术源流，详述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是，钱穆明确反对以经学考据为正统来概括整个清代学术，并且强调清代学术思想的渊源在于宋明理学，可远追溯于两宋，近讨源于晚明东林，而非简单的对于宋明理学的反动。在他看来，每个时代的学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随着某个王朝的灭亡而突然消失，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可以追踪的来龙去脉。因此，了解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来龙去脉对于把握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实质就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此之前，钱穆就曾指出：“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经学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考证限也。”①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即论两宋学术与晚明东林学派，以此作为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基础和关键。在他看来，“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②。换言之，宋明理学不仅未在清代消失，且其影响亦非仅及于清初，而是贯穿于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
对于清初言朱子学者，钱穆大致将其分为三类：“顾亭林、王船山、张杨园、吕晚村诸人持于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诸人唱于上，独稼书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两庑之祀”③，并且注意到清初朱子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尊朱黜王，辨别朱陆异同。但是，钱穆在书中并未安排一个专门的部分讨论清初朱子学，比较详细论述的清初朱子学者也仅有吕留良、王懋竑与朱泽沄三人，且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尊朱黜王、经世之学与政治思想等方面，未能全面反映清初朱子学的完整面貌。同时，钱穆认为清初官方朱子学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满清政府的操纵和利用，不仅无益于学术，而且使风气虚伪，人心麻痹，因而对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官方朱子学者，仅在论及“清初之朱陆异同论”等处附带提及，且多贬斥之语，谓其倡导朱子学乃“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①，这样也就难以客观反映清初朱子学的社会作用与历史意义。
1941年，正值抗战之际，钱穆又应中央政府之请编撰《清儒学案》。全书分为四编，自孙奇逢以迄郑杲，共立六十四学案，延续黄、全两家《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之体例，“所录一以讲究心性义理，延续宋、明以来理学公案者为主，其他经籍考据，概不旁及……备晚近一千年理学升降之全”②。可惜书成之后未及出版，便于抗战胜利之后的回迁途中沉入长江，仅存序目一篇，尚可窥其大略。借由《清儒学案序》不难看出，钱穆此书基本延续了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定位与理解思路，注重学术发展演变的自身逻辑，故提出：“清代经学，亦依然延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③同时，钱穆根据理学之派别与流变，将清代学术思想史分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和“道咸同光”四个阶段。这样，清初这一时期就被区分为“晚明诸遗老”和“顺康雍”两个阶段。前者甚为光辉灿烂，结宋明理学之局而能尽其变，于义理、践履、经世等方面皆有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而后者则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性和工具性，理学遂沦为满洲统治者牢笼人心、压束社会之利器。因此，钱穆对清初朱子学的评价亦表现出这种二分法的特点。对于明末清初以张履祥、吕留良、陆世仪等人为代表的明遗朱子学，钱氏尚表示推许，认为其人践履笃实，志节高蹈，不仅能守程朱矩矱，亦开学术之新响，而对于顺康雍年间以官方正学为代表的朱子学则多致不满，如谓陆陇其不能守节勿仕，论学专务株守，门户之见过深，“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④；批评李光地“经其书而纬其行”①，“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②。
此后，钱穆又陆续发表了《陆桴亭学述》《顾亭林学述》《陆稼书学述》《吕晚村学述》《王白田学述》等文章，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继续探讨清初朱子学的相关人物与问题。诸文特重学术思想之考察，较为全面地阐发了这些清初著名朱子学者的学术特点和思想要旨，不乏独到之见，颇能补此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之未详，唯其对于清初朱子学的基本看法则未发生明显改变。钱氏认为，朱子学之流衍可大致分为性理修养之学、经史考据之学和章句注释之学三个方面，其在清初之代表则为陆世仪、顾炎武、吕留良、王懋竑等人。钱穆极称陆世仪、顾炎武二人之学，谓其于理学经济、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皆能兼而有之，故推为明末清初朱子学之表率。在他看来，陆世仪不但博闻堪比顾炎武，更邃于性理，“其阐明性理，则粹然考亭矩矱……而其言治道，亦复原本经史，博究古今之变，而尤能泯化史学襞积”③；而顾炎武论学虽表面上与理学面目不同，但其精髓所在皆出自朱子，非乾嘉学者可比，且“昔人多注意羽翼圣功，而亭林特潜心发挥王道”，又能合义理、考据为一体，“实为后人治朱学者开辟新疆宇，灌输新血脉”。④其论吕留良，则谓晚村虽以批选八股成名，却异于时俗之选手，能得朱子论文之渊旨，且深恶当时理学家之讲学纷纭，“专以朱子《四书注》为学，则实为理学史中所特有之格局”⑤；论王懋竑，则谓其以经史考据之业治朱子，虽不脱章句注释之圈套，“终为能以考据治朱学之唯一人物”⑥，“可为宋、明六百年理学作殿军”⑦。相较之下，陆陇其虽称清代第一醇儒、正学宗师，且操履纯正，仕宦不达，钱穆亦承认其为人与当朝权贵尊朱者不同，但仍批评其学术仅为一种四书之学而已，乃明末讲章家言，显非朱子之学，又责其学门户之见太深，“深究之，则空洞无物。此乃理学中一乡愿，而依傍门户以自高”①。
平心而论，陆陇其与吕留良二人论学宗旨相同，皆崇朱黜王，一本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可谓同为朱子四书之学，且吕留良门户之见更甚，不仅极力攻击明代心学家与讲学家为异端邪说，并南宋以下朱子学者而非之，至谓：“儒者正学，自朱子没，勉斋、汉卿仅足自守，不能发皇恢张，再传尽失其旨。如何、王、金、许之徒，皆潜畔师说，不止吴澄一人也。自是讲章一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学遂亡。”②陆、吕二人学术相近，仅出处不同，而褒贬之间却悬绝若此，可见钱氏品评清初学术之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的指导思想，学者们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亦随之发生转变。具体到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除了乾嘉学派与经学考据的某些问题继续得到一定讨论之外，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清代的“启蒙”思想、唯物论思想与反封建思想等方面，而清代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往往被简单、笼统地视为封建制度的附庸与糟粕，从而长期处于被反对和批判的位置，相关人物与思想的研究自然也就乏人问津了。例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中国哲学简史》与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作为当时出版的几部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在叙述清代学术思想时，皆未论及清初朱子学。此后，由于“极左”思潮不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被贯彻到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术研究受到政治运动的极大破坏，传统儒学更遭到严厉批判，关于清代朱子学的研究亦陷入停滞与倒退。
而在同一时间，台湾学界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仍在原有的轨道上延续着。除了上文提到的钱氏诸文之外，陆宝千所著《清代思想史》中的第三章亦讨论“康熙时代之朱学”。此章分为四节，第一节主要介绍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陆陇其、杨名时、朱轼、蔡世远等康熙朝重要的理学名臣；第二节以张烈的《王学质疑》为代表，较为细致地辨析了当时官方朱子学者对于王学理论的批判；第三节介绍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朱用纯、应㧑谦等民间朱子学者；第四节则略论康熙朝之后朱学的衰落。总体而言，陆宝千对清初朱子学基本持肯定态度，指出清初朱子学的流行不仅源于朝廷的提倡，更是明末以来学术演变的自然趋势。而清初朱子学不仅影响于一代学术风尚，亦对当时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清代前期国力之发皇，由于清圣祖能以程朱之学，为其施政之指导观念也”①，康熙一代之治，实有赖于诸多“从事于涵养主敬之学而淳行厚德”②的朱学官员。与此同时，在思想方面，作者也批评了官方朱子学者门户之见过深，理论水准不高，“于阳明知之不真，故评之不切，其所以龂龂于阳明者，欲借此以示尊朱耳”③，因而认为康熙一代之朱学在野而不在朝。对于民间朱子学，作者除了阐述其注重经世的学术特色之外，还根据朱、王对于“心”及为学工夫的不同理解，指出其“虽以尊朱为名，实为王学化之朱学，非朱学之本来面目”④，可谓独具只眼，颇有新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的拨乱反正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资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与面向来认识和叙述清代学术思想史，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提高。其中，学术界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就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譬如，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在叙述“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总结及理学的衰颓”时，就颇为详细地讨论了陆世仪、陆陇其和李光地三位清初朱子学者的理学思想，其理论深度和取材范围皆是此前清初朱子学研究所少有的。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则从实学思潮发展的角度阐述明清思想史，其中亦详细探讨了陆世仪“讲求实用为事”的思想、张履祥的“经济之学”思想、吕留良的“尊朱辟王”思想，以及陆陇其的“舍虚求实”思想等清初重要朱子学者的实学思想。而此后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又进一步讨论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高涨与朱子学复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清初统治者选择朱子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既是当时社会政治需要的反映，也是晚明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将清初朱子学大致分为官方朱学和民间朱学两大类。其中，官方朱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魏裔介、魏象枢、汤斌、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张烈、陆陇其等人，而民间朱学的代表人物则有刁包、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党成、张夏等人。清初的官方朱学和民间朱学之间虽有差异，但皆深受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影响，同样具有注重实践实行、强调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并且充实、发展了当时的实学思潮，因此不再是宋明理学的简单重复，而成为明清之际整个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清初的朱子学是实学化了的朱子学，重在发扬朱子学中的重实践、重经世的实学精神，充分反映了清初的时代精神。”①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所著《清代哲学》在论述清初程朱理学时，则根据从事者的身份、地位和讲论的内容，将其分为殿堂理学、馆阁理学与草野理学三种类型，与钱穆的分类颇相类。其中，殿堂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熊赐履、李光地、魏裔介、张伯行等人。在作者看来，他们的哲学主要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其不遗余力地排击王学，是为了镇服明末以来放纵的人心，以整理和建立封建主义的纲纪。而他们的理学讲论，也是为了向新的统治集团灌输理学常识，以此来保持理学的独尊地位。馆阁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陆陇其与张烈，其人数亦复不少。此辈掊击王学最为出力，陆陇其的《学术辨》与张烈的《王学质疑》可为代表。他们不像殿堂人物那样出言矜慎圆融，而是敢于大胆论断明朝亡于王学，从政治上宣判王学的死刑，并将王学归于佛禅，从教义上开除王学的儒籍。作者认为，馆阁理学是清初朱子学的主将，其对王学的批评带有相当的理论性，且有不少合理、中肯的成分，对于清初王学的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门户之见过深，亦招致后来学者的批评。而草野理学则以张履祥为代表，是许多在乡学者所日常实践的哲学。他们一般不做深入的理论探讨，也不做触及社会政治问题的议论辩说。对于程朱理学，他们幼而诵习，长而躬行，以“敬”或“静”的工夫操持身心。他们除了自己笃行守志以外，也开馆授徒，传播理学。对其而言，理学只是在乡里宗戚中酬酧周旋的实践原则。因此，草野理学是理学在社会中下层中的基础力量，但不是理论活动中的活跃成分。接着，作者具体论述了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的理学思想，并且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清初康熙年间张烈与毛奇龄关于王学是非的争论。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攻击，使得两派理论都停止发展，可谓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而朱、王两派理论的破产，则为清中叶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扫清了道路。
汤一介、李中华主编，汪学群所著的《中国儒学史》（清代卷）在叙述框架和篇章结构上沿袭了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理解，将清代儒学分为理学、汉学和今文经学三种先后相继的形态。作者指出，理学是清代儒学的第一种典型形态，以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盛，至乾隆、嘉庆时期开始衰落，从而又将清代理学分为“明代遗民的理学”“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理学”和“乾隆、嘉庆时期的理学”三个阶段。其强调在清代初期，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整个学术话语权归于理学，不仅是理学内部的争论，而且各种赞同或反对理学的观点、争论也都应该包括在理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因此，该书在叙述清代理学时，其考察范围与人物选取基本集中在清代初期，而朱子学作为清代理学的主流，自然在其中占据最大的分量。
汪学群在概括明代遗民理学的特点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通过对王门后学的批判，使理学由王学转向朱子学，并为朱子学由民间之学转变为庙堂之学奠定了基础。而顺康雍时期的理学更是直接表现为朱子学的官方化。“这一时期的理学已失去明遗理学的宽容与豁达、朱王兼采以及批判济世的精神，而沦落于朱王之间的门户争论。伴随着朱王门户之争，王学为官方所不喜而逐渐被冷落，朱子学则登上庙堂，渐趋官方化，成为政治的附庸。”①①在具体论述清初朱子学的发展时，作者选取了张履祥、陆世仪和李光地三人作为代表，体现了清初朱子学由民间向官方转型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明遗朱子学与儒臣朱子学两种典型形态。张履祥、陆世仪属于前者，而李光地则是后者的代表。“就学理而言他们虽然都奉朱子为圭臬，都尚躬行、务实，但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其用心也有所不同。明遗朱子学反思明亡教训，儒臣朱子学则使其变成官方之学而不遗余力，朱子学成了为新朝服务的意识形态。”②
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上卷）则从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主要理学家的理学思想、理学内部的争论、理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涉，以及理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综合探讨了清初理学，其中自然有大量内容涉及清初朱子学。作者首先概述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文化政策，认为清初政府奉行的崇儒重道、表彰理学的文化政策，康熙帝本人对于朱子理学的兴趣与偏尚，以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政策，共同推动了清初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的兴盛。与此同时，从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角度，作者分析了明末清初的学术格局，将其特点归纳为提倡经学、重视诸子学、经世致用思潮兴起和西学传播四个方面，并且通过列举清初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两湖八个地区的重要理学家来说明清初理学的流布情况。
接着，作者介绍了清初理学士人的学术反思，以及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于理学的批判，并且着重探讨了清前期重要的程朱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在此，史氏同样将这些程朱理学家分为“高居庙堂的理学家”和“民间的理学家”两大类。其中，前者以熊赐履、陆陇其、李光地为代表，后者则以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为代表。这两类程朱理学家作为清初理学复兴的重要力量，其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虽不尽相同，但在客观上却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当时程朱理学的复兴。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清初的程朱、陆王之争，王门后学对于朱学的兼容，以及清初理学与颜李学派、经学、文学、西学的交涉和争论，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清初朱子学与清初学术的关系，其中有不少问题是过去研究清初朱子学的学者所未曾措意的，从而反映出该书较为宽广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了清代理学史研究的范围。
而作为一本专论清初朱子学的著作，林国标所著《清初朱子学研究》继承了葛荣晋在《中国实学思想史》中的相关判断，主要从经世之学的角度来理解清初朱子学的思想内涵与精神特质。这一点从其书的副标题《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亦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全书分为引论、总论、分论与余论四部分，尤以总论和分论两部分为重点。总论部分从总体上介绍清初朱子学的学术背景、理论渊源、基本理论旨趣及其历史影响，而分论部分则将清初朱子学划分为“遗民期”“重塑期”与“官学期”三个阶段，然后具体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
其中，“遗民期”以张履祥、陆世仪、张尔岐、吕留良等晚明遗民学者为代表，皆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朱子学者的特点在于其尊奉程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是反思传统学术之后的理性选择，因而不仅对朱子学多有发挥和修正，对于王学的弊端亦能平实而论。同时，他们的生活实践与自身所倡导的理论基本一致，并且拥有担当道义的责任感。从学术思想上看，这一时期朱子学注重的是儒学中“为己”的一面，重视道德践履及对理论本身的理解。“重塑期”以陆陇其、熊赐履、张烈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为代表，是大规模重塑和宣扬朱子学的时期，也是学者们重塑朱子学新样式以为统治者所理解和接受，并适应时代需要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在理论上较少发挥，其着重点在于寻找到一种合适的解释样本，以使朱子学为统治者所接受。“官学期”则以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名臣为代表，是朱子学已被统治者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走向综合化和实用化的时期。由于“官学期”的朱子学表现为一种折中性的理学，它的综合性和妥协性使其排除了“重塑期”的门户观念而具有某种开放性的品格。“这表明，纯理学在逐渐消逝，新的观念如科学观念、经世观念、实行观念在逐渐形成，这就为其他新学科的登场准备了条件。”①应该说，林国标以经世之学来理解和概括清初朱子学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但若仅仅将清初朱子学限制在经世之学的范围内，则又不免损害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且容易在某些思想问题的解读上出现削足适履的可能。
除上述著作外，尚有一些专论朱子学的著作论及清初朱子学或清初福建朱子学，尽管其数量不多。譬如，高令印、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就概述了清初朱子学复兴的背景、原因与表现，并且重点讨论了李光地、蔡世远、蓝鼎元、童能灵等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理学思想。作者指出，随着清初朱子学乘明末王学衰落而兴起的趋势，福建学者几乎全部尊奉朱子学。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福建朱子学尤为兴盛。究其原因，既是由于清初朝廷对福建地区的特别重视，以及巡抚张伯行的大力提倡，也因为福建是朱子学的故乡，有阐扬朱子学的悠久传统。作者还认为，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为了复兴朱子学，特别注重读书、敦实、卫道、尚节义，并积极传道，从而形成了弃虚尚实的学术特点。傅小凡、卓克华所著《闽南理学的源流与发展》亦以朱子理学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朱子理学在闽南地区的流传和发展过程。其中的清代部分选取李光地、蓝鼎元、蔡世远三位闽南朱子学者为代表，主要从本体论、主体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对其基本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诠释。尤其是通过考察每位朱子学者对于基本哲学范畴的不同解释，颇为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特点。
三清初朱子学研究的反思与本书的思路、构想
