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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庄学史为中心，关于钱澄之《庄子内七诂》（与《楚辞屈诂》合编为《庄屈合诂》，以下简称《庄诂》）的研究已经涉及，钱澄之的庄学观如何定位，进而钱澄之在庄学史上地位如何，已成为学者研究的问题之一①；以钱澄之思想为中心，则《庄诂》也可成为了解其思想的一个凭借。本文即述评钱澄之思想以及勾勒《庄诂》之思想特色，并对照其好友方以智的庄子观来理解其《庄诂》。
  一、钱澄之及其思想
  钱澄之（1612—1693），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早年为学、结社时期（1612—1644）；二是中年出仕时期（1645—1651）；三是晚年游历、隐居时期（1652—1693）。他的《庄诂》就写成于晚年时期。《清史稿·遗逸传》记述：“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萁、桐城钱澄之及方以智。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阮大铖既柄用，刊章捕治党人，澄之先避吴中。妻方赴水死，事具明史。于是亡命走浙闽、入粤，崎岖险绝，犹数从锋镝间，支持名义不少屈。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中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也，自号曰田间，著《田间诗学》《易学》。”据此，可见钱澄之为人刚直、耿介、忠义。1644年，钱澄之33岁，是年甲申国难，钱澄之遇黄道周，后者劝学《易》。1645年，亲人受牵连而死。1651年，钱澄之40岁。他以庶吉士身份逃难，从而结束了其短暂的政治生涯。后虽又涉足晚明政坛，亦只是短暂交际，主要是隐居、游历和治学。1662年，钱澄之51岁，桂王被绞。此一事件象征了钱澄之作为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的无奈。后来他将此消息告诉好友方以智，后者悲恸不已，亦可看出他们对于“国破家亡”共同的心理感受。
  先看他的诗学。唐甄评：“先生通六艺，尤长于《易》与《诗》；进退百家，尤好屈、庄之书。自甲申以来，遭大变，蒙大难，窃瘴乡，能善其用，不瑕不害，以至于老。盖以《易》制行，贞而不至于固；以《诗》用情，和而不至于流；又能以濠上之怀济泽畔之志。”①
  他自述其学诗经过为：“予自总角，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戊己②以后，始能明体审声，一窥风雅之旨。所拟乐府，本诸弇州新乐府，自谓过之。五言诗远宗汉魏，近间有取乎沈谢，誓不作陈隋一语，唐则惟杜陵耳。七言诗即诸近体，篇章尤富，皆欲出入初盛之间，间有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③何虞吉看过其诗作后称：“才子也！”是年，钱澄之33岁。钱澄之的文学影响很大，被视为桐城派的鼻祖。他的诗学成就在当时很高，与竟陵派并不相同。王夫之对他的诗学创作评价甚高，认为他“诗体整健”。《藏山集》校点者汤华泉评价其诗“开合自如，笔力雄健，顿挫抑扬”，“沉雄劲健”，“慷慨激越”，“沉郁悲凉”，更谓“前人有谓钱澄之诗出入香山、剑南”④。钱澄之认为诗中不仅有“别才”，且有“别学”，其论诗曰：“诗者，文事中之最精者。文中数百言不能尽者，诗以一句尽之；文中数百言作转者，诗以一字转之。”“学人之学，淹雅是也；诗人之学，神悟是也。”“才人之才，声光是也；诗人之才，气韵是也。”此皆专门之诗论。
  道盛称：“渠是作家。”是年，钱澄之48岁。如何理解道盛的话呢？道盛作为一个可以称为哲学家意义上的禅师来说，他的话意思是：钱澄之的成就和价值更特别地表现在文学价值上，他的精彩处亦展现在诗学、文章上，而不是在于诸如理学、禅学等学问上。道盛是以自己的禅学学问为根柢去衡判钱澄之的学术构成，进而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话语的。
  其实，钱澄之的经学研究也得到过认可。他治经严谨、客观，尊重、博采众家类似朱子。张永义先生称：《四库提要》对澄之的经学成就评价颇高，如称其易学“持论平允”，“不涉支离附会之病”，称其“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对《庄屈合诂》，《提要》则有如下评论：“屈原之赋，固足以继风雅之踪，至于以老庄解《易》，则晋人附会之失，澄之经学笃实，断不沿其谬种，盖澄之丁明末造，发奋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①可以说，钱澄之学问的根柢在经学。
