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序言
  14世纪初，朱子学从元朝传入朝鲜半岛，继而以朱子学为思想背景的新兴士大夫形成新政治势力集团登上了高丽王朝（936—1392）的政治舞台，这批新兴士大夫后来成为朝鲜王朝（1392—1910）建国的中坚力量。以朱子学为统治理念的朝鲜王朝大力普及朱子学，官方从中国积极引进朱子学相关书籍，并将其以朝鲜活字本或木刻本刊印颁布。随着朝鲜朱子学书籍的广泛传播，对朱熹（1130—1200）及朱子思想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研究的范围亦不再局限于朱子的《四书集注》，而是扩大到了与朱子相关的所有著作。
  除了《四书集注》等以单行本出版的经书注解书外，结集朱子所有诗文的《朱子文集大全》（以下简称《朱子大全》）及收录朱子生前教授弟子的语录而整理成书的《朱子语类大全》（以下简称《朱子语类》）也传播起来。15世纪，《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在中国重新刊印，两书随即传入鲜朝，朝鲜朝廷将其以朝鲜活字本刊印后分赐给大臣及地方书院等进行普及。以此为契机，朝鲜士人展开了对两书的校勘、抄写、分类及注解等工作，使朱子学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其中尤以李滉（退溪，1501—1570）较早认识到了两书在理解朱子思想方面的重要文本价值，率先开始对其进行研究。
  朝鲜明宗十三年（1558），李滉从《朱子大全》所收录的1700余篇书札中摘要选取了1008篇，对其删减节要，编成《朱子书节要》20卷。此后李滉为门人讲授《朱子书节要》，讲解中遇到难解的文句或物名时便以汉语兼谚文进行解释，后代其门人将此整理编成了《朱子书节要讲录》。李滉也曾编著《语录解》一书，汇集《朱子语类》中难解的语句和口语表达，以汉语兼谚文进行解释。以李滉对《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的研究为肇端，朝鲜的朱子学研究迎来了新局面，由此形成的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继踵发展，终使朝鲜朱子学成为自成体系的学问。
  《朱子语类》收录的多是直接以当时口语记录朱子与弟子问答对话的语录体文章，当时朱子门人所以用语录体编纂此书是为了再现朱子与弟子对话时的生动场面，俾使后学能更容易地理解朱子的思想。然而，在语言环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朝鲜，这种语录体文章反倒增加了知识分子理解《朱子语类》的难度。因此，李滉便率先开始摘录《朱子语类》中难解的词语及口语表达等，杂以汉语和朝鲜谚文进行解释，此为朝鲜后期《朱子语类》研究的端绪。继李滉之后，随着朱子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专门研究《朱子语类》的著作一时涌现，其中尤以朝鲜后期朱子学研究的代表——宋时烈（尤庵，1607—1689）主编的《朱子语类小分》成就最著。宋时烈因《朱子语类》中朱子门人的记录错杂繁复，遂与其门人一起对《朱子语类》重新编目，调整分类，撰成此书。
  从李滉到宋时烈，其间虽有不少学者研究《朱子语类》，但对于朝鲜知识分子来说，从《朱子语类》多达140卷的庞大语录体文章中把握朱子的核心思想依然绝非易事。因此，迨18世纪朱子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后，对《朱子语类》的研究也与《朱子大全》一样日趋细化，大体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分途展开：其一是甄选《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对其精简裁汰，提取要旨的抄节式研究；其又一是对《朱子语类》中难解的词句进行训解乃至文本校正、校勘的综合注解式研究。前者节要成果的代表是退溪学派的安鼎福（顺庵，1712—1791）编纂的《朱子语类节要》，后者综合注解成果的代表即是尤庵学派的李宜哲（文庵，1703—1778）编纂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
  本文首先考察朝鲜后期朱子学研究深化过程中《朱子语类》的研究动向；其次，考察从退溪《语录解》到李宜哲《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出现为止，其间所出现的各种《朱子语类》注释书的发展样态和思想背景。最后，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重新究明朝鲜《朱子语类》及朱子学研究的发展样态，同时在东亚视野中探讨朝鲜朱子学的特殊性。
  二、朝鮮刊本《朱子语类》
  现行本《朱子语类》140卷的底本，是南宋末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刊印于江西建昌的《朱子语类大全》。此书是黎靖德搜集当时已经刊行流通的97位朱子门人记录的《语录》，及将语录分类编成的《语类》等作品，删削重复内容，分类整理为26门而成①。惜其刊行后不过十年，南宋灭亡，此书因此直到元朝大力普及朱子学后才得以推广。
  朱子学传入韩国是以派遣到元大都的高丽使行员及留学生购入《四书集注》等朱子学书籍为开端②。此外，高丽成均馆也曾派人到中国江南地区购买朱子学书籍，引书达万余卷③。目前虽不能排除黎靖德的140卷本《朱子语类》在此时传来的可能性，但就现存的文献尚无法确认其在当时传来与否。
  《朱子语类》一书在朝鲜文献上频繁出现始于成宗时期（1470—1494）。成宗七年（1476），文献中首次出现了使明谢恩使郑孝常等归国时购入《朱子语类》，将其进奉朝廷的记载④。据郑孝常进书时所言“此书近来所撰”，可以推断此时购入的《朱子语类》正是3年前，即明成化九年（1473）刊行的陈炜刻本《朱子语类大全》①。又据记载，郑孝常使华后第五年，即成宗十二年（1481)4月，以质正官身份出使中国的金欣（1448—1492）归国时奉上一帙《朱子语类》②。次年，使行员们在归国途中又从北京购得一部《朱子语类》③。
  《朱子语类》传入之后，朝鲜即致力于将此书以活字本刊行普及。中宗三十九年（1544），《朱子语类》（140卷75册）首次刊印，刊出后下赐给了90余位大臣④。中宗年间刊行的铜活字（丙子字）本《朱子语类》140卷75册是以中国成化九年（1473）刊行的陈炜刻本《朱子语类大全》为底本⑤，现存中宗三十九年（1544）刊行的丙子字本唯一的完本是卢守慎（苏斋，1515—1590）的内赐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⑥。此外，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韩国其他图书馆也保留了相当数目的残本⑦。按李滉研究时所用的《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的底本即是此时刊行的版本，当时李滉使用过的自笔校正本现尚存有一部分⑧。
  继中宗年间刊行丙子字本《朱子语类》三十余年后，宣祖八年（1575），经柳希春和赵宪（重峰，1544—1492）等人校正，又以铜活字重新刊印了此书①。仁宗年间（1623—1636）岭南监营制作木版刊印两书，并于孝宗八年（1657）再刊。英祖四十七年（1771），岭南监营又刻新木版重刊两书。对此下文还会详加论述，此处从略。
  三、《朱子语类》的节要与注释
  （一）《朱子语类训释》和《语录解》
  16世纪中叶，随着《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的刊行传播，以李滉为首的一些先进儒者开始对这些书籍展开研究，为朝鲜朱子学打开了新局面。尤其是李滉在当时儒者激烈进行的“理气”争论中称引《朱子语类》的内容②，从而确立了《朱子语类》为朱子学研究必读书的地位。此外，李珥（栗谷，1536—1584）在为初学撰写的《击蒙要诀·读书条》中亦将《朱子语类》列为必读书目③。赵宪在宣祖七年（1574）所呈的《时务八条》中更谓《朱子语类》卷帙虽多，但分类精确，君臣皆能各得其用，主张应于各道官衙收藏此书供其参考④。可见，至16世纪后半期，不仅对于朱子学研究者，对于初学及一般管理者而言，《朱子语类》都被视为必读书目了。
  然而，因《朱子语类》中收录了大量朱子当时的口语，对身处不同语言环境的朝鲜士人而言，确切理解其内容谈何容易。因此，一些先进学者相率展开了对其书中朱子当时的口语表达及难解的词语进行解释的尝试工作。其中，李滉为教授门人而撰成《语录解》一书，集中解释《朱子语类》中频繁出现的难解词语及口语①，是为《朱子语类》研究之嚆矢。
  继此，曾在宣祖年间主管《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校勘及刊行工作的柳希春汇释经筵讲授中难解的经书语录体注解，撰成《语录字义》呈交国王②。之后，柳希春与诸学者将此书重新修订后再次进上③，还曾向中国来使请教，对其进行后续的修正补充④。后来，柳希春在奉敕进行《朱子语类》的校正及经书的口诀、谚解工作时，接触到了与此相关的李滉的先行研究资料⑤，遂将其汇入《语录字义》，重新补充编成了《朱子语类训释》⑥。
  下逮17世纪中叶，柳希春的《朱子语类训释》又经郑瀁（1600—1668）补充，更名为《语录解》广为流通⑦。郑瀁在跋文中谓《语录解》是从李滉的注解书“溪训”，柳希春的“眉训”及其他注解书中择其要者，以韩文兼汉语注解而成⑧，并称此书为阅读《朱子语类》的必备参考书。郑瀁的《语录解》出版后仅10年，即显宗十年（1669），南二星又奉敕主管此书的修正工作，后由校书馆刊行。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的跋文谓此书对原书“删其繁芜，订其讹谬，总合前后所录，务在明白简易，去取次序，略有权衡”。很大程度上补正了原书的不足①。
