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奎章阁本《语类考解》
  李宜哲（1703—1778），字原明，号文庵、陶湖，本贯龙仁，为佐郎李世运之子，李縡（陶庵，1680—1746）之门人。英祖三年（1727）于司马试登进士第，授长陵参奉，后转军资监奉事，英祖二十四年（1748）以春塘台文科丙科及第，授检阅，历任正言、承旨、持平、大司谏、淮阳府使等职，英祖四十五年（1769）任大司宪。正祖（1776—1800）即位后擢为礼曹判书，官至弘文馆大提学。从英祖朝末期至正祖朝初期，李宜哲一直在中央身居高位，至升任弘文馆大提学后，更是成为当代文衡式的学者。李宜哲在《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中谓《语类考解》成书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可知此书是李宜哲在中央供职的后期写成的。
  《语类考解》的手抄本现藏于两处，其一为首尔大学奎章阁，另一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藏书阁。奎章阁藏本各册封面均印有“文庵藏书”章，可见其本是李宜哲的藏书。观其笔迹与李宜哲的其他书籍一致，又可推断此奎章阁本《语类考解》系李宜哲亲笔手书。李宜哲在初步完成《语类考解》，将其抄写之后还数次进行了修正补充，故此奎章阁本处处可见增删文句的痕迹，此外也散见有附笺补充。藏书阁本《语类考解》是由奎章阁本重新整理而成，从封面的“李王家图书之章”之印可见其本系王室奎章阁图书，应是在李宜哲完成《语类考解》的修正补充后，请友人代为抄写而上呈国王的本子。此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已有影印本出版，笔者近期点校的藏书阁本《语类考解》也已经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藏书阁本《语录考解》并未全部收录奎章阁本修正补充后的所有内容，确切地说，奎章阁本中特别附笺补充的内容有一部分并未收录于藏书阁本。另外，藏书阁本《语类考解》中多处附有“栏外注”，参照奎章阁本可发现这些栏外注全系奎章阁本附笺补充的内容。因此可以推断，藏书阁本中的这些栏外注应是在初次整理抄写完奎章阁本之后，追加补录奎章阁本后续修正补充的附笺内容而成。
  此外，奎章阁本中还间见用密集的小字补充的眉注，这些内容则全部未见录于藏书阁本。可见，奎章阁本《语类考解》修正补充的内容在藏书阁本中有一部分以“栏外注”的形式收录，有一部分则未见录。因此，现存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并不是全部照录奎章阁修正补充本的版本。这种现象可解释为：奎章阁本的修正补充工作是分数次完成的，而藏书阁本则抄录于这数次之间。那么，奎章阁本究竟于何时经过了哪些修正补充？藏书阁本又是抄写于何时的呢？
  前文已提到，《语类考解》的序文作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另外，李宜哲在完成《语类考解》，将其上呈国王时作了《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这篇奏疏文附录于《语类考解》第十册最末，奎章阁本在此奏疏文尾又追加了“甲午五月作，不果上”的记录，由此可知，这篇奏疏文比《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晚两个月写成，李宜哲欲向国王上此疏而未果。此外，《语类考解》第十册末的《大全集考异办义》后有对《遗集》二卷和《附录》十二卷的说明，“按，此二种，皆洪所新创而为之者。……甲午七月五日，陶湖书”，可见此部分是李宜哲写于英祖五十年（1774)7月5日，比作序文晚四个月。
  另外，奎章阁本《语类考解》每册的末章都标明了各册的校正日期。第一册有“时乙未腊月十六日，第十校，陶湖”的记录，乙未年即英祖五十一年（1775），是作序文之后的第二年，李宜哲在此年12月16日完成了《语类考解》第一册的第十次校订。之后第二册有“丙申正月三日，第十校，陶湖”的记录，说明李宜哲在丙申年，即英祖五十二年（1776）正月初三完成了《语类考解》第二册的第十次校订。之后第三册于正月十一日，第四册于正月十八日，第五册于二月初，第六册于二月十三日，第七册于二月十九日，第八册于三月二十三日完成了第十次校订。而对第九册和第十册的校正日期则未予明确说明。