  故钱澄之的才情具体来说就是，贞干之才与雄健之情。他的学问精彩处在于诗学，这是钱澄之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独特性和价值性所在，是无法替代和取消的。
  再来看看钱澄之的哲学体系。《田间易学》的点校者吴怀祺说：“钱澄之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就钱澄之来讲，他的思想成为系统则是通过学《易》达到。张永义先生概况曰：“依据《田间易学·凡例》，钱氏出身易学世家，又曾问《易》于黄道周。其在易理方面的造诣，颇受时人的推崇。方以智编订父作《周易时论》，澄之与有功焉。著名禅僧觉浪道盛则把易学方面的质询转送澄之作答。钱氏60岁时著成《田间易学》，以朱子《本义》为主，兼容义理和象数两派。”②可见，钱澄之实具易学学习、浸润之条件与机缘，且终有著作所成。
  钱澄之认为易学思想的核心在于“时”一概念。他认为：“易道惟时。”“易之道尽于时。”“《易》有潜有亢，唯其时也。”“易因乎时。”“乾元统天，无终无始也。无始而万物资始，时至则然也。大明终始，明其终始，皆时为之也。”张永义先生分析：“趋时”本为《易传》“爻位”说的一种，主要意思是，卦象之吉凶因所处时机而不同。钱氏则把它推广开来，说明一切事物皆因时而动……“时”如此重要，对人来说，知“时”便成为关键。当亢则亢，当潜则潜，否则极易失其正道①。
  此“时”之概念非“时间”之“时”，盖“时间”之“时”，并不能成为一个哲学系统之终极概念，否则因其没有超出时间之限制而不能成为永恒的，进而此一哲学系统也并不能成其为哲学系统了。此“时”之概念实相应于“变”。“变”即变易之变。《易》有简易、不易和变易三义②，若以哲学家之哲学系统来说，当其形成一个哲学系统并可以解释一切对象，最后还可以按其哲学理念行动，那么可以说他达到了简易（哲学系统）、不易（哲学理念）和变易（解释对象、按理念行动）。就钱澄之之易学思想来说，实符合了这个要求，即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对易理既不是象数地致其极，如邵雍；也不是义理地致其极，如周敦颐；也不是象数兼义理地至其极，如方以智。他之对于易之象数和义理的兼容，实际上并不同于以上三者，特别是不同于最后一种情况，但特别容易与最后一种情况相混淆。关键在于是否能通过一种方式而致其极，所谓君子无所用而不致其极。致其极，方可道通为一。故象数为一媒介，义理亦为一媒介，所得能致其极才重要。与其博涉、兼容而不能致其极，不如专一而致其极。若是象数地致易理之极，则有一致极之道，亦可有一至极之用；若是义理地致易理之极，则有一致极之道，亦可有一至极之用。钱澄之对于易之象数和义理的兼容之不同于象数地致极，也不同于义理地致极，这一点可以从研究易学的不同进路区别开，然则如何与象数而义理地致其极者区别开来呢，或如何形式地与三种致其极者区别开来呢？象数之路虽不同于演绎，但一旦俟其原则确立，则其他一切可从之推演出来，而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之保障。义理之路则俟其体悟，则亦有体极之用。但未体极之路不同，虽然它们分享共同的材料和方式。
  钱澄之突出易理之“时”，是在于他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因而是基于自己内在经验而证诸于《易》。这是归纳的，经验的。钱澄之早年即积极用事，如前所谓刚直、耿介，或可谓之亢也。此一亢相为黄道周所察识，故黄道周有学易之劝，而在道周劝学之第二年，钱澄之的亲人即因其政治事业受牵连而死，这对于钱澄之身心影响非常大。加之其后续之政治活动的沉浮显晦，以及对于整个政治事业本身的运理和个人之政治用心的分开，进而进行匹配式的理解，是其“易道惟时”观点提出的个人经验方面的背景。
  所谓“易道惟时”，是强调式的“惟”，而不是判定式的“惟”；是首要的“惟”，不是唯独的“惟”。钱澄之说：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惟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计，皆庄子之罪人也①。又曰：《易》之道尽于时，《庄》之学尽于游，时者如世之事也，游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七篇以《逍遥游》始，以《应帝王》终，谓之“应”者，惟时至则然也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进而在易理的学习和浸润中突出之，这并不是一个能进行一决定性判断的充分条件。何则？譬如近代哲学家熊十力就取《大易》“翕”“辟”两概念，按其体系，我们也可以说易道惟“翕”“辟”，所谓一翕一辟，大化不已。因此，我们说“时”，或说“变”，都是易理之现。