  （二）宋时烈的《朱子语类小分》
  以李滉为首对《朱子语类》的初期研究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补充完善后终刊成《语录解》一书，广为朝鲜士人利用。而《朱子语录》研究得以系统化、深化，则是经朝鲜后期朱子学者的代表——宋时烈发展后方才实现的。
  在研究《朱子语类》之前，宋时烈其时已经开始研究《朱子大全》了。略举其研究成果则有：其一，将李滉所著《朱子书节要》及其后郑经世（1563—1633）从书信之外的文章中选辑重要内容而编纂的《朱文酌海》两书整合，编成《节酌通编》；其二，对《朱子书节要》的注本《朱子书节要讲录》及后代补充此书而编纂的《朱子书节要记疑》进行补充修缮；其三，试图全面注解《朱子大全》而撰成《朱子大全札疑》②。此外还注解了《心经释义》及《近思录释义》等朱子书籍。在进行这一系列的注解工作时，宋时烈积极参考了《朱子语类》，由此发现了《朱子语类》所录内容的纰缪及编辑上的问题。他在论及《朱子语类》时曾云：
  《朱子语类》是当时门人，各录所问答，合以成编者也。其耳提面命，丁宁反复，后人看读，有同亲承训诲于丈席之间也。第编帙浩大，难于遍阅矣。兹者敢施节略之功，去其重复，删其问目之繁絮者，又其失其门类者，互换而整厘之，几至卒业矣。③
  宋时烈认为《朱子语类》辑录朱子与门人问答的编制使阅读此书时有亲身参与其中，与朱子门人们一同聆听朱子教诲的感觉。然而因其篇帙浩大，难以通读，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节略，裁汰其重复部分，删削冗繁门目，整编分类不妥的内容。
  肃宗五年（1679），时年73岁的宋时烈流配巨济岛，其间与其孙宋畴锡（1650—1692）一起潜心钻研《朱子语类》，整理朱子门人们繁杂的记录，对其删繁就简，重新编次，欲撰成《朱子语类小分》一书。然而宋时烈生前终未能完成此书，因嘱托弟子金昌协、权尚夏、李喜朝等承继此事①。最终，已经宋时烈整理出的《朱子语类小分》定本30卷由前述三人及具时经、李箕洪、洪致祥、赵仁寿、金干、洪禹翊等其他弟子共同参与，附签校订完成②。
  （三）《朱子语类》的抄节
  诚如宋时烈所言，通读《朱子语类》，从其多达140卷的庞大语录体文章中把握朱子的核心思想，对于朝鲜知识分子来说实属不易。因此，进入18世纪后，选辑《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核心思想内容的抄节工作应运而生。这种抄节的做法早在李滉编纂《朱子书节要》后，在退溪学派中盖已肇其端，如李栽（密庵，1657—1730）所编《朱语要略》即是其例③。《朱语要略》7卷是主要选辑《朱子语类》中有关“为学之方”及“修身”的内容再编所成。从是书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皆节录自《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至卷一百二十一的《训门人》也不难窥见其编纂意图④。
  迄至18世纪中叶，尤庵学派中也展开了对《朱子语类》的抄节工作，出现了质量俱佳的《朱子语类》选集。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尤庵门人金昌协（农岩，1651—1708）的弟子鱼有凤（杞园，1672—1744）编于英祖十三年（1737）的《朱子语类要略》。鱼有凤称《朱子语类》对学人而言虽是“一日不可缺之书”，但以其内容繁复，难以把握要旨，故需在阅读前进行甄别。因此他摒除原书繁杂的弊病，选辑核心内容，又参酌《近思录》的门目，编成此书21篇①。后代洪直弼（梅山，1776—1852）为作的后序中评价此书可与李滉的《朱子书节要》对举②。
  继鱼有凤编成《朱子语类要略》后3年，即英祖十六年（1740），尤庵学派的李縡（陶庵，1680—1746）编纂了《朱子语类抄节》。此书也是从《朱子语类》中“抄其要切而删其繁乱”而编成，要亦与鱼有凤的《朱子语类要略》同类。至其特殊之处，一则对前后文作了调整，使语势义理通畅，便于阅读；二则在编排上也没有沿用按门目分类的方法③。
  此期尤庵学派频现《朱子语类》的抄节作品应与当时《朱子语类》在经筵中被讲读讨论，并随之刊行了《朱子语类》的节录本《朱子语类抄》有关。
  《朱子语类》被作为经筵教材始于英祖十二年（1736），由李光佐（云谷，1674—1740）最先推荐将其选为召对教材④。次年，在具体讨论了《朱子语类》召对教材的编纂及刊行方法后⑤，即编出了《朱子语类抄》。随后于英祖十六年（1740)10月12日起，至次年3月14日为止，历时5个月，在24次召对中讲读此书。《朱子语类抄》是从现行本《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至卷一百三十七中节录有关帝王之学的内容21卷重编为11册刊行而成。现存奎章阁本《朱子语类抄》即是英祖时使用过的召对教材，通篇皆有朱笔所悬的口诀⑥。
  从英祖十二年（1736）首次将在经筵中讲读《朱子语类》一事提上议程，至英祖十六年（1740）正式开始开讲，这期间屡次对要在经筵中使用的《朱子语类》教材的抄节方法展开了讨论。不少朱子学者即是在当时意识到经筵教材的编纂需求后对《朱子语类》展开了抄节工作，前述鱼有凤的《朱子语类要略》及李縡的《朱子语类抄节》两书之问世与也即是其例。《朱子语类抄》其实只是从《朱子语类》中照抄出若干卷内容再编而成，从抄节方法来看也不能说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过，在国王的关注下，《朱子语类》被选为经筵教材，而且国王与大臣们在讲读《朱子语类抄》时，又对《朱子语类》全书作了选图工作，这在《朱子语类》的研究史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此外，此时在东宫辅佐正祖学问的安鼎福也奉命参与了《朱子语类》的选图工作，但是对《朱子语类》全书进行选图实属勉强之事，安鼎福以《朱子语类》中所含的当时以其俗语过半，难以通解，与其勉强选图，不如就其文势来读，深加玩味探究的话或许还能有所得，向东宫正祖陈述了《朱子语类》选图工作的不合理性①。但是，在正祖的坚持下，选图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
  安鼎福因在此时深感亟须解决为《朱子语类》全书选图的矛盾，重新编纂代替《朱子语类抄》的《朱子语类》经筵节录教材，于是遂于英祖五十一年（1775)6月至次年（1776)2月，仿李滉《朱子书节要》之制，抄录《朱子语类》中体现朱子核心思想的约17％的内容，纂成《朱子语类节要》8卷8册。安鼎福曾自谓此书堪称朱子门下的《论语》，可与李滉的《朱子书节要》互为表里②。《朱子语类节要》之编纂实贯穿着安鼎福欲继承李滉学脉的道统意识的强烈作用，于此可见一斑③。
  以英祖年间《朱子语类》的经筵讲读及对《朱子语类抄》的选图为契机，知识分子对《朱子语类》的关注逐渐扩大，到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安鼎福的《朱子语类节要》这样学术价值较高的《朱子语类》节要书，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有关《朱子语类》的研究书①。其中成就最著者当属英祖四十七年（1771）新刊的综合校正各种版本的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及其后英祖五十年（1774），李宜哲校订洪校本之谬，兼注解全书而纂成的《语类考解》。下文先着重对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和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进行说明。
  四、洪启禧校勘本《朱子语类》
  如前所述，英祖时期在国王的倡导和奖励下，知识分子对朱子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相关书籍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至18世纪中叶，因收藏于岭南监营的《朱子语类》及湖南（全州）监营的《朱子大全》的木板均在火灾中被焚毁，朝廷遂提议由洪启禧校勘后，重新刊印两书。洪启禧在英祖四十六年（1770)10月20日上呈国王的奏疏文中对此次重刊的始末作了详细说明②。
  是年（1770）十月二十日，奉朝贺臣洪启禧登台言：“臣尝以《朱子大全》《语类》之多讹谬为悯，常欲校正矣。岭南《语类》板烧于数十年前，湖南《大全》板烧于数年前，天下之尊朱子，莫如我朝，而二书板本，俱将泯没，臣窃慨惋，固知早晚有朝家改刊之命，不当以讹谬之旧本入刻，故臣留意改修，己丑一年修草本，庚寅一年书刊本，校役犹有未毕，而欲请以辛卯入刻矣，仍进万历《校正凡例》，及今所修《改刊凡例》。”①
  洪启禧认为《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版本谬误很多，本欲校正，又因两书的木板已于数十年前及数年前均失火遭毁，所以料想朝廷早晚也会下令改刊。为避免再以讹谬极多的旧本入刻，他立志修订两书，于己丑年，即英祖四十五年（1769）完成草本，翌年手书刊本，在校正尚未完成时即请求朝廷于辛卯年，即次年的英祖四十七年（1771）刊印此书。对此，英祖指示《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两书完成校正本交付校书馆后，分别付与湖南监营和岭南监营，由全罗道和庆尚道的观察使于次年（1771）刊印②。
  洪启禧在《朱子文集语类改正凡例》中叙述其校书之由时云：