综上可知，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关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主要还是置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叙述的，因而其研究视角、内容与成果除了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自然也受到各种传统或外来的思想史写法的影响。总的说来，前辈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清初朱子学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变化做了不少有益的讨论，特别是对某些重要的清初朱子学者的生平事迹、学术传承和基本思想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和阐发，使得我们能够对清初朱子学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是，不容讳言，长期以来在清初朱子学的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并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认真反思，以便更好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首先，在传统的思想史论述中，学者们对于清初朱子学普遍关注过少，评价较低。在翻阅相关的思想史著作时不难发现，许多作者在叙述到本该属于清初朱子学的思想年代或思想门类时，或者避而不谈，直接忽略，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抑或遵照惯例似的重复前人的那几句评语，很少见到真正深入的分析与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救亡与启蒙成为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反映到思想学术上，便突出地表现为向西方学习和反传统文化的思潮。因此，学者们关于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便主要集中在清初经世学风与所谓“启蒙”思想、乾嘉考据及清末思想变革等几个方面，自然无暇顾及看似传统守旧的清初朱子学。另一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传统思想史的时候，习惯于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思想家或思想学派的义理思辨上，并以思想、义理的高深玄妙及其创造性、进步性等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在历史上所占的真实地位，以及在当时学界和社会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容易把复杂多因、曲折变化、综合形塑的思想史描绘成一部一线单传、线性发展、与外部历史环境相隔绝的单纯观念史。而清代一向被认为是理学之衰世，理学发展到清初已被视作穷途末路，清初朱子学只不过是宋明朱子学的余波，代表了传统理学的停滞、衰落乃至终结，因而在上面那种思想史中根本不存在它的位置，自然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上面所提到的第一种情况目前已然得到极大的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清初朱子学，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而学术界中沿袭已久的对于清初朱子学和清代理学的偏见，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相信随着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也将日益清晰，其中的误解也就相对容易得到澄清。关于这一点，上文已多有论及，在此就不赘述了。倒是那种传统的思想史写作方法，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其影响力之深远，时至今日恐怕仍然支配着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思想史的观察视角、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
诚然，宋明理学发展到清代，可以说是陷入了某种困境。尤其是在义理方面，承继有余而发明不足，确实呈现出一种停滞、衰落之相。有清一代，既没有出现像朱熹、王阳明那样开一代风气的理学宗师，也没有产生某种足以与前代比肩的理学思想体系。正如钱穆所云：“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①应该说，从北宋五子到阳明后学，从朱熹的“和会一切”到阳明的“扫荡一切”，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传统理学的思想余韵几乎已阐发殆尽，走到了自身理论逻辑的尽头。而明末清初以来思想界对于理学所谓空谈心性的批判，整体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清代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都限制了理学思想的进一步突破与发展。因此，清代理学在义理方面呈现出这种衰落之相，可谓在情理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清初朱子学，我们又可以得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从儒学的思想观点和自身定位来看，它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因而具有十分强烈的实践品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强调内圣与外王相贯通。儒者经过刻苦的学习、修养，达到体证天理、安身立命的境界之后，仍然希望由一身推及天下，由内圣推出外王，通过重新安排天下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余英时将其称为“儒家的整体规划”。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所贵者并非“托之空言”，而是“见之行事”。故而孔子虽对管仲的个人品行颇有微词，却在更高的层面上许其以仁，赞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②，又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①。孟子虽重视心性修养，但他推崇伊尹，却以其“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②。荀子则特别强调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认为大儒应该能一天下、安百姓，提出：“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者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③春秋战国之后，汉代今文学家主张“缘经术以饰吏治”，自不待言，即便到了理学大发展的宋代，理学家亦多怀民胞物与之心、拯民救世之志，冀图将其所得之道用之于世，以重建三代之治。故程颐曰：“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犹无有也。”④陆九龄亦云：“窃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⑤可证儒家的这种济世精神实乃一以贯之的。
从儒学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其发展过程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的。它不但为社会提供统一、权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而且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信仰体系。而朱子理学之所以能够在南宋之后的几百年中始终保持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注重对于自然事物、历史兴衰、典章制度、社会结构、礼制规范等各方面知识的讲习，并且它比较强调外在伦理规范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的制约作用，因而更切近现实政治和社会运行的需要，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社会的秩序，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由此可见，传统的儒学，包括朱子学在内，并不像西方的哲学那样，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理论或抽象思辨，而是一整套包罗万有的思想体系，以及支撑传统社会存续的精神主干。它不但要解决个人认识世界、修养身心和终极关怀等问题，还试图通过各个局部、各个层面上的不断努力，最终造成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可以说，由自家身心以至家国天下，都包括在儒学的范围之中。加之儒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儒学借由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从而与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发生关系。因此，当我们在评价清初朱子学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多地从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方面来着眼，从中发现一些容易被传统思想史研究所忽略的事实。
若从这个角度观察，当明清鼎革之际，在政权更迭，人心不定，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经济、传统文化和原有的社会组织受到极大威胁和破坏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信仰系统和伦理价值系统便成为社会上下的共同需要和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权衡较量，兼容思想性、政治性与实用性等多重属性的朱子学最终成为清朝统治者和汉族士人的共同选择，承担起“道统”与“治统”相合一的角色。故而康熙帝盛赞朱子学“体道亲切，说理详明，阐发圣贤之精微，可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实裨益于身心性命……驾乎诸家之上”①，并下旨大量刊刻、颁布《性理大全》等程朱理学典籍，谓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意，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教纲纪，靡不大小皆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薮，致治之准绳也”②。同时，清初朱子学者对于日常道德践履的普遍重视，及其在民间基层致力于推行教育、教化的努力，亦使得一般民众进入到制度化的道德秩序体制之中，从而导致承担、维护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主体进一步由统治阶层向庶民阶
①《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卷上之下《文章体道亲切惟有朱子》，李迪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②（清）张玉书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一九《性理大全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层扩展、转移。①诚然，与清政权的紧密结合使得清初朱子学丧失了一定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却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清代的统治地位，推动了清朝政权的汉化，缓和了民族间的对立和隔阂，从而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恢复、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深重危机，民族主义成为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主流话语，学术界也不例外。正是因为长期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使得学术界对于清初朱子学派普遍抱有某种成见，从而经常导致对清初朱子学者个人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负面评价。在清末民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各地反清起义风起云涌，排满革命思想盛行，推翻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成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因此，清朝政权不但象征着异族的统治和压迫，同时也象征着万恶的封建专制制度。当时许多新派学者，包括对传统文化持认同态度的学者在内，都对革命表示同情，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并且借助于对明末清初这段惨痛历史的叙述来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同时，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国家不断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与掠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时时刻刻萦绕在国民心头。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明亡前后的那段历史，从而使得有关满洲入侵和压迫的集体记忆被不断地唤醒和强化。正如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所言：“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②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在叙述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明遗民塑造成为民族英雄、革命斗士或启蒙先驱，而许多清初朱子学者因为选择与清政府合作，出仕为官，便被目为丧失气节、贪慕禄利、背义邀宠的无耻小人、民族叛徒。因此，在评价清初朱子学者时，往往以道德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和历史评价，一旦发现某人“大节”有亏，便很容易在处处都发现其品行不端的痕迹，于是宣布人格破产，其他方面的贡献与成就也就不值一提了。
当然，这种看法的产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下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既然已经超脱了那个年代的具体情境，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课题，自然可以、也应该站在一个相对平等、客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其中的人物。回到清初的实际情况，正如张履祥所云：“方昔陆沉之初，人怀感愤，不必稍知义理者亟亟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于兹，其气渐平，心亦渐改，虽以向之较然自异，不安流辈之人，皆将攘臂下车，以奏技于火烈具举之日。”①民族主义的话语虽然看似天经地义、不可辩驳，一旦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生改变，其瓦解与消退的速度也同样出乎意料的迅速。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亡的惨痛记忆在普通民众心中不免渐渐淡去，更年轻一辈的人甚至未曾经历过亡国之痛，其与明朝之间的联系仅仅存在于由老一辈的回忆、讲述与著作而得来的想象之中。而清朝皇帝也接受了汉人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实行“满汉一体”的怀柔政策，宣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②，不断强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③，又提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④，从而以一套文化、道德上的普遍主义，以及事功上的巨大成功，逐渐建构起清朝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的收复，使得清政府基本确立了对全国范围的有效控制，清初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的局面终于得以安定。在此前后，康熙帝积极调整统治策略，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颁布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作为治国纲领，又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词，重开《明史》馆，以奖崇儒学，笼络士人，同时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集中精力治理河务，整顿漕运，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减免税赋，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一时人心思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激烈的民族主义在社会上越来越失去认同的基础。这时，反清复明实际上已成为一句空话，许多明遗民开始放弃与清政府的激烈对抗，转而与新朝的显宦、名流相互交往论学，甚至出游幕府，而其后辈子弟也逐渐出来应试做官，此所谓“遗民不世袭”也。若换个角度来看，长期的隐逸虽可成全一己的名节，但与儒家入世行道的基本原则不免有所冲突，亦很容易对儒学的地位与发展造成损害。如陆世仪即云：“历观古今以来，大抵经时变革，一时贤者，不死于忠节，则归于隐遁，其或去而入于空释者，更多有之。……然而圣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坏矣。”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沿用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清初的朱子学者，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这种道德评价标准往往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和汉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再次，即便是那些重视清初朱子学价值与意义并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个别著名朱子学者的重要思想上，而这些重要思想又以心性理气、道德性命等形上学命题为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我们对于清初朱子学的认识，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清初朱子学的哲学思想内涵，但又不免限制了观察的视角，忽略了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无法展现清初朱子学作为清初儒学主流形态的全部意义和完整面貌，反而给人一种衰落、重复的印象。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与思想开始大量传入我国，并且逐渐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导权，改变了我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理解与研究范式。受到西方哲学形式、标准以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学者在研究传统儒学的时候，不免要先经过一番取舍拣择的工夫，从而将其中与西方哲学类似的思想内容抽离出来进行哲学分析和研究。久而久之，学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将当初抽离出来、经过整理剪裁的东西当作儒学本身。对于以心性之学著称的理学来说更是如此。人们往往将心性之学直接视作理学的全部内容。因此，必须将清初朱子学放在整个儒学传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如前所述，这一状况的出现除了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传统思想史类著作的写作方式有着深刻的关联。因为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和写作中，关注的焦点总是集中于个别天才思想家及其经典著作之上，然后简单地将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连贯起来，构成一个连续、稳定的整体，所以一部思想史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幅《雅典学园》式的思想家展示画。而这幅思想史的展示画很可能由于过度的简化与理想化，而丢失了过多的细节与内容，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失真。如果将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细节填补上去，就会发现原来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思想史并不完全是由这些天才思想家所独占和垄断，也往往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依照某种既定的模式一帆风顺地线性发展。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反思传统的思想史写作方法的时候，不免更加清楚地发现其中所埋藏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对此，葛兆光就提出了他的三个疑问：第一，思想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在时间顺序上不一定同步，而天才思想家对于时代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也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些天才思想可能在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中获得常识，但它们总是溢出常识之外，成了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因此，“仅仅由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第二，“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第三，“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原因引起的”。事实上，某些精英和经典在当时恐怕并未发生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那么巨大与深远的影响，反而是一些被排除在书外的东西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留下过深深的印迹。①①应该说，葛兆光的这些批评颇能切中要领，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说明传统的思想史写作方法是存在缺陷的，难以完整反映思想历史的真实面貌。
其实，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谈到《达生编》《戒淫宝训》《太上感应篇》等广为流传的民间典籍的价值时，就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近于真相”②。因此，他主张对于各种民间思想的典籍与不成文的风俗礼节要广加采集，深加研究，以此更好地了解国民思想的真相。而葛兆光则进一步提出了内涵更广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概念。他特别强调，“一般知识与思想”并不仅限于所谓的“小传统”，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③。因此，我们在叙述思想史时，不仅要注意那些光彩夺目的精英和经典，还需特别关注看似平淡无奇、陈陈相因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历史上各种精英和经典的叙述和阐释作为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固然为我们所需要，但在传统的精英与经典的思想史之外，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因为“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往往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作为文化的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思想背景，存在于精英、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是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判断、解释、处理一切事物的真正依据。“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①
当然，研究思想史方面的相关问题完全可以有多种理解思路和操作方法，而作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到底应该如何书写本身还不是十分清晰和明确，学术界对此尚存许多争议。加之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化总是相对缓慢、渐进而细微的，而清初毕竟属于一个较短的时间段，要想从中发现并恰当地解释这种变化就显得并不那么容易。尽管如此，基于上述反思和考量，本书仍对清初福建朱子学的研究方式做出如下几点构想：
（1）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当时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为清初朱子学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作为清初学术思想界的一支主要力量，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重要的思想或思潮发生接触，进而相互影响与碰撞，共同塑造清初学术思想史的基本面貌。同时，朱子学作为清初一般学者、士人头脑中最普遍的思想背景，其思想内容与性质亦深刻影响了其他思想或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因此，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和实学的关系切入，分析、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于这些思想或思潮的态度与反应，以期较为全面地把握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时代特点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2）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朱熹本人的学术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为清初朱子学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清初的延续与表现，若对朱熹本人的学术思想缺乏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就无法对清初福建朱子学中的许多问题做出恰当而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且由于本书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朱子学与经学和实学的关系，并非之前朱子学研究的重点所在，故有必要对朱熹的相关思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因此，本书在正式讨论清初福建朱子学中的理学、经学与实学思想之前，都首先论述朱熹在这一方面的相关思想与学术成果。这样既可以表明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渊源，又可以通过对比发现清初福建朱子学在哪些方面承袭了朱熹的思想，而在哪些方面有所调整、突破和创新，从而加深对清初福建朱子学思想特点的认识和理解。