  因此，我们说钱澄之是以自己的经验地证现了易理。唯其以自己的经验证现了易理，故有得，且得之深厚而不失。
  二、《庄诂》
  先看“诂”义。《说文》：诂，训故言也。诂者，古也。《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疏：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诂和训是一个理解层次的，属于理论理性。理性的这种使用是不能有私意和想象夹杂的，故客观性强。训诂学中，“训”是更基本的，进而是“诂”。《说文》：训，说教也。从言、川声。若再引入两个概念与“训”“诂”对比地看，则可以是“参”“体”。“参”如参禅之“参”，“与天地参”之“参”。而“体”则是“圣人体无”之“体”，“体之”之体。“参”“体”是属于一个理解层次的，属于实践理性。理性的这种使用是在理论理性之积极效用发挥至其极后尝试解决理性与生俱来、而理论理性并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实践理性之所得是主体在实践中证现的，按康德，实践理性是优于理论理性的。因此，训、诂、参、体，这四个概念恰恰是一组上升的概念。训而希诂，诂而希参，参而希体。既体，则在这体之之境里，原来所谓上升的趋势没有了，一切又恢复其平平之态，即不能说诂而优先于训，参而优先于诂，体而优先于参。实则是，训始，则有体之心在；体至，则亦需训之功备。
  在钱澄之60岁完成《庄屈合诂》之前，约康熙十年（1671），钱澄之作《与俍亭大师论庄子书》。反驳俍亭大师所持庄子为“释家别传”之论，阐扬道盛的“托孤说”。这是钱澄之了解庄子的第一个阶段。此书中，钱澄之的庄子观则主要受道盛的“托孤说”影响，而在后来的《庄屈合诂》中，钱澄之则主动运用了从自己思想体系中引发出的思想来解释《庄子》，不再借用道盛之庄子为儒家的真孤说而证成自己坚守的儒家思想。钱澄之自认为完成了从自己思想体系理解和解释《庄子》的工作。
  说到把《庄子内七诂》与《楚辞屈诂》合编的缘由，钱澄之的解释如下：“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之《易学》《诗学》无二义也。”钱澄之又说：“庄以继《易》，屈以继《诗》。”首先，钱澄之作《庄子内七诂》是从其思想体系出发的，或者说《庄子内七诂》是其思想的一个应用处。在宋代理学的传统中，庄子学本身并不是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积极性内核，《庄子》一书也不能成为理学的经典。而到了钱澄之这里，受道盛庄子为儒家真孤说的影响，以及方以智对道盛观点的接受和进一步发挥道盛观点的影响，虽然《庄子》仍不能成为儒家之经典，但可从儒家义理来解释庄子之内在心境，进而解释其文字，从而达到对庄学的融摄。其次，所谓庄、屈无二道，即庄子和屈子都实是一儒者所具有之心态，入世所以为此，出世亦所以为此。庄、屈一处其潜，一处其亢，无论出入、潜亢，皆无不儒之二道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可以死节。吾谓《易》因乎时，《诗》本乎性情。凡庄子、屈子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为之也。”“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惟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谋，皆庄子之罪人也。”从他的思想体系看，《易》的“时”这一概念，可以是对庄子之潜、屈子之亢的抽象；从庄子处于潜时、屈子处于亢时而其政治活动及因此而生的不同心境，皆是从“时”这一概念演绎出来的。所以，钱澄之《庄屈合诂》的特色确是“以儒解庄”①。
  下面即以《庄子内七诂》的内容具体来表明钱澄之的“以儒解庄”。
  此篇虽尧许并推，其志在许而不在尧。彼其才亦只足以为许，而不能为尧也。盖庄子能无而不能有，许由亦犹是也。……庄之逍遥，在“无所可用”而已。吾观《庄子》诸篇，于用世之道甚精。……当战国之时，既好放言，又思免祸，使人知其言有可用，而祸不免矣，故庄子以大言藏身者也。
  （《逍遥游》总诂）
  钱澄之认为庄子之志与庄子之才都与许由为匹，因为“庄子能无而不能有，许由亦犹是也”。而且他认为庄子的逍遥在于“无所可用”。钱澄之认为庄子之世宜潜不易亢，虽然庄子特别精通于用世之道，却“以大言藏身”。故，钱氏仍是首尊尧而次许，以庄子之志与才配之许由，表明他所认为的庄子实际之才，而他自己仍遵循儒家。
