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戴震与朱熹的关系，章学诚、胡适等已有公正平实之论，可惜只点到为止，语焉未详。绩溪胡适（1891—1962，字适之，徽州绩溪人）作为徽学后进，对其乡先贤朱熹和戴震都始终礼敬，并给予崇高的评价。曾言：“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中间只有王阳明与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①他对于戴氏的“反朱”问题，摒弃了一般人的简单化对待，而持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认为朱熹（1130—1200，字元晦，祖籍徽州婺源）与戴震（1724—1777，字东原，祖籍徽州休宁）之间既有时代的不同和世界观的差异性，也有治学方法和人性关怀的共通性。胡氏又在文中引章学诚之言以为援，即“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①。胡适对此深有感触，臧否章氏之言曰：“章氏说戴学出于朱学，这话很可成立。但出于朱学的人难道就永远不可以攻击朱学了吗？”况且“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②。一则承认了戴学出自朱子学，二则又否定章氏“不应攻朱”之论。作为继朱熹、戴震之后徽州乃至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又一里程碑式人物，胡适的胸怀与眼光，也足以让他有此高屋建瓴、洞察幽微的中肯平允之论。十年前，笔者曾尽搜东原著述中涉及评述朱熹的文字资料加以考证，阐明戴氏对朱子始终如一的态度。今承胡适之言，将戴震对朱熹学术思想的传承与乡贤礼敬之意再加拾遗补缺，条别是非，回归历史，还原朱、戴关系的本来面目。
  一、“道问学”“尊德性”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对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影响至为深远的圣贤人物，位列孔庙十二哲之次，成为中国学统和道统系列中的重要代表。同时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朱子通过著述和讲学乃至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承，渐次形成一个能够延续思想学说的重要流派，以《朱子小学》和《家礼》等理学教义，躬行践履于族规民约和世道人心之中，对基层社会尤其是明清徽州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至清代，随着汉宋学术之争的显著化，程朱之学遭到了江浙皖地区学者如陈确、毛奇龄等人的猛烈攻击。其中，朱熹乡邦的“新安理学”地区，也同时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尤以黄生、姚际恒和戴震最为突出。因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既有乡邦之谊，且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所以两者之间学术思想的差异，以及后生对乡贤的严词评判，定会受到今世学者更多地关注与评价。评议之辞既关乎学理上的是非之争，也兼有情分上的好恶之偏。遗憾的是，人们只乐观其间之“异”，而容易忽略其间之“同”，也就遮蔽了戴氏继承和发展朱熹治学方法及学术思想的内在承续性。
  朱熹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同时在经学、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过重要贡献，惜其一生被理学盛名所掩，论者大多注目其性命道体之说，而没其躬行实践的格物朴实之学。事实上，他治学领域广博，天文地理、河渠农桑、草木鸟兽、律吕术数，无不触类旁通，源流毕贯，不仅能通古训经典之义，达孔孟周程之道，甚至还能够根据高山上的螺蚌化石，考证出海陆变迁和地壳演化的科技知识和道理，可见其“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治学目的。自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①可见朱子首先是第一流的学问家，其次才是理学家。他读书善据古籍以补正讹脱，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如其《古文尚书》辨伪、《诗序》发疑，皆究其微旨，通其大例，本证旁证，奄若合符；而《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系列训诂集释之作，则稽览群籍，是正讹舛，捃摭稽核，至为精博。朱子曾自述学问大概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陆）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朱）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②又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③可见其学即有义理之思，又兼训诂之学，故章学诚称之为：“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④章氏《朱陆》及《书朱陆篇后》两文，曾将朱子学术与戴震的传承，探赜索隐，条分缕析，影响很大。胡适也因其言对乡贤朱子的考证之学颇有赞词，认为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尤其是乾嘉汉学之“皖派”学者，实际上是继承了朱熹治学的方法，东原学术乃朱子学之后继也。其后，傅斯年与钱穆也称：“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⑤“徽学渊源实本紫阳而不可诬。”①此等中肯独到之语，说明了民国期间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学术实际上是扩大而延伸了的宋明理学，清儒也为探求圣贤义理而终生孜孜矻矻，虽时代有别，取径不同，却可谓殊途同归。