（3）在关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的同时，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清初福建朱子学在清初学术、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发挥的影响与作用。
（4）秉持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和“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审视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史，尽量以学术自身的标准、思想内在的逻辑与学说产生的语境来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不同学者、学派及其思想，避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道德评判，或以道德评判主导乃至代替学术评价，亦不以后人的标准、观念或某种现实的目的来要求和臧否前人的言行与思想，以求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的思想世界。
此外，理学包括朱子学对于现实社会产生影响与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便是在教育与教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方面的设计和倡导。如李纪祥在讨论宋明理学与经世观念的问题时，就认为传统儒家外王之学的性质与意义在宋明时期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儒学的“外域”已经逐渐由政治等方面转移到与教化有关的世界中来。理学家虽然仍具有关怀天下的性格，但他们所面对的外域已不再是“原外王”，因而更加强调和突出“师”与“儒”的品格。在此意义上，“‘教化’可以说才是理学在实质上的外域”①。尽管理学家们未必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理学家“对‘大我’——‘人间世’的真正贡献，却并不是在第一外域，而是在第二外域——‘教化’，在‘成圣成德之教’的散布上”②。而陈支平先生在探讨朱子学的内涵与意义时亦指出：“我们从朱熹庞大的著作中，看到他的关于道德义理及性理等学说的论述之外，还可以看到他的大量关于如何兴学劝学、促进基层社会教育、端正民风习俗、遵循社会礼仪、重建家族宗族组织、推行乡族孝道等的记载。这些记载涉及十分草根性的社会实际现实问题，是很难用哲学化的语言予以评述的。但是这大量的涉及有关基层社会问题的文字，反映了朱熹以及其他的一些理学家们对于重构社会管理规范的重视与人文关怀。……无论是朱熹的基层劝学，还是引导端正民间风俗，都是脚踏实地的功夫，都是他们实施社会基础规范管理理想的基础性工作，而并不是那种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所可以画等号的。而这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是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发挥的社会及历史作用，也不比他的那部分强调道德义理的形而上哲学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①但是，限于篇幅与学殖，本书可能无法就清初福建朱子学的这方面内容展开论述，只能留待日后再做详论。
清代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许多传统的制度、文化都发展到历史的最高峰；又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渡时期，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这种情况反映到学术思想史上，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有对于传统文化的全面归纳总结，又有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流融合。表面上看似在不断地尊古、复古，实则背后的动机一直在求新、求变。这就使得清代的学术思想史内容丰富，名家辈出，历史与现实意义突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学术思想的变迁亦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理路。由于清代思想整体上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其发展演变自然与儒学本身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紧密相关。在儒学内部发展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不断变化的共同影响下，清代思想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学术范式的多次转变。因此，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要涉及分期的问题。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提出：“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
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①
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亦认为清代学术凡三变：“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姚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②
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将清代汉学之变迁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个时期。其中，怀疑派起于顺康之交，以阎若璩辨《古文尚书》，胡渭、黄宗炎辨《易图》，以及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毛奇龄《四书改错》、万斯大《学礼质疑》等书的出现为代表，启汉学之初兴。征实派主要在乾嘉年间，以江永、戴震之学为代表，以实事求是为特征，乃汉学发展之顶峰。丛缀派约在嘉道之际，当汉学极盛之后，已渐露疲态，故不得不出于丛缀一途，以“据守”“校雠”“遮拾”“涉猎”为能事，流于拾骨襞积之学。虚诬派亦在嘉道之后，以西汉今文经学复兴为特征。其学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以至经术支离，莫此为甚。③
梁启超则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学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期。启蒙期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乃出于对明学之反动，亦为清学立下规模。此期的代表人物首推顾炎武、胡渭和阎若璩，其次尚有颜元、李塨，黄宗羲、万斯同与王锡阐、梅文鼎等三派学者。各派研究方向虽异，反明学之性质则无不同。全盛期之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研究范围则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蜕分期始于庄存与之治《春秋公羊传》，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以西汉今文经学之复兴为特征。康有为综集诸家学说，严划今古文分野，谓古文经传皆刘歆伪造，又立“孔子改制”说，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衰落期几与蜕分期同时，考据之学已为前人发挥殆尽，后起者大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更陷于门户之争，互相诋毁，渐为社会所厌弃。加之海通以来，西学输入，其运命自不能久延。然此期中，犹有俞樾、孙诒让等一二大师，为清学正统派最后之壁垒。①
而钱穆认为，清代三百年之学术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而来，清代经学之盛为理学进展中应有之节目，故据理学之转变而将清代学术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时期，为学崇尚兼听并观、博学明辨，运思广而取精宏，操心危而虑患深。其所讲所学，有辨之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作最后之论定者；有探之益深，可以自超于理学旧习套而另辟一崭新之蹊径者。第二阶段为顺、康、雍时期，士大夫既不能长守晚明诸遗老之志节，而满洲统治者亦倡导正学以牢笼人心，理学遂成为压束社会之利器。第三阶段为乾、嘉时期，聪明才智之士群凑于经籍考订之途，考据之学极盛，然其根底亦自理学而来，所得在经籍之沉浸，可补宋明理学之未逮。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时期，学者怵于内忧外患，经籍考据不足以安定其心神，而经世致用之志复切，乃相率竞及于理学家言。惜其心意迫促，涵养浮露，所得较之明遗与乾嘉远为逊色。②
以上诸位前辈学者关于清学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从中不难看出，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了清代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演变过程，同时又以考据学为清学的正统和主流，实际上是以考据学的兴起、发展与衰落为脉络来划分和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特别是梁启超的说法出现之后，由于其简洁明了，脉络分明，论述清晰，既能容纳前此诸家之说，又引出了“以复古为解放”的新论，遂为广大研究者所认可，并且不断得到复述，几乎成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理解样板和典型论述。相形之下，钱穆的说法虽视角独特，自成一家，且有意纠正梁氏之偏，但在事实上却长期未得到治清学者的太多响应。时至今日，学者们在探讨清代学术思想时，仍习惯于将研究焦点集中在考据学或乾嘉学派上，以至于不少人甚至下意识地将清学与考据学或汉学简单地等同起来。
诚然，考据学作为清学中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一门学问，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术和学者，演为一股时代学术思潮，将传统的儒家经史之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且带动了久为学者所忽视的小学、音韵、天算、舆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目录、辑佚等学问的繁荣兴盛，其流风余韵远及于今，功莫大焉。正是有赖于清代考据学者的努力，使得许多向称艰涩难读的古书，通过训诂、注释，变得可读可解了；许多窜乱芜杂、讹舛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得到了清理纠正；许多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典籍，通过辑佚、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其学不仅有功于古圣先贤，更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但如此，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①，因而考据学的意义还在于产生了所谓的近代“科学精神”。这种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成为我国“科学发达之先驱”与“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②同时，由于实证方法的形成和流行，导致了传统的学术观念和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致命的挑战，产生了新的考据学话语，其“与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③。
但是，回到学术思想本身的演变历史来看，将考据学过度地抬高和夸大，甚至将其等同于整个清学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时间上看，乾嘉之前，考据学尚处于成长阶段，经世之学一度兴盛，理学仍然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而在乾嘉之后，西汉今文经学崛起，经世学风、朱子理学都有所复兴，单纯的经学考据已不再是学界的潮流，考据学的方法和意义也开始受到包括考据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和批判。
嘉庆年间，汉学正盛，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表彰经学考据，严划汉宋门户，扬汉抑宋。该书总结了乾嘉汉学的源流与发展，对于以惠栋为代表的汉学家极尽褒扬之能事，而将“深入宋儒之室……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①的顾炎武、黄宗羲附于卷末，对宋学则采取鄙夷之态度，攻击宋儒“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②。此书一出，象征着汉学家对自身学术方法与学术精神的高度自觉，亦令汉学门户愈加森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不满与反对，使得各派学者与汉学之间的争论愈发激烈。
龚自珍就曾因此致书江藩商榷，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汉学名目的“十不安”③，反对汉宋对立、唯汉是从，主张清代自有学术，与汉人之学不尽相同，不应以“汉学”名之。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以护卫程朱，申宋黜汉，对江藩之书痛加攻驳。他在书中摘选清代汉学家与宋儒立异的观点，逐条加以辨析驳难，矛头所指，乾嘉之前的汉学家几乎无一幸免。方东树特别攻击汉学家所标榜的考据方法和“实事求是”，认为真正的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④。相反，汉学家离义理而专言考据，“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①。他还进一步列举了所谓的汉学“六蔽”，指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②。而福建朱子学者谢金銮则提出了经学与经术的区分，主张通经须有术，以之修己治人，施于实用。所以他批评当时的考据学者“明于古，暗于今，徒事章句训解”，“喜搜求古书以为新博，愈古愈废之说则以为愈佳，将谓唐不如晋，晋不如汉，东汉又不如西汉，宋以下则鄙夷弗屑已矣。其于圣人之经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以抄袭旧说为尊古，以论辨折衷为武断。学虽博，以语修己致用之方则无术焉。此第谓之经学则可，不足以语经术也”。③随着清朝国势日颓，魏源目睹当时社会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有感于时势将变，亦力反汉学家泥古、信古之习，直指“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争治诂训音声，爪剖爪析……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④，提倡通经致用，变古以利民。这些学者虽然与汉学家门户不同，争论之中不乏偏激、武断之言，但其批评也并非全是毫无根据的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其中不少论断确能切中要害，直指其病。同时，这些批评集中出现于汉学繁荣之时，并且能够在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了乾嘉汉学盛极转衰的命运。
对于考据学的批评显然并不仅限于考据学的异己者。在此之前，一些比较敏锐的考据学者就已经开始反思自身学术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皖派学者凌廷堪曾批评当时的汉学末流侈谈许、郑，“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又浮慕惠、戴，“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⑤有鉴于某些考据学者之固陋偏狭，王鸣盛特提古今学术的会通，认为“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又谓：“声音文字，学之门也。得其门者或寡矣，虽然，苟得其门，又何求焉，终身以之，惟是为务，其他概谢曰‘我弗知’，此高门中一司阍之老苍头耳。门户之事，熟谙虽极，行立坐卧，不离乎门，其所造诣，铃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阶，况敢窥房奥乎？”①焦循亦在此意义上力拒“考据”之名，批评“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②，并斥之为“补苴掇拾者之所为”③。他还反对某些考据学者借“汉学”自相标榜，以东汉注疏取代孔孟之道，“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④。王引之亦附和焦循的观点，直言不讳地指责惠栋“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⑤。甚至最能传戴震训诂考据之学的段玉裁，其晚年反思一生学术，也意识到考据与义理相分离所造成的危害，谓宋学关乎人生之根本，而自己“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⑥。此言出于一代经学大师之口，不可谓不痛切。他又见当时世道人心之败坏，将其归因于“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以致“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①可以说，正是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和考据学自身的学术缺陷导致了它在极盛之后的迅速衰败。
屈指算来，自惠栋复兴汉易，使“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②，至乾隆中叶皖派大兴，戴震名重天下，考据之学渐臻鼎盛，以至于原为朱子学重镇的“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③，再到咸丰之后，其在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带来的双重打击下不可挽回地陷入没落，考据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的辉煌实不过百年。如果再作进一步考察的话，甚至可以发现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严谨的发展”④。因为真正从事专门考据并以此名家的学者主要生活在以江苏、浙江、安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一小部分。他们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赞助，凭借书院讲学、书信切磋和部分著作的传抄、刊刻等方式在学界交流传播学术，赢得个人声誉，组成了一个相对自主、拥有独特学术规则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后人眼中似乎弥漫整个清代学术界的考据学风气。而这一风气在淡化多时之后，又在清末民初那个传统文化剧烈变革、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被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又熟悉传统学术的学者从故纸堆中重新发掘出来，当作我国传统学术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加以表彰，并且希望以此为基础来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其实，梁启超在早先发表的《近世之学术》中亦曾注意到，即便是在乾嘉年间考据学最盛之时，“其学实仅盛于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学子，虽往往传习，然不能成家”⑤。可是，随着梁启超晚年学术思想的转变，使他对于考据学的态度从有所批判转为大力推崇，这一观点也就不再被其提起。
与经学考据相比，学者们对于清代儒学的另一主要表现形态——理学的关注就少得多。在传统的清代思想史论述中，理学往往是被视若鸡肋，形同隐身的。将这一段完全跳过不讲固然不妥，但真要讨论起来似乎也无话可说，结果不免寥寥几笔，批评一番，草草带过了事。因此，不少学者很自然地将清代想象为理学的衰落之世，认为理学在清代是衰歇甚至断裂的。但是，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即便是在考据风气最兴盛的时代，其也远未在思想界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作为清代经学考据的领袖，戴震对于考据学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或者可以更简单地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②这种说法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考据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几乎得到当时所有考据学者的认同，不啻为清代考据学之共识与口号。然而，就清代考据学的实际状况而言，是否已实现“故训明”或“古经明”暂且不提，起码距离“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还相差甚远。或者说，极少有向这方面主动努力的意思。除了戴震主张“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③，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生平论述最大者”④，明白地表示要建设新义理之外，大部分考据学者已完全丧失义理之兴趣，甚至讥戴震所著义理之书为“空说义理，可以无作”⑤，“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⑥。
其实，在清初考据之风初起时，当时的考据学者尚怀有比较强烈的义理意识，其考据工作往往与其义理见解是紧密联系的。虽然考据学者对于理学家所主张的“由义理以定训诂”的观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在初期考据学者的考据工作中又确实可以发现义理之学所起的重要作用。据余英时的研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隐含反王学的目的，是有意识地借辨伪的方式来推翻陆王心学的经典依据，而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的一大原因则是为了维护王学；陈确对《大学》的辨伪，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对《周易》的考证，都是冲着朱熹而来，目的是为了攻击朱学，而顾炎武、王懋竑、戴震等为朱子易学辩护的，都是在哲学立场上接近或同情朱子的。因此，这些学者的考据工作“可以说是理学争论的战火蔓延到文献研究方面来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承了理学传统中程、朱和陆、王的对垒”。①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儒家经典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多义性，这就决定了考据学者在具体的考证经典的过程中，也很难做到与义理完全隔绝，他的思考和判断仍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义理方面的影响。即便是身为考据学大师的钱大昕，当他在注解经典的过程中遇到两难之境时，也不乏“据义理来决定训诂”的情况。②由此可见，即便是单纯的文字训诂校勘，有时也不免要牵涉到考据者对于义理问题的理解和偏尚。
