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朱子语类训释》和《语录解》
  16世纪中叶，随着《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的刊行传播，以李滉为首的一些先进儒者开始对这些书籍展开研究，为朝鲜朱子学打开了新局面。尤其是李滉在当时儒者激烈进行的“理气”争论中称引《朱子语类》的内容，从而确立了《朱子语类》为朱子学研究必读书的地位。此外，李珥（栗谷，1536—1584）在为初学撰写的《击蒙要诀·读书条》中亦将《朱子语类》列为必读书目。赵宪在宣祖七年（1574）所呈的《时务八条》中更谓《朱子语类》卷帙虽多，但分类精确，君臣皆能各得其用，主张应于各道官衙收藏此书供其参考。可见，至16世纪后半期，不仅对于朱子学研究者，对于初学及一般管理者而言，《朱子语类》都被视为必读书目了。
  然而，因《朱子语类》中收录了大量朱子当时的口语，对身处不同语言环境的朝鲜士人而言，确切理解其内容谈何容易。因此，一些先进学者相率展开了对其书中朱子当时的口语表达及难解的词语进行解释的尝试工作。其中，李滉为教授门人而撰成《语录解》一书，集中解释《朱子语类》中频繁出现的难解词语及口语，是为《朱子语类》研究之嚆矢。
  继此，曾在宣祖年间主管《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校勘及刊行工作的柳希春汇释经筵讲授中难解的经书语录体注解，撰成《语录字义》呈交国王。之后，柳希春与诸学者将此书重新修订后再次进上，还曾向中国来使请教，对其进行后续的修正补充。后来，柳希春在奉敕进行《朱子语类》的校正及经书的口诀、谚解工作时，接触到了与此相关的李滉的先行研究资料，遂将其汇入《语录字义》，重新补充编成了《朱子语类训释》。
  下逮17世纪中叶，柳希春的《朱子语类训释》又经郑瀁（1600—1668）补充，更名为《语录解》广为流通。郑瀁在跋文中谓《语录解》是从李滉的注解书“溪训”，柳希春的“眉训”及其他注解书中择其要者，以韩文兼汉语注解而成，并称此书为阅读《朱子语类》的必备参考书。郑瀁的《语录解》出版后仅10年，即显宗十年（1669），南二星又奉敕主管此书的修正工作，后由校书馆刊行。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的跋文谓此书对原书“删其繁芜，订其讹谬，总合前后所录，务在明白简易，去取次序，略有权衡”。很大程度上补正了原书的不足。
  （二）宋时烈的《朱子语类小分》
  以李滉为首对《朱子语类》的初期研究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补充完善后终刊成《语录解》一书，广为朝鲜士人利用。而《朱子语录》研究得以系统化、深化，则是经朝鲜后期朱子学者的代表——宋时烈发展后方才实现的。
  在研究《朱子语类》之前，宋时烈其时已经开始研究《朱子大全》了。略举其研究成果则有：其一，将李滉所著《朱子书节要》及其后郑经世（1563—1633）从书信之外的文章中选辑重要内容而编纂的《朱文酌海》两书整合，编成《节酌通编》；其二，对《朱子书节要》的注本《朱子书节要讲录》及后代补充此书而编纂的《朱子书节要记疑》进行补充修缮；其三，试图全面注解《朱子大全》而撰成《朱子大全札疑》。此外还注解了《心经释义》及《近思录释义》等朱子书籍。在进行这一系列的注解工作时，宋时烈积极参考了《朱子语类》，由此发现了《朱子语类》所录内容的纰缪及编辑上的问题。他在论及《朱子语类》时曾云：
  《朱子语类》是当时门人，各录所问答，合以成编者也。其耳提面命，丁宁反复，后人看读，有同亲承训诲于丈席之间也。第编帙浩大，难于遍阅矣。兹者敢施节略之功，去其重复，删其问目之繁絮者，又其失其门类者，互换而整厘之，几至卒业矣。
  宋时烈认为《朱子语类》辑录朱子与门人问答的编制使阅读此书时有亲身参与其中，与朱子门人们一同聆听朱子教诲的感觉。然而因其篇帙浩大，难以通读，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节略，裁汰其重复部分，删削冗繁门目，整编分类不妥的内容。
  肃宗五年（1679），时年73岁的宋时烈流配巨济岛，其间与其孙宋畴锡（1650—1692）一起潜心钻研《朱子语类》，整理朱子门人们繁杂的记录，对其删繁就简，重新编次，欲撰成《朱子语类小分》一书。然而宋时烈生前终未能完成此书，因嘱托弟子金昌协、权尚夏、李喜朝等承继此事。最终，已经宋时烈整理出的《朱子语类小分》定本30卷由前述三人及具时经、李箕洪、洪致祥、赵仁寿、金干、洪禹翊等其他弟子共同参与，附签校订完成。
  （三）《朱子语类》的抄节
  诚如宋时烈所言，通读《朱子语类》，从其多达140卷的庞大语录体文章中把握朱子的核心思想，对于朝鲜知识分子来说实属不易。因此，进入18世纪后，选辑《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核心思想内容的抄节工作应运而生。这种抄节的做法早在李滉编纂《朱子书节要》后，在退溪学派中盖已肇其端，如李栽（密庵，1657—1730）所编《朱语要略》即是其例。《朱语要略》7卷是主要选辑《朱子语类》中有关“为学之方”及“修身”的内容再编所成。从是书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皆节录自《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至卷一百二十一的《训门人》也不难窥见其编纂意图。