  朱子与戴震所追求的同是孔孟之道，所取路径也大略相同：东原“以词通道”“实事求是”，便是朱子“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法，朱子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②此乃正为戴氏“以词通道”路径的直接来源。东原以乡贤为榜样，秉承朱子之学，一生专意于学问，治学主张由“格物”到“穷理”，即“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③。“空所依傍”标示其治学的显著态度，即对前贤时彦，皆以正心诚意待之，“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不作偏激之言。常云：“仆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④他以汉学继理学，而以求“道”为根本。常云：“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⑤其“非与后儒竞立说”的原则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也不依傍昔儒以附骥尾，君子务在闻道也⑥。如此不偏宋、不佞汉的观点，被胡适和梁启超等赞誉为最能表现科学研究的特点，体现近代思想解放之精神。
  有学者认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出版，决定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根本基调，表明了朱熹与戴震之间是对立关系。仅从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似有道理，但章太炎深刻地指出：“清宪帝亦利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䀌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①章氏所言应是戴氏本意所在，他深知在文字狱的时代，个人著作的面世务必用语隐讳，知所避忌；从学理层面上说，“借古讽今”应该是通过批判程朱理学以达到针砭现实目的最为恰切的处理手段。戴震的真实话语表达，可以从他寄给段玉裁书信中的自然用语窥见一斑，知其心曲。曰：“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②以个人书信与正规著作相比较，是最能真实表露作者内心意图的文字实录，此中“今人”绝对不会是指程朱，定是那些“理”字不离于口、害人不轻手的在位者和当权派；而《疏证》中的“理”字在书信中都被替换成“意见”二字，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因此，与其说《孟子字义疏证》的内容是批判程朱理学，毋宁说是借批判理学之名而抨击强权势利者的“以理杀人”。戴震对于程朱学术与理学末流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疏证》一书乃是借用“洛闽之言”作为靶子，来抨击朝廷以“理”学为幌子残害民众，即“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的事实。胡适曾言：章学诚常骂戴氏，但他实在是戴学的第一知己③。我们由此也可以说，戴东原痛斥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但他实在是程朱的第一知己。
  其次，《疏证》一书在写作形式上也深受《朱子语类》的问答辩驳式影响，更是模仿了朱熹弟子陈淳《北溪字义》的词典释义方法，将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和范畴以字义训诂的形式构建起来。陈氏书列出命、性、心、情、仁义礼智信、道、理、诚、经权等26门，荟萃宋五子之说，而以朱子说为折中④；戴氏书以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为目，列为44条，认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因此，陈、戴两书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昭然若揭。这些问题早在东原去世之当时，洪榜即明确指出《疏证》“非言性命之旨也，训诂而已矣，度数而已矣”，即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只是责难程朱之书，而应理解为戴氏为了剔除附着在程朱理学上的异端成分，通过文字考证和经典诠释的手段为程朱做辩护和澄清。洪氏云：“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戴氏之书，非故为异同，非缘隙嚷嘲，非欲夺彼与此，昭昭甚明矣。”①洪榜一生服膺东原，为戴氏学说而上下游说，论定戴震的“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江藩作《汉学师承记》特为表彰洪氏，全载此文以为援引，致使后世不至于泯灭戴学“义理”层面的功劳。梁启超指出：洪氏“这几句话批评得对极了，试拿毛西河攻击程朱的书，陆稼书攻击陆王的书，和东原各书相对照，便可以见出东原的态度确是‘学者的’了”。“东原并没有攻击别派的行为，不过将这派那派研究出他们的真相，理清楚他们的系统，叫他们彼此不相蒙混，这种工作，无论对于某种学问，在批评家或历史家是最必要的。我们认东原为最忠实于这种工作的人”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正人心之要”的《疏证》一书，用“以词通道”的方法探明“治乱之源”，悟得“圣人之道”，正是秉承了朱子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路径而来，也正印证了冯友兰所言：“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③
  二、穷理知欲为民请命
  程朱理学在自宋至清的发展过程中，因受到来自释道融合、朱陆之争及阳明心学等诸多思潮的浸染而不断地嬗变。清初的思想界集中批判心学的“致良知”，努力恢复程朱理学的信仰。但此时的朱子学虽为朝廷官学，但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朱子学了。乾嘉时期的儒者攻击程朱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因抨击阳明心学而顺势深挖而及之。傅斯年对此曾高屋建瓴、洞察幽微地指出：“清代汉学家自戴震以降攻击理学者，其最大对象应为心学，不应为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陆王、力诋程朱，则亦有故。王学在明亡后，已为世人所共厌弃；程朱之学在新朝仍为官学之正宗。王学虽与清代汉学家义极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论；朱学虽在两端之间，既为一时上下所宗，故辩难之对象在于此也。”①“朱子理，陆子禅”，清初王学已“人所共厌”，在批判心学的思潮里，朱子学也被“殃及”成为众矢之“的”，朱子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了清儒公共的“辩难之对象”。
