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朝鲜后期朝鲜和日本的交流概括
  江户幕府成立后，重新派遣的对日使节团和前一时期的区别在于与政治意义相比，文化交流的色彩更加浓厚。虽然用大规模使行团的行列作为宣传来提高幕府的威信，使两国人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接触。1811年，经过多次迟延，最终在对马岛达成的易地聘礼，其政治意味虽然已经褪色，不过，可以观察到和从江户及其他地区过来的日本人之间，更加活跃的文化交流被实现的情况①。
  这样的文化交流虽然缘于为了满足幕府权势人物或藩主对中国或异国趣味诗书画的要求，不过汉文担当层不断扩大，一直扩大到民间的儒者。两国的笔谈唱和记录以笔谈唱和集的形式保留下来，大约80％形成于18世纪。并且，1711年在护行通信使雨森芳洲（1668—1755）的记录中，遇到朝鲜的日本人大约有250名，与之相比，1764年，制述官南玉（1722—1770）作成的名单中有515人出现。现传的笔谈唱和集也从24种增加到43种。不过，在这52年间，朝鲜文士经历的日本汉文学的规模上涨了两倍。
  笔谈唱和集在数量上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个人记录的增加。前一时期，很多情况下虽然个人的笔谈唱和件数不足以订成一本书，但到18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可以确定不论是唱和诗还是个人笔谈大量增加的现象。笔谈的增加意味着两国间交流的知识和情报在量上的增长。在现存研究中，18世纪达成的4次使行里都将焦点放在两国交流的方式，1711年和1719年被定为诗文唱和时期，1748年是笔谈的抬头时期，1763年是汉文被定为意思疏通之工具的时期②。
  最活跃的交流虽然是1763年癸未通信使行时期，不过，对两国交流确切地引起变化的转折点的1748年也应该被予以关注。因为与前一时期相比，笔谈唱和集飞跃的得到增加，日本文士们的阶层变得多样化。隐退的儒官出现，一般的私塾也涌现出大量儒官，儒官和非儒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冲破京学派和江户林家的宋学，丰富多彩的学派登场了。朝鲜文士的交流虽然依然以诗文唱和为主要目的，但可以看出笔谈在量上不断增加的现象。同时，脱离了单纯的唱和集，和大量的笔谈一起登载的笔谈唱和集开始登场，另一方面，以幕府的医官为中心的医学笔谈大量出现，此处，诗文唱和被排除在外。
  近来，有以书记李凤焕（1710—1770）的资料的对象，来观察在通信使行的活跃性的研究③，有以子弟军官洪景海（1725—1759）的《随槎日录》文本来考察学术、文化交流的研究①。与此相反，日本方面，以现传材料笔谈唱和集为对象，侧重于研究医学笔谈②。现存研究中，1748年的笔谈唱和集经过了数次使用，目录也被公布于众③。
  二、1748年通信使笔谈唱和集的现传情况
  现传的笔谈唱和集已经被多次介绍④，因为数据库版也将相关的文献情报公开⑤，所以现传的笔谈唱和集几乎全部被包罗其中。因此，与新的研究资料相比，在现有的资料中，选出值得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应该是当务之急。
  在高桥昌彦的目录中，有17种刊本和23种抄本，总计40种被收录。李元植的目录里，总共收录了44种⑥。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因为笔谈唱和集的范畴有微妙的不同。在这些目录中，有些包含自笔原本，通信使行员把得到的文章，以卷轴的形式保存或是以散页的唱和诗或书简的形式⑦。不过，因为这样的原本刊登的只是朝鲜人直接写的和韵诗或序文，把交流的笔谈唱和编辑成笔谈唱和集的形式很难分类。另一方面，像《朝鲜西厄》在日后的文章中，也有只提及朝鲜的短篇文章被登载的情况⑧。即使被合订进去，《萍水草》这样两国的笔谈被原封记录的情况，以笔谈唱和集的一种形态虽然可以纳入大范畴中，不过，遇到朝鲜人的日本人，在后代只言及到关于朝鲜的事情，很难把短篇文章纳入笔谈唱和集的范畴里。并且，像《桑韩绘画家彪集》这样，虽然具备刊本的形态，不过，日后作为纪念朝鲜人的笔迹，因为编辑日本人写的序文也不能算是相互交流的内容，所以最好排除在外。同时，找契机遇到通信使的日本人之间的笔谈唱和也不应该包含在这一范畴里。