但是，对于许多考据学者来说，他们往往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考据与义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尤其是随着考据领域的扩大，考证方法的完善和学派壁垒的严苛，学者们沉浸于考据工作本身，渐渐失去乃至舍弃了前辈们所深藏而珍重的义理意识。原先的手段变为目的，怀有某种自觉意识的考据变为琐屑、单一的考据，原本蕴含辨明义理、经世致用之意的考据工作甚至成为某些人卖弄学识、弋荣邀宠的手段，从而成为另一种空虚无用之学。用凌廷堪的话说，就是：“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③笃信程朱，而又兼擅金石、考据的翁方纲亦指出：“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异、不嗜博嗜琐而专力于考订，斯可以言考订矣。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①直到晚清，考据学的这种状况依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故陈澧谓：“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②这一状况无疑极大地限制了考据学的规模和气象，在考据精细化、专门化的同时，也丧失了使学术进一步扩充和提升的机会，反而令其中潜藏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从而加速了考据学的衰落。在此期间，虽然以戴震为代表的个别皖派学者在义理方面尚有所讨论和建设，试图弥缝考据学的缺失，但既得不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也未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新义理体系，其理论规模与所达到的深度、广度都与宋明理学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因为清代的考据学者自动退出了义理的阵地，转而成为职业化的考据家，使得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垄断着义理的真理性和解释权，从而在思想界一直保持着相当的重要性。加之朱子理学数百年来一直担负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更使得这种思想上的重要性变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支配力量。其通过经筵日讲、科举考试、政策律法、乡规民约、道德教条等形式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无论考据学在学术上取得多大的成功，也不过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一项门槛很高的智力活动，只要它没有发展成为一套与社会现实需要及发展趋势相结合，并为政治权力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取代朱子学的地位。在广大深厚的民间社会，若以影响力论，“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①。因此，即便乾嘉考据学者普遍对于义理之学不感兴趣，甚至在学术上表示蔑视，但其作为传统语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摆脱不了义理的纠缠。他们大多从小就浸淫在各种看似不容怀疑的理学话语之中，以理学著作为教材，接受义理的灌输，并且学会熟练地运用理学话语进行发言、写作和考试，以此通过体制的认可而踏入仕途。在各种公开场合与官方场合中，他们也习惯性地使用理学话语进行交流和表达，“这些看上去很庄严、高超和正经的语言成为流行的话语，不用这一套话语就无法表达身份层次、价值趋向和文明理想，也无法在执普遍观念的社会中获得认同”②。故元和惠氏有“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之训，且为众多考据学者所反复引用，奉为圭臬。但是，如果对这句话的含义作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因为汉学、宋学同为孔门之学而有取径之不同，宋儒的道德、修养和操行正是从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和体悟中得来，并以其义理思想为根本依据。考据学者若以汉儒之说为是，认为不由训诂则无以得义理之真，从而根本鄙薄、厌弃宋儒之理，又如何能法程朱之行呢？反过来说，既然考据学者依然要肯定、效法程朱之行，其言行举止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潜意识必然不能与宋儒之义理彻底脱离干系。
正是由于大部分的考据学者并没有自己的义理足以与宋明理学家的义理相对抗，而在学术讨论和社会生活中又不能完全避免义理表达，自然只能沿袭宋明理学家的论述。“若讲及所为义理之学，其所讨论之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依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也。就此方面言，则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续者。”③甚至对清代考据学的思想革命意义评价甚高的梁启超，也曾注意到当时的考据学者“依然是‘程朱中毒’。因为个个都从八股出身，从小读熟的集注或问早已蟠踞住他们的下意识……所以那时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他们虽然口头上鄙夷宋学——我敢说一句放肆的话：‘一个个都是稀稀薄薄、朦朦胧胧的程朱游魂披上一件许郑的外套。’”①即便如艾尔曼所言，当时有部分学者自觉以考据为职业，弃仕从学，依靠官方或半官方的赞助进行图书编修、文献整理的工作，或通过担任官府幕宾、富户的家庭教师、书院教师等方式维持生计和学术研究，但其中真能彻底绝意科举、不登仕途者在整个传统知识分子群体中恐怕只能占极小的比例。再退一步说，即便不赴科举、不入仕途，其在读书著作、社会交往、书院讲学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开理学话语的影响，更何况对于儒家经典的考证本身就与考据者在义理方面的理解有着难以分割的先天关系。
诚如葛兆光所论，从整体上看，清代的思想世界在大部分时间内依然延续了前代的基调，官方的意识形态依然处于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支持之下，大多数士人仍然在四书五经的教育与阅读中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并且通过自身的社会、政治、学术活动将其巩固、传承下去。而乾嘉考据学的兴起，虽然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一阵波澜，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但是并没有产生如后来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文艺复兴那样的影响力。与其说考据学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思想秩序，毋宁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术与道的分裂，知识与思想的对立，真实性与真理性的冲突。这也就产生了诸如“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样看似截然分明，实则自相矛盾的考据家话语。因此，就思想世界的总体面貌而言，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包括乾嘉时代在内，“事实上还是官方认可的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以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为主的、作为道德伦理教条的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着整个思想界”②，而理解清代理学也就对理解清代思想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既然已经确认了理学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那么若要研究和理解清代理学，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清初朱子学。这里所说的清初，主要是基于清代思想史进程的一个阶段划分，指的是以满洲政权入关，定都北京为始点，到乾隆中期考据学发展成熟之前的这一段时期，也就是学者们一般所认定的清代思想史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内虽然同时存在着经世之学、考据学、理学等多种学术形态，但以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为思想界的主流。具体言之，一方面，当时的考据学尚在探索、积累阶段，研究领域还未最终划定，理论和方法也不成熟，且早期的考据学者亦不以单纯的训诂考据为限，其学术往往暗含义理讨论之目的；另一方面，经世之学虽称一时之盛，但因提倡者多为晚明遗民，深怀家国创痛，其学其人便往往与反清复明之政治目的相联系，且多对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做激烈批评，宜乎其不肯为清廷所用，经世之志亦不得施展，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推翻满洲统治，“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顾炎武等人所冀望的“王者”终究也没有起来，反倒是清朝的统治渐趋稳固，明朝复国无望，加之清廷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这种“革命”的经世之学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就难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而就清初理学内部来说，明代盛极一时的王学受到学者们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思想领域总体呈现出由王返朱之势。一方面，当时信奉朱子学的理学家甚多，他们或居庙堂之高，或处草野之间，共同推动了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从而为整个清代朱子学立下规模。这一时期，“以恪遵程朱名者，则有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诸人。……置身显宦而兼以理学名者，汤斌、光地外，更有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诸人。……其时更有谢文洊、应㧑谦、刘原渌、朱用纯等，虽立说与程朱不尽吻合，然大旨亦宗程朱者也。此外以程朱自命者，尚有李生光、范镐鼎、汪佑、劳史、李来章、张鹏翼、朱泽云等，亦皆笃于躬行者也”②。清初诸大家中，王夫之于理学方面最具创见，其不仅宗师张载，且思想与朱熹亦多相合之处，后期尤推崇朱熹之四书学③。而为后世尊为清学开山的顾炎武，虽极力抨击王学空疏祸国，但对朱熹却多推重，尤能弘扬朱熹“道问学”之旨以拯时弊。其谓朱子之学“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①，晚年更言：“两汉而下，虽多抱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②，直以内圣外王许之朱熹。清初著名经学家，被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列为卷首第一人的阎若璩亦鄙薄明儒，而推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其不仅提出“朱子出而前乎朱子众儒之说得朱子而论定”③，甚至将朱熹比作“三代以下之孔子”，“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④。即便是清初的王学一门，仍然坚持尊王黜朱立场的已经极少，大部分学者都对明末王学的流弊进行了深刻反思，或改宗程朱，或倡朱王调和，其论学旨趣渐与朱子学趋同。“总之，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⑤应该说，萧一山对于清初思想界的这一论断大体上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清初朱子学亦有其自身的学术特色，恐怕不能仅以宋明朱子学的简单重复视之。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清初朱子学也在反思、总结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努力调整自身的形态，发掘固有的资源，借鉴他人的智慧，使原有的思想体系能够回应并解决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因此，有学者将清代理学的典型特征归结为“最顽强地坚守传统儒学基本立场特别是程朱理学立场而又能因时而变、反映时代特点的清初朱子学”⑥，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时，看似水火不容的考据与理学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难以割裂的联系。章学诚于清代学者中素以辨别古今学术源流而见长。在他看来，朱子之学的特点在于“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而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戴震、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皆通经服古、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其学术正是继承朱子之学而来，“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①钱穆基本同意章学诚的看法，他指出：“清代经学，亦依然延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的经学考据虽然对于宋明理学有所补充和修正，但只不过是益增其光耀而已，终不能逃脱宋明理学的范围与笼罩。而萧一山亦注意到考据学与理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内在精神上的联系，反对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清儒所标榜的读书传注之学与程朱一派最为接近，实则延续了程朱理学的方法与精神，只不过其方法更为客观、科学而已。所以他说：“清代虽以汉学为名，其实仍程朱一派尊经笃古之流风；惟益缩其范围于名物训诂之间而已。然则清学者，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③事实上，考据学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也确实离不开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一大批不同派别的学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共同参与和推动。
可以说，学者们关于清代考据学思潮来源的讨论，不论是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将清代学术视为宋明理学的延续与补充；或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认为宋明理学传统在清代并未完全消失，而是改换面目般地融入经史考证之中，从而将清代考据学视为儒学自身蕴含的内在理路的自然发展和范式更新；还是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将考据学的兴起归结为清人对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厌倦甚至憎恶，最终演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复古为目的的古典考据运动，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考据学与理学之间或正或反的关系。“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①，故不识往者，亦无以知将来，若要在思想史的内部理解清代考据学的产生及其意义，也就必须对于之前及同时代的理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朱子学作为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思想界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掌握了儒家义理的解释权，更凭借其自身内在动力与政治权力渗透到民间基层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而清初朱子学作为整个清代朱子学的基础和代表，同时又与清代最具特色的经典考据学相互联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研究清初朱子学，不仅对于清代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与内在理路。
但是，自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有关清初朱子学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乏人问津。近年来，随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清初朱子学的存在与价值，并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累积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精辟之论。但就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比较零散和初步的状态，与清初朱子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尚不相称，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因此，今天仍然迫切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系统的讨论，发掘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并对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予以重新阐述。这也正是本书选择以清初朱子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据《清代理学史》对于清代前期理学流布的基本情况的分析，当时理学发展比较繁荣、理学群体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两湖等地区。其中，福建自然是清初朱子学最为集中和兴盛的地区之一。众所周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受学于福建理学家李侗等人，其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几乎都在福建进行，门生弟子也以福建籍为最多，因而朱熹的学说也被称为“闽学”。据陈荣捷在《朱子门人》中的考证，朱熹共有弟子四百八十八人，范围遍布全国。仅就其中居里可知者而言，就有一百六十四人来自福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最为后人所推重的朱门高弟如黄榦、陈淳、蔡元定、蔡沈、刘爚、李方子等人也多为福建人。故曰：“朱子传之蔡西山、九峰、黄勉斋、陈北溪、李果斋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又朱门之私淑也，有宋闽儒甲于天下。”①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福建朱子学者不断地耕耘、传承与弘扬，使得福建俨然成为朱子学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形成了自己经久不坠、传承有序的理学传统。即便是在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最为鼎盛之时，福建地区的朱子学仍非常兴盛，所受王学的影响亦相对有限。许多福建学者挺身而出，与王门中人反复辩论，积极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时则姚江之学大行于东南，而闽士莫之遵，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②直到清代，福建朱子学依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并且成为清初朱子学复兴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不仅有李光地、蔡世远等一批闽籍理学名臣在朝提倡，影响皇帝，更有张伯行等官员在闽推广，刊刻出版了大量朱子学著作，并建立鳌峰等书院作为传播朱子学的阵地，敦聘著名朱子学者掌教书院，讲学其间，培养了大批福建朱子学人才。故清儒陈庚焕有云：“自宋以来，闽士蔚兴，与中州埒。道南一脉，远绍洙峄，举濂、洛、关之统悉荟萃于闽，至今天下之士宗闽学焉。”③因此，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作为清初朱子学的一个典型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应该是比较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二 20世纪以降清代学术思想史视野中的清初朱子学研究
就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来看，除了林国标的《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之外，将清初朱子学做一单独整体进行研究的专著尚少，学者们对于这方面内容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还是见于各种被命名为思想史、哲学史或学术史之类的著作当中。除此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清初朱子学某一侧面或某一人物的研究散见于其他相关著作或论文中。但一般而言，这一类研究成果最终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反映、汇集到学术思想史的叙述当中。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有关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还是置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叙述的。虽然因为思想史、学术史或哲学史著作在研究范式上的不同，可能导致其在内容取材、组织结构、论述重点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由于这种范式差异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加之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特点，让这种差异在实际写作中又被进一步地缩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某种共同的特征或趋势。因此，我们若是对各种思想史、学术史或哲学史著作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进行集中考察，并且将其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注意其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就可以对20世纪以来清初朱子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从而总结其中的得失，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指示可能的方向。
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到历史的尽头，最早对清代学术思想提出系统讨论和反思的学者应当首推章太炎。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的《清儒》篇里，章太炎第一次对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变迁做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和总结，可谓近代学者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首出之作。他在文中虽然没有对清代学术的变迁做明确的分期和抽象的概括，但实际上是以考据学的发展演变为线索来叙述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该文继承了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吴、皖分派的思路，并详为分辨，①着重介绍了两派的学术传承、治学特点以及清代学者在治经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旁及浙东之学、桐城派、常州学派等其他学派，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最初的叙述框架，日后梁启超、刘师培、胡适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章太炎本身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好尚，其在评判各派学术时往往囿于门户之见，论断较为主观、激烈，难以做到十分的公正和客观。章氏作为古文经学家和史学家，“由俞樾方面接受汉学，以继承王引之、王念孙、段玉裁、戴震、顾炎武一派的学统；但同时他受浙东史学派的影响，兼祧了章学诚、全祖望、万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学统”①。因此，其自然以考据学为清代学术正统，推重戴震学派，亦对浙东之学表示尊敬，而对其他学派皆致不满，甚至于丑诋秽詈。至于清代朱子学，文中并未直接提及，仅以“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②一句带过。除《清儒》外，章氏尚有《汉学论》《清代学术之系统》等文讨论清代学术，但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议论亦绝少及于清代朱子学。如《清代学术之系统》一文的开头，章太炎在宣布清代于理学方面“亦不甚高明”之后，随即主动声明：“现在只讲清代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不讲天才方面的学术，就是半学力半天才的理学也不去讲他。”③由此可见，清代的朱子学并未出现在章氏的学术视野之内，在他所构建的清代学术系统中也没有朱子学的位置。
同时，章太炎于清末积极从事排满革命活动，屡遭清政府通缉，当《訄书》重订本出版之时，其正因《苏报》案被囚于狱中，故其思想中民族主义的因素十分浓厚，在评价清代学者时也往往以此为褒贬进退的首要标准。例如他在《訄书》重订本的《别录乙》中曾论及清初朱子学的几个重要人物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的生平行事，便多所贬斥，谓：“清儒多权谲。元、清惟衡、象枢，尚惨怛思反本。自裔介而下，思不义以覆宗国，其公山不扰所耻也。唯行己亦仍世益庳，裔介恃齐给，而斌诈谖饰俭，至于光地外淫。……自明季五君之丧（谓孙奇逢、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李颙也），道学亦亡矣。”①故侯外庐言：“太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反对清朝统治的人，他最怕言致用有利于清朝，所以他对于清代的人物评价第一义，首先是基于反满一点。”②在此，章太炎虽未过多讨论这些朱子学者的学术思想，但我们从清代朱子学身上所附带的浓厚官学色彩，亦不难想见章氏之态度。可以说，章太炎在论述清代学术思想时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特点和偏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譬如，刘师培于1905—1907年在《国粹学报》《民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支持章氏的观点，继续探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相关问题。他在继承章太炎主要论点的基础上，又对清代学术思想的阶段划分、地域差异以及其中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颇有独到之见。
