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8年是伟大圣人——朱子的诞辰888周年，世界各地将以各种形式举办庆祝活动，纪念这位曾经给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因此可以说明伟大的圣人朱子的思想影响之深远。
  在一系列的活动中，我以为这次在朱子故里婺源召开的“朱子学与制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儒商论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我们将探讨展望朱子学和21世纪儒商所应采取的对策与措施，探索朱子学的内在涵义。
  南宋末年，朱熹曾孙朱潜在北方蒙元节节南侵、赵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背井离乡，携部分子女和门人东渡高丽。寒暑交替，沧海桑田，700多年来，其在韩的后裔，繁衍至今已达十万之众。同时，留居在中国故土湖州的朱潜儿孙，或耕或读，历尽艰辛，后裔也枝繁叶茂，至今遍布湖州城乡及相邻的杭州、嘉兴，江苏吴江、镇江等地区，人数也有近十万人。但由于明清长期实行海禁，1949年后中韩一度断交，因而长期以来双方音讯隔绝，一无所知。随着韩中外交的恢复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1990年韩国朱潜后裔派代表来中国访祖寻根，两国紫阳朱氏开始相互往来交流。1995年，几部有关朱熹及其曾孙朱潜的家乘宗谱在浙江湖州被发现，这引起了紫阳朱氏家族和史学家的极大关注。经过不断搜集朱氏谱牒，寻找朱氏遗迹遗物，并结合地方志进行考证，可以认定东渡韩国的朱潜即是宋宝祐年间在湖州任乌程令的朱潜，就是说朱熹曾孙朱潜既是韩国朱氏后裔的始祖，又是中国浙江湖州朱氏后裔的始祖，双方是血浓于水的同宗兄弟。中国湖州是韩国新安朱氏的发祥地，韩国新安朱氏的根在湖州。
  一
  浙江湖州紫阳朱氏是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紫阳朱氏的分脉，截至朱潜，有六代人在湖寓居、仕宦和潜修。朱熹从祖朱弁是第一个来湖州并寓居的人。清光绪《竹溪朱氏族谱》载：朱弁，“字少章，登进士，使金不屈，官至奉仪大夫，赐田吴兴，与秦桧决和议不合，退隐归安竹墩”。明嘉靖壬子年（1552）湖州学者唐枢撰写的《重修长春书院记》云：“归安竹溪，去城三十里，溪水清远。宋绍兴间，通问副使直秘阁朱公流寓居此。”朱弁是朱熹祖父朱森的族弟，仕至奉仪大夫，为南宋文学家，著有《聘游集》《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建炎初，任军前通问副使，被宋高宗派往金国议和。在和谈中，他反对秦桧屈膝投降，坚持原则，被金扣留17年。后议和成功，全节而归。宋高宗为表其功，官其亲属五人，赐吴兴（今湖州市）田五顷。绍兴中（1145年前后）去湖州居住，并在归安竹墩建“长春书院”。现今长春书院虽已毁坏，但祠墓、遗址、寺前桥仍在，足以为证。
  朱熹本人曾两次亲临湖州。第一次于绍兴二十一年春（1151）他在京城临安参加铨试后，北游湖州，拜见了在万寿寺隐居的三叔朱槔。朱熹第二次来湖州是淳熙九年（1182），他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其间，“文公为奉使公再从子，仕浙来访讲学，于斯颜其宇曰‘长春书院’，此书院，所自昉也”①。这次朱熹来湖州寻访了其从祖朱弁的竹墩故居，并亲笔题写了“长春书院”匾额，亲自为从游者讲学。
  此外，朱熹次子朱埜曾以荫补官迪功郎差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朱熹三子朱在，曾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其管辖范围包括湖州。朱在儿子朱钰，在宋绍定年间（1228—1233）任长兴县令。至朱熹曾孙朱潜任乌程令与湖州有联系的紫阳朱氏家族达六代之多。
  但真正在湖州地区繁衍后代，成为紫阳朱氏湖属支派开山祖的是朱熹的曾孙朱潜。
  朱潜，字文默，又称实夫，为文公朱熹的曾孙，朱钜之子。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1194）出生于福建建阳考亭。幼时，以朱熹女婿黄榦为师，接受家学与朱子学熏陶。及长，登进士第，授登仕郎。宋宝祐年间（1253—1258）任湖州府乌程令，举家迁至湖州。秩满后，先寓于南浔黑漆桥，后寓于安吉芝里村，但先后不到半年，即徙居杭州，南宋末年去向不明。配刘氏，敕赠孺人。有子四：朱栋、朱槐、朱楠、朱梓。
  朱潜一生淡泊名利，无意仕进，因而为官时间极短，只当过一任乌程县令。任职期间政绩平平，无突出建树，所以在《湖州府志》《乌程县志》中均无他的传略，在名宦栏中也无他的名字。唯一有史可考的政绩是对长春书院进行整修，增设了斋宇。清光绪《竹溪朱氏族谱》“重修长春书院”载：“理宗宝祐间，文公曾孙文默公潜，任乌程令，重修古迹，中绘奉使公，文公两像。”所以，我们认为，朱潜在中国大陆期间基本上在家潜修程朱理学，很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恐怕是国内史书对他事迹行状记载奇少的原因。