  我宣庙八年乙亥（1575），命刊朱子文集、语类，眉庵柳文节公希春，实承命校正，重峰赵文烈公宪，相其役，其考校之精详可知，而龙蛇之难，编帙散佚。虽有乱后所刻，不但讹误甚多，且考之柳公凡例，多有不合者，以此知其非柳公之所校之本也。近得乱前印本一件［玉山书院所藏，宣庙朝须赐者，而间有头注书，以李滉云云，似经文纯公校勘］（“［］”中内容为原书双行小注，后同），讹误差少，似是乙亥校本，而却无柳公凡例，未知其故也。燕市购来者，有十数本，校之我国前后本，各有得失。今就诸本，参互校雠，舍短取长，以成此本。
  洪启禧在此称许了柳希春和赵宪奉敕校正刊行于宣祖八年（1575）的《朱子大全》及《朱子语类》考校之精详。又提到在随后发生的壬辰倭乱（1592）中，此时刊行的书籍大多散失亡佚，而之后刊行的木刻版《朱子语类》谬误繁多，经考并非柳希春校正的版本。因此他搜集国内各种版本及新从燕京购入的版本，逐一对照，校勘原文，完成了此次校正本。
  通过校正工作，洪启禧订正了仁祖之后各次刊行的木刻本的错误，意图恢复宣祖时期活字本（乙亥字本）的原貌①。可见洪校《朱子语类》是以乙亥字本为底本，即与明成化九年（1473）的陈炜刻本《朱子语类大全》140卷为同一系列的版本。校订完成后按计划于英祖四十七年（1771）在岭南监营制成木板，题名为《朱子语类大全》刊印发行②。
  以下对洪校《朱子语类》的编制加以说明：其书首章有题为“朱子语类大全［辛卯入梓岭营藏板］”的标题，后载《朱子语类大全总目》，其后为序文，依次载有成化九年（1473）彭时所作《朱子语类大全序》，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刊时叶向高所作《重锓朱子语类叙》，朱吾弼所作《重刻朱子语类大全序》及汪应蛟所作《重刻朱子语类大全叙》。其后载万历三年（1575）柳希春所作《朱子文集语类校正凡例》及万历乙亥后196年，即英祖四十七年（1771）洪启禧所作《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
  《凡例》之后，依次列出了黎靖德类编之《语录》③和《语类》④类作品的卷数。柳希春的校正本（乙亥字本）在卷首收录了这些《语录》和《语类》类作品的序文，但洪启禧则只存其目录，将其序文全部整编录入了他新编著的《朱子大全》的《附录·诸编序跋》中⑤。
  在《语录》和《语类》类作品目录之后，又相继收录了《朱子语录姓氏》《朱子语类大全门目》和《朱子语类大全卷目》，以及黎靖德作于景定四年（1263）的《序文》及作于咸淳六年（1270）的《再序》和《考订》。末后附有洪启禧对卷首内容进行校订的《考异》，其后各卷尾也都附有校订本卷内容的《考异》。《考异》部分是洪启禧在《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校订中最为着力之处，可谓是其《朱子语类》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洪启禧在《凡例》中详细说明其《考异》时云：
  二书皆有考异，而今以诸本参校，又有多少同异，辄复添录，故考异视前倍蓰［诸本之一是一伪者，则从其是，而《考异》曰“某一误某”。两本皆通者，则从其一，而《考异》曰“某一作某”。前辈虽有正讹，而无一本可据以改者，则《考异》曰“某当作某”，或曰“某恐某”，或曰“某恐误”。近本之讹者，则印行于世者已久，今见改正，必有疑惑，故虽明知其讹，而必为考异。他本讹者则否］。《大全》旧本《考异》，在每卷下，《语类·考异》，在全帙之末，今并用《大全》旧例，而若无表识，则必不可何字有考异，故加点于本字之傍。
  洪启禧谓之前16世纪柳希春校正刊行的《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中就有《考异》，他以此《考异》为基础，重新对照诸版本，在内容有出入之处添加自己的校正，所以他的《考异》内容是原来的数倍。在紧接着的双行小注中对《考异》的具体处理方法及用例逐一作了说明。此外又指出原来《朱子语类》的《考异》在全帙之末，此本则仿《朱子大全》之例，将其分附于各卷末，且在原文中对有校勘的文字标点于其侧以示识别。
  以上卷首内容之后是正文目录，自卷之一《理气上》至卷之百四十《作文·拾遗》，其排列次第全部依照乙亥字本，但是对字行高低格式失当者参考其他版本略作了更正①。而且洪启禧删除了原载于乙亥字本书末的成化九年（1473）陈炜所作跋文及张元桢的《朱子语类大全后序》。另外，原乙亥字本的排版《朱子大全》为每板二十行，每行十八字，《朱子语类》为每板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字，洪校本则统一改用当时成均馆刊印经籍时所通用的排版，每板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②。
  要之，洪启禧在当时藏于岭南监营的《朱子语类》和藏于湖南监营的《朱子大全》的木板均在火灾中被毁的情况下，着手对两书的版本进行校正，在得到英祖的应允后，两书于英祖四十七年（1771）付印。洪校本是为了订正仁祖之后刊印的木刻本的错误，以恢复宣祖八年（1575）柳希春等人校正的乙亥字本的原貌。为此，洪启禧不仅搜集国内各种版本，还收集了新从中国购得的版本备其参考，并在每卷末所附的《考异》中集中反映了自己的校勘成果。
  但是，为了在生前实现《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两书的重新刊印，洪启禧勉为其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这两部部头庞大的书籍的校正工作，因此，书中不免仍存在不少谬误。此外，将柳希春等前人的校勘成果与自己的校勘未加区分，全部置于《考异》之中，又出于一己之见删除了柳希春校正本中所收录的《语录》和《语类》类作品的序文及书末陈炜的《跋文》和张元桢的《朱子语类大全后序》，使《朱子语类》在编制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对洪氏校勘本深感不满的李宜哲在《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刊行三年之后的英祖五十年（1774）编纂了《朱子语类考文解义》（以下简称《语类考解》），以订正洪校本的谬误，并进而尝试对《朱子语类》全书作更为详细的注解。
  五、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
  （一）奎章阁本《语类考解》
  李宜哲（1703—1778），字原明，号文庵、陶湖①，本贯龙仁，为佐郎李世运之子，李縡（陶庵，1680—1746）之门人。英祖三年（1727）于司马试登进士第，授长陵参奉，后转军资监奉事，英祖二十四年（1748）以春塘台文科丙科及第，授检阅，历任正言、承旨、持平、大司谏、淮阳府使等职，英祖四十五年（1769）任大司宪。正祖（1776—1800）即位后擢为礼曹判书，官至弘文馆大提学。从英祖朝末期至正祖朝初期，李宜哲一直在中央身居高位，至升任弘文馆大提学后，更是成为当代文衡式的学者。李宜哲在《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中谓《语类考解》成书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②，可知此书是李宜哲在中央供职的后期写成的。
  《语类考解》的手抄本现藏于两处，其一为首尔大学奎章阁③，另一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藏书阁①。奎章阁藏本各册封面均印有“文庵藏书”章，可见其本是李宜哲的藏书。观其笔迹与李宜哲的其他书籍一致，又可推断此奎章阁本《语类考解》系李宜哲亲笔手书②。李宜哲在初步完成《语类考解》，将其抄写之后还数次进行了修正补充，故此奎章阁本处处可见增删文句的痕迹，此外也散见有附笺补充。藏书阁本《语类考解》是由奎章阁本重新整理而成，从封面的“李王家图书之章”之印可见其本系王室奎章阁图书，应是在李宜哲完成《语类考解》的修正补充后，请友人代为抄写而上呈国王的本子。此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已有影印本出版③，笔者近期点校的藏书阁本《语类考解》也已经出版④。
  值得注意的是，藏书阁本《语录考解》并未全部收录奎章阁本修正补充后的所有内容，确切地说，奎章阁本中特别附笺补充的内容有一部分并未收录于藏书阁本。另外，藏书阁本《语类考解》中多处附有“栏外注”，参照奎章阁本可发现这些栏外注全系奎章阁本附笺补充的内容。因此可以推断，藏书阁本中的这些栏外注应是在初次整理抄写完奎章阁本之后，追加补录奎章阁本后续修正补充的附笺内容而成。
  此外，奎章阁本中还间见用密集的小字补充的眉注，这些内容则全部未见录于藏书阁本。可见，奎章阁本《语类考解》修正补充的内容在藏书阁本中有一部分以“栏外注”的形式收录，有一部分则未见录。因此，现存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并不是全部照录奎章阁修正补充本的版本。这种现象可解释为：奎章阁本的修正补充工作是分数次完成的，而藏书阁本则抄录于这数次之间。那么，奎章阁本究竟于何时经过了哪些修正补充？藏书阁本又是抄写于何时的呢？
  前文已提到，《语类考解》的序文作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另外，李宜哲在完成《语类考解》，将其上呈国王时作了《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这篇奏疏文附录于《语类考解》第十册最末，奎章阁本在此奏疏文尾又追加了“甲午五月作，不果上”的记录，由此可知，这篇奏疏文比《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晚两个月写成，李宜哲欲向国王上此疏而未果。此外，《语类考解》第十册末的《大全集考异办义》后有对《遗集》二卷和《附录》十二卷的说明，“按，此二种，皆洪所新创而为之者。……甲午七月五日，陶湖书”，可见此部分是李宜哲写于英祖五十年（1774)7月5日，比作序文晚四个月。
