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代理学的兴盛发展主要体现在清初和晚清。倘就清代初期理学发端而言，它的起步应该在浙江，其中张履祥和陆陇其这两位浙江学者贡献尤著。而浙江理学的总形势，无疑又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呈现交叉发展的态势，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理学阵营。
  我们先看浙江尊朱辟王的理学情况。清初的理学转向与建树，是以尊朱辟王为路径的。为吸取明亡的历史教训，思想界出现一股检讨王学的风气，程朱理学在经历明代中晚期以来的削弱之后，此时迎来复兴的局面。在程朱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明遗民起的作用很大。梁启超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清初，浙江是明遗民的集中地，这为清初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人才储备。因此，清初程、朱理学复兴局面的开拓，基本上得力于浙江理学界学者们的努力。这段时间形成的尊朱辟王思潮，先导人物就是张履祥。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桐乡人。居杨园，学者称杨园先生。杨园之学，特征有三：居敬穷理，宗法考亭；知行并进，践履笃实；伏处衡茅，系怀民物。《清儒学案》立“杨园学案”，列弟子9人，交游13人，而此前《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张履祥弟子55人，著录弟子多为浙籍人士。可见这是一个庞大的朱子理学集团。借此，张履祥成为清初理学转向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故梁启超说他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因为这个缘故，张履祥极受后来朱子学家们的推崇，认为他得道学正统。梁启超的评价虽然是对张氏一人而言，其实已经点明了浙江学者对于清初朱子学的贡献所在。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曾说：“稼书为有清一代正学宗师，持尊朱黜王之见益坚。……然稼书之学，实自吕晚村；晚村得之张杨园。……然杨园以苦节隐，晚村以放言败，而稼书独以俯仰得高誉。”钱穆为我们理出了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的主线，并将浙江这三位学者接力棒式的努力及其对清初理学转向的贡献作了复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当时的历史真相。吕留良通过与张履祥的交游，使他尊朱批王之论更加尖锐。最终，清初尊朱辟王的理学思潮，在深受张履祥、吕留良影响的理学名臣陆陇其那里得到发扬光大，而这股思潮也终于由民间走向庙堂。
  我们再看清初浙江攻朱入王的理学情况。浙东为王学故地，黄宗羲对于王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面对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梁启超说他“始终不非王学，但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黄宗羲后来的思想着力点主要不在理学本身，而是通过史学来抒发其思想，在思想界留下无人能及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在清初为理学界带来尊朱辟王思潮的主要是浙江学者，构成尊朱的强大阵营；而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理学界也出现了攻朱入王的另一个阵营，这便是以毛奇龄为代表的理学阵营。毛奇龄的理学要点在于：攻驳朱学，修正王学。其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四书”的诸多著作中，如他深刻认同王学关于古本《大学》的诠释，后作《大学正文》《大学知本图说》等文，标明王学立场，攻驳朱学。他攻驳朱子《四书集注》所撰的《四书改错》，认为朱注无一不错。分人、天、地、物、官师、朝庙、邑里、宫室、器用、衣服、饮食、井田、学校、郊社、禘尝、丧祭、礼乐、刑政、典制、故事、记述、章节、句读、引书、据书、改经、改注、添补经文、自造典礼、小诂大诂、抄变词例、贬抑圣门等三十二门，列四百五十一条，每条之下，先列朱注，再予辩驳纠错，可谓振聋发聩。如果说陆陇其是浙江学者将朱学推向庙堂的官方代表，而毛奇龄则是浙江学者中攻朱入王的民间领袖。毛奇龄的意义不仅仅在理学界完成攻朱入王的阵营构建，关键在他所使用的实证方法，促成了清初学风的转向，这也使他成为继顾炎武之后乾嘉汉学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
