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荻生徂徕对“仁”的强调，虽不像朱子那样分为内圣内求的仁心工夫论和仁政的外王两面，但与朱子相似的是，很强调“仁”在政治上的实施。在徂徕看来，“先王之道”的施行才能真正落实“仁”。他提出：
  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谓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无安天下之功，不得谓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无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微子、比干、箕子），有安天下之心而无安天下之功，虽无安天下之功，然使纣从其言，则亦足以安天下，故谓之仁。
  “安天下之心”与“安天下之功”是行先王之道的两种办法，与其说“仁”是“安天下之功”的标准，不如将“安天下之心”和“安天下之功”当作“行仁政”的方法。徂徕将“仁”定位在事功层面上，把孔子学问中的伦理道德特征，发挥运用在政治事功意义上，由此巩固其王道思想，为当时日本社会寻求最需要最合理的政治秩序范本。这种政治秩序须有制度性的规范，徂徕在《辨名·学》第一则中批判朱子和伊藤仁斋：
  是二先生，皆不务学圣人之道，而务学圣人者耳。故欲效法圣贤所言所行以悟圣贤之心。辟诸大匠授人规矩，而其人不遵其规矩以学之，乃欲效法大匠之所为，以悟其用斤之妙，则其不伤手创鼻者几希矣。岂不谬乎！
  徂徕重“规矩”而轻“悟圣贤之心”的王道政治思想，被张崑将定义为具体规范型的“制度性的王道”（Institutional Kingcraft）。这种思想未免具有片面性，且在仁心仁政的辨析上，徂徕直截了断认为“宋儒求仁于心，故其说至管仲而穷矣”，此言显然忽视了朱子对于“先王之道”在落实“行仁政”上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