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文已提到，朝鲜正祖对朱子学极为热衷，对《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都有深入的研究，编纂了《朱书会选》《朱书百选》《朱子书节约》等朱子著述的节要书。早在英祖四十三年（1767），尚在东宫钻研学问的正祖就将《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分发给辅佐自己的学者，令“定其章句，释其疑义，录其谚读”。在他二十多岁时，曾亲自抄录《朱子大全》中的核心内容，编成《朱书会选》。还与辅佐学者们一起对《朱子语类》抄节、注释，并对《朱子语类》全篇进行了悬吐工作。正祖此时所使用的《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即为新刊的洪校本。
  洪校本恰在东宫正祖潜心钻研朱子学时应运而生并非巧合。当时洪启禧在计划重新校订刊行《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后，于英祖四十五年（1769）完成草本，翌年手书刊本，在校正尚未完成时即请求朝廷于辛卯年，即次年的英祖四十七年（1771）刊印此书。洪启禧在校订未完成时即要求刊印两书出于使刻印两书的木板提前准备充分的考虑，从此也可见其为在生前实现两书刊印而周密准备的苦心。洪启禧当时急于校刊两书应与其在看到继任英祖的世子正祖醉心于朱子学后，意图提前铺垫其与正祖的关系有关。
  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最终为东宫正祖朱子学研究所用，但是，洪启禧不久即去世，继而李宜哲编纂了《语类考解》，对洪校本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从前文论述可见，李宜哲在《语类考解》第一册的卷首即表明了《语类考解》是为校订英祖四十七年刊行的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谬误而编纂。而实际上，《语类考解》本是为注解《朱子语类》而作，那么，李宜哲为何要对洪启禧校订刊行的《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中的纰缪问题进行如此执拗的批判呢？
  要探究这一问题，需要对李洪二人的关系作一了解，李宜哲与洪启禧早年曾一起在李縡（陶庵，1680—1746）门下学习。后来洪启禧于英祖十三年（1737）别试文科中状元及第，官授正言，并在右议政赵显命的荐举下进入中央政界。在其后的忠清道观察使任上因时务能力卓著而被擢为兵曹判书，与时为议政的赵显命一同主管制定了均役法，颁布“均役事目”加以施行。当时洪启禧身为李縡的门人，却反过来攀附赵显命，因此得到了赵显命的推荐。目睹洪启禧政治活动的李縡便不再承认洪启禧为自己的门人，约于英祖十九年（1743），师徒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其后縡的门人们遂也与洪启禧分裂。
  关于洪启禧的师承关系，《正祖实录》正祖元年（1776)5月26日的记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忠清道儒生成泰柱等人上疏请求以全义的雷岩书斋为书院，在此合祭故参判李翔和故参赞李縡，并以洪启禧配享。由此可见当时包括成泰柱在内的部分忠清道儒生具有“宋时烈—李翔—李縡－洪启禧”相继的学统意识。而正祖认为这样的学统认识是对宋时烈的辱没，遂召来李縡的门人们确认洪启禧的师承关系，并且召集赵重晦、李最中以及时任弘文馆大提学的李宜哲入侍，询问其究竟。赵重晦等人回禀云：
  启禧之于文正公为戚属，故儿时受学，而未尝称以门弟子。道统云云，初非拟议。以均役一事观之，文正岂以此等事教之乎？儒生辈之不禀朝廷，任自私享，尤极骇痛矣。
  李门弟子认为洪启禧曾受学于李縡是因其与李縡的亲属关系，指出洪启禧并非李縡的门下弟子，且其参与均役法推行一事也显然不是李门弟子所当为，极力撇清洪启禧与李縡的师承关系。可见洪启禧因攀附赵显命，赞同英祖的荡平政策，违背了李縡所重视的义理论，遭到李縡及李门弟子的一致驱逐。
  李宜哲在向英祖所呈的《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中陈述撰书原委时曾谓：
  噫！臣与启禧少以文字相交，其于是役也，臣行谴在外，不得与闻。及其蒙恩北归，又以情势难安，久屏郊次，遂不相接，遽先卒逝。臣若及其在而知其如此者，即将嬴粮驰马而救止之矣。今则已矣，无及，诚不欲追提而论之。然今其成书已出，得失之迹，布人耳目，众议不平，虽欲讳之有不可得。而后生初学，则有初不知事之本末，漫然信从，视作定本之当然者，则其为害不但止于一时之适然而已。故兹敢略具委折而仰陈之，斯乃臣之所不得已，而其志亦可悲矣。伏乞圣照，臣无任祈恳惶恐之至。
  李宜哲对当时洪启禧校勘《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时自己因故未能及时制止此事表示极大的遗憾，为避免其书之谬贻害后学，遂作《语类考解》来矫正其弊。身为李縡门人的李宜哲对洪启禧朱子学素养的不承认，其编著《语类考解》与当时的学派，乃至政治派别对立的微妙关系可见一斑。
  此外，正祖于1776年3月英祖逝世后即位，而在即位之前，正祖就已代替年老的英祖接替了政权，也即英祖末年时，国内的实际掌权者为正祖。洪启禧的校勘本是在正祖东宫时期的早年刊行，而李宜哲的《语类考解》和安鼎福的《语类节要》都是在正祖实际掌权的英祖末年即1774年至1776年3月编成，这两部《朱子语类》研究史上成就卓著的注解书和节要书几乎同时，分别由当时两派朱子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撰成问世，这与正祖的学术态度及其政治立场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综上，李宜哲《语类考解》的编制与其《朱子大全札疑后语》一样采用了宋时烈《朱子大全札疑》的编写体例，从这种编写体例的承传中，我们略约可以窥见李宜哲编纂《语类考解》时对宋时烈及尤庵学派朱子学研究传统的继承。这种朱子学研究的传承性、门派性实为朝鲜朱子学发展之一大特点，因此，李宜哲的《语类考解》在研究朝鲜朱子学的特殊性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