  但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即：理解庄子和处理庄子与儒家关系的方法，是否能被体《庄》者接受呢，即：是否能被完全体会了《庄子》精义的人所接受呢？体《庄》之精义而有得之人或能看到钱澄之理解庄子的不足之处，因而也不会在最终意义上同意这种诂解庄子的方法和实际效果。说庄子“此篇虽尧许并推，其志在许不在尧。彼其才亦只足以为许，而不能为尧也。盖庄子能无而不能有，许由亦犹是也”，这不仅是体《庄》者不能同意的，而且炮《庄》的方以智对庄子的评价也与这种观点不同。体《庄》者或谓：庄子所体会的道体实超出儒家所设定的价值系统；方以智说：“斯时也，藐姑艮许由之背，而行唐帝之庭，不避尘埃，莫之能滓，而腹果然者知之耶？”①神人，体独者，体道者也。许由，隐者也。帝尧，入世而治者也。庄子所推崇之藐姑山之神人实为许由之艮背，而其出入唐帝之庭亦无人知。从著作、典故上讲，这句话是合《易》与《庄子》的义理来表达方以智对道体或逍遥的理解。《艮卦》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庄子·逍遥游》有：“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又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滓，污浊，犹司马迁“皦然泥而不滓者”。按方以智的理解，神人、许由、唐帝尧三人，是可以“捏合”②在一起的，三人非三非一。体道者，虽见独体，然而有可能不能如隐者不染尘埃而失其身，所以有“明哲保身”之训，又有可能不能知世、治世而不能运转其道者也；隐者，虽高洁而不染尘埃，又有可能不能见道体而性孤狭、无所用而徒悲叹；入世之贤，虽有治世之功，又有可能不能知为什么要治世而憧憧往来、困迷于名利而不得出。所以，至少方以智所理解的庄子实际并不是以许由为最终归宿的。
  成心，即大《易》所谓成性也。本来现成，不假拟议，一涉拟议，便非本心，即为未成乎心。古德云“但莫瞒心，心自神圣”。《大学》云“勿自欺也”，此即随而师之之说也。此心为天地万物公共之心，时时现前，须于十二情日夜相待时，自会任取。
  （《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之“成心”诂）
  以大《易》之“成性”来解释“成心”，则集中了体现了钱澄之“以儒解庄”的特色。“成心”在庄学传统中则多被理解为负面、需要去除的一种心思、态度。然而钱澄之却以“成性”来解释“成心”，心则不再是一个负面的、否定的东西，转而成为了一个正面的、肯定的东西。“但莫瞒心，心自神圣”之心即这样一个正面而肯定的心，此心为天地万物公共之心。钱澄之又引《大学》而明成性，继之以成心之“勿自欺”之功夫。由此，钱澄之“以儒解庄”的主旨和特色尽显无疑。
  是非之生，皆由于自是。只见所是，不见所非；又只见己是，不见人是，故以“彼”“是”二字，括尽是非。圣人妙于因是，而因非即在因是中矣。因其所是而是之，其非者不置喙而非自见，斯即因非也。夫人未有全是全非者也，有是必有非，犹有生必有死。但语生，即死可知，不必语以死也；但称可，即不可者以见，不必谓其不可也。不生是非，亦不混淆是非，此是非所以各得而息也。
  （《齐物论》之“彼是”“是非”诂）
  道家遣是非，儒家辨是非。是非之混淆，是儒家绝对要反对的，但“遣是非”与“辨是非”并不是排斥的关系。将辨是非的态度执行到底而用世，则行志笃定者能做到，此为钱澄之所要守护和践行的。然则，这样的践行实很难周行于世。是不是要放弃这种坚守呢？钱澄之认为不可。既不能放弃，又不能很好地践行，则只有在方法上进行改变，所以需要“遣是非”，所以这仍是钱澄之从儒家的立场上来解释庄子之遣是非。“不生是非，亦不是混淆是非，此是非所以各得而息也”。
  从以上具体例子中可以看出来，钱澄之以儒解庄的特色十分明显，也是一以贯之的。那么，这样一种理解和处理庄子的方式究竟怎样评价呢？以下将尝试以方以智的庄子观为对照，来理解《庄子内七诂》。
  三、从方以智《炮庄》观看《诂庄》
  与钱澄之《庄诂》不同，方以智给出了“诂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
  方以智第一种态度是否定“诂”《庄》的可能性，他说：“《庄子》者，可参而不可诂者也。以诂行，则漆园之天蔽矣”①，前文已述及，训、诂、参、体是一个上升的理解过程，训、诂属于一个理解层次，参、体属于一个理解层次。方以智说《庄子》是可以“参”，而不能“诂”的，如果以“诂”的方法来尝试理解庄子，则《庄子》的精义最终是得不到彰显的，所谓“漆园之天蔽矣。”为什么是这样呢？方以智认为庄子是双问双疑，鼓琴与否，或成或亏，声皆本全，所谓绝待者也。这里无需秩序和对待，而不混乱；这里有秩序和对待，而不固滞。虽然就以情乱意者和“放逸”之名士者而言，郭象之《庄注》是中正对治之药，但郭象以中正之玄理体庄，犹是半橛。