  如前所述，李宜哲于英祖五十一年（1775)12月16日开始至次年（1776）春季为止，历时四个月，完成了《语类考解》的第十次校正。而李宜哲早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完成了《语类考解》的序文，同年5月作奏疏文，7月对最后的《附录》进行了补充。综上可知，李宜哲在初次完成《语类考解》后的两年之间，对其进行了为数十次的校订补充。不过，李宜哲在完成《语类考解》的第十次校订后还生活了两年，其间是否又后续进行了校正补充，尚无法排除其可能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存奎章阁本《语类考解》是李宜哲完成最终修订补充后的亲笔遗稿本，而现存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则是抄写于历次修正补充之间的不完全本。
  那么，藏书阁本《语类考解》是在何时抄写的呢？首先，结合藏书阁本对《遗集》和《附录》写作时间的说明及所收录的李宜哲奏疏文的写作时间，可知它至少完成于英祖五十年（1774)7月之后。其次，从藏书阁本未全部收录奎章阁本的修订内容，可知其至少是在李宜哲的最后一遍修订完成之前抄写的。由此可以大致确定藏书阁本抄写的时间在英祖五十年（1774)7月至《语类考解》的（第一册）第十次校正完成的英祖五十一年（1775)12月16日。在李宜哲的最终校订完成之前，又补录了当时李宜哲后续附笺修正的内容，是为现在所见藏书阁本的栏外注。
  上文已详论了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并非李宜哲的最终校正本，此外，其抄写中也存在不少别字。今影印出版的藏书阁本《语类考解》中还存在重复影印、前后内容错置等不少问题。可见，藏书阁本《语类考解》虽因便于使用而流传较广，但其版本的价值却不及奎章阁本。因此，若要研究《语类考解》，奎章阁本是不能不参考的。
  （二）《语类考解》编制上的特征
  《语类考解》第一册之前半部分依次载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大略介绍洪校本《朱子语类》所录序文的《语类大全序略》、说明黎靖德《朱子语类》卷首内容的《语类黎公编叙》，以及对洪校《考异》及作者本人所作《今考》的说明。继此直到第九册编次为《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至第三十八，是对洪校《朱子语类》的正文卷之一至卷之百四十的校勘及注解。之后第十册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为《附录》部分，是对洪校《朱子大全》进行校正的内容，该册末还附有《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下文将逐一对各部分的具体内容详细进行讨论说明。
  其一，《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作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文中交代了李宜哲编纂《语类考解》的动机。李宜哲在言及柳希春校正本及洪启禧校正本《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时云：
  《语类》之书，旧多误文疑义，读者病焉。宣庙乙亥，文节柳公承命，考正其文者有之，而亦略矣。又尝有注解其疑义者，而今亡矣，不传焉。盖《文集》《语类》，皆先生遗书之《大全》，而《语类》所记，为纤悉精微，万理具备，学者不可一日而不讲也。余于《文集》有《后语》之文，其于此书，又敢窃记旧闻，疏其疑难，以自观省。又取岭南新本，就其所谓《考异》者，并加论辨，而仍正其谬戾畔古者。藏诸巾笥，以俟他日有所考据，得反其旧而定得失，其志亦可悲也。……岁甲午三月日，龙仁李宜哲序。
  李宜哲首先指出宣祖时的柳希春曾奉王命校正了《朱子语类》，但失之于疏略，其早期注解此书疑义的著作也均已失传。其次，李宜哲称自己已编纂了《朱子大全劄疑后语》一书，也曾收录有关《朱子语类》的旧闻，解释书中疑难。此外，他还曾对岭南监营新刊本的《考异》部分进行考辨，校正其谬误及与原版相异的内容。从《序文》可知李宜哲编纂《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的动机，是为了继承希春的注解传统，校正洪启禧的《考异》之谬。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宜哲在编纂《语类考解》之前已经编纂了《朱子大全札疑后语》，同时也早已开始了《朱子语类》的注解工作。李宜哲编纂的《朱子大全札疑后语》成书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为注解《朱子大全》之代表作。根据李宜哲的序文，《语类考解》是在继编纂《朱子大全札疑后语》之后，耗时十年完成的，而其中对洪启禧《考异》错误的校订是在最后阶段补充的。