  迄至18世纪中叶，尤庵学派中也展开了对《朱子语类》的抄节工作，出现了质量俱佳的《朱子语类》选集。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尤庵门人金昌协（农岩，1651—1708）的弟子鱼有凤（杞园，1672—1744）编于英祖十三年（1737）的《朱子语类要略》。鱼有凤称《朱子语类》对学人而言虽是“一日不可缺之书”，但以其内容繁复，难以把握要旨，故需在阅读前进行甄别。因此他摒除原书繁杂的弊病，选辑核心内容，又参酌《近思录》的门目，编成此书21篇。后代洪直弼（梅山，1776—1852）为作的后序中评价此书可与李滉的《朱子书节要》对举。
  继鱼有凤编成《朱子语类要略》后3年，即英祖十六年（1740），尤庵学派的李縡（陶庵，1680—1746）编纂了《朱子语类抄节》。此书也是从《朱子语类》中“抄其要切而删其繁乱”而编成，要亦与鱼有凤的《朱子语类要略》同类。至其特殊之处，一则对前后文作了调整，使语势义理通畅，便于阅读；二则在编排上也没有沿用按门目分类的方法。
  此期尤庵学派频现《朱子语类》的抄节作品应与当时《朱子语类》在经筵中被讲读讨论，并随之刊行了《朱子语类》的节录本《朱子语类抄》有关。
  《朱子语类》被作为经筵教材始于英祖十二年（1736），由李光佐（云谷，1674—1740）最先推荐将其选为召对教材。次年，在具体讨论了《朱子语类》召对教材的编纂及刊行方法后，即编出了《朱子语类抄》。随后于英祖十六年（1740)10月12日起，至次年3月14日为止，历时5个月，在24次召对中讲读此书。《朱子语类抄》是从现行本《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至卷一百三十七中节录有关帝王之学的内容21卷重编为11册刊行而成。现存奎章阁本《朱子语类抄》即是英祖时使用过的召对教材，通篇皆有朱笔所悬的口诀。
  从英祖十二年（1736）首次将在经筵中讲读《朱子语类》一事提上议程，至英祖十六年（1740）正式开始开讲，这期间屡次对要在经筵中使用的《朱子语类》教材的抄节方法展开了讨论。不少朱子学者即是在当时意识到经筵教材的编纂需求后对《朱子语类》展开了抄节工作，前述鱼有凤的《朱子语类要略》及李縡的《朱子语类抄节》两书之问世与也即是其例。《朱子语类抄》其实只是从《朱子语类》中照抄出若干卷内容再编而成，从抄节方法来看也不能说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过，在国王的关注下，《朱子语类》被选为经筵教材，而且国王与大臣们在讲读《朱子语类抄》时，又对《朱子语类》全书作了选图工作，这在《朱子语类》的研究史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此外，此时在东宫辅佐正祖学问的安鼎福也奉命参与了《朱子语类》的选图工作，但是对《朱子语类》全书进行选图实属勉强之事，安鼎福以《朱子语类》中所含的当时以其俗语过半，难以通解，与其勉强选图，不如就其文势来读，深加玩味探究的话或许还能有所得，向东宫正祖陈述了《朱子语类》选图工作的不合理性。但是，在正祖的坚持下，选图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
  安鼎福因在此时深感亟须解决为《朱子语类》全书选图的矛盾，重新编纂代替《朱子语类抄》的《朱子语类》经筵节录教材，于是遂于英祖五十一年（1775)6月至次年（1776)2月，仿李滉《朱子书节要》之制，抄录《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核心思想的约17％的内容，纂成《朱子语类节要》8卷8册。安鼎福曾自谓此书堪称朱子门下的《论语》，可与李滉的《朱子书节要》互为表里。《朱子语类节要》之编纂实贯穿着安鼎福欲继承李滉学脉的道统意识的强烈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以英祖年间《朱子语类》的经筵讲读及对《朱子语类抄》的选图为契机，知识分子对《朱子语类》的关注逐渐扩大，到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安鼎福的《朱子语类节要》这样学术价值较高的《朱子语类》节要书，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有关《朱子语类》的研究书。其中成就最著者当属英祖四十七年（1771）新刊的综合校正各种版本的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及其后英祖五十年（1774），李宜哲校订洪校本之谬，兼注解全书而纂成的《语类考解》。下文先着重对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和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