  清儒与宋儒的思想分歧，既体现在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对立上，也有心性论和“理欲观”的差异。特别是朱熹的“理欲观”在自宋至清的时代长河中，已经失去其原本“抑制奢欲，关心民瘼”的本来意蕴。首先，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提出，其实是具有特定的历史责任和危机意识。其背景是南宋朝廷苟且于临安，官僚阶层穷奢极欲，贪婪无度，“禁欲”于民众而“享乐”于自己，致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朱熹针对如此社会境况，欲从学理层面上为百姓争取生存空间，希望统治阶层能够“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但朱子的说教因人微言轻而未曾有效，甚至还遭到反对者的谗害，被定为异端邪说和“伪学逆党”。
  朱熹的“灭欲”重在“正君心，去淫奢”，而对下层民众则希望外无旷夫，内无怨女，即所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②。“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③。即圣贤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即谓之天理。换言之，人性必需、要求合理就是“敬”，就是“天理”；骄奢淫逸、追求美味就是“肆”，就是“人欲”。如此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情怀，即使在今天仍是正确的、积极的，极富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朱子“存理灭欲”之说的原始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却被负载了相反的作用，成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其结果是“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④。因此，原本以富国强民为宗旨的理学家的理想追求，也逐渐被“言清行浊，设身私欲”的假道学和迂儒蠹吏所污染而扭曲，他们倚仗权势胡作非为，同时又满口仁义道德，以“天理”或“意见”的令牌让卑弱者“呼天无门”。戴震本人就是遭受这种“天理”残害的牺牲品。东原三十三岁遭遇横逆，至于终生不曾回乡，“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追寻到残害自己的真正原因乃是“后儒以理杀人”。正如章太炎所言：“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闽洛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①“贼渠”为一己之利而“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却凭借“闽洛之言相稽”，致使“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基于“天下受其害者众”，戴震于是发愤著述，“为臣民诉上天”，摧毁“天理”“意见”及其被后儒末流所污染，并与程朱本意有别的另类“程朱理学”，但并非攻击程朱本身。
  其次，戴震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清社会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已大为松动，商人的物资利益追求、民众合理的生存欲望，已经成为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异军突起，更需要寻找理论上的代言人，对现实公正平等的要求、义利关系的重新定位、理欲关系的调整等问题都要得到相应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戴震自身由商而儒，对待中下层民众的物质欲望或商业利益怀有浓厚的人文情怀，也自有其独到的理解与表达。他对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高度评价，以及“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理论证明，也都由此感触而起，应运而生。实际上，《疏证》和《原善》等书的撰述本身，就深刻隐含着徽商活动和民生关怀的大背景，表述了新兴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戴氏以为：“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而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②如果从商人情感的角度来看，此话也可以理解为：凡“经商”皆为有“利”；无“利”则无为矣。有“利”而后有“商”，有“商”而归于“诚信”之谓“儒商”。这种将“义理”与“嗜欲”“欲望”与“义利”的关系放置在有利于人性需求和商业运营的轨道上加以考量，既便于理解和接受了商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现实，也有利于促进理欲辩证统一问题的争论。可见戴氏所言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清商人特别是徽商的生存与发展做出充分的事实证明和理论支撑，抨击了传统社会的“商为四民之末”的腐朽观念及其对商业商人的抑制和打击。
  胡适认为戴震倡言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成为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礼教的第一个人，但并无感情上攻击程朱本身的问题。他只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①。理学是儒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戴震和朱熹在人情隐曲和人性的终极关怀上是一致的。朱子所倡导的“财自道生”“以义取利”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徽商“贾而好儒”行为的直接导因和取利法宝。因为“人欲”兼有善、恶两义，饮食男女、常情隐曲，朱子以为善；见利忘义、骄奢淫逸，朱子以为恶。而东原“理存于欲”专指“善”处言之，所以主张遂民之欲；程朱“存理灭欲”专指“恶”处言之，故要人遏私去欲。无论是上古圣贤，还是汉宋大儒，休养生息、体恤民情皆为儒者一贯的人生追求，朱子更不例外。