  朱潜离湖州去杭州后，据我们搜集到的《竹溪朱氏族谱》《荻溪紫阳家乘》《桃南朱氏宗谱》《浔溪紫阳朱氏家谱》记载，其儿孙们继续在湖州繁衍生息，后代瓜瓞绵延，形成一支人数众多的由竹溪分派、荻溪分派、浔溪方丈港分派、安吉芝溪分派组成的婺源紫阳朱氏湖州支派，发展至今，留居湖州的后裔尚有2万多人。事实和史料雄辩证明，在湖州的朱氏后裔基本上是朱潜的嫡传血脉。朱潜是湖州朱氏的开山始祖。
  此外，湖州还有不属朱潜嫡传，但属紫阳朱氏的其他朱姓后裔。如长兴白溪支派即是。《获溪紫阳家谱》载：“钰（朱在第四子），字子器，湖州长兴县令，子一，庑，迁长兴白溪。”朱钰为长兴支派始祖。庑的后裔世代居住白溪，繁衍后代。曾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谋士的著名史学家朱升便是其中之一。晚年他退隐家乡，建“白溪画庄”讲学，现为朱家祠堂，其殿堂犹在。
  朱潜不仅是湖州紫阳朱氏的开山始祖，而且也是韩国紫阳朱氏的开山始祖。湖州与韩国朱氏后裔诚为同根共源之骨肉同胞。韩国1902年壬寅《新安朱氏世谱·清溪公实记》载：“公讳潜，字景陶，号清溪。徽国文公曾孙也。南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生于建阳县三桂里五枕峰下考亭之正寝。公甫七岁，文公卒。后七年丙寅，公年十三，娶杨氏。……年二十七庚辰（原注：宁宗嘉定十三年），为选大学士，赐文科翰林学士。时蒙古辽金相浸溃，干戈不息，逼于神州，讲和复起，权臣主和误国，更无修攘之义。公居恒郁悒忍痛，杜门省咎读书究义，兴感于《论语》九夷章，忾然呼门弟子而诫之曰：海外青邱，箕圣攸封，素称礼让。吾属可居。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春（原注：公年三十一，忠武公卒后十九年）袖家谱携二男（原注：长余，次徐）一女（原注：适于绫城具氏始祖上将军存裕）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锦城，乃家焉……至理宗淳祐三年癸卯，蒙主闻宋朝臣民多出东国，使高丽一一押送上都，于是大索诸道。时公亦在索中，乃变名积德，而亡于绫城之考亭。公遂讳来处，自处以东人，而又‘三别抄’侵掠于海浦，乃移入龙潭朱茁川上新安村，躬耕读书，接物宽仁，士民感而化之，号其里曰仁夫里，或曰君子里，谓朱茁川曰朱子川，又蒙元侵掠于完山……复隐于绫城之竹树夫里，及其卒，葬于锦城之南洛阳山下。”
  考察韩国《新安朱氏世谱》上述记载，内容具体、条理清楚，涉及考亭朱族的许多重要内情，局外人很难编造。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细节与历史事实不符。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朱潜东渡高丽的事实。经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反复对照，我们认为韩国朱氏始祖朱潜就是曾任湖州乌程令的朱潜，两者同为一人，其理由如下：
  1．韩国谱牒和文献所载的朱潜出生年月、地点、世系辈分与中国大陆湖州紫阳朱氏宗谱记载的完全一致。如关于朱潜的出生年月，韩国《新安朱氏世谱》载：“南宋光宗绍熙五年甲寅，生于建阳县。”湖州清光绪《竹溪朱氏族谱》、清道光《荻溪紫阳家乘》也载：“生绍熙甲寅。”也就是说朱潜出生于公元1194年，完全一致。中韩两国隔海相望，两岸朱氏长期信息不通，而几百年前各自记载的先祖及世系辈分竟如此一致，这决不是某个人能杜撰编造出来的。结论只有一个，双方的记载出于同一家族同一种宗谱，即婺源紫阳朱氏宗谱。该宗谱在中国大陆留存于紫阳朱氏后裔手中，而在韩国只有朱潜东渡高丽时带去的《中国宗谱写本》。据传该家谱至今还保留在韩国咸兴薪寺洞济室内。既然是同出于一种家谱，同是朱熹的曾孙，朱埜的孙子，朱钜的儿子，韩国的朱潜与中国湖州的朱潜必然是同一个人，不可能另有其人。
  2．虽然在中国大陆至今尚未发现直接记载朱潜东渡的史料，但从现有谱牒和地方志记载中，朱潜的行踪去向是十分明白的。道光《荻溪紫阳家乘》朱炳元撰的序言云：“十二世文默公宰乌程，罢官后，侨居武林。”崇祯《乌程县志》卷五载：“字文默，文公曾孙，建阳人，宝祐间任，徙居杭州。”根据上述谱志记载，朱潜任乌程令秩满后，侨居杭州是确定无疑的。但在蒙元南侵之时，朱潜去了哪里呢？国内的紫阳朱氏宗谱及史志均无提及，成了历史之谜。这个谜底直到1990年韩国朱氏后裔来中国大陆寻根才解开：朱潜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袖家谱携二男一女七学士东渡韩国。国内紫阳朱氏宗谱为何均无记载呢？这是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原因的。朱潜是朱子的后裔，曾为朝廷命官，在民族国家处于危机时期亡走高丽，对于南宋王朝和紫阳朱氏家族都是难以接受的。按“或间有微过，则为亲者讳也”的家谱记载原则，所有紫阳朱氏宗谱都回避朱潜东渡高丽这一史实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回避不等于没有，朱潜东渡高丽，成为韩国紫阳朱氏始祖，其在韩后裔现有十五万之众，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那么是否有可能东渡之朱潜不是令乌程的朱潜，而是另一朱潜呢？我们查遍紫阳朱氏族谱和地方志史料，没有发现国内其他地区在南宋时期与朱潜同名同姓的人，更没有发现朱熹有两个同叫朱潜的曾孙，所以东渡高丽的朱潜非湖州朱潜莫属。