  自清乾嘉以来，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兴盛局面不再，理学退潮甚至遭到排斥。潘德舆描述说：
  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中宗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吻合乎圣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诚不为无见。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学有所不备，而其德行、言语、政事，荤荤大者，固孔孟以后必不可无之。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
  潘德舆曾将晚清社会危机之发生与社会风气之沉沦的责任，归罪于乾嘉考据之学，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他对于学者溺于考据而丢掉社会责任的忧思，则反映了晚清以来知识界的群体性心态。那么挽大厦之将倾的思想力量来自何方呢？晚清士人群体的目光注意力不约而同地又集中到了程朱理学。于是潘德舆开出济世药方，其云：“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而能担当此重任之所谓“学术”，即程朱理学，对此李元春解释：
  吾儒之学亦且分党而角立，指其名则有记涌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良知之学，今日又有考据之学，而皆不可语于圣贤义理之学。汉儒，记涌之学也；六朝及唐，词章之学也；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感矣。
  由于只有程朱理学属于正学，故才能担当“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之重任。知识界对于理学诉求的呼声日涨，引起朝廷的重视。当然，嘉道两朝对抬升理学地位，也采取了一些直接有效的措施。如朝廷经筵进讲，恢复程、朱理学内容；又如在文庙从祀中增加理学名臣名额。由此，嘉道两朝的理学遂在朝廷和知识界的互动中开始复苏。而至咸同时期，终于呈现了中兴局面。当然，咸同的理学中兴，一方面乃时运使然；另一方面也由于具有湖湘学背景的理学家曾国藩在政治上的快速崛起，使朝廷对于理学的信心大增。这样理学与朝廷的又一次合作，又给理学中兴以深厚的政治基础。理学中兴的最重要体现，便是在晚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这些理学家从籍贯的地理分布上看，形成了几大带有地域色彩的理学集团，分别为陕西理学集团、河南理学集团、湖湘理学集团、安徽理学集团和浙江理学集团等。
  清后期浙江理学集团，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伊尧乐、应宝时、黄方庆、陈居宽、朱一新等。与清初比较，这时候在浙江理学集团内部，出现了两个方向的融合趋势：一是，对于朱、王的界限分别已经不再执着。如会稽学者宗稷辰尝言：“朱子之学，由闽而递传于浙。吾道之昌于越，自尹子证人之学始，至刘子而证人之学成。故尹犹大春也，刘犹大冬也。若紫阳则博文而道舒，姚江则守约而道敛，犹之夏发荣而秋落实焉。至于冬，而天地之性于是乎毕见，万物之理于是乎备昭，学统之全，与岁功等。”宗稷辰将自己的家塾命名为四贤堂，就已经看出他融合朱王的学术趋向。二是，对于汉宋的判鉴已经趋于调和。汉宋兼采无论在经学领域，还是在理学内部，都成为浙江学术的主潮；前者以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代表，后者成绩最为突出的就是义乌朱一新。
  陈德调一生处于清代中期，虽然理学不兴，但当时朝廷功令，则仍然隆重朱子，凡试以四书五经命题、所课制艺，俱以朱注为准绳。而陈德调讲经传，多与朱子不合，闻者骇走。黄侗评价《我疑录》说：“考其所言，征引详确，实有为朱子所不逮者。尝语人曰：‘圣学贵实践，宋儒托空谈，吾不忍媚古人于一时，误后学于万世也。’其不为苟同每如此。”陈德调作为清代嘉道时期非主流的理学学者，他的《我疑录》其实是承清初浙江攻朱入王的理学阵营而来。毛奇龄《四书改错》是思想史上批评《四书集注》最为严重的著作之一，而陈德调《我疑录》中许多观点亦与毛奇龄相似。虽然他与毛奇龄没有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清代官方崇尚朱子学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朱子学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张扬。同时，倘对嘉道时期思想界形势稍作分析，就会发现陈德调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王学在清代中期已呈一定的复苏局面，不仅体现在思想界，尤其体现在文学界；不仅体现在主流思想界，还体现在基层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