  从1748年笔谈唱和集的形态来看，1711年，像《鸡林唱和集》一样，很难找到包罗全部地区笔谈唱和的巨帙的文献。《善邻风雅》和《和韩唱和集》只收录了部分地区的笔谈唱和集，可以看出出版者是靠自身努力收集的。大部分笔谈唱和被个别编辑，准备发行。
  江户的代表唱和者林家的记录《林家韩客赠答》在幕府的书物师出云寺和泉掾①刊行了，从刊记可以得知，原本计划发行5本，接下来预定出版剩余的3本。从被推定其底本收藏在昌平阪学文所的《延享韩使唱和》和其手抄本《林家物语》的内容来看，可以得知刊行本是被梳理的，其余3本，除了大学头富者之外的人物的笔谈唱和也经过整理，预计刊行的可能性很大。在江户，和林家一起记录的有今井昆山（1717—1777）的《宾馆唱酬》，涩井太室（1720—1788）的《献纻稿》，桃生百川的《缟纻集》，多湖松江（1709—1774）的《韩客对话赠答》，可以推测出这些预计出版物的内容。
  可以看出不仅幕府儒官，民间的儒者们也积极地发刊。《槎余》是宫瀨龙门（1720—1771）、藤堂巴陵、安东海、井立泽、滕雁阜一起会面的记录，由藤堂巴陵的孙子藤堂龙山（1770—1844）发行的，《延享槎余》是之前存在的抄本。另一方面，只编辑宫瀨龙门的笔谈唱和的《龙门先生鸿胪倾盖集》1748年已经被发行，是由文人森尚贤编辑的。宫瀨龙门虽然是民间的儒学者，但因为属于古文辞派，即便不被藩或幕府雇佣，在日本的汉文担当层中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并且，在大阪讲学的留守括囊（1705—1765）的《和韩文会》也是由弟子发行的。《韩槎埙篪集》是民间儒学者19世纪门户出身的和田华阳的笔谈唱和记录，当时在江户出版经书类的书物问屋须原屋茂兵卫发刊的。像这样，民间儒学者们的笔谈唱和和儒学者们形成紧密关系的出版业者们积极介入，使出版的可能性增大。
  从1748年笔谈唱和集来看，可以确认出约150名日本人名，与前一时期相比，个人笔谈和唱和诗在量上大幅度增加。因此，在分量上，个别的笔谈唱和集的出版变得可能，同时，抄本形态的笔谈唱和集是不是也考虑事后编辑出版。
  二、和日本崎文学派的交流
  参与笔谈唱和的日本人是自称儒者或儒官的阶层，是江户时代登场的新兴知识人阶层。他们开始代替传统的汉文担当层僧侣的位置，在担当层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学派登场，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朝鲜文士会面了①。
  1748年，从考察以笔谈唱和集为根基的朝鲜文士会见的日本文士学派来看，山崎暗斋（1619—1682）的崎门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的古义学派，荻生徂来（1666—1728）的谖园学派等包罗了代表当时日本汉文学学派的文人们。对日本儒学者来说，儒学是研究对象，因为掌握知识，与以政治哲学的方式对待朱子学的朝鲜官僚具有身份上的立场差异。其中，表现出学术的亲缘性的是崎门学派。
  李德懋在对《日本文献》进行介绍的同时，记录了1748年通信使的传闻②。从和日本人的笔谈内容来看，可以得知他们大体上属于崎门学派，因为山崎暗斋是日本儒学的核心。其中代表人物是留守括囊（1705—1765）。
  根据他的笔谈唱和集《和韩文会》，4月23日在大阪和陈述官朴敬行（1710—？），政务书记李凤焕（1710—1770），从事官书记李命启（1714—？）见了面，在回国途中7月3日再会。在回程中的笔谈和唱和虽然也登载在《和韩唱和录》，不过只是一部分。