  与朱潜同去的两个儿子，据现有资料分析，一个可能是朱栋，另一个可能是朱槐。清光绪建阳考亭《紫阳堂朱氏家谱》云：“朱潜，字实夫，授登仕郎，其子栋（止）。”清道光润州围里《华锦堂朱氏宗谱》云：“朱潜，行壬五，字实夫，任登仕郎，乌程令。娶刘氏，生三子。栋、槐、楠。”朱潜有个长子，早年生于建阳，应是事实。这个朱栋，在中国国内宗谱中始终找不到他的踪迹，至今也无人自认是他的后代。因此，很可能随父亡走高丽，并易名余庆。次子朱槐，在朱潜任乌程令秩满去杭州时，确实还在湖州，但后来不知所终，我们认为也有可能去了高丽。
  对于朱潜东渡的出海地点，中韩两国史书谱牒均无涉及。但从一般历史地理知识推断，从明州港（今宁波）出海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当时南宋有明州、泉州、广州三大出海港，而明州距杭州最近，“自明州出海遇便风三日入洋，五日抵墨山，入其境”①朱潜侨居杭州，选择明州出海是顺理成章的。他不可能舍近求远去广州、泉州出海。
  据史料考证，南宋嘉定十七年，即公元1224年，朱潜“袖家谱携二男一女，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香、陶成河7学士浮海而东。舟泊高丽全罗道元锦城，乃以为家”②。这些东去的朱学传人在高丽全罗道元锦城建书院讲学，传播朱熹思想，并且行朱子学及其家礼，高丽人也称朱潜所居地为“仁夫里”“朱子川”。由此可见，朱子学及其《家礼》其时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官方的视野，故一般认为安珦是将朱子学引入韩国的第一人，与此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中国浙江湖州是婺源紫阳朱氏家族重要的生息繁衍地，中国湖州的朱氏后裔与韩国的朱氏后裔同为大思想家、理学家朱熹曾孙朱潜的后代。他们既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又是血浓于水的兄弟，随着两国婺源紫阳朱氏后裔的不断友好交往，相信他们一定会为弘扬朱熹博大精深的思想，促进中韩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二
  韩国新罗和高丽两朝的统治阶级将佛教定为国教。佛教的广泛传播不仅促进了韩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社会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但是随着高丽王朝（918—1392）的衰弱，作为国教的佛教也日益腐化堕落，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亦逐渐丧失，“崇佛与排佛”成了高丽社会末期的矛盾焦点。在此种历史背景下，高丽朝的一些文人学者从13世纪末开始试图引进朱子学以对抗佛教。故早期的韩国性理学，亦称高丽朱子学。经过14世纪、15世纪的传播与普及，至16世纪已基本发展成熟，并形成了以主理、主气为理论特色的韩国化的性理学派，即以李退溪（1501—1570）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栗谷（1536—1584）为宗的畿湖学派。
  据考证，朱子学传入韩国大约是在高丽王朝（918—1392）的末期。据《高丽史·安珦传》记载，安垧（1243—1306）于公元1289年从中国元都带回朱熹的著作，并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一般认为，这是朱子学进入韩国官方社会的开始。而真正意义上对朱子学作系统研究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郑梦周（1337—1392），他十分推重朱熹的理学思想，甚至认为“时经书至东方者，惟朱子《集注》耳”①。所以，在韩国郑梦周被誉为“东方理学之祖”。也就是经过这位“东方理学之祖”的介绍和推广，朱熹的《家礼》传入了韩国，时间大约是在14世纪前半叶②。《高丽史·郑梦周传》载：“时俗丧祭专尚桑门法，梦周始令士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除此之外，与郑梦周同时代的人也大有论述《家礼》者，比如郑习仁、赵浚、尹龟生等①。由此可见，在14世纪前半叶，《家礼》对韩国社会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一种思潮的传入，在表面上看来可能带有某种偶然性，但此种思潮如果在传入地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就一定存在其必然性。也即是说，朱子学和《家礼》传入韩国并迅速被韩国社会所接受并非偶然，其中定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高丽王朝建国初期，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在政治教化方面，韩国社会都以佛教和儒教为中心，这两者同时发展且并行不悖。然而，这种儒、释融合的状态到了高丽末期发生了变化。
