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讲“经世致用”，在朱子看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至利天下，是一环一环符合天理的递进。其坚持理一分殊的观念，认为一家一国之纲纪，虽分为殊，其理本一。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记载：
  朱子言“余之始学，亦务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而李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为天下之理，一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同安官余，以李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
  荻生徂徕对“道”与“德”之“殊”非常重视，认为不具同一性的道与德，很难致用到政治的有利层面。进而批判朱子学将所有事归于“理一”是荒谬的。
  1．仁心与安民
  《孟子·离娄上》曰：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孟子于此段指出徒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先王之道则是未推行的空谈。对于此段，朱子在《孟子集注》中解读曰：
  仁心，爱人之心也。仁闻者，有爱人之声闻于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谓有仁心。梁武帝终日一食蔬素，宗庙以麫为牺牲，断死刑必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谓有仁闻。然而宣王之时，齐国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乱。其故何哉，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在这段解读中，朱子直接将先王之道定义为“仁政”。并举证齐宣王不治其国之例，说明先王之道即仁政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朱子区分仁心仁政，是仁心与仁政有着内圣外王分别。
  朱子一生多次参与政治事务。以朱子于南宋孝宗朝所奏的三篇封事为例，其内容多是对南宋政治与社会民生问题所提建议，是体现朱子政治理念的重要文献，其中的理学思想虽多与政治活动直接联系。但归根结底是劝孝宗能够“正君心”，做到孟子所讲的“格君心之非”。荻生徂徕认为朱子学强调“心”运用到政治上即由“正心诚意”到“正君心”，都是在强调主观动机，而重点不在有无“安民”的客观效果上。
  如此，仁心与安民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先王之道”固不能初心不正，但荻生徂徕关心的“先王之道”，是具体的效果层面，即是否有治国安民的效果达成。
  2．道德与政治的联系与分叉
  朱子的政治理念很注重个人道德于政治上的身体力行，其自己一生也一直努力践行。在其一生与朝廷的来往中，主张《大学》的三纲八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运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理学解读，规劝人君能够首先在进行政治活动中做到“正心诚意”。如此，朱子学视域内的个人道德修养工夫与政治活动是连续的、统一的，寄希望于君主能够实现这种连续统一。宋代士大夫拥有着得君行道的心愿，这种愿望的背景是导致徂徕学与朱子学分歧的重要背景，即社会制度——科举制的有无。
  日本江户时代是世袭身份制的社会，只有武士才能成为统治阶级，官职大小亦受父荫所庇，全与道德无关。荻生徂徕的事功心理是为国家治理做实事，必不会认为个人修养道德能直接带来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成功，但这也不能说明徂徕把道德和政治完全对立二分。荻生徂徕看来：
  德者得也。谓人各有所得于道也。……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矣。自非圣人，安能身合于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名，而使学者各以其性所近。
  徂徕认为，“德”不具有同一性。先王圣人并不是朱子理学的体现者，而是政治社会制度的制作者，是超越普通人的。“人人皆可得为圣人”在徂徕看来是不现实的。每个人的德行迥异，“道”是人在世所实行之道，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先王之道”亦不仅是道德性层面上的“仁政”，而是一种更广义上的道：
  道者统名也，以有所由言之，盖古先圣王所立焉，使天下后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诸人由道路以行，故谓之道。自孝悌仁义以至于礼乐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统名也。先王圣人也，故或谓之先王之道，或谓之圣人之道，凡为君子者务由焉，故亦谓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传，儒者守焉，故谓之孔子之道，亦谓之儒者之道，其实一也。
  虽然先王之道可与圣人之道等互通，但徂徕参考了《中庸》第二十八章“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的意思，以夏商周先王之道的不同为例，说明历代皆有符合其时代的王道，与德一样，在实际表现上并不具备同一性。
  丸山真男指出，徂徕虽然举了一些个人道德和政治非连续的明显例证，但他又把道德看作政治的手段。作为君主要重视个人修养，但“不可推及修身以为治民之道”，“然则为人君者，纵被讥之为不合道理之人，然安民，思以行事，具此心之人实天下之父母也”。徂徕的观念是，治国安民作为政治目的先行，可以不合道理。丸山真男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一段话来呼应徂徕的观念，可作为道德与政治之间矛盾的很好总结：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是善的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可能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