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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朱子《集注》云：“尹氏曰：‘用舍无与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颜子几于圣人，故亦能之。’”陈德调曰：
  不是用则行，舍则藏。不是用我则行，舍我则藏。两“之”字，俱有真实经济。以颜子言之，定是四代礼乐言用之，则把许多经济一齐展布出去而行之，不是空行。舍之，则把许多经济敛藏有待而藏之，不是空藏。这个本领，惟我许尔有是夫。与，犹许也。惟之为言独也。独我许尔，言他人不能知也。子路疑颜子文事有余而武备不足，故以行军为问。岂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正惟颜子优为。乃知平日所藏，无所不有也。前后三“与”字，一气相应。
  自来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解释，认为惟孔子和颜渊可以做到，而能做到者便是圣人。圣人的标准是知进退存亡，乐天知命。但陈德调则立足于两“之”字内涵分析，认为“俱有真实经济”，不是空行，也不是空藏，即是说圣人也有真本领，而非只会玩假动作。前者解释是心性之学范畴，后者则是事功之学了。所以，接下来针对朱熹引谢氏语，陈德调更是以事功之学直接来驳心性之学了。
  《论语·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朱子《集注》曰：“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谢氏曰：‘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颜子可以与于此。子路虽非有欲心者，然未能无固必也，至以行三军为问，则其论益卑矣。’”而陈德调曰：
  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呜呼！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子论政，足食兼以足兵；朝廷设官司徒，不废司马；禹敷文命，而有三苗之征；惟师尚父，而膺燮伐之任，岂尽卑耶？且孔子不与子路，则所与者，必仍属颜子。岂颜子亦卑耶？嗟乎！南宋之蹙，已甚矣！忠贞百战者，斧锧一时；高谈游食者，俎豆千古，则其谓之卑也，亦宜。
  朱熹引“谢氏曰：子路以行三军为问，志益卑矣”。陈德调举南宋困厄之例，反问“行军之事，果卑耶夫”？并将谢氏之论斥之为“高谈游食”之言。关于此章的解释，概括而言，也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心性派，二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事功派，三是以周宗建为代表的折中派。毛奇龄说：“行三军非细事，自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而后，行军皆圣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师卦》曰：‘开国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尝卑也。况临事而惧，正夫子慎战之意。好谋而成，正夫子我战则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语，并不贬抑，而读其书者反从而鄙夷之，可乎？”显然，陈德调的意见是从毛奇龄而来。第三种折中派意见，周宗建《论语商》云：“大抵圣贤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不作两橛，故以此出处则舒卷无心，绝不著些豪意见。以此任事，则锋镝消除，绝不露一豪气。子路三军一问，色相炽然，故夫子把经世大机局点化之，亦正欲其体认到里面去也。临事二语，此是千古圣人兢兢业业之心肠。”如此看来，周宗建是能把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综合加以解说的学者。
  《论语·先进》“莫春者”至末节，朱子《集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者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陈德调曰：
  此节内外，《注》直说到天地同流、尧舜气象上去。窃以为，圣学不空言气象也。且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点盖谓三子各有用世之撰矣，既究竟知我何人，用我何日，点则不预言，撰亦并不待人知。现在春服可服则服之，童冠可与则与之，舞雩沂水可风浴则风浴之。倘异日知我有人，亦且再作理会，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然已不觉将夫子不怨不尤心事信口道破，故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若夫以泉石啸傲为清高，贤劳鞅掌为多事，此西晋祖尚玄虚之习，为吾儒所痛疾者，岂圣人所乐与哉？又以为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迥不侔矣，尤所未晓。……说此章者，能将开首“不吾知也”及“如或知尔”句，眼光牢注，便是善读书人。点虽狂士，既受夫子之裁，何至一味空狂毫无实际。“不吾知也”，自必数点于诸贤之中；“如或知尔”，岂能推点于诸贤之外？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首节记诸贤之侍坐，如许多才而使之邱壑终老，为诸贤惜，正为自身惜也。“则何以哉”，不是忧其无具，正欲把各色珍宝大家展玩一番。吾故谓此章，头一个悲者夫子，第二个悲者曾点，第三个悲者子路。
  《论语·先进》此章，历来解释基本上也是两种意见。一是以朱熹《集注》为代表，从圣人气象上去说。当然，朱熹《集注》实际上也是承皇《疏》、韩愈、程子而来，并有所取。二是以黄震、杨慎为代表，从“答问之正”角度去说。黄震《黄氏日抄》云：“三子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皙，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之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归咏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黄震还批评有些学者过度诠释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谈禅”已经是很严重的用词了。明代杨慎《升庵全集》也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后来陈澧《东塾读书记》亦云：“此则程、朱之说亦有未安。”顺着黄震的思路，而陈德调甚至干脆说：“此章论经济，非论道学也。”但他说曾点之言，“此本素位而行，待时而动之意”，则又多少有些误解了。可是，他从心理学角度说：“沂水春风，其言看似旷远，其实仍是‘不吾知也’之意，有以打入夫子心坎里去。”仍为体贴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