  不过，《和韩文会》的特别的地方是给朴敬行、李凤焕、李命启寄去的书简赋予各自的标题登载在目录上。从大阪寄出书简的题目分别是《圣学旨趣并师导论》《箕子洪范九畴论》《周易古今异同论》。其书简的内容大部分是留守括囊平常关于学问的主张，最后以对其询问对方的意向结尾。留守括囊把自己介绍为“尝慕周孔之道，随程朱之训”③，上面书简的内容全部以程朱学为前提，以山崎暗斋的著书和退溪李滉的著书为基准。在归路途中，和朴敬行、李凤焕交流的笔谈书简也分别以《圣学纯驳论》，《仁爱体用论》，《日本儒学明备论》等题目命名。这样的题目对于崎门学派文人来说，和朝鲜人的笔谈书简并不是单纯的亲密之交的文章，而是意味着运用学术知识的交流。
  仆见日东学者专以排斥程朱为第一能事盖自口口仁斋以下皆然耳。今则已成膏肓之症。仆虽有瞑眩焉，得以用之。仆见足下书与诗已熟矣，唯足下可以符之回澜之书，故为此眷眷之说，幸望留意焉。孔孟后千五百年，世界长夜，而只行有濂洛一派，复明已绝之学，至今撑柱乾坤，人而不知此道，则无以立于世矣。①
  上面是以《圣学纯驳论》命名的朴敬行文章的一部分。他在去江户回来期间，遇到了很多日本人，可以看出在这其中，时常有不遵循朱子学说的情况。在他们中间，可以断定留守括囊是最接近纯正学问的。
  对于这一点，留守括囊的回答和朴敬行的意思一致。
  又近有姓物、字茂卿，号徂来者，博览高才，善文章。初学古文辞以于鳞元美为标的，乃溯而治经创立新见，著学则辨道辨名三书，命之曰《古学》。然其所教，不过模仿春秋战国、秦汉之文也。而以此为修辞之道，斥居敬穷理、存养省察之工夫为邪说，观思、孟周、程、张、朱如蟊贼，以欺世盗名，而海内黄口鲰生之小有才者靡然从之……仆开口先排徂来及《太宰氏》，将以芟除蓁芜，澄清海内，唯恨落魄之寒士徒劳而无功耳。虽然仆终身之志无他，在明正路、辟邪说而已矣。②
  留守括囊说明了当时谖园学派横扫日本的状况。荻生徂来接受了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代表的明朝的仿古主义，使之一直扩大到经传解释，将其命名为“古学”。问题是谖园学派一边批判宋学，一直攻击到崎门学派。特别是荻生徂来的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以“道学先生”来嘲讽山崎暗斋，此事引起了崎门学派的公愤。
  即使遵循相同的朱子学，“主知的”，批判“概念的”研究倾向的林家，对于以“主体的”“行的”用自身问题来接受的山崎暗斋来说①，退溪的《自省录》《心经附注》等著述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指南。括囊是暗斋的弟子三宅尚斋的门下。想要解决不实施经传的“修辞”问题的谖园学派对崎门学派来说，与林家相比，更是批判的对象。因此，和朝鲜文士们遵循朱子学，排斥“邪说”这一点是一致的。
  《和韩文会》者，吾括囊先生与韩客所笔语唱酬之书也。盖葩藻之文、实学之要无不兼备。使客知吾邦明洙泗濂洛关闽之正学，于是乎学士叹以为第一人物，第一文学，然客馆冗剧不能尽所怀，临别有怅然之叹。盖道一则虽四海万邦各异风俗，而其心之所妙契，如合符节臻于马岛，眷恋不已。更寄书浪华，亦足以观其意也。②
  上文是括囊的弟子冈田安敬的序文。当然，《和韩文会》的重要目的虽然有提高括囊的名声，不过更重要的主旨是崎门学派的学问“洙泗濂洛关闽”，即阐明从孔子开始然后延续到朱子的程朱学为正统学问。因此，每个书简，根据主题来拟订的标题正是按序文上阐明的，对文人们来说是必要的“实学之要”。即使和遵循同一程朱学的朝鲜人在国家和风俗上不同，可以说是用心缔结的“妙契”。而且，朝鲜文士认可他们的正统性。
  遵循“程学”共同的经书是使崎门学派的文士们比较自由对话的前提。朴敬行一行在江户遇见的山宫学楼和括囊是同门。
  禀雪楼：一尚斋先生来格说，谨兹奉赠诸公各一部愿书，一语于卷端则幸甚一作《新民说》，愿赐一览，不知与公等所见同否？复海皋祭祀来格说，已观之。而此义自《中庸》“鬼神章”已称难读，非浅学容易说去之义，何敢论其是非！今被惠一部受归，而见贵国学问，《新民说》见得甚精，可贺可贺。又济庵此非造次，究竟之，书姑置之为望。又来格说，当乘间熟览，而题语亦当留意耳。禀雪楼、李退溪有裔而克其家否复海皋退溪有遗裔为儒不能绳其祖武。③