  其二，关于《语类大全序略》，李宜哲在文中先简要概述了彭时作于成化九年（1473）的《朱子语类大全序》的内容，并补充说明道：
  按，安成，他文成作城，盖彭公乡贯也。《皇朝列卿记》有内阁太学士彭时，即公也。此乃《语类》重刊时，本序载于原本之首，其论《语类》始末，及刊板事为详，而其他语，则无甚发明，故今姑就其文，而撮略之如此，以俟他日。又一本兼载陈炜本序，及翰林张元祯序文，皆成化刊板时所作，而张序泝言程朱后学末弊，为可观者，而今洪此本皆刊去之。其附录中，独载叶向高一序，不知何意也。
  李宜哲在简要介绍了彭时的籍贯及其《朱子语类大全序》后，说明了自己简述其文的原因。继此提到“又一本”中收录的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的序文及张元桢的序文，并称道张元桢的序文“泝言程朱后学末弊，为可观者”。对于洪校本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附录中将这些文章全部删除，而只收录叶向高的序文，李宜哲对这种编纂态度提出了批判。此处李宜哲提到的“又一本”即指宣祖八年（1575）刊印的柳希春校正本（乙亥字本），张元桢的序文即是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收录的《朱子语类大全后序》。叶向高的序文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刊时叶向高所作的《重锓朱子语类叙》。
  其三，在《语类黎公编叙》篇，李宜哲在说明黎靖德《朱子语类》卷首内容时，对洪本不收录黎靖德类编的《语录》及《语类》类作品的序文进行了指摘：
  原本，此下列录，朱门诸公所作《语录》《语类》序文。自黄榦及李性传、蔡抗、吴坚、黄士毅、魏了翁、蔡杭、王佖，凡八家之文，详记《语录》《语类》之所由，及池、饶、建、蜀、徽州刊板之说备矣。而今此本，乃刊而去之，移载于附录中，其谬甚矣。
  李宜哲谓原柳希春校正本（乙亥字本）在卷首部分收录了黎靖德类编的《语录》及《语类》作品的序文，即嘉定乙亥年（1215）黄榦所作《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嘉熙戊戌年（1238）李性传所作《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淳祐己酉年（1249）蔡杭所作《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咸淳初元年（1265）吴坚所作《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嘉定己卯年（1219）黄士毅所作《朱子语类后序》，嘉定庚辰年（1220）魏了翁所作《眉州刊朱子语类序》，淳祐壬子年（1252）蔡杭所作《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及同年王佖所作《徽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而洪启禧却只存其目录，将柳校本《朱子语类》卷首曾经收录的这些序文全部删除，整编录入他新编的《朱子大全》的《附录·诸编序跋》中，李宜哲指摘了这种编排方式之不当。
  其四，《朱子语录姓氏》为黎靖德整理的记录朱子97名弟子的人名及听讲年份的文章。李宜哲首先在“【廖德明】癸巳以后所闻”条下指出了洪本所载此篇的体裁问题道：“按原本，凡某年所闻云者，书在名下中一层，而年名则大书，而此本，乃移之于上一列，而细书之。”其次，在“【曾祖道】字，择之，赣州人”条解释说：“按，此名下所注六字，原本所无，而此本添之，下放此。”指出洪校本增添了原本没有的内容。其后，李宜哲评判洪校本所注祖道以下至黄士毅八人的字及籍贯时云：