由于刘师培当时尚处于激烈的排满革命阶段，故其《清儒得失论》一文在评骘清代学者时，特别将学术与政术、思想与品行结合起来，突出了对其人其学的道德评判，从而得出了清儒“其学愈实，其遇愈乖”③的结论。他将明儒与清儒进行比较，认为明人多行，清人多病，“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④。在此，刘师培极力推尊明儒的实行致用精神，与一般学者对于明儒思想特点的认识大相径庭，其用意显然在于抬高明儒以贬低清儒。
在他看来，清代学者由于受到满清政府的文化压迫和功名利禄的诱惑，丧失了用世之念和廉耻之心，仅以学术为进身之具，导致儒者之名日贱，而所治之学亦异。但也正因清儒之学不求用世，使得求是之汉学渐兴。刘师培认为，清代学术之所长唯在汉学，不仅因为清代汉学讲究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不侈空言，更在于笃守汉学者大多好学慕古，淡泊自守，甘以不才自全，而言词章、经世、理学者则往往多污行。他几乎将清代最有名的学者从头至尾考察一遍，继而总结道：“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惟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①由此可见，刘师培对于清代理学和今文经学的评价是极低的，其态度之刻激不下于章太炎。
至于清初朱子学，文中亦略有提及。刘师培虽对应㧑谦、张履祥、孙奇逢、李颙、吕留良等清初理学家颇示肯定，但主要是表彰其不仕清廷的民族气节，并未涉及学术思想。而对汤斌、陆陇其、魏象枢、魏裔介、李光地等具有官方背景的朱子学者则大加鞭挞，指责汤斌“腼颜仕门，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陆陇其“拾张、吕之唾余，口诵诛泗之言，身事毡裘之主”，“裔介、光地尤工邪佞，鬻道于虏，炫宠弋荣”，②并贬其学为伪学。在刘师培看来，清代朱子学仅为清廷的统治工具，且“帖括之家稍习宋明语录，束书不观，均得自居于理学”③，故治朱子学者大多为曲学阿世之徒，伪托朱子之学以钓声名、干利禄。
而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刘师培又以清代汉学发展为线索，将清代学术变迁划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期。从这些名称中不难看出，刘氏所推尊的是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所谓“征实之学”，而将今文学派贬为虚诬，指责其学穿凿附会、颠倒群经以伸己见，伪托致用之名以媚公卿，致使经术支离，而清学亦亡。同样，清代朱子学在这个叙述框架下也是没有位置的。
在《汉宋学术异同论》中，刘师培从义理学、章句学、象数学、小学等方面比较汉宋异同，其讨论的对象虽以汉儒和宋儒为主，但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在于厘清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汉宋之争，故而在论述中不可避免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清代的考据学和理学。在他看来，清代考据学者虽不见汉宋学术之同然者，唯据其相异处攻击宋学，对宋学一概排斥，往往不免于门户之见，但其基本上继承了汉儒循律而治经的传统，故所得为多；而宋学则舍律而论学，治经不立准绳，悉凭己意，“侈言义理，求之高远精微之地，又缘词生训，鲜正名辨物之功”①，虽复偶有所得，但多语无左验，武断支离，且其攻击汉学亦属忘本之失。由此可见，刘师培对于思想史上的汉宋之争的基本立场亦是扬汉抑宋。
此外，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篇中亦有论及清初朱子学的内容，但皆极为简略零散，未成系统论述。平心而论，刘师培在清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当时亦有较大的影响，钱玄同将其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十二人并列，尊为清末民初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中最为卓特者。只不过由于刘氏后来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声名狼藉，使得许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都不愿提及他的名字，亦讳言受其影响。
1905年，邓实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学今论》一文，亦讨论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其基本思路近于章、刘，唯态度稍平和，主张汉宋兼采并包。他从肯定国学、保存国粹的目的出发，对清代学术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经学迈汉唐，性理越宋元，辞章驾魏晋”，且名儒辈出，为“前代所未有也”，“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②邓实试图以不立门户，只问真伪来调和汉宋之争与今古文之争，提出汉学、宋学皆为孔子之学，于孔子之道各有所得，其道不相为非，亦不可偏废，且“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学者苟舍短取长，阙疑信古，则古人之学皆可为用”③，更何况今古文同一汉代之学，同一经儒之名，以至于相互诋毁，势同水火，何其狭隘与无益。然而他同时又以经学为清代学术之宗主，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为经学之支流余裔，且谓乾嘉学术为清代学术之中兴，有所谓“大功四，小功四”，“实足以自成其一种之科学，永寿于名山者也”，①而其对清代的宋学与今文经学则皆有所批评，指责宗宋学者“愉愒禄仕”，今文学者“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乃“学术之末流”，②可见其亦不过欲以古文经学之立场来调和汉宋之争与今古文之争，非真持平之论也。
邓实认为，清代学术思想之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顺康之世，学者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是曰汉学，此外又有桐城派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二者互相诋毁；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起，专治今文，标微言大义之学。因此，他在叙述清初学术时，亦以“大义”和“经世”为标准，重点介绍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李颙、颜元“六先生”及其后学，仅在该节末尾附带提及清初朱子学中的吕留良、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四人，称其为“守程朱之学而能致用者”③。至于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身居高位的朱子学者，则以“巨蠹之蟊贼”称之，谓其“伪名道学，以腴媚时君”而无取焉。④
1904年，梁启超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近世之学术》一文，即此前连载中断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分“永历康熙间”“乾嘉间”和“最近世”三部分来论述清代的学术思想。当时梁启超正避居日本，积极宣传西方思想，并与亦曾赴日避难的章太炎交好，一度倾向章氏所提倡的排满革命论，故而文中屡次引用章太炎的观点，颇受其《清儒》篇的影响。正因为梁启超本身具有的今文经学的学术渊源，加上其接触到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关于清代学术和清代学者的一些论述与评价，使得此文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态度和看法显得颇为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矛盾。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此文似对清代学术思想评价不高，多持批判的态度，故曰：“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①1但在同时，梁氏又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②，又谓其“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③。对于清代的考据学，梁启超的态度亦复如是。他将经学考据视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和正统，一方面指责其“支离破碎，汩没性灵”④，不惟无益于国家社会，而且使得学术思想日趋消沉、衰落；另一方面却又赞扬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⑤，并与西方培根创立的“归纳论理学”相比附，将其视作中国学术进化之征兆。而对于晚清今文学派，梁启超则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作为一种有力的怀疑派，打破了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既解放了学者的思想，开创了经世致用的风气，又起到了接引西方学术思想的作用，最终导致了思想界的大革命。
在“永历康熙间”一节中，梁启超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相关内容亦略有涉及。在论及清初学者时，他虽推许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吕留良为清初朱学大师，但主要依据恐怕还是在其气节与品行上，对于各人的学术成就则鲜有叙述，且认为“其在学界上之位置，不过袭宋、明之遗，不坠其绪，未足为新时代放一异彩也”⑥。至于汤斌、李光地、陆陇其等出仕清朝的清初朱子学者，则一概目为学界罪人，于清代学术思想无功而有罪，故仅置于章末附论之，以示其鄙薄之意。在梁启超看来，陆陇其、张伯行以尊朱黜王见称于时主，学术过于隘陋，且尊朱太过，亦妨碍学界思想之自由，而汤斌、李光地等人更被指为“学界蟊贼”，不但大节有亏，私德败坏，其学术亦无足称，致使“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①。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借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之机，写成《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一文，在《改造》杂志上连载，又经补充修改后单独出版，即《清代学术概论》。在欧游期间，梁启超近距离接触了其一贯宣扬的西方文明，又目睹了一战给欧洲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对其固有思想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他打破了对近代科学的迷信，批判科学万能论，并将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进化论视为近代西方社会种种弊病乃至世界大战的根源；另一方面，他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对世界文明的意义，提倡以东方文明济西方文明之穷，同时又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因此，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虽然继承了前作《近世之学术》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并自谓“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②，但其中某些核心思想实已发生较大改变。
最为明显的转变就发生在梁氏对待清代学术思想的整体态度上。从具体内容上看，他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人物选取和叙述框架与之前相比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但在总体评价上却变为基本肯定，仅在个别地方对其脱离实际表示遗憾和理解，而非原先那样大加批判。在此时的他看来，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之基础最符合世界新潮，因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③。不难发现，梁氏笔下的清代已由“思想最衰时代”一变而为“文艺复兴”的时代。
其实，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态度的转变，正是来源于他对清代考据学态度的变化。在此书中，梁启超将清代考据学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提并论，几乎是以考据学来指代整个清代学术思潮，而晚清今文经学亦从考据学中衍生而来，其他学派皆为附庸，可见其对于考据学之推崇与重视。因此，他不仅以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为线索，借用佛家生、住、异、灭的概念，将清代学术思想史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并将其特征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而且大力表彰其“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①的科学研究精神，认为它既造成了清代学术思想不断复古解放的效果，也必将令近代科学在我国成立与发达。梁氏昔日曾极力批判考据学为无用之学，祸国殃民，此时却主动为其辩解，认为所谓“有用”“无用”只是相对名词，应提倡不问功利，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②
但是，就在梁氏这部系统论述清代学术思想的著作中，却没有清初朱子学的位置，甚至于几乎找不到有关清代朱子学的内容，亦可怪也。
此后，梁启超利用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处讲学的机会，于1925年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并于1929年完整出版。此书的主旨依然是讨论“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③，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态度与《清代学术概论》差别不大，只不过研究所涉及的上下时限有所放宽，某些方面的内容和材料也更加丰富一些。同时，由于梁启超此时已相对远离政治活动，能够以学者的身份专心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故而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较之以往更显平允、客观，一些观点也酝酿得更加成熟。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将这部书视为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晚年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组织结构上与之前的著作颇为不同，显然是作者经过思考后的有意为之。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讨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其次叙述清初主要学术派别的发展情况和重要学者，最后介绍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由此可见，作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来分析、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成就、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既保持了作者先前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研究的独具特色，同时又以专人、专题的研究，使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具体的考察结合起来”①。
在论及黄宗羲的学术思想时，梁启超曾提出写作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其中第一点便是“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②，但他在此书中恐怕就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全书不但以近半篇幅介绍清代考据学的各项成就，而且在第一部分简要叙述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之后，就几乎不再提及清代中后期除考据学之外的其他学派的发展情况、主要思想和学术成就，仅有个别学者因为考据方面的成果而被提及。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清初林立并起的各个学派在清中期之后统统消灭，皆归于经学考据一派，或是除了考据学外，再无他派学术可述。
同时，梁启超虽然在此书中十分重视清初思潮，也花费了八个章节、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叙述清初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基本还是将其作为一个反抗宋明理学、为清代考据学奠基的时代来进行描述，仿佛乾嘉考据的前奏一般。因此，在这八章之中，仅以一章叙述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其中重点考察了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王懋竑四人的生平、学术，认为“其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③，并附论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等人，指责其为依附草木的假道学。梁启超虽然承认清初思想界有一个由王返朱的过程，“许多学者走到程朱一路，即如亭林、船山、舜水诸大师，都可以说是朱学者流。自余如应潜斋、刁蒙吉、徐俟斋、朱柏庐……等气节品格能自异于流俗者不下数十辈，大抵皆治朱学。故当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以前，朱学不能不说是中间极有力的枢纽”④，但又认为当时的程朱派多是慕名利、丧志节者依附其间，以致“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①。
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两部著作作为清末民初以来最早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专著，广泛吸收了当时这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特重学术思潮的考察，能够以相对开阔的视野，全面系统而又简洁明了、脉络清晰地总结、梳理了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历程，从而为众多学者所认可、接受，并且不断得到各种形式的复述，长期以来几乎凝固为一种典范，塑造了后人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认识，其影响可谓巨大。时至今日，大部分学者仍在利用梁氏著作中的材料与框架去理解和叙述清代学术思想史。
此外，当时尚有柳诒徵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七章中论及“清初诸儒之思想”。在他看来，清初学术成就最大者在于经世致用之学，而非反对理学或提倡汉学，因而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人，谓其博学而能躬行，亦承宋明诸儒之教，同时批评乾嘉学者不顾行检，专事博涉，流于语言文字之末。但该书并未具体讨论清初朱子学，仅在论述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思想时提及陆世仪、张履祥、张尔岐的相关主张，谓其博学笃志、砥节励俗。而罗振玉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亦讨论了清代的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学术得失以及学者研究之方法。其以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清代学术流派，并详述每一派的学术成就，汉宋兼采，不立门户，颇能为持平之论。文中不仅于子部中的“儒学”一节介绍了清代朱子学者治义理之学的著作，也在经学部分介绍了清代朱子学者治经的一些成绩，但全篇论述的重点还是在于考据学的成果与方法，并没有比较集中和具体的讨论到清初朱子学。
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发端期，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与当时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前途与命运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对于清学发展脉络的简要梳理，或是对清儒学术成就的初步总结，抑或是对于某一时期、某一学派、某一人物的片段研究，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来不及展开深入的讨论，但它却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叙述框架和理解思路。直到今天，我们只要随便翻开一本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影响，从而使得我们既享受着它的恩惠，同时也为它所束缚和限制。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当时学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考据学上，将其视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正统。虽然有些学者也注意到清初思潮的价值，但在具体论及清初学术时，其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提倡经世学说、反思理学弊病、阐发所谓“启蒙”思想以及表彰抗清不仕的民族气节等方面，而清初朱子学一般仅以附庸、从属的地位，在其中连带地得到叙述，甚至是作为反面代表加以批判。虽然也有个别清初朱子学者因其实学思想或民族气节得到表彰，但是大多数具有官方背景的著名朱子学者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加之学者们对于清代反理学思想的普遍肯定，清代理学几乎只剩下负面的价值，自然没有人愿意全面、细致地讨论清代朱子学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宋明理学在清代的苟延残喘或以伪朱子学视之。
相较之下，反倒是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对清初朱子学给予了较多关注。该书的上、中两卷分别于1923年和1925年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清代通史》虽不是专门的学术史或思想史著作，但是由于作者特别重视文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故而花费了较大的篇幅来记载清代文化，对于每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其中，上卷第七篇即讨论“清初学术思想之大势”。虽然作者仍以经学考据为清学的主流，视清学为明代理学反动的结果，并据此将清代学术思想史划分为“明学反动期”“清学全盛期”和“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时期”三期，从而基本延续了梁启超的叙述思路，但他同时注意到考据学与朱子学之间的联系，反对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进而指出清儒所重视的读书传注之学实与程朱一派最为接近，只不过治经方法经过改良，更为客观、科学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说，清学即“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①。