  另外，奎章阁本《语类考解》每册的末章都标明了各册的校正日期。第一册有“时乙未腊月十六日，第十校，陶湖”的记录，乙未年即英祖五十一年（1775），是作序文之后的第二年，李宜哲在此年12月16日完成了《语类考解》第一册的第十次校订。之后第二册有“丙申正月三日，第十校，陶湖”的记录，说明李宜哲在丙申年，即英祖五十二年（1776）正月初三完成了《语类考解》第二册的第十次校订。之后第三册于正月十一日，第四册于正月十八日，第五册于二月初，第六册于二月十三日，第七册于二月十九日，第八册于三月二十三日完成了第十次校订。而对第九册和第十册的校正日期则未予明确说明①。
  如前所述，李宜哲于英祖五十一年（1775)12月16日开始至次年（1776）春季为止，历时四个月，完成了《语类考解》的第十次校正。而李宜哲早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完成了《语类考解》的序文，同年5月作奏疏文，7月对最后的《附录》进行了补充。综上可知，李宜哲在初次完成《语类考解》后的两年之间，对其进行了为数十次的校订补充。不过，李宜哲在完成《语类考解》的第十次校订后还生活了两年，其间是否又后续进行了校正补充，尚无法排除其可能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存奎章阁本《语类考解》是李宜哲完成最终修订补充后的亲笔遗稿本，而现存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则是抄写于历次修正补充之间的不完全本。
  那么，藏书阁本《语类考解》是在何时抄写的呢？首先，结合藏书阁本对《遗集》和《附录》写作时间的说明及所收录的李宜哲奏疏文的写作时间，可知它至少完成于英祖五十年（1774)7月之后。其次，从藏书阁本未全部收录奎章阁本的修订内容，可知其至少是在李宜哲的最后一遍修订完成之前抄写的。由此可以大致确定藏书阁本抄写的时间在英祖五十年（1774)7月至《语类考解》的（第一册）第十次校正完成的英祖五十一年（1775)12月16日。在李宜哲的最终校订完成之前，又补录了当时李宜哲后续附笺修正的内容，是为现在所见藏书阁本的栏外注。
  上文已详论了藏书阁本《语类考解》并非李宜哲的最终校正本，此外，其抄写中也存在不少别字。今影印出版的藏书阁本《语类考解》中还存在重复影印①、前后内容错置②等不少问题。可见，藏书阁本《语类考解》虽因便于使用而流传较广，但其版本的价值却不及奎章阁本。因此，若要研究《语类考解》，奎章阁本是不能不参考的。
  （二）《语类考解》编制上的特征
  《语类考解》第一册之前半部分依次载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大略介绍洪校本《朱子语类》所录序文的《语类大全序略》、说明黎靖德《朱子语类》卷首内容的《语类黎公编叙》，以及对洪校《考异》及作者本人所作《今考》的说明。继此直到第九册编次为《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至第三十八，是对洪校《朱子语类》的正文卷之一至卷之百四十的校勘及注解①。之后第十册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为《附录》部分，是对洪校《朱子大全》进行校正的内容②，该册末还附有《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下文将逐一对各部分的具体内容详细进行讨论说明。
  其一，《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作于英祖五十年（1774)3月，文中交代了李宜哲编纂《语类考解》的动机。李宜哲在言及柳希春校正本及洪启禧校正本《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时云：
  《语类》之书，旧多误文疑义，读者病焉。宣庙乙亥，文节柳公承命，考正其文者有之，而亦略矣。又尝有注解其疑义者，而今亡矣，不传焉。盖《文集》《语类》，皆先生遗书之《大全》，而《语类》所记，为纤悉精微，万理具备，学者不可一日而不讲也。余于《文集》有《后语》之文，其于此书，又敢窃记旧闻，疏其疑难，以自观省。又取岭南新本，就其所谓《考异》者，并加论辨，而仍正其谬戾畔古者。藏诸巾笥，以俟他日有所考据，得反其旧而定得失，其志亦可悲也。……岁甲午三月日，龙仁李宜哲序。
  李宜哲首先指出宣祖时的柳希春曾奉王命校正了《朱子语类》，但失之于疏略，其早期注解此书疑义的著作也均已失传。其次，李宜哲称自己已编纂了《朱子大全劄疑后语》一书，也曾收录有关《朱子语类》的旧闻，解释书中疑难。此外，他还曾对岭南监营新刊本的《考异》部分进行考辨，校正其谬误及与原版相异的内容。从《序文》可知李宜哲编纂《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的动机，是为了继承希春的注解传统，校正洪启禧的《考异》之谬。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宜哲在编纂《语类考解》之前已经编纂了《朱子大全札疑后语》，同时也早已开始了《朱子语类》的注解工作。李宜哲编纂的《朱子大全札疑后语》成书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为注解《朱子大全》之代表作①。根据李宜哲的序文，《语类考解》是在继编纂《朱子大全札疑后语》之后，耗时十年完成的②，而其中对洪启禧《考异》错误的校订是在最后阶段补充的。
  其二，关于《语类大全序略》，李宜哲在文中先简要概述了彭时作于成化九年（1473）的《朱子语类大全序》的内容，并补充说明道：
  按，安成，他文成作城，盖彭公乡贯也。《皇朝列卿记》有内阁太学士彭时，即公也。此乃《语类》重刊时，本序载于原本之首，其论《语类》始末，及刊板事为详，而其他语，则无甚发明，故今姑就其文，而撮略之如此，以俟他日。又一本兼载陈炜本序，及翰林张元祯序文，皆成化刊板时所作，而张序泝言程朱后学末弊，为可观者，而今洪此本皆刊去之。其附录中，独载叶向高一序，不知何意也。
  李宜哲在简要介绍了彭时的籍贯及其《朱子语类大全序》后，说明了自己简述其文的原因。继此提到“又一本”中收录的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的序文及张元桢的序文，并称道张元桢的序文“泝言程朱后学末弊，为可观者”。对于洪校本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附录中将这些文章全部删除，而只收录叶向高的序文，李宜哲对这种编纂态度提出了批判。此处李宜哲提到的“又一本”即指宣祖八年（1575）刊印的柳希春校正本（乙亥字本），张元桢的序文即是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收录的《朱子语类大全后序》。叶向高的序文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重刊时叶向高所作的《重锓朱子语类叙》。
  其三，在《语类黎公编叙》篇，李宜哲在说明黎靖德《朱子语类》卷首内容时，对洪本不收录黎靖德类编的《语录》及《语类》类作品的序文进行了指摘：
  原本，此下列录，朱门诸公所作《语录》《语类》序文。自黄榦及李性传、蔡抗、吴坚、黄士毅、魏了翁、蔡杭、王佖，凡八家之文，详记《语录》《语类》之所由，及池、饶、建、蜀、徽州刊板之说备矣。而今此本，乃刊而去之，移载于附录中，其谬甚矣。
  李宜哲谓原柳希春校正本（乙亥字本）在卷首部分收录了黎靖德类编的《语录》及《语类》①作品的序文，即嘉定乙亥年（1215）黄榦所作《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嘉熙戊戌年（1238）李性传所作《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淳祐己酉年（1249）蔡杭所作《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咸淳初元年（1265）吴坚所作《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嘉定己卯年（1219）黄士毅所作《朱子语类后序》，嘉定庚辰年（1220）魏了翁所作《眉州刊朱子语类序》，淳祐壬子年（1252）蔡杭所作《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及同年王佖所作《徽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而洪启禧却只存其目录，将柳校本《朱子语类》卷首曾经收录的这些序文全部删除，整编录入他新编的《朱子大全》的《附录·诸编序跋》中，李宜哲指摘了这种编排方式之不当。
  其四，《朱子语录姓氏》为黎靖德整理的记录朱子97名弟子的人名及听讲年份的文章。李宜哲首先在“【廖德明】癸巳以后所闻”条下指出了洪本所载此篇的体裁问题道：“按原本，凡某年所闻云者，书在名下中一层，而年名则大书，而此本，乃移之于上一列，而细书之。”其次，在“【曾祖道】字，择之，赣州人”条解释说：“按，此名下所注六字，原本所无，而此本添之，下放此。”指出洪校本增添了原本没有的内容。其后，李宜哲评判洪校本所注祖道以下至黄士毅八人的字及籍贯时云：
  按，此自曾祖道，以下至此，所注字号及某地人，皆洪所自添入者，而不著其说，人所不觉，今就原本，旁抹以朱而表之。盖此既以己意，辄去其序于前，又就此条变幻其例，而又私自添补之如此。盖此等处，虽有他本可据，犹当存其本文，别录已见于下，庶或可矣。而今乃辄以己说，搀入先贤已成之文字，而又泯其迹焉。有若勒成一家之言，去就增改，不少畏忌，甚可怪也。
