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江户幕府成立后，重新派遣的对日使节团和前一时期的区别在于与政治意义相比，文化交流的色彩更加浓厚。虽然用大规模使行团的行列作为宣传来提高幕府的威信，使两国人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接触。1811年，经过多次迟延，最终在对马岛达成的易地聘礼，其政治意味虽然已经褪色，不过，可以观察到和从江户及其他地区过来的日本人之间，更加活跃的文化交流被实现的情况。
  这样的文化交流虽然缘于为了满足幕府权势人物或藩主对中国或异国趣味诗书画的要求，不过汉文担当层不断扩大，一直扩大到民间的儒者。两国的笔谈唱和记录以笔谈唱和集的形式保留下来，大约80％形成于18世纪。并且，1711年在护行通信使雨森芳洲（1668—1755）的记录中，遇到朝鲜的日本人大约有250名，与之相比，1764年，制述官南玉（1722—1770）作成的名单中有515人出现。现传的笔谈唱和集也从24种增加到43种。不过，在这52年间，朝鲜文士经历的日本汉文学的规模上涨了两倍。
  笔谈唱和集在数量上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个人记录的增加。前一时期，很多情况下虽然个人的笔谈唱和件数不足以订成一本书，但到18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可以确定不论是唱和诗还是个人笔谈大量增加的现象。笔谈的增加意味着两国间交流的知识和情报在量上的增长。在现存研究中，18世纪达成的4次使行里都将焦点放在两国交流的方式，1711年和1719年被定为诗文唱和时期，1748年是笔谈的抬头时期，1763年是汉文被定为意思疏通之工具的时期。
  最活跃的交流虽然是1763年癸未通信使行时期，不过，对两国交流确切地引起变化的转折点的1748年也应该被予以关注。因为与前一时期相比，笔谈唱和集飞跃的得到增加，日本文士们的阶层变得多样化。隐退的儒官出现，一般的私塾也涌现出大量儒官，儒官和非儒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冲破京学派和江户林家的宋学，丰富多彩的学派登场了。朝鲜文士的交流虽然依然以诗文唱和为主要目的，但可以看出笔谈在量上不断增加的现象。同时，脱离了单纯的唱和集，和大量的笔谈一起登载的笔谈唱和集开始登场，另一方面，以幕府的医官为中心的医学笔谈大量出现，此处，诗文唱和被排除在外。
  近来，有以书记李凤焕（1710—1770）的资料的对象，来观察在通信使行的活跃性的研究，有以子弟军官洪景海（1725—1759）的《随槎日录》文本来考察学术、文化交流的研究。与此相反，日本方面，以现传材料笔谈唱和集为对象，侧重于研究医学笔谈。现存研究中，1748年的笔谈唱和集经过了数次使用，目录也被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