此篇第三十三章专门叙述“清初之理学”。在总说部分，萧一山首先考察了清初理学各派的重要学者，分析其学术渊源与思想倾向，进而指出清初思想界存在一个由王返朱的趋势。“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②接着，他又将清初理学家的学术特点概括为“王学之攻击”“实践之注重”和“卫道之精神”三点。在他看来，清代理学虽云衰歇，理学家中亦少特出之人才，但“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③。在“清初之程朱宗派”部分，作者分两节介绍了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谢文洊、应㧑谦、刘源渌、朱用纯、刁包等清初朱子学者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主张，不但能分别指出各人的学术特色和主要成就，而且持论颇为平允。萧氏在《清代通史》中虽秉持“民族革命史观”，充分肯定排满革命，但在论及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等清初理学名臣的学术思想时，却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就学论学，虽责其道统观念过深，立论往往失之偏狭，但并无夹带学术之外的批评和攻击。应该说，虽然萧一山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整体理解仍处于梁启超等人所构建的主流叙述框架的笼罩之下，但他在《清代通史》中已经开始注意到清代理学与清初朱子学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在当时各种新旧体例的清史著作中还是十分罕见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虽然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时，仍然沿用或参照梁启超等人构建的叙述框架，但也有一些学者不满足于这种以考据学为主体来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思路，进一步强调和阐发清初学术包括清初朱子学在内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构成了对于原有叙述框架的补充、修正，或是提出自己新的理解思路。他们在叙述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过程中，不再对清初朱子学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而是将其作为清初思想界的一支重要派别加以对待和讨论。在具体论述清初朱子学的时候，虽然不同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秉持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基本方法都是选取其中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代表进行考察，因而对于清初朱子学的叙述与评价主要表现为对个别重要朱子学者的叙述与评价。这种研究方法虽有其学术渊源与合理性，但是难以反映清初朱子学的全貌，也未能对其在整个清代思想史中的价值和地位，及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多方面影响做深入的探讨。
1932年，蒋维乔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一书，历述清初以迄民国初年中国哲学思想之变迁，将近三百年的哲学史划分为“复演古来学术”和“吸收外来思想”两大时期，并于每一时期中又详列各家各派的学说著作以做分析和比较。关于“复演古来学术时期”的提法，蒋维乔显然是受到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思想“以复古为解放”的说法影响，其对于复演过程的叙述也与梁氏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一时期的思想派别大致概括为“理学派”“考证学派”和“公羊学派”三大派，进而分八章加以论述。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蒋维乔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清初理学各派的思想家代表及其主要思想，而并未过于强调这一时期作为考据学兴起的准备阶段的意义。
该书第一章即为“程朱学派”。其中，作者选取了顾炎武、陆世仪和陆陇其三人作为清初朱子学的代表，除了介绍其生平、著作外，亦探讨了各人主要的学说、思想。作者之所以把顾炎武归入清初朱子学派，是因为他认为顾炎武重视博学多闻，讲究经世致用，所以排斥陆王，专奉著实周到的朱子学，且其践履笃实，根本上极似程朱，故“可谓之程朱派之考证学者”①。在蒋维乔看来，陆世仪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能得朱熹著实之旨，提倡实学，不作虚空之谈，其为学虽少创说，但在解读周敦颐《太极图说》、论理气关系及性与气质关系等方面亦颇有新解，而陆陇其的学术特色则为独尊朱学而力辟王学，宣传朱学不遗余力，并能以之用于实地，振兴教化，且其关于太极、理气二论亦有可观之处。
与蒋著类似，钟泰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在叙述近世哲学史，即清代哲学史时，亦讨论了汤斌、陆世仪、陆陇其、张履祥等清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篇幅虽然不长，仅就各人思想中的一二重点进行论述，但却清楚地反映出清初理学由王返朱、由虚至实的发展趋势。
3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亦先后出版了所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被誉为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作者于第十五章讨论清代哲学思想时，即直接将这一阶段以“道学之继续”名之。在此，冯先生承认清代学术思想的风尚已由宋学转向汉学，主张应于汉学家中探求清代哲学，但他又从思想根源上敏锐地指出，清代汉学家于义理方面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其依据的经典，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四书。“就此方面言，则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续者。”①同时，他还认为清代汉学家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能够对宋明道学家提出的问题给予不同的解答，并且对于宋明道学家依据的经典给予不同的解释。“然即此较不同的解释，明末清初之道学家已略提出，汉学家所讲义理之学，乃照此方向，继续发展者。由此言之，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②由是可见道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之于清代哲学的重要影响与意义。但是，由于冯先生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清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而清代理学在他看来仅为传述，缺乏显著的新见解，因而书中主要讨论了颜元、刘宗周、王夫之、戴震等人的义理思想，并未对清初朱子学做专门的论述。
1937年，钱穆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以人为纲，自黄宗羲以迄康有为，迹其师承，踵其衍变，注重探讨学术源流，详述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是，钱穆明确反对以经学考据为正统来概括整个清代学术，并且强调清代学术思想的渊源在于宋明理学，可远追溯于两宋，近讨源于晚明东林，而非简单的对于宋明理学的反动。在他看来，每个时代的学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随着某个王朝的灭亡而突然消失，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可以追踪的来龙去脉。因此，了解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来龙去脉对于把握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实质就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此之前，钱穆就曾指出：“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经学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考证限也。”①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即论两宋学术与晚明东林学派，以此作为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基础和关键。在他看来，“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②。换言之，宋明理学不仅未在清代消失，且其影响亦非仅及于清初，而是贯穿于整个清代学术思想史。
对于清初言朱子学者，钱穆大致将其分为三类：“顾亭林、王船山、张杨园、吕晚村诸人持于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诸人唱于上，独稼书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两庑之祀”③，并且注意到清初朱子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尊朱黜王，辨别朱陆异同。但是，钱穆在书中并未安排一个专门的部分讨论清初朱子学，比较详细论述的清初朱子学者也仅有吕留良、王懋竑与朱泽沄三人，且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尊朱黜王、经世之学与政治思想等方面，未能全面反映清初朱子学的完整面貌。同时，钱穆认为清初官方朱子学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满清政府的操纵和利用，不仅无益于学术，而且使风气虚伪，人心麻痹，因而对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等官方朱子学者，仅在论及“清初之朱陆异同论”等处附带提及，且多贬斥之语，谓其倡导朱子学乃“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①，这样也就难以客观反映清初朱子学的社会作用与历史意义。
1941年，正值抗战之际，钱穆又应中央政府之请编撰《清儒学案》。全书分为四编，自孙奇逢以迄郑杲，共立六十四学案，延续黄、全两家《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之体例，“所录一以讲究心性义理，延续宋、明以来理学公案者为主，其他经籍考据，概不旁及……备晚近一千年理学升降之全”②。可惜书成之后未及出版，便于抗战胜利之后的回迁途中沉入长江，仅存序目一篇，尚可窥其大略。借由《清儒学案序》不难看出，钱穆此书基本延续了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定位与理解思路，注重学术发展演变的自身逻辑，故提出：“清代经学，亦依然延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③同时，钱穆根据理学之派别与流变，将清代学术思想史分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和“道咸同光”四个阶段。这样，清初这一时期就被区分为“晚明诸遗老”和“顺康雍”两个阶段。前者甚为光辉灿烂，结宋明理学之局而能尽其变，于义理、践履、经世等方面皆有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而后者则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性和工具性，理学遂沦为满洲统治者牢笼人心、压束社会之利器。因此，钱穆对清初朱子学的评价亦表现出这种二分法的特点。对于明末清初以张履祥、吕留良、陆世仪等人为代表的明遗朱子学，钱氏尚表示推许，认为其人践履笃实，志节高蹈，不仅能守程朱矩矱，亦开学术之新响，而对于顺康雍年间以官方正学为代表的朱子学则多致不满，如谓陆陇其不能守节勿仕，论学专务株守，门户之见过深，“居乡里为一善人，当官职为一循吏，如是而止”④；批评李光地“经其书而纬其行”①，“论学不免为乡愿，论人不免为回邪”②。
此后，钱穆又陆续发表了《陆桴亭学述》《顾亭林学述》《陆稼书学述》《吕晚村学述》《王白田学述》等文章，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继续探讨清初朱子学的相关人物与问题。诸文特重学术思想之考察，较为全面地阐发了这些清初著名朱子学者的学术特点和思想要旨，不乏独到之见，颇能补此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之未详，唯其对于清初朱子学的基本看法则未发生明显改变。钱氏认为，朱子学之流衍可大致分为性理修养之学、经史考据之学和章句注释之学三个方面，其在清初之代表则为陆世仪、顾炎武、吕留良、王懋竑等人。钱穆极称陆世仪、顾炎武二人之学，谓其于理学经济、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皆能兼而有之，故推为明末清初朱子学之表率。在他看来，陆世仪不但博闻堪比顾炎武，更邃于性理，“其阐明性理，则粹然考亭矩矱……而其言治道，亦复原本经史，博究古今之变，而尤能泯化史学襞积”③；而顾炎武论学虽表面上与理学面目不同，但其精髓所在皆出自朱子，非乾嘉学者可比，且“昔人多注意羽翼圣功，而亭林特潜心发挥王道”，又能合义理、考据为一体，“实为后人治朱学者开辟新疆宇，灌输新血脉”。④其论吕留良，则谓晚村虽以批选八股成名，却异于时俗之选手，能得朱子论文之渊旨，且深恶当时理学家之讲学纷纭，“专以朱子《四书注》为学，则实为理学史中所特有之格局”⑤；论王懋竑，则谓其以经史考据之业治朱子，虽不脱章句注释之圈套，“终为能以考据治朱学之唯一人物”⑥，“可为宋、明六百年理学作殿军”⑦。相较之下，陆陇其虽称清代第一醇儒、正学宗师，且操履纯正，仕宦不达，钱穆亦承认其为人与当朝权贵尊朱者不同，但仍批评其学术仅为一种四书之学而已，乃明末讲章家言，显非朱子之学，又责其学门户之见太深，“深究之，则空洞无物。此乃理学中一乡愿，而依傍门户以自高”①。
平心而论，陆陇其与吕留良二人论学宗旨相同，皆崇朱黜王，一本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可谓同为朱子四书之学，且吕留良门户之见更甚，不仅极力攻击明代心学家与讲学家为异端邪说，并南宋以下朱子学者而非之，至谓：“儒者正学，自朱子没，勉斋、汉卿仅足自守，不能发皇恢张，再传尽失其旨。如何、王、金、许之徒，皆潜畔师说，不止吴澄一人也。自是讲章一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学遂亡。”②陆、吕二人学术相近，仅出处不同，而褒贬之间却悬绝若此，可见钱氏品评清初学术之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的指导思想，学者们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亦随之发生转变。具体到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除了乾嘉学派与经学考据的某些问题继续得到一定讨论之外，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清代的“启蒙”思想、唯物论思想与反封建思想等方面，而清代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往往被简单、笼统地视为封建制度的附庸与糟粕，从而长期处于被反对和批判的位置，相关人物与思想的研究自然也就乏人问津了。例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中国哲学简史》与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作为当时出版的几部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在叙述清代学术思想时，皆未论及清初朱子学。此后，由于“极左”思潮不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被贯彻到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术研究受到政治运动的极大破坏，传统儒学更遭到严厉批判，关于清代朱子学的研究亦陷入停滞与倒退。
而在同一时间，台湾学界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仍在原有的轨道上延续着。除了上文提到的钱氏诸文之外，陆宝千所著《清代思想史》中的第三章亦讨论“康熙时代之朱学”。此章分为四节，第一节主要介绍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陆陇其、杨名时、朱轼、蔡世远等康熙朝重要的理学名臣；第二节以张烈的《王学质疑》为代表，较为细致地辨析了当时官方朱子学者对于王学理论的批判；第三节介绍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朱用纯、应㧑谦等民间朱子学者；第四节则略论康熙朝之后朱学的衰落。总体而言，陆宝千对清初朱子学基本持肯定态度，指出清初朱子学的流行不仅源于朝廷的提倡，更是明末以来学术演变的自然趋势。而清初朱子学不仅影响于一代学术风尚，亦对当时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清代前期国力之发皇，由于清圣祖能以程朱之学，为其施政之指导观念也”①，康熙一代之治，实有赖于诸多“从事于涵养主敬之学而淳行厚德”②的朱学官员。与此同时，在思想方面，作者也批评了官方朱子学者门户之见过深，理论水准不高，“于阳明知之不真，故评之不切，其所以龂龂于阳明者，欲借此以示尊朱耳”③，因而认为康熙一代之朱学在野而不在朝。对于民间朱子学，作者除了阐述其注重经世的学术特色之外，还根据朱、王对于“心”及为学工夫的不同理解，指出其“虽以尊朱为名，实为王学化之朱学，非朱学之本来面目”④，可谓独具只眼，颇有新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的拨乱反正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资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与面向来认识和叙述清代学术思想史，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提高。其中，学术界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就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譬如，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在叙述“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总结及理学的衰颓”时，就颇为详细地讨论了陆世仪、陆陇其和李光地三位清初朱子学者的理学思想，其理论深度和取材范围皆是此前清初朱子学研究所少有的。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则从实学思潮发展的角度阐述明清思想史，其中亦详细探讨了陆世仪“讲求实用为事”的思想、张履祥的“经济之学”思想、吕留良的“尊朱辟王”思想，以及陆陇其的“舍虚求实”思想等清初重要朱子学者的实学思想。而此后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又进一步讨论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高涨与朱子学复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清初统治者选择朱子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既是当时社会政治需要的反映，也是晚明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将清初朱子学大致分为官方朱学和民间朱学两大类。其中，官方朱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魏裔介、魏象枢、汤斌、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张烈、陆陇其等人，而民间朱学的代表人物则有刁包、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党成、张夏等人。清初的官方朱学和民间朱学之间虽有差异，但皆深受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影响，同样具有注重实践实行、强调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并且充实、发展了当时的实学思潮，因此不再是宋明理学的简单重复，而成为明清之际整个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清初的朱子学是实学化了的朱子学，重在发扬朱子学中的重实践、重经世的实学精神，充分反映了清初的时代精神。”①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所著《清代哲学》在论述清初程朱理学时，则根据从事者的身份、地位和讲论的内容，将其分为殿堂理学、馆阁理学与草野理学三种类型，与钱穆的分类颇相类。其中，殿堂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熊赐履、李光地、魏裔介、张伯行等人。在作者看来，他们的哲学主要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其不遗余力地排击王学，是为了镇服明末以来放纵的人心，以整理和建立封建主义的纲纪。而他们的理学讲论，也是为了向新的统治集团灌输理学常识，以此来保持理学的独尊地位。馆阁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陆陇其与张烈，其人数亦复不少。此辈掊击王学最为出力，陆陇其的《学术辨》与张烈的《王学质疑》可为代表。他们不像殿堂人物那样出言矜慎圆融，而是敢于大胆论断明朝亡于王学，从政治上宣判王学的死刑，并将王学归于佛禅，从教义上开除王学的儒籍。作者认为，馆阁理学是清初朱子学的主将，其对王学的批评带有相当的理论性，且有不少合理、中肯的成分，对于清初王学的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门户之见过深，亦招致后来学者的批评。而草野理学则以张履祥为代表，是许多在乡学者所日常实践的哲学。他们一般不做深入的理论探讨，也不做触及社会政治问题的议论辩说。对于程朱理学，他们幼而诵习，长而躬行，以“敬”或“静”的工夫操持身心。他们除了自己笃行守志以外，也开馆授徒，传播理学。对其而言，理学只是在乡里宗戚中酬酧周旋的实践原则。因此，草野理学是理学在社会中下层中的基础力量，但不是理论活动中的活跃成分。接着，作者具体论述了熊赐履、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的理学思想，并且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清初康熙年间张烈与毛奇龄关于王学是非的争论。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攻击，使得两派理论都停止发展，可谓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而朱、王两派理论的破产，则为清中叶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扫清了道路。
汤一介、李中华主编，汪学群所著的《中国儒学史》（清代卷）在叙述框架和篇章结构上沿袭了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理解，将清代儒学分为理学、汉学和今文经学三种先后相继的形态。作者指出，理学是清代儒学的第一种典型形态，以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盛，至乾隆、嘉庆时期开始衰落，从而又将清代理学分为“明代遗民的理学”“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理学”和“乾隆、嘉庆时期的理学”三个阶段。其强调在清代初期，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整个学术话语权归于理学，不仅是理学内部的争论，而且各种赞同或反对理学的观点、争论也都应该包括在理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因此，该书在叙述清代理学时，其考察范围与人物选取基本集中在清代初期，而朱子学作为清代理学的主流，自然在其中占据最大的分量。
汪学群在概括明代遗民理学的特点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通过对王门后学的批判，使理学由王学转向朱子学，并为朱子学由民间之学转变为庙堂之学奠定了基础。而顺康雍时期的理学更是直接表现为朱子学的官方化。“这一时期的理学已失去明遗理学的宽容与豁达、朱王兼采以及批判济世的精神，而沦落于朱王之间的门户争论。伴随着朱王门户之争，王学为官方所不喜而逐渐被冷落，朱子学则登上庙堂，渐趋官方化，成为政治的附庸。”①①在具体论述清初朱子学的发展时，作者选取了张履祥、陆世仪和李光地三人作为代表，体现了清初朱子学由民间向官方转型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明遗朱子学与儒臣朱子学两种典型形态。张履祥、陆世仪属于前者，而李光地则是后者的代表。“就学理而言他们虽然都奉朱子为圭臬，都尚躬行、务实，但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其用心也有所不同。明遗朱子学反思明亡教训，儒臣朱子学则使其变成官方之学而不遗余力，朱子学成了为新朝服务的意识形态。”②
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上卷）则从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主要理学家的理学思想、理学内部的争论、理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涉，以及理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综合探讨了清初理学，其中自然有大量内容涉及清初朱子学。作者首先概述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文化政策，认为清初政府奉行的崇儒重道、表彰理学的文化政策，康熙帝本人对于朱子理学的兴趣与偏尚，以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政策，共同推动了清初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的兴盛。与此同时，从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角度，作者分析了明末清初的学术格局，将其特点归纳为提倡经学、重视诸子学、经世致用思潮兴起和西学传播四个方面，并且通过列举清初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两湖八个地区的重要理学家来说明清初理学的流布情况。
接着，作者介绍了清初理学士人的学术反思，以及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于理学的批判，并且着重探讨了清前期重要的程朱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在此，史氏同样将这些程朱理学家分为“高居庙堂的理学家”和“民间的理学家”两大类。其中，前者以熊赐履、陆陇其、李光地为代表，后者则以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为代表。这两类程朱理学家作为清初理学复兴的重要力量，其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虽不尽相同，但在客观上却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当时程朱理学的复兴。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清初的程朱、陆王之争，王门后学对于朱学的兼容，以及清初理学与颜李学派、经学、文学、西学的交涉和争论，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清初朱子学与清初学术的关系，其中有不少问题是过去研究清初朱子学的学者所未曾措意的，从而反映出该书较为宽广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了清代理学史研究的范围。