  按，此自曾祖道，以下至此，所注字号及某地人，皆洪所自添入者，而不著其说，人所不觉，今就原本，旁抹以朱而表之。盖此既以己意，辄去其序于前，又就此条变幻其例，而又私自添补之如此。盖此等处，虽有他本可据，犹当存其本文，别录已见于下，庶或可矣。而今乃辄以己说，搀入先贤已成之文字，而又泯其迹焉。有若勒成一家之言，去就增改，不少畏忌，甚可怪也。
  李宜哲指出原本并未载曾祖道以下八人的字及籍贯，而洪启禧却根据己意进行添加，且又未加以区分，使学者无法辨别，对洪氏的这种编纂态度提出了批评。
  其五，关于《朱子语类大全门目》和《朱子语类大全卷目》，指出《门目》为黄士毅所作，黎靖德合编。在评述《卷目》时，针对洪本所录黎靖德序文中的“诸公序语，列之篇端”一句特别评述道：
  此文上段，历论黄榦以下诸序之意。于此又明言列之篇端，而此本乃去其序而不录，则此云列之篇端者，无所承而为剩语矣，其失为大。盖洪意，但欲移置于附录，勒成一篇，而不能详考此序之中，有列之篇端之文，径加刊削，反不免抵牾之失，亦可叹也。
  前文已多次论及洪校本只存原《语类黎公编叙》中收录的《语录》和《语类》类作品的目录而删除各本序文，将其整编录入《朱子大全》的《附录·诸编序跋》中，这与其所录黎靖德序文中的“诸公序语，列之篇端”一语自相矛盾，李宜哲对洪氏这种不严谨的编纂态度进行了批判。
  其六，对《考订》只简要说明“此乃黎公所考订于诸本者”。
  其七，在（卷首）《考异》部分先说明：“考异者，考正其文之异同也。此《大全》《语类》皆有《考异》，盖编集时，门人后学，所共考校者。今洪取其所考，及诸本同异之文，而又杂以己所考正者，亦名《考异》，此后皆同。”同时摘引洪校《朱子大全》卷首《考异》中有关《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的内容，对洪校本卷首《考异》的谬误进行考订。
  其八，其后附《今考》，结合《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整体评述洪启禧《考异》之得失，对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校书方式及所校内容的常见纰缪共十四条进行分条列述。对于提出问题的句子，在前文句首傍标长点以识区分，且这些傍点应是李宜哲在修正补充的过程中亲自标注的。李宜哲在此从整体上对洪校本不当的编辑方式提出了批判。如首先对洪氏《凡例》中所谓的“《〈语类〉考异》在全帙之末”的说法进行批驳，提出朝鲜刊行的《朱子语类》并没有另附《考异》，而只是在行外加眉注纠谬，且其中间引退溪的言论，疑为柳希春所校。其后又指摘洪启禧在编辑《朱子语类大全》时，将前人的《考异》与自己的考正“混录为一”，致使读者难以区分。此后历数洪校本中考校取舍不当、任意增删、图板变形、大小字误排及赘附《遗集》和《附录》等种种失当的编辑方式。最后更称：“此二书，不可仍此错本，以误后学而累斯文，宜更刊正不可已也。”主张应重新校刊两书。
  李宜哲在卷首《今考》中即历数洪启禧《考异》的编纂方式及考校内容上常见的十余种问题，《语类考解》为纠正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之谬的编纂目的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编纂目的及对洪启禧的批判态度从李宜哲的《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中也可窥见。
  在纠正洪本谬误之外，李宜哲在《语类考解》中更为着力的是对《朱子语类》进行注解的部分。那么，李宜哲对《朱子语类》正文的注解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下文将对《语类考解》正文的构成及注解方法进行说明。
  （三）《语类考解》的注解特征
  《语类考解》一至九册是对《朱子语类》正文的注解校勘，编次为《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理气》至《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三十八《作文》。分为对正文的注解、补充汇释的《补语》和《补义》、对洪校《考异》谬误的校勘及对洪校《考异》所漏考的内容补充考订的《今考》四个部分。分述如下：
  其一，正文注解首先在卷首以大字标明《语类考解》的卷数，次换行缩进一字标明其在《朱子语类大全门目》的所属，再换行缩进一字标明《朱子语类大全卷目》和《朱子语类》的卷数。例如：第一卷的门目是《理气》，卷目和卷数是《太极天地上》卷一。