  正是基于以上时代因素和社会背景，朱子学适得其时地传入了韩国。与之前注重经史词章的儒教不同，朱子学更看重理学实践性的一面，而《家礼》恰可以从日用伦常的角度改变佛教习俗，这和高丽儒者在现实需要层面有共同之处。不仅如此，高丽政府也意识到佛教的弊端日盛，为世人所不满，且以为有改革的必要。如此一来，朱子学的传入得到了高丽朝政学两界的支持，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以说，朱子学与《家礼》传入韩国并日渐蓬勃，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朱子学传入韩国有其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然而，朱子学传入韩国并繁荣兴盛，与受到了韩国政府的支持、学术界的推崇以及民间百姓的笃信遵循密切相关。也正是因于此，来自中国的民间礼书才能够在韩国传播开来。
  到了公元1392年，高丽朝重臣李成桂（即李太祖），废除了恭让王，建立李氏王朝。李氏的新政权以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遂以朱子学为礼仪规范之纲领，以政令法规等强制手段推行之，其目的是要去除以往社会思潮的弊端。
  在以儒学作为政府和社会主导性思想，并以强制手段推行朱子学的过程中，韩国李朝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李朝太祖李成桂是以高丽朝重臣的身份，通过篡位而实现改朝换代的，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儒家纲常之道的推广，想通过“君君”“臣臣”之道的精神约束，避免李朝被“非分”臣子所篡夺。可以说，从李朝建国之初，儒家的纲常礼教就给社会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在教育考试的过程中，韩国政府定朱子学为“圣学”，偏重对“四书”和“五经”的考察。同时，学风也由原来的注重章句注疏转为重义理和实践。“常读四书、五经及诸史等书，不挟庄老佛经杂流百家子集等书，违者罚”①。由此，朱子学的价值也就被政府异常重视了。
  前文已绍述，朱子学传入韩国，是由安珦、郑梦周等一批官方学者所积极推动的。究其原因，在于高丽朝末期佛教积弊颇深，佛陀思想已无法树立权威、匡扶人心，所以有识之士倍感有改革之必要。当此之时，中国正处于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元朝，而安珦等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启了和中国学界的交流，所以高丽学者在情感上和实际需求上接纳了朱子学。朱子学之东传在朱子学之后，当朱子学传入韩国之时，高丽学者们对朱子学的了解已经很深，所以朱子学能够被学者们迅速接纳。另一方面，朱子学传入之时，正值高丽佛教颓败之际，高丽政府和学界改革社会思想、匡扶世道人心的要求十分急切，而朱子学之正人伦、明礼义、知廉耻的伦理纲常恰好符合了他们的需要。到了李朝中期，中国明代学者丘浚（1421—1495）以朱子的《家礼》为蓝本，编著了一本名叫《家礼仪节》的礼学著作，该书同样被李朝学者所重视，在韩国社会影响深远，“在元明两朝传述《朱子家礼》的各类著作中，《家礼仪节》在朝鲜流传最广，影响最大”②。
  李朝是韩国礼学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李朝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礼学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以朱子《家礼》为主要参考对象，并结合李朝的现实编纂而成的。学界的推崇，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礼学的发展。笔者略举数例，可窥礼学在韩国学界发展之情状。