而作为一本专论清初朱子学的著作，林国标所著《清初朱子学研究》继承了葛荣晋在《中国实学思想史》中的相关判断，主要从经世之学的角度来理解清初朱子学的思想内涵与精神特质。这一点从其书的副标题《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亦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全书分为引论、总论、分论与余论四部分，尤以总论和分论两部分为重点。总论部分从总体上介绍清初朱子学的学术背景、理论渊源、基本理论旨趣及其历史影响，而分论部分则将清初朱子学划分为“遗民期”“重塑期”与“官学期”三个阶段，然后具体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
其中，“遗民期”以张履祥、陆世仪、张尔岐、吕留良等晚明遗民学者为代表，皆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朱子学者的特点在于其尊奉程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是反思传统学术之后的理性选择，因而不仅对朱子学多有发挥和修正，对于王学的弊端亦能平实而论。同时，他们的生活实践与自身所倡导的理论基本一致，并且拥有担当道义的责任感。从学术思想上看，这一时期朱子学注重的是儒学中“为己”的一面，重视道德践履及对理论本身的理解。“重塑期”以陆陇其、熊赐履、张烈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为代表，是大规模重塑和宣扬朱子学的时期，也是学者们重塑朱子学新样式以为统治者所理解和接受，并适应时代需要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在理论上较少发挥，其着重点在于寻找到一种合适的解释样本，以使朱子学为统治者所接受。“官学期”则以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名臣为代表，是朱子学已被统治者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走向综合化和实用化的时期。由于“官学期”的朱子学表现为一种折中性的理学，它的综合性和妥协性使其排除了“重塑期”的门户观念而具有某种开放性的品格。“这表明，纯理学在逐渐消逝，新的观念如科学观念、经世观念、实行观念在逐渐形成，这就为其他新学科的登场准备了条件。”①应该说，林国标以经世之学来理解和概括清初朱子学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但若仅仅将清初朱子学限制在经世之学的范围内，则又不免损害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且容易在某些思想问题的解读上出现削足适履的可能。
除上述著作外，尚有一些专论朱子学的著作论及清初朱子学或清初福建朱子学，尽管其数量不多。譬如，高令印、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就概述了清初朱子学复兴的背景、原因与表现，并且重点讨论了李光地、蔡世远、蓝鼎元、童能灵等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理学思想。作者指出，随着清初朱子学乘明末王学衰落而兴起的趋势，福建学者几乎全部尊奉朱子学。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福建朱子学尤为兴盛。究其原因，既是由于清初朝廷对福建地区的特别重视，以及巡抚张伯行的大力提倡，也因为福建是朱子学的故乡，有阐扬朱子学的悠久传统。作者还认为，清初福建朱子学者为了复兴朱子学，特别注重读书、敦实、卫道、尚节义，并积极传道，从而形成了弃虚尚实的学术特点。傅小凡、卓克华所著《闽南理学的源流与发展》亦以朱子理学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朱子理学在闽南地区的流传和发展过程。其中的清代部分选取李光地、蓝鼎元、蔡世远三位闽南朱子学者为代表，主要从本体论、主体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对其基本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诠释。尤其是通过考察每位朱子学者对于基本哲学范畴的不同解释，颇为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特点。
三清初朱子学研究的反思与本书的思路、构想
综上可知，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关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主要还是置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大框架下进行叙述的，因而其研究视角、内容与成果除了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自然也受到各种传统或外来的思想史写法的影响。总的说来，前辈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清初朱子学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变化做了不少有益的讨论，特别是对某些重要的清初朱子学者的生平事迹、学术传承和基本思想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和阐发，使得我们能够对清初朱子学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是，不容讳言，长期以来在清初朱子学的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并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认真反思，以便更好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首先，在传统的思想史论述中，学者们对于清初朱子学普遍关注过少，评价较低。在翻阅相关的思想史著作时不难发现，许多作者在叙述到本该属于清初朱子学的思想年代或思想门类时，或者避而不谈，直接忽略，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抑或遵照惯例似的重复前人的那几句评语，很少见到真正深入的分析与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救亡与启蒙成为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反映到思想学术上，便突出地表现为向西方学习和反传统文化的思潮。因此，学者们关于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便主要集中在清初经世学风与所谓“启蒙”思想、乾嘉考据及清末思想变革等几个方面，自然无暇顾及看似传统守旧的清初朱子学。另一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传统思想史的时候，习惯于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思想家或思想学派的义理思辨上，并以思想、义理的高深玄妙及其创造性、进步性等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在历史上所占的真实地位，以及在当时学界和社会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容易把复杂多因、曲折变化、综合形塑的思想史描绘成一部一线单传、线性发展、与外部历史环境相隔绝的单纯观念史。而清代一向被认为是理学之衰世，理学发展到清初已被视作穷途末路，清初朱子学只不过是宋明朱子学的余波，代表了传统理学的停滞、衰落乃至终结，因而在上面那种思想史中根本不存在它的位置，自然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上面所提到的第一种情况目前已然得到极大的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清初朱子学，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而学术界中沿袭已久的对于清初朱子学和清代理学的偏见，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相信随着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也将日益清晰，其中的误解也就相对容易得到澄清。关于这一点，上文已多有论及，在此就不赘述了。倒是那种传统的思想史写作方法，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其影响力之深远，时至今日恐怕仍然支配着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思想史的观察视角、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
诚然，宋明理学发展到清代，可以说是陷入了某种困境。尤其是在义理方面，承继有余而发明不足，确实呈现出一种停滞、衰落之相。有清一代，既没有出现像朱熹、王阳明那样开一代风气的理学宗师，也没有产生某种足以与前代比肩的理学思想体系。正如钱穆所云：“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①应该说，从北宋五子到阳明后学，从朱熹的“和会一切”到阳明的“扫荡一切”，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传统理学的思想余韵几乎已阐发殆尽，走到了自身理论逻辑的尽头。而明末清初以来思想界对于理学所谓空谈心性的批判，整体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清代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都限制了理学思想的进一步突破与发展。因此，清代理学在义理方面呈现出这种衰落之相，可谓在情理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清初朱子学，我们又可以得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从儒学的思想观点和自身定位来看，它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因而具有十分强烈的实践品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强调内圣与外王相贯通。儒者经过刻苦的学习、修养，达到体证天理、安身立命的境界之后，仍然希望由一身推及天下，由内圣推出外王，通过重新安排天下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余英时将其称为“儒家的整体规划”。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所贵者并非“托之空言”，而是“见之行事”。故而孔子虽对管仲的个人品行颇有微词，却在更高的层面上许其以仁，赞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②，又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①。孟子虽重视心性修养，但他推崇伊尹，却以其“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②。荀子则特别强调儒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认为大儒应该能一天下、安百姓，提出：“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者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③春秋战国之后，汉代今文学家主张“缘经术以饰吏治”，自不待言，即便到了理学大发展的宋代，理学家亦多怀民胞物与之心、拯民救世之志，冀图将其所得之道用之于世，以重建三代之治。故程颐曰：“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犹无有也。”④陆九龄亦云：“窃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⑤可证儒家的这种济世精神实乃一以贯之的。
从儒学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其发展过程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的。它不但为社会提供统一、权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而且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信仰体系。而朱子理学之所以能够在南宋之后的几百年中始终保持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注重对于自然事物、历史兴衰、典章制度、社会结构、礼制规范等各方面知识的讲习，并且它比较强调外在伦理规范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的制约作用，因而更切近现实政治和社会运行的需要，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社会的秩序，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由此可见，传统的儒学，包括朱子学在内，并不像西方的哲学那样，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理论或抽象思辨，而是一整套包罗万有的思想体系，以及支撑传统社会存续的精神主干。它不但要解决个人认识世界、修养身心和终极关怀等问题，还试图通过各个局部、各个层面上的不断努力，最终造成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可以说，由自家身心以至家国天下，都包括在儒学的范围之中。加之儒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儒学借由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成为一套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和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从而与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发生关系。因此，当我们在评价清初朱子学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多地从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方面来着眼，从中发现一些容易被传统思想史研究所忽略的事实。
若从这个角度观察，当明清鼎革之际，在政权更迭，人心不定，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经济、传统文化和原有的社会组织受到极大威胁和破坏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信仰系统和伦理价值系统便成为社会上下的共同需要和当务之急。经过一番权衡较量，兼容思想性、政治性与实用性等多重属性的朱子学最终成为清朝统治者和汉族士人的共同选择，承担起“道统”与“治统”相合一的角色。故而康熙帝盛赞朱子学“体道亲切，说理详明，阐发圣贤之精微，可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实裨益于身心性命……驾乎诸家之上”①，并下旨大量刊刻、颁布《性理大全》等程朱理学典籍，谓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意，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教纲纪，靡不大小皆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薮，致治之准绳也”②。同时，清初朱子学者对于日常道德践履的普遍重视，及其在民间基层致力于推行教育、教化的努力，亦使得一般民众进入到制度化的道德秩序体制之中，从而导致承担、维护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主体进一步由统治阶层向庶民阶
①《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卷上之下《文章体道亲切惟有朱子》，李迪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②（清）张玉书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一九《性理大全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层扩展、转移。①诚然，与清政权的紧密结合使得清初朱子学丧失了一定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却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清代的统治地位，推动了清朝政权的汉化，缓和了民族间的对立和隔阂，从而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恢复、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深重危机，民族主义成为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主流话语，学术界也不例外。正是因为长期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使得学术界对于清初朱子学派普遍抱有某种成见，从而经常导致对清初朱子学者个人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负面评价。在清末民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各地反清起义风起云涌，排满革命思想盛行，推翻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成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因此，清朝政权不但象征着异族的统治和压迫，同时也象征着万恶的封建专制制度。当时许多新派学者，包括对传统文化持认同态度的学者在内，都对革命表示同情，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并且借助于对明末清初这段惨痛历史的叙述来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同时，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国家不断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与掠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时时刻刻萦绕在国民心头。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明亡前后的那段历史，从而使得有关满洲入侵和压迫的集体记忆被不断地唤醒和强化。正如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所言：“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②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在叙述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明遗民塑造成为民族英雄、革命斗士或启蒙先驱，而许多清初朱子学者因为选择与清政府合作，出仕为官，便被目为丧失气节、贪慕禄利、背义邀宠的无耻小人、民族叛徒。因此，在评价清初朱子学者时，往往以道德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和历史评价，一旦发现某人“大节”有亏，便很容易在处处都发现其品行不端的痕迹，于是宣布人格破产，其他方面的贡献与成就也就不值一提了。
当然，这种看法的产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下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既然已经超脱了那个年代的具体情境，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课题，自然可以、也应该站在一个相对平等、客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其中的人物。回到清初的实际情况，正如张履祥所云：“方昔陆沉之初，人怀感愤，不必稍知义理者亟亟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于兹，其气渐平，心亦渐改，虽以向之较然自异，不安流辈之人，皆将攘臂下车，以奏技于火烈具举之日。”①民族主义的话语虽然看似天经地义、不可辩驳，一旦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生改变，其瓦解与消退的速度也同样出乎意料的迅速。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亡的惨痛记忆在普通民众心中不免渐渐淡去，更年轻一辈的人甚至未曾经历过亡国之痛，其与明朝之间的联系仅仅存在于由老一辈的回忆、讲述与著作而得来的想象之中。而清朝皇帝也接受了汉人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实行“满汉一体”的怀柔政策，宣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②，不断强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③，又提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④，从而以一套文化、道德上的普遍主义，以及事功上的巨大成功，逐渐建构起清朝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的收复，使得清政府基本确立了对全国范围的有效控制，清初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的局面终于得以安定。在此前后，康熙帝积极调整统治策略，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颁布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作为治国纲领，又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词，重开《明史》馆，以奖崇儒学，笼络士人，同时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集中精力治理河务，整顿漕运，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减免税赋，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一时人心思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激烈的民族主义在社会上越来越失去认同的基础。这时，反清复明实际上已成为一句空话，许多明遗民开始放弃与清政府的激烈对抗，转而与新朝的显宦、名流相互交往论学，甚至出游幕府，而其后辈子弟也逐渐出来应试做官，此所谓“遗民不世袭”也。若换个角度来看，长期的隐逸虽可成全一己的名节，但与儒家入世行道的基本原则不免有所冲突，亦很容易对儒学的地位与发展造成损害。如陆世仪即云：“历观古今以来，大抵经时变革，一时贤者，不死于忠节，则归于隐遁，其或去而入于空释者，更多有之。……然而圣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坏矣。”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沿用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清初的朱子学者，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这种道德评价标准往往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和汉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再次，即便是那些重视清初朱子学价值与意义并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个别著名朱子学者的重要思想上，而这些重要思想又以心性理气、道德性命等形上学命题为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我们对于清初朱子学的认识，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清初朱子学的哲学思想内涵，但又不免限制了观察的视角，忽略了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无法展现清初朱子学作为清初儒学主流形态的全部意义和完整面貌，反而给人一种衰落、重复的印象。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与思想开始大量传入我国，并且逐渐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导权，改变了我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理解与研究范式。受到西方哲学形式、标准以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学者在研究传统儒学的时候，不免要先经过一番取舍拣择的工夫，从而将其中与西方哲学类似的思想内容抽离出来进行哲学分析和研究。久而久之，学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将当初抽离出来、经过整理剪裁的东西当作儒学本身。对于以心性之学著称的理学来说更是如此。人们往往将心性之学直接视作理学的全部内容。因此，必须将清初朱子学放在整个儒学传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如前所述，这一状况的出现除了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传统思想史类著作的写作方式有着深刻的关联。因为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和写作中，关注的焦点总是集中于个别天才思想家及其经典著作之上，然后简单地将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连贯起来，构成一个连续、稳定的整体，所以一部思想史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幅《雅典学园》式的思想家展示画。而这幅思想史的展示画很可能由于过度的简化与理想化，而丢失了过多的细节与内容，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失真。如果将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细节填补上去，就会发现原来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思想史并不完全是由这些天才思想家所独占和垄断，也往往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依照某种既定的模式一帆风顺地线性发展。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反思传统的思想史写作方法的时候，不免更加清楚地发现其中所埋藏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对此，葛兆光就提出了他的三个疑问：第一，思想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在时间顺序上不一定同步，而天才思想家对于时代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也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些天才思想可能在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中获得常识，但它们总是溢出常识之外，成了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因此，“仅仅由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缓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第二，“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最经典的著作。……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第三，“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原因引起的”。事实上，某些精英和经典在当时恐怕并未发生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那么巨大与深远的影响，反而是一些被排除在书外的东西却有可能真的在思想史上留下过深深的印迹。①①应该说，葛兆光的这些批评颇能切中要领，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说明传统的思想史写作方法是存在缺陷的，难以完整反映思想历史的真实面貌。