  方以智的第二种态度是肯定“诂”《庄》。但是这种肯定，不是对于没有在“参”“体”的理解层次上的对于《庄子》的诂解的肯定，而是对于在有了“参”和“体”之理解后，所进行的诂解的肯定。他说：“方圆同时，于穆不已。森罗布濩，即无待之环中也。虽不可诂，何碍乎诂？不见天地之诂混沌乎？卦策之诂太极乎？”②若就易理讲，“方”是“方以智”的精神；“圆”是“圆而神”的精神③。若就三教讲，“方”似儒家建极立中；圆似道家圆而无迹。方圆同时，则双有双无，有而不滞，于穆不已。森罗散布之万象即绝待无依之独体。虽然在独立的训、诂层次上不可诂解《庄子》，但是在参、体层次上何碍乎返回去通过做训、诂的工作去诂解《庄子》呢？天地虽然已经分置，不碍于就已经分置之天地诂解未分而苍苍之混沌；卦策虽然森罗繁布，不碍于就繁布之卦策诂解独一之太极。就天地诂混沌，就卦策诂太极，这两者所以可能，均以参、体混沌和太极为前提。
  可见，上述方以智对于诂解《庄子》两种相反的态度不是对同一个对象的判断。方密之否定的是在没有参透《庄子》精神的情况下，单纯从训、诂角度去解释《庄子》的可能性；而肯定基于体悟《庄子》精神后的诂解《庄子》的解释方法。参照密之的庄子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钱澄之《庄诂》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任新民，哲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讲师。 ①张永义：《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①唐甑：《〈庄屈合诂〉序》，钱澄之：《庄屈合诂》，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页。 ②原校注：“戊己，当指戊寅、己卯，距作序乙丑正十年。” ③汤华泉校点，钱澄之著：《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99页、第400页。 ④《藏山阁集》，第5页。 ①张永义：《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 ②张永义：《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 ①张永义：《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 ②《周易乾凿度》云：“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籥。’”（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引郑玄《序易》云：“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孔颖达《论易之三名》引郑玄《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①《庄屈合诂》，第18页。 ②《庄屈合诂》，第15页。 ①“以儒解庄”固然很好地描述了钱澄之《庄诂》，同时“以儒解庄”却也恰好刻画了这种以诂解庄的限制性。“以儒解庄”不若“以庄体庄”而不失儒心，然而这种可能性即使被钱澄之承认，其可能性却并没有被钱澄之实然地实现并表现在《庄诂》中。 ①张永义注释，方以智著：《药地炮庄笺释·总论篇》，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②“庄子捏合尧、许，而养一瓢穷年耳”，张永义先生笺注：“《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庄子·齐物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蔓延，所以穷年也。’”见《药地炮庄笺释·总论篇》，第240页。 ①方以智著，张永义、邢益海校点：《药地炮庄》，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②《药地炮庄》，第77页。 ③《系辞上传》：“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的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唐君毅先生以“圆而神”象征中国文化，以“方以智”象征西方文化。“圆而神者，宜充实之以方以智，此方以智非智慧之智，乃理智之智。如圆中无方形加以支撑，则圆必有缩小而趋于一点之势。”“徒圆而无方，神而无智，以支撑之，则神之卷而无迹，其有与无，未可定也。故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圆。”见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