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朝鲜时期的乡约，1517年庆尚道监司金安国开始实行，1519年时全国普遍实行。金安国是以赵光祖为代表的道学派学者，对他们所推行的乡约，政敌们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而妨碍之，朝廷决定停止实行乡约。到1543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河西金鳞厚、晦斋李彦迪等人建议重新恢复乡约，1546年侍读官周世鹏说：“此乃吕氏所以用之于乡曲者，于朝廷之上，则自有礼法，不必行之。村巷之民，虽同天理，而王化未及，若行又是约，则不为无益矣。”朝廷只允许欲自行者行之，而反对别为立法而通行于天下一国。
  到1573年，群臣又强烈要求通行于一国，而国王宣祖只想多印出《增损吕氏乡约》，而“广颁中外，则或尽从其仪，或略仿其仪，任其自为之事也”。当时群臣担心的是，约束不出于朝廷，而私自造立，则强者侮之，恶者坏之，终不能纠正；而国王担心的是，若朝廷为乡约立法而奉行者非其人，则徙使无益而有害耳。宣祖中间一时同意把乡约通行于一国，栗谷也参与这次讨论，他说：“乡约乃正万民之法也。朝廷百官，未底于正，而先正万民，则舍本而治末，事必无成。今者已举盛典，不可中止，殿下必须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于正，然后民有所感发而兴起矣。”第二年，宣祖又宣言停止实行乡约：“民生憔悴，莫甚于此时，当汲汲救弊，以解倒悬之苦，然后可行乡约。猝然举行，恐有难行之患。古之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不可专以制度文，为责民于善。”栗谷赞成宣祖的决定：“近日群臣，急请行乡约，故自上命行之。臣意以为，行乡约太早也。养民为先，教民为后，民生憔悴，莫甚于今日，汲汲救弊，先解倒悬，然后可行乡约也。”
  先是，栗谷1571年当忠清道清州牧使时，立过“西原乡约”，西原是清州的古名。讲究“实学”的栗谷，在《西原乡约》列了当时能实行的规定，其内容比起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减少了许多。到1578年，栗谷立《海州乡约》（以下《乡约》）之前，他已经立了《文宪书院学规》，自己想当成文宪书院的山长，所以他要以文宪书院为实行乡约的单位。朱子的乡约本来规定以“乡校”为会集场所，而栗谷之所以把书院当成会集场所，是因为乡校是官方的学校，不适合于乡党士庶经常居住往来。而且，书院的成员和乡约的成员基本上一致。栗谷的《乡约》的构造整体上跟朱子的《增损吕氏乡约》几乎一样，但栗谷也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关于立约的方式，《乡约》写得比较详细：“初立约时，以约文遍示同志。择其愿操心检身，迁善改过，以参约契者若干人，会于书院，议定约法，选定都副约正及直月、司货。”“初立约时，会于书院，设先圣先师纸榜，焚香再拜讫，直月持誓告之文，跪于都约正之左。都约正及在位者皆跪，直月读告文毕，约正及在位者皆再拜。”“初立约时，参约之人，各出绵布麻布各一匹米一斗，委司货藏于书院。择斋直谨干者，掌其出入，以为后日庆吊救恤之资。又每年十一月会时，同约各出米一斗，委于司货，司货监收藏之，以续用度。若用之有余，则粜米于民，取其息十分之二，如社仓之法。若用之不足，则同约佥议，量宜加出以补之。布则不敛散，用之将尽，则又各出一匹以足用。若米积渐多，则亦可贸布以储。若年久储蓄渐裕，则有可裒物时，不收合于同约，可以司货所藏用之。随后入约者，亦依初立约例出米布。”栗谷这里所提到的乡约运用费用，跟社仓的费用性格不同，不是直接关系到成员的产业，只不过是运营方式上有相似点而已。朱子的乡约机构没有这个运营乡约费用，所以有事情时每人自己要带果酒等。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规定，月旦集会读约时，所有成员穿深衣到乡校，设孔子之像于北壁上。栗谷拟立孔子祠堂于文宪书院，乡约也在书院里举行，所以初立约时和月旦读约时，都在书院讲堂上，设大成至圣孔子之位于北壁，设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位于东壁，设周子、程伯子、程叔子、朱子之位于西壁，设香炉香合之卓于堂中。文宪公崔冲的祠堂亦开门洒扫，设香炉香合。这样一来，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书院和重视人际关系的乡约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会提高美好的乡村风俗。但，书院也好，乡约也好，都有一定的加入条件，对整个乡村社会的教化，有根本性的限制。所以，栗谷又写了《海州一乡约束》。朝鲜初期乡村有士大夫自治机构“留乡所”，留乡所协助朝廷派来的官员，一起统治乡村老百姓，《海州一乡约束》是以留乡所为中心的对整个乡村社会的“约束”。一乡百姓都参加的这个海州乡会，“上典”和“下人”都要参加。朝鲜是严格的身份制社会，主人和奴仆一起参加同一个乡会，所以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但也有一定的平等性。比如，选拔干部的时候，必一乡齐会，每员各荐一人。道学派主张实行全国化的乡约时，勋旧大臣们之所以激烈反对，是因为他们自己跟下人们一起编制于同一个乡会，会有很多不方便，而且自己当成乡会干部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个乡会，跟书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乡会的干部很可能是乡约的干部，乡约的干部也很可能是书院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