  一位学者金麟厚（1510—1560）是韩国礼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礼学著作有《孝经刊误跋文》《家礼考误》等，而《家礼考误》是主要针对《家礼》中的错字、误字进行的解释性著作。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家礼》传入韩国之后最早的注解书。在众多韩国礼学学者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退溪（名滉，1501—1570）和李栗谷（名珥，1536—1584）二人。他们是朱子学传入韩国、经过200多年的吸收和消化之后的集大成者，并开创了在韩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李退溪，1550年辞官隐居，潜心精研《朱子全书》和朱熹的书信，1557年辑成《朱子书节要》。该书对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影响甚大，主要礼学思想是：追求人情与义理之调和，折中时王之制与礼制。其行礼上，尊重其效用性，兼矫正丧制之弊，其礼学著作有《丧祭礼问答》。退溪学派的后人，如郑逑、许穆和李瀷等人都对礼学及《家礼》有深入的研究，并有著作传世。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珥，同样服膺朱子学，擅长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朱熹之性理学说，多所创获，著有《击蒙要诀》和《祭礼仪》存世。其后学金长生、金集、宋翼弼等人都是韩国李朝中后期礼学研究的重要人物①。由此可见，朱子学及其《家礼》传入韩国之后受到了学界的极力推崇和深入研究，并推动了韩国礼学思想的大力发展。
  基于政府的支持和学界的推崇，朱子学及其《家礼》在韩国已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主流。在此背景下，朱子学及其《家礼》在韩国民间的广泛传播则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环境。事实上，朱子学及其《家礼》早在南宋末年就已进入韩国民间社会，其时间要略早于安珦、郑梦周等韩国官方学者对朱子学的引入。虽然，朱子学及其《家礼》传入韩国是在南宋末年，但朱子学真正在韩国传播开来是在高丽末期，而《家礼》被韩国社会普遍接受并对民间产生深层次影响已在此之后无疑。高丽末期，基于政府之政令颁布和学者之研究推广，民间开始出现了建立祠堂制度和重视嫡庶之分的宗法制度，这些都可以看出《家礼》在韩国民间产生的重大影响。据《佛斋丛话》记载：“君子将营宫室，必先初堂以奉先世神主，此朱文公家礼也。……自圃隐郑文忠公倡明道学，严立祭祀之仪，然后家家立祠堂，始传家舍于嫡嗣，始重嫡庶之分，无子者必取族子以为嗣。”由此可见，韩国民间对《家礼》的运用已推广至家族继承、嫡庶之分等伦理秩序层面。同时，当地人也积极对《家礼》进行损益，以便能符合时俗。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三
  丽末鲜初正处于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此时在统治阶层内部和意识形态领域亲明与亲元、革新与纲常、事大与社稷（自主）之争异常激烈。朱子学作为新的理论学说传入韩国后，至李穑开始分化为重视义理的保守势力和重视现实问题的革新势力。两派立场上的差异，源自各自对性理学（朱子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以郑梦周为首的纲常论者强调忠节精神，重视大义名分，这一派也被称为节义论者；以郑道传为首的革命论者则强调周易的变易思想，主张应根据时代之变化要主动求变，革新现实政治。郑梦周、吉再、金叔滋、金宗直等属纲常论者，他们基于春秋大义反对异姓革命，拒绝同革新势力妥协，于是新朝建立后他们或遭杀害，或被革职，余下大多归隐乡野专心于教育事业。结果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和朝政，被主张权变的郑道传、权近一系的革新势力所掌控。郑道传死后，权近继承其学风成为了这一“官学派”的先驱。“官学派”的学风特点是，重视实用性、功利性、经世性。此后，“官学派”又逐渐演变为“勋旧派”，成为“士林派”所要批判和排斥的权贵阶层。
  朝鲜朝开国之后，郑梦周一系的部分节义论学者则以岭南地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以义理研究为特色的“士林派”。他们大兴私学教育，培养了众多新进士林。世宗（1419—1450在位）朝时起“士林派”学者大举进驻中央朝政，与勋旧派形成了严重对立。于是，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60年代，两派之间曾发生了多次流血事件。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士祸”即发生于此一历史时期。经过多次血腥的“士祸”洗礼，“士林派”逐渐成为主导16世纪之后的韩国思想界和政界的重要势力，同时亦被定为韩国儒学史上的正统正脉。
  所以，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方哲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首先，是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使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至朝鲜朝初期韩国朱子学已呈现本土化特色。如李穑的“天则理”思想、基于儒家践履思想的郑梦周、吉再的节义精神、基于理学道器说的郑道传的斥佛论以及权近的四端七情问题的提出和“以图释说”传统开启，都为16世纪韩国性理学全盛时期的到来做了理论准备。