  6月4日，遇见朴敬行一行的雪楼在寒暄之后，提出了两个要求。给师傅三宅尚斋的文章书写祝文和对自己的诗进行评价。《祭祀内格说》是1748年4月被出版的尚斋的文章，是轮考祭祀时，祖上的鬼神是如何到来的。李命启对此保留了意见。不过，对第二次接受朱子学说的“新民说”，立即表现出认可的态度。并且，问题转移到关于退溪上。
  像这样，从退溪开始延续到关于对朝鲜的书籍和儒学体系的疑问上，对崎门学派的文士们是经常看到的类型①。在名古屋遇到的须贺精斋（1688—1754），须贺亮斋（1725—1804）父子和上月专庵（1704—1752）的笔谈中也能得到确认。
  在崎门学派，通过退溪想要得到什么？通过和田华阳的话可以窥见出。
  自仲尼没，斯文升降，何啻千百年！而皇华不航于我邦，不知其一升一降，明以来至于今，亦如何也。大邦儒者，称中国所无，而李氏以后，其亦有如斯人出否？我国则有之，而其洙泗伊洛源委于朱夫子者，我邦所传是已。而四五十年来，左道之兴，滔滔皆是，虽有一二大君子也，斯文之将坠于地也与，未如之何！仆虽末学，每思逾渤溟，北入于中国，仰先民之遗教，虽靺鞨之人若则有焉。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者，虽今之时无乃在邪。②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19世纪年轻儒者的抱负。孔子和孟子的学问经过周敦颐和郑义传给朱子，再延续到朝鲜的退溪。不过，能超越退溪的学者清朝或朝鲜尚未出现，不过，华阳主张传到了日本的山崎暗斋。之后，谖园学派达到鼎盛时期，道学再次衰退，自己成了像继承朱子学的吴澄和许蘅。也就是说，退溪起到了把中国的道学传到日本的媒介作用。
  如朴蓬山，固为使臣之贱隶，然犹能以笔代舌，得以与殊方人摅情者如此，亦足以知韩国，虽蠢尔西蕃，而文教有所涵濡焉。要之我国家太平日久，而文运日亨，海外之民，亦皆浴其泽之所致也已。至金天寿能通和语、喜和歌，则亦最知箕邦之俗，遂可一变，以至于我神州之俗矣。仆虽草莽之臣，而亦岂可为此不抃欢乎。①
  上文是留下笔谈最多的雪楼经过多次和朝鲜人的会面后下的结论。虽然在相同崎文学派的文人间有个人差异，雪楼的主张体现出了将朱子学和神道相折中的倾向。
  6月5日，遇到雪楼的李凤焕对妇女们的漆齿和赤脚不穿裤子的习俗进行了盘问。雪楼解释道漆齿象征“烈女不更二夫”，衣着是“庶人之妇女欠礼者”的意思②。并且，又说到日本的冠婚丧祭已经较为完善。从上面的引用文中可以看出这样的笔谈并不是对指责日本野蛮风俗的辩解。至少对雪楼来说，日本已经具备中华的文物制度。可以看出学问的正统是经过退溪，然后由山崎暗斋传到日本像这一主张的脉络。李凤焕给雪楼写的“道其东耶”可以作为承认道学传到日本的证据③。将日本看作“上国”，朝鲜看作“西藩”，总之，凭借日本文运的朝鲜成为像日本一样被对待的对象。
  因为一贯持有尊崇朱子，排斥其他学派的主张，使崎门学派的文人和朝鲜文士们形成了同类意识。和朝鲜文士的笔谈是确定崎门学派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使其得到了积极地出版。并且，这样的笔谈唱和集像括囊一样作为新的知识在日本内流传。不过，这样的同类意识与其他学派相比，尽管交流了很长篇幅的笔谈，将《祭祀内格说》误解为中庸的解说，不理解崎门学派文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意识等，成为了妨碍朝鲜文士们正确理解的原因。

＊作者简介：具智贤，韩国鲜文大学国语国文科教授。 ①申士：《1811年辛未通信使和朝日文化交流：以笔谈、唱和为中心》，成均馆大博士，2011；正银珠，《1811年对马岛通信使行的书画交流》，《东亚文化研究》60，汉阳大东亚文化研究所2015年版，第133—167页。 ②具智贤：《18世纪笔谈唱和集的样相和交流担当层的变化》，《朝鲜通信使研究》9，朝鲜通信使学会2009年版，第1—39页。 ③韩泰文《＜雨念斋手书〉所载通信使行关联书信研究》，《韩民族语文》57，韩民族语文学会，2010年版，第391—420页。金京淑《18世纪知识人的日本和中国使行认识比较——以李凤焕为中心》，《韩国文化研究》28，梨花女大韩国文化研究院2015年版，第7—37页。