  李宜哲指出原本并未载曾祖道以下八人的字及籍贯，而洪启禧却根据己意进行添加，且又未加以区分，使学者无法辨别，对洪氏的这种编纂态度提出了批评。
  其五，关于《朱子语类大全门目》和《朱子语类大全卷目》，指出《门目》为黄士毅所作，黎靖德合编①。在评述《卷目》时，针对洪本所录黎靖德序文中的“诸公序语，列之篇端”一句特别评述道：
  此文上段，历论黄榦以下诸序之意。于此又明言列之篇端，而此本乃去其序而不录，则此云列之篇端者，无所承而为剩语矣，其失为大。盖洪意，但欲移置于附录，勒成一篇，而不能详考此序之中，有列之篇端之文，径加刊削，反不免抵牾之失，亦可叹也。
  前文已多次论及洪校本只存原《语类黎公编叙》中收录的《语录》和《语类》类作品的目录而删除各本序文，将其整编录入《朱子大全》的《附录·诸编序跋》中，这与其所录黎靖德序文中的“诸公序语，列之篇端”一语自相矛盾，李宜哲对洪氏这种不严谨的编纂态度进行了批判。
  其六，对《考订》只简要说明“此乃黎公所考订于诸本者”。
  其七，在（卷首）《考异》部分先说明：“考异者，考正其文之异同也。此《大全》《语类》皆有《考异》，盖编集时，门人后学，所共考校者。今洪取其所考，及诸本同异之文，而又杂以己所考正者，亦名《考异》，此后皆同。”同时摘引洪校《朱子大全》卷首《考异》中有关《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的内容②，对洪校本卷首《考异》的谬误进行考订①。
  其八，其后附《今考》，结合《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整体评述洪启禧《考异》之得失，对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校书方式及所校内容的常见纰缪共十四条进行分条列述。对于提出问题的句子，在前文句首傍标长点以识区分，且这些傍点应是李宜哲在修正补充的过程中亲自标注的。李宜哲在此从整体上对洪校本不当的编辑方式提出了批判。如首先对洪氏《凡例》中所谓的“《〈语类〉考异》在全帙之末”的说法进行批驳，提出朝鲜刊行的《朱子语类》并没有另附《考异》，而只是在行外加眉注纠谬，且其中间引退溪的言论，疑为柳希春所校。其后又指摘洪启禧在编辑《朱子语类大全》时，将前人的《考异》与自己的考正“混录为一”，致使读者难以区分。此后历数洪校本中考校取舍不当、任意增删、图板变形、大小字误排及赘附《遗集》和《附录》等种种失当的编辑方式。最后更称：“此二书，不可仍此错本，以误后学而累斯文，宜更刊正不可已也。”主张应重新校刊两书。
  李宜哲在卷首《今考》中即历数洪启禧《考异》的编纂方式及考校内容上常见的十余种问题，《语类考解》为纠正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之谬的编纂目的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编纂目的及对洪启禧的批判态度从李宜哲的《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中也可窥见②。
  在纠正洪本谬误之外，李宜哲在《语类考解》中更为着力的是对《朱子语类》进行注解的部分。那么，李宜哲对《朱子语类》正文的注解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下文将对《语类考解》正文的构成及注解方法进行说明。
  （三）《语类考解》的注解特征
  《语类考解》一至九册是对《朱子语类》正文的注解校勘，编次为《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理气》至《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三十八《作文》。分为对正文的注解、补充汇释的《补语》和《补义》、对洪校《考异》谬误的校勘及对洪校《考异》所漏考的内容补充考订的《今考》四个部分。分述如下：
  其一，正文注解首先在卷首以大字标明《语类考解》的卷数，次换行缩进一字标明其在《朱子语类大全门目》的所属，再换行缩进一字标明《朱子语类大全卷目》和《朱子语类》的卷数。例如：第一卷的门目是《理气》，卷目和卷数是《太极天地上》卷一。
  之后对正文的注解采取双行夹注的方式，先将各条目首第2—4字大书以显其目，下用小字注明洪校本的板数，对之后出现的难解部分也以大字书其首2—4字，后附李宜哲整理的小注。若对本条目的标题有注解，则直接附于所标的板数后。兹录卷一的开端部分为例：
  【问太极】第一板，下同。O太极者，事物所以然之理也，谓之极者．天下之物，自外而观，则其状不过如斯而已。推其所本，则必有所以如此之，故在内而为主是，则所谓理也。……
  【问昨谓，那处做极】那处，犹何处。谓理无穷尽之时，盖形气有穷尽，而理则无间断亏欠故也。
  其二，《补义》或《补语》在正文注解之后，附于各卷末。根据李宜哲的解释，《补义》和《补语》的内容是对本类词语的集中解释，若本类词语散件于其他篇目，则以“见于某条”注明，以便读者遍览①。兹录《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二《鬼神》卷三的《补义》部分为例：
  鬼神说，见《中庸鬼神章》及《小戴祭义类》。物怪神奸有此，见《中庸下卅八》。〇鬼神有而南轩谓无则不可，见下《春秋卅二》。又南轩不信鬼神，见上《七注》。〇又佛能服鬼，见《论语·阳货三》。……
  其三，其后附《考异》。由前文可知，《考异》是洪启禧对原《朱子语类》的《考异》辨疑解难的内容，李宜哲对洪校《考异》中的谬误，只择其疑误及难以辨别者加以考订，对显然错误而不可考者及可以两存者加以保留①。兹举一例说明如下：
  【四万一】洪曰，一，一作乙。〇按，凡此洪考，不出主名，未知何人所考何等本也。盖洪考为多也乙谓上下其字也。此文乙之，则当作一万矣。乙之，非是。〇又按，乙之本义，谓句记其文断处，汉东方朔传乙其处，是也，又文字有遗落句，其旁而添书，亦曰乙。又官府文书，朱抹其要处，亦曰乙。俱见杨升庵《丹铅录》。今人乃以文之上下为乙，则误矣。然自眉岩《考异》，已为误读，而世皆沿袭如此，今不能悉正之。（《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二《鬼神》卷三）
  此处【四万一】中的“四”标明板数，指对洪校《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第四板中“万一”的《考异》。“洪曰”“洪考”即指洪启禧的《考异》。李宜哲在引述洪启禧的《考异》时，多在其后加按语如“按，凡此洪考……非是”，具体考证其，指摘其谬误。
  其四，卷末附《今考》，对洪校《考异》所漏考的部分进行校订补充②。但是，实际《语类考解》全书中李宜哲新增的《今考》内容并不多，且未附《今考》的卷目也为数不少③。
  要之，《语类考解》在正文部分——《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卷一至卷三十八对《朱子语类》的正文进行注解和校勘。注解部分采取双行夹注的方式，包括对正文难解语句的注释和对文字异同的校勘，并附《补语》和《补义》对本类主题集中汇释；校勘部分主要是对洪校《考异》谬误的校订，并酌情附《今考》加以补充。
  此外，《语类考解》在第十册《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的《附录》另附对《〈朱子大全〉考异》的校正，集中对洪校《朱子大全》的《考异》进行校订，将洪校本《朱子大全》正集、续集、别集的谬误订正整理在《考异》和《今考》中。李宜哲说明时谓《朱子大全》的校勘已具体见于《朱子文集札疑》及《朱子文集札疑后语》两书，此部分只是为了校勘洪校《朱子大全》的《考异》而作①。前文已提到，李宜哲早在英祖三十八年（1762）补充宋时烈的《朱子大全札疑》，编纂了《朱子大全札疑后语》一书，为注解《朱子大全》的参考书。但是为了校订英祖四十七年（1771）刊行的洪校本《朱子大全》的错误，他又对其进行了校勘工作，将其以附录的形式附于《语类考解》书末。
  综上，《语类考解》是为校订英祖四十七年刊行的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谬误而编纂，李宜哲在校订两书版本之谬时也试图对《朱子语类》难解的词句进行较为详细的注解，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使此书成为阅读洪校《朱子语类》的参考书。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语类考解》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朱子语类》的注解书，在朱子学及《朱子语类》的研究史上也具有极高的价值。
  六、正祖东宫时期朱子学研究与《语类考解》
  前文已提到，朝鲜正祖对朱子学极为热衷，对《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都有深入的研究，编纂了《朱书会选》《朱书百选》《朱子书节约》等朱子著述的节要书。早在英祖四十三年（1767），尚在东宫钻研学问的正祖就将《朱子大全》与《朱子语类》分发给辅佐自己的学者，令“定其章句，释其疑义，录其谚读”②。在他二十多岁时，曾亲自抄录《朱子大全》中的核心内容，编成《朱书会选》。还与辅佐学者们一起对《朱子语类》抄节、注释，并对《朱子语类》全篇进行了悬吐工作①。正祖此时所使用的《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即为新刊的洪校本。
  洪校本恰在东宫正祖潜心钻研朱子学时应运而生并非巧合。当时洪启禧在计划重新校订刊行《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后，于英祖四十五年（1769）完成草本，翌年手书刊本，在校正尚未完成时即请求朝廷于辛卯年，即次年的英祖四十七年（1771）刊印此书。洪启禧在校订未完成时即要求刊印两书出于使刻印两书的木板提前准备充分的考虑②，从此也可见其为在生前实现两书刊印而周密准备的苦心。洪启禧当时急于校刊两书应与其在看到继任英祖的世子正祖醉心于朱子学后，意图提前铺垫其与正祖的关系有关。