  之后对正文的注解采取双行夹注的方式，先将各条目首第2—4字大书以显其目，下用小字注明洪校本的板数，对之后出现的难解部分也以大字书其首2—4字，后附李宜哲整理的小注。若对本条目的标题有注解，则直接附于所标的板数后。兹录卷一的开端部分为例：
  【问太极】第一板，下同。O太极者，事物所以然之理也，谓之极者．天下之物，自外而观，则其状不过如斯而已。推其所本，则必有所以如此之，故在内而为主是，则所谓理也。……
  【问昨谓，那处做极】那处，犹何处。谓理无穷尽之时，盖形气有穷尽，而理则无间断亏欠故也。
  其二，《补义》或《补语》在正文注解之后，附于各卷末。根据李宜哲的解释，《补义》和《补语》的内容是对本类词语的集中解释，若本类词语散件于其他篇目，则以“见于某条”注明，以便读者遍览。兹录《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二《鬼神》卷三的《补义》部分为例：
  鬼神说，见《中庸鬼神章》及《小戴祭义类》。物怪神奸有此，见《中庸下卅八》。〇鬼神有而南轩谓无则不可，见下《春秋卅二》。又南轩不信鬼神，见上《七注》。〇又佛能服鬼，见《论语·阳货三》。……
  其三，其后附《考异》。由前文可知，《考异》是洪启禧对原《朱子语类》的《考异》辨疑解难的内容，李宜哲对洪校《考异》中的谬误，只择其疑误及难以辨别者加以考订，对显然错误而不可考者及可以两存者加以保留。兹举一例说明如下：
  【四万一】洪曰，一，一作乙。〇按，凡此洪考，不出主名，未知何人所考何等本也。盖洪考为多也乙谓上下其字也。此文乙之，则当作一万矣。乙之，非是。〇又按，乙之本义，谓句记其文断处，汉东方朔传乙其处，是也，又文字有遗落句，其旁而添书，亦曰乙。又官府文书，朱抹其要处，亦曰乙。俱见杨升庵《丹铅录》。今人乃以文之上下为乙，则误矣。然自眉岩《考异》，已为误读，而世皆沿袭如此，今不能悉正之。（《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二《鬼神》卷三）
  此处【四万一】中的“四”标明板数，指对洪校《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四板中“万一”的《考异》。“洪曰”“洪考”即指洪启禧的《考异》。李宜哲在引述洪启禧的《考异》时，多在其后加按语如“按，凡此洪考……非是”，具体考证其，指摘其谬误。
  其四，卷末附《今考》，对洪校《考异》所漏考的部分进行校订补充。但是，实际《语类考解》全书中李宜哲新增的《今考》内容并不多，且未附《今考》的卷目也为数不少。
  要之，《语类考解》在正文部分——《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卷一至卷三十八对《朱子语类》的正文进行注解和校勘。注解部分采取双行夹注的方式，包括对正文难解语句的注释和对文字异同的校勘，并附《补语》和《补义》对本类主题集中汇释；校勘部分主要是对洪校《考异》谬误的校订，并酌情附《今考》加以补充。
  此外，《语类考解》在第十册《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的《附录》另附对《〈朱子大全〉考异》的校正，集中对洪校《朱子大全》的《考异》进行校订，将洪校本《朱子大全》正集、续集、别集的谬误订正整理在《考异》和《今考》中。李宜哲说明时谓《朱子大全》的校勘已具体见于《朱子文集札疑》及《朱子文集札疑后语》两书，此部分只是为了校勘洪校《朱子大全》的《考异》而作。前文已提到，李宜哲早在英祖三十八年（1762）补充宋时烈的《朱子大全札疑》，编纂了《朱子大全札疑后语》一书，为注解《朱子大全》的参考书。但是为了校订英祖四十七年（1771）刊行的洪校本《朱子大全》的错误，他又对其进行了校勘工作，将其以附录的形式附于《语类考解》书末。
  综上，《语类考解》是为校订英祖四十七年刊行的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谬误而编纂，李宜哲在校订两书版本之谬时也试图对《朱子语类》难解的词句进行较为详细的注解，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使此书成为阅读洪校《朱子语类》的参考书。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语类考解》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朱子语类》的注解书，在朱子学及《朱子语类》的研究史上也具有极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