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诚如宋时烈所言，通读《朱子语类》，从其多达140卷的庞大语录体文章中把握朱子的核心思想，对于朝鲜知识分子来说实属不易。因此，进入18世纪后，选辑《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核心思想内容的抄节工作应运而生。这种抄节的做法早在李滉编纂《朱子书节要》后，在退溪学派中盖已肇其端，如李栽（密庵，1657—1730）所编《朱语要略》即是其例。《朱语要略》7卷是主要选辑《朱子语类》中有关“为学之方”及“修身”的内容再编所成。从是书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皆节录自《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至卷一百二十一的《训门人》也不难窥见其编纂意图。
  迄至18世纪中叶，尤庵学派中也展开了对《朱子语类》的抄节工作，出现了质量俱佳的《朱子语类》选集。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尤庵门人金昌协（农岩，1651—1708）的弟子鱼有凤（杞园，1672—1744）编于英祖十三年（1737）的《朱子语类要略》。鱼有凤称《朱子语类》对学人而言虽是“一日不可缺之书”，但以其内容繁复，难以把握要旨，故需在阅读前进行甄别。因此他摒除原书繁杂的弊病，选辑核心内容，又参酌《近思录》的门目，编成此书21篇。后代洪直弼（梅山，1776—1852）为作的后序中评价此书可与李滉的《朱子书节要》对举。
  继鱼有凤编成《朱子语类要略》后3年，即英祖十六年（1740），尤庵学派的李縡（陶庵，1680—1746）编纂了《朱子语类抄节》。此书也是从《朱子语类》中“抄其要切而删其繁乱”而编成，要亦与鱼有凤的《朱子语类要略》同类。至其特殊之处，一则对前后文作了调整，使语势义理通畅，便于阅读；二则在编排上也没有沿用按门目分类的方法。
  此期尤庵学派频现《朱子语类》的抄节作品应与当时《朱子语类》在经筵中被讲读讨论，并随之刊行了《朱子语类》的节录本《朱子语类抄》有关。
  《朱子语类》被作为经筵教材始于英祖十二年（1736），由李光佐（云谷，1674—1740）最先推荐将其选为召对教材。次年，在具体讨论了《朱子语类》召对教材的编纂及刊行方法后，即编出了《朱子语类抄》。随后于英祖十六年（1740)10月12日起，至次年3月14日为止，历时5个月，在24次召对中讲读此书。《朱子语类抄》是从现行本《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至卷一百三十七中节录有关帝王之学的内容21卷重编为11册刊行而成。现存奎章阁本《朱子语类抄》即是英祖时使用过的召对教材，通篇皆有朱笔所悬的口诀。
  从英祖十二年（1736）首次将在经筵中讲读《朱子语类》一事提上议程，至英祖十六年（1740）正式开始开讲，这期间屡次对要在经筵中使用的《朱子语类》教材的抄节方法展开了讨论。不少朱子学者即是在当时意识到经筵教材的编纂需求后对《朱子语类》展开了抄节工作，前述鱼有凤的《朱子语类要略》及李縡的《朱子语类抄节》两书之问世与也即是其例。《朱子语类抄》其实只是从《朱子语类》中照抄出若干卷内容再编而成，从抄节方法来看也不能说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过，在国王的关注下，《朱子语类》被选为经筵教材，而且国王与大臣们在讲读《朱子语类抄》时，又对《朱子语类》全书作了选图工作，这在《朱子语类》的研究史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此外，此时在东宫辅佐正祖学问的安鼎福也奉命参与了《朱子语类》的选图工作，但是对《朱子语类》全书进行选图实属勉强之事，安鼎福以《朱子语类》中所含的当时以其俗语过半，难以通解，与其勉强选图，不如就其文势来读，深加玩味探究的话或许还能有所得，向东宫正祖陈述了《朱子语类》选图工作的不合理性。但是，在正祖的坚持下，选图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
  安鼎福因在此时深感亟须解决为《朱子语类》全书选图的矛盾，重新编纂代替《朱子语类抄》的《朱子语类》经筵节录教材，于是遂于英祖五十一年（1775)6月至次年（1776)2月，仿李滉《朱子书节要》之制，抄录《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核心思想的约17％的内容，纂成《朱子语类节要》8卷8册。安鼎福曾自谓此书堪称朱子门下的《论语》，可与李滉的《朱子书节要》互为表里。《朱子语类节要》之编纂实贯穿着安鼎福欲继承李滉学脉的道统意识的强烈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以英祖年间《朱子语类》的经筵讲读及对《朱子语类抄》的选图为契机，知识分子对《朱子语类》的关注逐渐扩大，到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安鼎福的《朱子语类节要》这样学术价值较高的《朱子语类》节要书，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有关《朱子语类》的研究书。其中成就最著者当属英祖四十七年（1771）新刊的综合校正各种版本的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及其后英祖五十年（1774），李宜哲校订洪校本之谬，兼注解全书而纂成的《语类考解》。下文先着重对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和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