  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最终为东宫正祖朱子学研究所用，但是，洪启禧不久即去世，继而李宜哲编纂了《语类考解》，对洪校本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从前文论述可见，李宜哲在《语类考解》第一册的卷首即表明了《语类考解》是为校订英祖四十七年刊行的洪校《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的谬误而编纂。而实际上，《语类考解》本是为注解《朱子语类》而作，那么，李宜哲为何要对洪启禧校订刊行的《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中的纰缪问题进行如此执拗的批判呢？
  要探究这一问题，需要对李洪二人的关系作一了解，李宜哲与洪启禧早年曾一起在李縡（陶庵，1680—1746）门下学习。后来洪启禧于英祖十三年（1737）别试文科中状元及第，官授正言，并在右议政赵显命的荐举下进入中央政界③。在其后的忠清道观察使任上因时务能力卓著而被擢为兵曹判书，与时为议政的赵显命一同主管制定了均役法，颁布“均役事目”加以施行。当时洪启禧身为李縡的门人，却反过来攀附赵显命，因此得到了赵显命的推荐。目睹洪启禧政治活动的李縡便不再承认洪启禧为自己的门人①，约于英祖十九年（1743），师徒两人最终分道扬镳②。其后縡的门人们遂也与洪启禧分裂③。
  关于洪启禧的师承关系，《正祖实录》正祖元年（1776)5月26日的记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忠清道儒生成泰柱等人上疏请求以全义的雷岩书斋为书院，在此合祭故参判李翔和故参赞李縡，并以洪启禧配享④。由此可见当时包括成泰柱在内的部分忠清道儒生具有“宋时烈—李翔—李縡－洪启禧”相继的学统意识。而正祖认为这样的学统认识是对宋时烈的辱没，遂召来李縡的门人们确认洪启禧的师承关系⑤，并且召集赵重晦、李最中以及时任弘文馆大提学的李宜哲入侍，询问其究竟。赵重晦等人回禀云：
  启禧之于文正公为戚属，故儿时受学，而未尝称以门弟子。道统云云，初非拟议。以均役一事观之，文正岂以此等事教之乎？儒生辈之不禀朝廷，任自私享，尤极骇痛矣。
  李门弟子认为洪启禧曾受学于李縡是因其与李縡的亲属关系，⑥指出洪启禧并非李縡的门下弟子，且其参与均役法推行一事也显然不是李门弟子所当为，极力撇清洪启禧与李縡的师承关系。可见洪启禧因攀附赵显命，赞同英祖的荡平政策，违背了李縡所重视的义理论，遭到李縡及李门弟子的一致驱逐。
  李宜哲在向英祖所呈的《乞改修朱子大全语类刊本疏》中陈述撰书原委时曾谓：
  噫！臣与启禧少以文字相交，其于是役也，臣行谴在外，不得与闻。及其蒙恩北归，又以情势难安，久屏郊次，遂不相接，遽先卒逝。臣若及其在而知其如此者，即将嬴粮驰马而救止之矣。今则已矣，无及，诚不欲追提而论之。然今其成书已出，得失之迹，布人耳目，众议不平，虽欲讳之有不可得。而后生初学，则有初不知事之本末，漫然信从，视作定本之当然者，则其为害不但止于一时之适然而已。故兹敢略具委折而仰陈之，斯乃臣之所不得已，而其志亦可悲矣。伏乞圣照，臣无任祈恳惶恐之至。
  李宜哲对当时洪启禧校勘《朱子大全》和《朱子语类》时自己因故未能及时制止此事表示极大的遗憾，为避免其书之谬贻害后学，遂作《语类考解》来矫正其弊。身为李縡门人的李宜哲对洪启禧朱子学素养的不承认，其编著《语类考解》与当时的学派，乃至政治派别对立的微妙关系可见一斑。
  此外，正祖于1776年3月英祖逝世后即位，而在即位之前，正祖就已代替年老的英祖接替了政权，也即英祖末年时，国内的实际掌权者为正祖。洪启禧的校勘本是在正祖东宫时期的早年刊行，而李宜哲的《语类考解》和安鼎福的《语类节要》都是在正祖实际掌权的英祖末年即1774年至1776年3月编成，这两部《朱子语类》研究史上成就卓著的注解书和节要书几乎同时，分别由当时两派朱子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撰成问世，这与正祖的学术态度及其政治立场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综上，李宜哲《语类考解》的编制与其《朱子大全札疑后语》一样采用了宋时烈《朱子大全札疑》的编写体例，从这种编写体例的承传中，我们略约可以窥见李宜哲编纂《语类考解》时对宋时烈及尤庵学派朱子学研究传统的继承①。这种朱子学研究的传承性、门派性实为朝鲜朱子学发展之一大特点，因此，李宜哲的《语类考解》在研究朝鲜朱子学的特殊性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作者简介：郑墡谟，韩籍学者，南京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博士。 ①关于《朱子语类》的成书过程，详见友枝龙太郎《朱子语类的成立——付朱子大全》，载其《朱子思想的形成》，日本，春秋社，1979年版；冈田武彦《朱子语类的成立版本》，载其《朱子思想的形成》，木耳社，1983年版。 ②李齐贤《栎翁稗说》前集二：“大德末（元成宗）……其后，白彝斋（颐正）从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书以归。我外舅政丞菊斋权公（溥），得四书集注，镂板以广其传，学者又知有道学矣。” ③《晦轩先生谱》：“忠肃王五年（1318）戊午二月，命图形文庙，致祭桑乡。先是，文人白颐正，自元多取程朱性理书以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成均馆又遣人江南，购经籍万余卷而来。” ④《成宗实录》卷六十七，成宗七年5月13日（乙卯）条：“谢恩使郑孝常，朴良信回自京师复命。传曰，因齐戒未得引见。中朝事如何？且景泰追封后，得无布告天下乎？孝常对曰，无矣。仍进《朱子语类大全》二十卷曰，此书近来所撰，故进之。”此处谓所进《朱子语类大全》只有20卷应属谬误。 ①陈炜刻本的《朱子语类大全》是黎靖德《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本的翻刻本。 ②《成宗实录》卷一二八，成宗十二年（1481)4月25日（己巳）条：“弘文馆校理金訢，以质正官赴京，而还，进《朱子语类》一件，赐毛马妆一部。” ③《成宗实录》卷一三九，成宗十三年（1482)3月8日（丙子）条：“正朝使汉城府右尹李克基、副使大护军韩忠仁来复命，仍进《清华集》《刘向新语》《刘向说苑》《朱子语类》《分类杜诗》及《羊角画板》。” ④《眉岩日记草》，戊辰（1568）四月十日条：“遣书史，考甲申年（1544）受朱子语类之赐者凡九十人，洪叙畴、尹溉、天宇、韩澍之子弟处可仮矣。” ⑤丙子字（木活字混用刊行），四周双边半郭25.5×18.5cm，有界，13行22字小字双行，上下黑口，内向3叶花纹鱼尾；38.8×23.5cm。 ⑥静嘉堂文库收藏的《朱子语类》140卷75册的第一册前标后部分载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 日内赐世子侍讲院右司书卢守慎朱子语类一件命除谢恩都承旨臣郑”的内赐记。关于朝鲜时期刊行的《朱子语类》的版本参见藤本幸夫，《朝鲜版〈朱子语类〉考》，载于《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五，富山大学人文学部，1981年。 ⑦金文植教授《朝鲜本〈朱子语类〉活用》（《史学志》四十三，檀国大学校，2011,12）一文认为中宗十一年（1561）即以铜活字（丙子字）刊行《朱子语类》，并引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残本卷23（日山贵1252-16）加以介绍。按有关中宗十一年刊行《朱子语类》的具体情况无法查明，且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残本23卷及国内其他图书馆的残本都是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卢守慎内赐本相同的版本。 ⑧关于李滉校正的《朱子语类》参见宋稶：《李滉自笔校正本〈朱子语类＞义价值他和他学问方法论》，《历史学报》四十七，历史学会，1970年。 ①《眉岩先生集》卷之三《朱子文集语类校正凡例》：“臣伏睹《朱子大全》《语类》二书，浩瀚若海涵地负，密微若蚕丝牛毛。人虽欲校正，莫不以挂一漏万为难。臣以〓闻薄识，忝在提调校勘之列，谬当是任，如蚊负山，常怀兢悚。适得李滉所校，以为据依。又得僚属赵宪之助，旁稽文语所从出之书，参以愚臣千虑一得之见。历三载而粗成订，庶几仰补圣学乙览之万一。然校书扫尘之喻，古人所不免，以臣昧陋，诚不胜惭惶之至，谨再拜稽首以闻。万历三年（1575）六月日，嘉善大夫，工曹参判，兼同知经筵、成均、春秋馆事，臣柳希春校进。” ②《退溪集》卷十六《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近看朱子语类，论孟子四端处末一条，正论此事。其说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 ③《栗谷全书》卷二十七《击蒙要诀》第四章“读书条”：“五书五经。循环熟读。理会不已。使义理日明。而宋之先正所著之书。如《近思录》《家礼》《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及他性理之说。宜闲闲精读。使义理常常浸灌吾心。