  基于以上所述，在此作一简单的结论：
  第一，据《高丽史·安珦传》记载，公元1289年，安珦从中国元都带回朱熹的著作之前，韩国《新安朱氏世谱》载朱潜东去韩国时间是在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另外，中国资料分析是朱潜东渡高丽时间应在宋宝祐四年（1256）前后，传播朱熹思想，并且行朱子家礼。无论如何，朱子学及其《家礼》，其时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官方的视野，仅已进入韩国民间社会，其时间要略早于安珦、郑梦周等韩国官方学者对朱子学的引入。故一般认为，安珦是将朱子学引入韩国的第一人，与此并不矛盾。
  我认为，朱子学东传韩国，按政府标准，正式时期是公元1289年，民间时期是公元1224年或者1256年左右，即比正式早33到65年。民间朱潜是朱子学东传高丽的主要人物。朱潜是朱熹的后代人，弘扬朱熹博大精深的思想，为促进韩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不断的友好交往，作出相当大的贡献。
  第二，《朱子家礼》是朱熹的礼学著作，随朱子学东传，在韩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子学及其《家礼》传入韩国有其理论和社会现实原因，符合了韩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家礼》传入韩国之后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学界的推崇和民间百姓的笃信遵循，其受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在中国。在社会影响方面，《家礼》入韩国科举考试，作为人才登用的参考书目，韩国政府和民间也依《家礼》推行朱子丧礼，同时《家礼》及相关礼书的刊行在韩国也十分繁荣。不仅如此，随着《大明律》的颁布，《家礼》在韩国有了法律的保障，二者彼此应合，相得益彰，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三，21世纪人类的命运有赖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合理化与个人合德化的发展与实现。《朱子家礼》提供了一套家族与社会伦理的基石，不但有平衡社会与家族的作用，也有促进家礼导向东亚社会文明与人类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力量，更能带动人之为人的品质上的提升。朱子学在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文化伦理上的发展，这是21世纪的人类所急需的。因此人类的共生共存和平繁荣，不但不能实现人类的命运，而且有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因此，朱子学有一个使命，是防止人类经济全球化的逆向发展和促进人类经济全球化的正向发展。

＊作者简介：金德洙，韩籍学者，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金相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光绪《竹溪朱氏族谱》卷一。 ①《宋史·高丽传》。 ②［韩］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新安朱氏世谱总卷·清溪公实记》。 ①［韩］郑麟趾等：《高丽史》校点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关于《家礼》传入韩国的时间问题考证，可参见韩国学者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礼学》一书第二章“《文公家礼》东传始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109页。 ①关于韩国学者郑习仁、赵浚和尹龟生等人对《家礼》的论述及其运用，可参看《高丽史》卷一一二《郑习仁传》，卷一一八《赵浚传》和卷一二一《尹龟生传》。 ①［韩］弘文馆：《增补柬国文献通考》，东国文化社出版。 ②张品端：《〈朱子家礼〉与朝鲜礼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①关于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后学的礼学思想和著作研究，可参见张品端先生《〈朱子家礼〉与韩国礼学的发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