其实，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谈到《达生编》《戒淫宝训》《太上感应篇》等广为流传的民间典籍的价值时，就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研究中国文化，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所见应比较地更近于真相”②。因此，他主张对于各种民间思想的典籍与不成文的风俗礼节要广加采集，深加研究，以此更好地了解国民思想的真相。而葛兆光则进一步提出了内涵更广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概念。他特别强调，“一般知识与思想”并不仅限于所谓的“小传统”，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③。因此，我们在叙述思想史时，不仅要注意那些光彩夺目的精英和经典，还需特别关注看似平淡无奇、陈陈相因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历史上各种精英和经典的叙述和阐释作为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固然为我们所需要，但在传统的精英与经典的思想史之外，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因为“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往往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作为文化的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思想背景，存在于精英、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是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判断、解释、处理一切事物的真正依据。“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①
当然，研究思想史方面的相关问题完全可以有多种理解思路和操作方法，而作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到底应该如何书写本身还不是十分清晰和明确，学术界对此尚存许多争议。加之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化总是相对缓慢、渐进而细微的，而清初毕竟属于一个较短的时间段，要想从中发现并恰当地解释这种变化就显得并不那么容易。尽管如此，基于上述反思和考量，本书仍对清初福建朱子学的研究方式做出如下几点构想：
（1）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当时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为清初朱子学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作为清初学术思想界的一支主要力量，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重要的思想或思潮发生接触，进而相互影响与碰撞，共同塑造清初学术思想史的基本面貌。同时，朱子学作为清初一般学者、士人头脑中最普遍的思想背景，其思想内容与性质亦深刻影响了其他思想或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因此，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和实学的关系切入，分析、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于这些思想或思潮的态度与反应，以期较为全面地把握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时代特点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2）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朱熹本人的学术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为清初朱子学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清初的延续与表现，若对朱熹本人的学术思想缺乏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就无法对清初福建朱子学中的许多问题做出恰当而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且由于本书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朱子学与经学和实学的关系，并非之前朱子学研究的重点所在，故有必要对朱熹的相关思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因此，本书在正式讨论清初福建朱子学中的理学、经学与实学思想之前，都首先论述朱熹在这一方面的相关思想与学术成果。这样既可以表明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渊源，又可以通过对比发现清初福建朱子学在哪些方面承袭了朱熹的思想，而在哪些方面有所调整、突破和创新，从而加深对清初福建朱子学思想特点的认识和理解。
（3）在关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的同时，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清初福建朱子学在清初学术、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发挥的影响与作用。
（4）秉持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和“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审视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史，尽量以学术自身的标准、思想内在的逻辑与学说产生的语境来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不同学者、学派及其思想，避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道德评判，或以道德评判主导乃至代替学术评价，亦不以后人的标准、观念或某种现实的目的来要求和臧否前人的言行与思想，以求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的思想世界。
此外，理学包括朱子学对于现实社会产生影响与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便是在教育与教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方面的设计和倡导。如李纪祥在讨论宋明理学与经世观念的问题时，就认为传统儒家外王之学的性质与意义在宋明时期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儒学的“外域”已经逐渐由政治等方面转移到与教化有关的世界中来。理学家虽然仍具有关怀天下的性格，但他们所面对的外域已不再是“原外王”，因而更加强调和突出“师”与“儒”的品格。在此意义上，“‘教化’可以说才是理学在实质上的外域”①。尽管理学家们未必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理学家“对‘大我’——‘人间世’的真正贡献，却并不是在第一外域，而是在第二外域——‘教化’，在‘成圣成德之教’的散布上”②。而陈支平先生在探讨朱子学的内涵与意义时亦指出：“我们从朱熹庞大的著作中，看到他的关于道德义理及性理等学说的论述之外，还可以看到他的大量关于如何兴学劝学、促进基层社会教育、端正民风习俗、遵循社会礼仪、重建家族宗族组织、推行乡族孝道等的记载。这些记载涉及十分草根性的社会实际现实问题，是很难用哲学化的语言予以评述的。但是这大量的涉及有关基层社会问题的文字，反映了朱熹以及其他的一些理学家们对于重构社会管理规范的重视与人文关怀。……无论是朱熹的基层劝学，还是引导端正民间风俗，都是脚踏实地的功夫，都是他们实施社会基础规范管理理想的基础性工作，而并不是那种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所可以画等号的。而这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都是朱熹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发挥的社会及历史作用，也不比他的那部分强调道德义理的形而上哲学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①但是，限于篇幅与学殖，本书可能无法就清初福建朱子学的这方面内容展开论述，只能留待日后再做详论。
附注
①（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9—250页。
②邓实：《国学今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③参见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3页。
①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9页。
②参见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2—413页。
①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②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8—160页。
③[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①（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页。
②（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③参见（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5辑《与江子屏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6347页。
④（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9页。
①（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学诸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92页。
②（清）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清）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4页。
④（清）焦循：《雕菰集》卷七《述难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页。
⑤（清）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里堂先生书》，（清）王念孙等撰，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⑥（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①（清）段玉裁：《与陈恭甫书》，（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四《附懋堂先生书三通》，《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③（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三《书朱陆篇后》，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6页。
④[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①（清）戴震：《戴震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②（清）戴震：《戴震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
③（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清）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页。
④（清）戴震：《戴震全书》（六）《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第十札》，张岱年主编，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43页。
⑤（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三《书朱陆篇后》，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5页。
⑥（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答邵二云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68页。
①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②参见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6页。
③（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大梁与牛次原书》，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
①（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考订论上》之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清）陈澧：《陈兰甫先生遗稿》，杨寿昌整理，《岭南学报》1932年第二卷第三期。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7页。
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①梁启超：《戴东原哲学》，《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①（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②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5—796页。
③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庸》篇首曾说：“朱子《章句》之作，一出于心得，而深切著明，俾异端之徒无可假借，为至严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为而不屑一与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以附诸《章句》之下，庶读者知圣经之作，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察之实。”见（清）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246页。
①（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4页。
②（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
③（清）阎若璩：《潜邱劄记》卷四，清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
④（清）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一，清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6页。
⑥林国标：《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朱陆》，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
②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1—412页。
③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0页。
①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4页。
①（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六《送谢古梅太史还闽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十三《重修蔡虚斋先生祠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清）陈庚焕：《惕园初稿》卷十五《拟重修福州文庙碑》，清道光元年木活字本。
①梁启超即言：“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①周予同：《康有为与章太炎》，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②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③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①章太炎：《訄书·别录乙第六十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②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26页。
③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④同上书，第259页。
①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70页。
②同上书，第261页。
③同上书，第269页。
①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②邓实：《国学今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③同上书，第340页。
①邓实：《国学今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客工编校《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338页。
②同上书，第330页。
③同上书，第334页。
④同上书，第344页。
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②同上书，第106页。
③同上书，第109页。
④同上书，第93页。
⑤同上书，第97页。
⑥同上书，第83页。
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③同上书，第5页。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8页。
②同上书，第71页。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①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1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③同上书，第110页。
④同上书，第117页。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0页。
②同上书，第796页。
③同上书，第797页。
①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页。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②同上。
①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同上书，第288页。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②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6页。
③同上书，第411—412页。
④同上书，第412页。
①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7页。
②同上书，第412页。
③同上书，第22页。
④同上书，第84页。
⑤同上书，第159页。
⑥同上书，第217页。
⑦同上书，第209页。
①钱穆：《陆稼书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1页。
②（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程墨观略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4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①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②同上书，第157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47页。
①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①汪学群：《中国儒学史》（清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②同上书，第123页。
①林国标：《清初朱子学研究——对一种经世理学的解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①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7页。
②《论语·宪问》，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3页。
①《论语·雍也》，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页。
②《孟子·万章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8页。
③（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四《儒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7—120页。
④（宋）杨时编辑：《二程粹言》卷之下《人物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页。
⑤（清）黄宗羲、（清）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复斋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73页。
①参见[日]沟口雄三《转型期的明末清初》，[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历史脉动》，乔志航、龚颖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6—221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①（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与唐灏儒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7页。
②《大义觉迷录》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页。
③同上书，第1—3页。
④同上书，第10页。
①（清）陆世仪：《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二十《治平类·学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4页。
①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2页。
②周作人：《看云集·拥护达生编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①李纪祥：《经世观念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②同上。
①陈支平：《闽台儒学史导论》，《闽学研究》2015年第1期。
知识出处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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