无时闲断。” ④修订《宣祖实录》卷八，宣祖七年（1574)11月1日（辛未）又言：“《朱子语类》，卷帙虽多，分类甚精，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请于各司、各道大衙门，各藏一本，使于治事之暇，择其类而观之，则朱子之所未行者，庶可明于东方矣。” ①《语录解》跋文指出李滉著《语录解》的源起云：“右《语录解》者，本出退溪先生门。先生尝曰，古无语录，至程朱始有之。是盖当时训诲门人之俗语，而至于书尺，亦往往用此，则本欲人之易晓，而我东顾以语音之不同，反成难晓，可慨也已。” ②《眉岩先生集》卷之六《上经筵日记别编》戊辰（1568）下：“五月十一日，夕讲，略陈语录字义。” ③《眉岩先生集》卷之十五《经筵日记》戊辰（1568）：“六月初二日，昼讲。……进榻前陈曰，臣顷撰语录字义，与金添庆，金启，李后白及同僚，反复商榷。” ④《眉岩先生集》卷之六《上经筵日记别编》戊辰（1568）下：“七月初四日……抄出语录疑晦处，送简于远接使朴淳处，使从容俟问而质问，幸得天使详答。” ⑤《宣祖实录》，宣祖七年10月19日：“庚申，有朝讲讫。……希春又曰，李滉校正《朱子大全》《语类》及四书五经口诀谚解之说，并乞取来参考。上曰，固可也。凡著书者，岂欲閟藏其志？固欲示人也。” ⑥《宣祖实录》卷十四，宣祖十三年（1580)9月29日（丙申）条：“卒副提学柳希春所著《川海录》《读蒙求》《诗》《书释义》《朱子语类训释》《纲目训释》，及他余平生著述，令全罗道，无遗上送事，有旨。” ⑦《抱翁先生文集》卷之七《年谱（抱翁先生年谱）》：“壬辰先生五十三岁……九月，拜比安县监。修学校教生徒，考祭服祭器之故弊者而改新之。言于方伯，刊行朱子语类及小学，又自为语录解，刻示学子。” ⑧《语录解》由“语录解”44页，“汉语集览字解”3页，附录8页，跋文2页构成。释词以字类排列，1字类183词，2字类831词，3字类88词，4字类65词，5字类13词，6字类2词，总计1182词。 ①《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语录解跋》。 ②参考姜文植《宋时列义〈朱子大全〉研究和编纂＜朱子大全劄疑〉·〈节酌通编〉以乙为中心》，《韩国文化》43号，2008；金骏锡，《朝鲜后期畿湖士林义朱子认识朱子文集·语录研究的展开过程》，《百济研究》18，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1987年。 ③《朱子大全》卷一百七《答郭汝静》。 ①《宋子大全》卷八十九《奉诀致道〔己巳（1689）五月十四日〕》：“又有所衔于心者，一生读《朱子大全》《语类》其中不无可疑者，亦有难解处，切欲抄录，略为解说，以与同志商量，亦以示后来之人矣。惜乎，未能成绪，顾念今世以此相托者，惟吾友与仲和耳。须与同甫，汝九，美伯其余可与共事者，协同整理，如何如何。” ②《朱子语类小分》早佚，近来在宋秉璇（1836—1905）的文忠祠中发现其写本，此书始得以公开。《朱子语类小分》的编纂经过及其解题参见朴宗天，《尤庵学派义〈朱子语类小分〉研究》，《谈论历史》53期，湖西史学会，2009年，第67—100页。 ③《密庵文集》（25卷13册，丽江出版社，1986，影印本）下册收录有写本。现存李栽的朱子学著述除了《朱语要略》外另有简释《朱子大全》的《朱全集览》4册及注解李滉《朱子书节要》的《朱书讲录刊补》6卷3册。 ④《朱语要略》是从现行本《朱子语类》卷八“总论为学之方”、卷九“知行”、卷十二“持守”、卷十三“力行”、卷一〇四“自论为学工夫”、卷一〇七“杂记言行”、卷一〇八“论治道”及卷一一三至卷一二一“训门人”诸篇中分别摘录而成，共7卷，卷一有“自论为学工夫”“杂记言行”“续记言行”三篇，卷二至卷六有“训门人”1—5篇，卷七有“总论为学之方”“知行”“持守”“力行”“论治道”诸篇。 ①《杞园集》卷十七附录“杞园先生谱丁丑条”。《朱子语类要略》已佚。 ②《梅山集》卷五十二《朱子语类要解后序》。 ③参见朴圣源撰《陶庵先生家状》（奎5478)58章。案《朱子语类抄节》已佚，其具体的抄节方法不可考。 ④《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二年2月29日（癸巳）条：“朱子语类，乃是门人所记，经训义理，无不该载，其于长识见最好。……其中论历代理乱兴亡，及人物贤邪进退之卷，最宜详览。清讌之暇，时入睿览，则似好矣。” ⑤《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三年12月22日（乙巳）条：“（光佐曰，）《朱子语类》论古今人物治乱贤邪卷，诚多开发处，故臣曾有所陈白矣。本册字行甚密，今若以铸字改印，则卷数必倍，经费不可不恤，此有好事。只取当为进讲者八卷印出，而名之以朱子语类中抄出之书，且改其每卷编次以印之，则无截出不成书之病。此与朱子封事一例，有何妨乎？” ⑥参见郑墡谟《奎章阁本〈朱子语类抄〉考》，《汉字汉文教育》三十一卷，第331—362页。 ①《顺庵先生谱》，五十年甲午（1774），先生六十三岁，正月乙亥条：“选图一节甚难，且语类是当时俗语过半，实难通解。臣意则不如不选，因其文势而读之，沉潜玩索，则庶有所得。若强为选图，则反使意味浅短矣。” ②《下庐先生文集》卷十六“顺庵先生行状”：“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专工在《朱子大全》《语》类诸书，而尤深于节要，平生受用，靡不自是书中发挥。尝言学者读朱书，苟能得其门而入，则天德王道全体大用，犁然毕具于其中矣。拣《语类》全编中切于学问者为八册，名曰《语类节要》，又谓是篇为朱门之论语，庶可与书节要，相为表里。” ③参见郑墡谟：《安鼎福的〈朱子语类节要〉考》（安鼎福义《朱子语类节要》考），《韩国实学研究》25卷，2013年，第97—132页。 ①根据李义凤（懒隐，1733—1801）作于正祖十三年（1789）的《古今释林》的书名《小题》，他在18岁（1750）读《朱子语类》等书时，遇到不懂的词句，即参考李滉门下的《语录解》等书，后来亲自编纂了《增注语录解》一书。此外，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有一部编者未详的《朱子语类大全考证》（1册74张，奎1075，木刻本34.5×23cm，版心：下花纹鱼尾，四周双边，半郭：23.9×18.6cm，有界，13行22字）。书中印有弘文馆、帝室图书之章，无序文和跋文，尚无法考知其编者及成书年代。全书通过与唐本对照，考证说明了朝鲜刊行的《朱子语类》的版本错误。首先指出了《池州序》《饶州序》《建安序》《徽州序》等篇的错误，考证了《姓氏》《门目》等的张、行及小注中的别字。其次对《朱子语类》的正文卷1—140的错误依次进行了考证说明。并指出了卷尾《后序》中的别字。从此书考证（黎靖德的《朱子语类》）卷首收录的《语录》和《语类》类作品序文及卷尾《后序》中的别字可见，其所考证的是洪启禧校正本《朱子语类大全》刊行之前的版本。 ②《英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五，英祖四十六年（1770)10月20日（壬辰）条：“奉朝贺洪启禧，将就养于其子趾海邑，上召见之，启禧曰：‘尊朱子莫如我东，而《大全》《语类》两册板，年前皆入煨烬，故臣方就前本之讹误者，留意校正。非久当讫，分送两南，入梓好矣。’上从之。启禧曰：‘宣庙朝柳希春校正本，极为精备，故臣略仿而成凡例，愿尘一番睿览矣。’命承旨读奏之。” ①《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 ②《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上命承旨书传教曰：‘今闻奉朝贺所奏，《朱子大全》与《语类》，勤勤校正，讫工不远云。正本到芸阁后，《大全》令湖营，《语类》令岭营刊印，至翌年辛卯，全罗道观察使臣尹东升，承命刊《朱子大全》，庆尚道观察使臣李命植，承命刊《朱子语类》。’” ①《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二书自仁庙朝以后，凡累刊矣。《大全》刊于湖南，《语类》刊于岭南，若有刓缺，随即改刊。……若无豫校之本，而仓卒入梓，则必复如前疏脱，无以复乙亥之旧。故与二三士友，谋成草本，分校净写，又四五校以成正本。” ②《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二书旧称《文集大全》《语类大全》，而其以《文集》只称《大全》，《语类》只称《语类》者，亦已久矣。故今只于卷首着其本称，而余卷则悉依旧，览者详之。”此时刊行的《朱子语类大全》（140卷50册，四周双边半郭24.9×18.5cm，有界，10行22字小字双行，上3叶花纹鱼尾；37.7×23.5cm）目前在韩国各地图书馆均有藏本。 ③池州所刊《语录》，饶州所刊《语续录》，饶州所刊《语后录》，建新刊《别录》。 ④蜀中所刊《语类》，徽州所刊《语续类》。 ⑤《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先生之注语孟也，为《序说》以着事实，编《二程全书》，则附以叙述文字，诸贤文集之有附录，实昉于始。盖亦诵其诗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之意。《朱子大全》之无附录，大是欠阙。今取《实纪》《年谱》及先生十六世孙玉所记《类编》，略加增删，为《附录》十二卷，置《遗集》之后。” ①《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卷帙第次，悉依旧本，字行高低之失格者，一从他例厘正，或涉更张者，则不得已仍旧。” ②《朱子大全》卷首《朱子文集语类改刊凡例》：“二书旧本，行则《大全》一板二十行，《语类》一板二十六行，字则《大全》一行十八字，《语类》一行二十二字，《语类》之行太密，《大全》之字太疏，览者病之。故今本则行从《大全》，字宗《语类》，使二书为一例（永乐本及我国成均馆开板经书，皆十行二十二字）。” ①《研经斋全集》卷之四十九《世好录·李宜哲》：“李公宜哲，字原明，号陶湖，龙仁人。少中文科，浮沉未达。