车弘石《雨念斋李凤焕的使行文学研究：以戊辰使行为中心》，成均馆大硕士2015年版。 ①李京芹《戊辰通信使的学术、文化交流研究——以洪景海的〈随槎日录〉为中心》，《古典文化和教育》29，韩国古典文化教育学会2015年版，第255—290页。 ②咸正植、车雄石《戊辰使行医学问答及治验事例记录研究：以〈对丽笔语〉，〈韩客治验〉，〈桑韩医问答〉为中心》，《东洋汉文学研究》30，东洋汉文学会2010年版，第83—125面。金形泰，《1748年第10次戊辰通信使的医员笔谈的性格变迁研究——以〈对丽笔语〉和〈朝鲜笔谈〉为中心》，《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汉文学会2010年版，第287—320页。具智贤，《1748年朝鲜良医和日本官医的笔谈出现和书籍谈话样相》，《洌上古典研究》38，洌上古典研究会2013年版，第369—399页。 ③高桥昌彦《朝鲜通信使唱和集目录稿（二）》，《福冈大学研究部论集》A九（一），福冈大学，2009年版，第21—40页；李元植：《朝鲜通信使的研究》，思文阁出版2006年版，第657—660页。 ④高桥昌彦的《和韩唱酬彦笔语图书目录》（《下关女子短期大学纪要》9号，下关女子短期大学1990年版）最初被整理。之后，高桥昌彦本人及李元植再次补充的目录。 ⑤仲尾宏外，http：／／www.zinbun.kyoto-u.ac.jp／～mizna/tsushinshi/tebiki.htm． ⑥李元植《朝鲜通信使的研究》，思文阁出版2006年版，第657—660页。 ⑦例如有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韩客唱和》。 ⑧檀国大东洋学研究院编：《东亚历代文化交流人物资料辞典》Ⅲ中，文艺院，第1856页。 ①藤实久美子：《武鉴的出版和书物师出云寺》，《江户的出版》（中野三敏检阅）Pelikan社2005年版，第303—323页。 ①具智贤：《18世纪笔谈唱和集的样相和交流担当层的变化》，《朝鲜通信使研究》9，朝鲜通信使学会2009年版。 ②李德木：《青庄馆全书》卷五十八，《盎叶记·日本文献》。 ③留守括囊：《和韩文会》卷上，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 ①留守括囊：《和韩文会》卷下，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 ②留守括囊：《和韩文会》卷下，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 ①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和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251页。 ②留守括囊：《和韩文会》序，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 ③山宫雪楼：《和韩笔谈熏风编》卷上，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本。 ①具智贤：《从笔谈唱和集来看与退溪关联的笔谈的意义》，《西江人文论丛》44，西江大人文科学研究所2015年箌，第41—68页。 ②和田华阳：《韩使埙箎集》卷下。 ①山宫雪楼：《和韩笔谈熏风编》卷下，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本。 ②山宫雪楼：《和韩笔谈熏风编》，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本。 ③山宫雪楼：《和韩笔谈熏风编》，《倭韩笔谈熏风编序》：“朴李诸子观光于上国，与先生相遇倾。盖如旧学同志合莫以逆于心，何其幸耶！诸子竟至于称先生以道其东乎。足以识两地虽异，而君子之心所未可当不合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