……后官至艺文提学而卒。” ②《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序》：“岁甲午（1774）三月日，龙仁李宜哲序。” ③奎章阁图书番号：古1344-19。42卷10册，四周双边，半叶9行18字，注双行。规格：29.3×19.0cm。题名为《语类考解》。 ①藏书阁图书番号：3-138。42卷10册，四周双边，半郭20.1×15cm，乌丝栏，半叶9行18字，注双行。上一叶花文鱼尾；33×21.2cm。书题名为《语类考解》，印有“李王家图书之章”。 ②除《朱子语类考文解义》之外，首尔大学奎章阁还收藏有李宜哲的《朱子大全劄疑后语》（古1344-18），《尤菴先生书节要集解》（奎4198），《尤庵先生遗书集解》（古1360-23），《翰林秘史修书杂志（奎5010）》等著作。此外，李宜哲还有《文菴集》《四书讲义》《仪礼训义》《周礼要义》《春秋精义》《易传精说》《朱子典要》等作品存世。其中，其个人《文庵集》（46卷22册，4包匣：笔写本四周单边半郭20.4×16.0cm，无界，10行20字注双行，无鱼尾；28.8×18.6cm）收藏于延世大学校图书馆国学资料室〔古书（I)811.98〕。 ③《朱子语类考文解义》（上、下），首尔：民族文化文库2001年版。 ④李昤昊、郑墡谟主编：《朱子语类考文解义》（标点校勘），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3年版。 ①《语类考解》第三册标“丙申正月十一日，第十校，陶湖”，第四册标“丙申正月十八日，第十校，陶湖”，第五册标“丙申二月初，第十校，陶湖”，第六册标“二月十三，陶湖”，第七册标“二月十九日，陶湖”，第八册标“时三月二十三日，陶湖”。第九册所标“口口十一日口日了”无法判读，第十册没有标记。 ①《朱子语类考文解义》，民族文化文库2001年版。上卷438-9页，《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九《孟子·离娄下》，即《朱子语类》卷五十七，从【大人，如何】的注释“所知能之心，而做出来也”，至【因论，老苏说乖】的注释“有可忧而如此也”之间的内容重出。 ②《朱子语类考文解义》（民族文化文库2001年版）上卷，第447—448页，《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九《孟子·告子上》，即《朱子语类》卷五十九，从【告子说，二程都说】的注释“书上之十六”，至【李时可，先见者便是】段的最后部分“【何缘至发出】会，犹能也。谓无以自然发出也”的内容误插入了前章《万章下》卷的【问孔子，皆由桓子】段的注释“又上论语颜”与“渊下廿一”之间。 ①第1册卷一收《太极》《天地上下》；卷二收《鬼神》。卷三收《人物气质之性》等。卷四收《小学》等。卷五收《大学纲领》等。第2册卷六、七收《论语》。第3册卷八收《论语》。卷九收《孟子》。卷十收《中庸》。第4册卷十一一十三收《周易》。第5册卷十四收《尚书》。卷十五收《诗经》。卷十六收《孝经》《春秋》。卷十七、十八收《礼记》。第6册卷十九收《冠婚丧礼》等。卷二十收《乐》。卷二十一收孔子、孟子、程子、周子等相关内容。卷二十二收程子书。第7册卷二十三收张子书。卷二十四收关于程子门人的总论和对吕与叔、谢显道、杨中立、尹彦明、游定夫、张思叔、郭立之等的论述。卷二十五收《自论为学工夫》。卷二十六收《官职生活》。卷二十七收《论治道》。第8册卷二十八收《训门人》。卷二十九收吕伯恭、陈君举。卷三十、三十一收陆氏。卷三十二收祖宗事实等关于宋朝国初至靖康时期列朝、法制的论述。第9册卷三十三收有关国初至靖康的人物用人的论述。卷三十四收关于中兴期至朱熹当时代人物的论述。卷三十五收对历代史书及作者和史事件等的论述等。卷三十六、三十七收关于汉书诸子的文章及其思想的论述。卷三十八收关于作文的论述。 ②《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卷三十九、四十收《大全正集考异辨义》，卷四十一收《大全续集考异辨义》，卷四十二收《大全别集考异辨义》，末后附对《遗集》二卷和《附录》十二卷的评述。 ①《朱子大全札疑后语》（18卷9册）是通过逐一校订勘宋时烈的《朱子大札疑》，补充其不足，经数次修订补充后完成的。此书的手抄本现存于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番号：古1344-18，规格：28.3×18cm）。 ②此书的注释采取双行夹住的形式，依《朱子大全》的编次，摘取录疑难词句进行注释。注释对象涵盖了难解的语句、人名、事件等，并酌情阐明其原典出处。注释《语类考解》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①即池州所刊《语录》、饶州所刊《语续录》，饶州所刊《语后录》，建新刊《别录》及蜀中所刊《语类》，徽州所刊《语续类》。 ①“【黄氏】即黄公士毅也。作此门目，以见编录之例。今黎公取而合编之。” ②“其《凡例》曰：诸本之一是一伪者，则从其是，而《考异》曰‘某一误某’。两本皆通者，则从其一，而《考异》曰‘某一作某’。前辈虽有正讹，而无一本可据以改者，则《考异》曰‘某当作某’，或曰‘某恐某’，或曰‘某恐误’。近本之讹者，则印行于世者已久，今见改正，必有疑惑，故虽明知其讹，而必为考异。又曰：《大全》旧本，《考异》在每卷下，《语类·考异》，在全帙之末，今并用《大全》旧例云。” ①“【三婺源】源，一作女。〇按《一统志》，婺源即徽州县名……疑此潘亦其州人，则婺女为是。〇今此，洪不能抉择，而置诸两本皆通之例，而曰一作则非是。下皆同。【四临漳】漳，一作章。〇按，临漳即漳州，作章非是。” ②“伏以臣顷闻两南监营重刊《朱子文集》《语类》之书，近尝求得其本而见焉，是盖故奉朝贺臣洪启禧所自考订而刊行者也。启禧聪敏强力，其于此事，用力勤而致意切，宜其考订精博而谨审，无所遗失，而今乃不能然，而多有可议者，臣实惜之。……而今启禧乃以一人之力，当天下之大典，无上命之重僚属之助，而私自校雠于里巷胶扰之中，仓卒之间，其所失误而未尽者，无足怪也。” ①《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理气·太极天地上》卷一《补义》：“凡当入此本类，而散见他类者，抄其大旨，附诸本类之下，或附见于各条之间，名以‘补义’，或称‘补语’，所以补其缺，而便于考阅也。” ①《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二《鬼神》卷三《考异》：“按，凡此考异，谬误不可胜正。今且据其疑误难辨者，得与考订。其显然误着不辨可知者，及可以两存无害者，则姑置不论也。” ②《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鬼神》卷二：“洪所遗失，而今考正者。【五日月滚得】月，疑当作日。【七一夜一夜】上夜，或疑作日。” ③例如，《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一《太极天地上》卷一无《今考》，其后《鬼神》卷二的《今考》仅见“【五日月滚得】月，疑当作日。【七一夜一夜】上夜，或疑作日”，《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二《鬼神》卷三的《今考》仅见“【廿四吊魂复魄】吊，恐当作招”。 ①《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第三十九《附录·大全正集考异辨义一》：“此《大全集》疑义，已具于《札疑》及《后语》，故此不复解，而但取洪纯甫所考异而订定如左，以附见于《语类考解》之后。” ②《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5月3日（壬寅）条：“命书传教曰，往在丁亥（1767）间，就朱子《大全》《语类》，分与桂坊某某人，定其章句，释其疑义，录其谚读，首尾数年而工告讫，其时与是事者，李灌、韩用和、朴师亨、李谦镇、沈定镇、安鼎福、任靖周等诸人，而此人即其中一人，其后甲午（1774）节要书，将丁亥已定之本，宾客赵明鼎，宫官李义骏，专管考校。” ①《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二年4月19日（癸丑）条：“予之平生工夫，在于一部朱书，予年二十后，辑《朱书会选》，又与春桂坊，抄定注解，又悬吐于《语类》，三十时，编《朱书会统》，又证定故学士韩亿增所编朱书，又编《紫阳会英》，又编朱书各体，四十后，编阅朱书者多，而近年，又编《朱书百选》，而昨夏及秋，取《朱子全书》及《大全》《语类》，节略句语，又成一书，名曰《朱子书节约》。” ②《承政院日记》英祖四十六年10月20日（壬辰）：“启禧曰：‘臣伏承《朱子大全》《语类》命刊之特教，万万感幸。而臣又有所欲仰达者矣。入刻之际，若不计板子之干湿，猝备以刻，则长短悬殊，歪斜居多，为不可用之册矣。必于今冬内，得好品板材，盐水煮出，经冬善干，春夏间入刻，然后可以完书，以此分付于两南道臣，何如？’” ③之后1749年任忠清道观察使时时务能力得到认定。次年，被拔擢为兵曹判书，与议政赵显命一同主管制定均役法，作成“均役事目”并施行，均役法在施行上问题众多，被重臣们非难，从中央政界退出。 ①《陶庵语录》亨，训门人，圣源。 ②《陶庵语录》亨，训门人，达。 ③《颐斋乱藁》第2册卷九，丁亥（1767)12月24日。 ④“忠清道幼学成泰柱等上疏，请以全义雷岩书斋为书院，合祭故参判李翔，故参赞李縡，以洪启禧配之，仍赐院号。” ⑤“观此儒疏，以洪启禧为宋先正渊源嫡派，至有书院合设之请。噫！先正道学，有此等疏请，辱先正大矣。虽然朝家处分，不可不明白，问于师受陶庵之人则可知矣。” ⑥洪启禧的母亲是李翔（1620—1690）的女儿，李縡的再从姑母。 ①李宜哲对宋时烈的研究和继承也反映在他节录宋时烈《宋子大全》的书信部分而撰成的《尤庵先生书节要集解》20卷10册（奎章阁本，奎4198）及《尤菴先生遗书集解》2册2卷（奎章阁本，古1360）两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