其“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成为戴震“一人之所欲，天下人之同欲也”的著述命题，充分显示出两代学者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戴氏云：“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仪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②东原此论，既是儒家义利观和经济伦理的理学阐释，也是对徽商争取适当权益的合理合法的诉求，这与朱熹对待“义理”与“嗜欲”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胡适指出：戴学重在扩充心知之明，使人能体察事物的条理，这是一种新的理学，不是“厉禁言理”，也不是“蔑理”。其实戴学最近于程伊川与朱子，同属于致知穷理的学派，实在是程朱的嫡派，又是程朱的诤友，他撇开“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去做那致知穷理的科学事业③。可见戴氏与朱熹的人本主义和理欲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只因时代的差异以及后世的混淆和偏见，弄成两造缺席下的不必要的对立。朱、戴两说虽侧重不同，却殊途而同归。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戴氏为理学的“后继”，是在新的时代为徽商存意而“开源”的功臣。
  三、礼敬乡贤守正出新
  如果要追究朱熹与戴震之间究竟有何不同，首先是两人所面对的各自时代的不同：朱子肩负着复兴儒学的使命，尽管有“道问学”的倾向，但迫于释道的压力，不得不执着于“尊德性”。而东原所处的是乾嘉汉学兴盛之时，“道问学”既是时代思潮，也是其个人的禀赋所向。戴震修正朱子学应是学术内在发展的自然规律，目的在于剔除认识论和理欲观中的禁欲主义和静敬工夫，认为：“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借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孔孟。”①为了拂去程朱身上的异端附着而还其本来面目，戴氏秉持“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独立精神，向释道之学的“无欲、无为”、理学末流的“空言心性”、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发起挑战，以朱子“进学在致知”为路径，“重问学，贵扩充”，“以词通道”，“修辞立诚”，确乎“颇近于朱子格物穷理的精神”。故杨向奎先生称东原不仅是汉学大师，同时也是宋学大师，良有以也。
  任何一种学派思想的发展，后期必定产生流弊，这是自然规律。我们不能以理学末流之弊而归罪于作始，更不能因程朱创始理学而损害其学术之全部，以一眚掩大德不是客观正确的态度。那种以戴震批判朱子为“讥骂洛闽”，忘本负恩，乃是简单片面的“不得旨要”。对此，洪榜与朱筠已有争辩，凌廷堪亦称：“今案其（东原）遗编，学之大者犹可考见，特惧读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与妄庸巨子讥骂洛、闽者等视而齐观，则先生之学由此而晦矣。”②浙东黄式三云：“后儒之疑戴骂戴者，为其说之驳程朱耳。而以程朱之所自言与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参互引证，学者可平心读之，去戴氏之矫枉过正而取其所长，在善学者之实事求是也。”③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异常复杂的，具有时代性、丰富性和继承性，即使每个学者的思想也都不能划归于简单的非此即彼。东原批判理学，既是时代学风之必然，也是学术争鸣之必须，更有其个人遭际的凄凉背景。胡适指出：“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④作为以恢复孔孟本真为责任的儒者，戴震传承着理学家的道德修身、正心制行之学，努力饬躬笃行，博学力行，与惠栋、江永和钱大昕等清儒一样，他们“批判”宋明理学，但绝不“背叛”程朱，一贯奉行着“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的人生准则，即如姚鼐所言：“婺源自宋笃生朱子，传至元、明，儒者继起，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①
  事实上，戴震与江永一样，对朱熹始终以乡贤的礼敬而对待之，以学术的传承而弘扬之。三百年来，人们对戴震批判朱熹的理论反省，如果能够明了卓越的学术思想必根植于其同源的历史传统，就能望表而知里，领悟出东原对朱子一贯的恭敬崇慕之情。翻阅戴震著述，未曾见其直呼朱熹之名，而以“朱子”或“子朱子”相称。如（1）宋之有朱子，近数百年以来学者宗之；朱子者，集宋儒之大成者也②；（2）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毛、郑，宋子朱子③；（3）汉之郑康成、宋之子朱子，其学殊绝，其人亘古不能有二之人也，有言者称宋儒兴而汉注亡，东原曰：余甚不谓然。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④？等等。同时，戴震对朱子学地位的重视，及其遭受玷污和不公时也是极力维护的。如《四书章句集注》被人视为科举功令，但戴氏以之为通往圣贤之道的必经之路，云：“四子书，六经之阶梯；《小学》《近思录》，四子书之阶梯。”⑤又云：“孔子之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知宗信孟子而折彼为非者韩子也；尝求之老、释，能卓然觉悟其非者，程子、张子、朱子也。”⑥又云：“陆王，主老释者也；程朱，辟老释者也。今足下主老释、陆王而合孔孟、程朱与之为一，无论孔孟不可诬，程朱亦不可诬。”⑦戴氏早年由熟读朱子《集注》《或问》进入科举，晚年著述则更为通明达观，厚意称许程朱，对汉宋优劣，唯论其实，不偏一家。他以郑玄和朱熹各为其时代之大儒，不因朱子的理欲观而废其学，不以“尊德性”而掩其“道问学”，云：“凡宗仰昔贤，用寄爱慕，闻名起敬可也。援以证实，用资考核，必有起而辩之者。”⑧其景仰先贤之情溢于言表，而求是不苟之意也直言不讳。梁启超赞之曰：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①。戴震正是秉承了朱子学的理念，既非全盘否定先贤，也具自我独立精神，故其“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②。
  大凡杰出的思想家都有“反传统”的秉性，这与万事万物的遗传变异类似，也与“穷则变，变则通”的新陈代谢有关。如墨子学儒术，既而非儒；王肃习郑学，既而攻郑；程朱之学也曾入禅，而辟佛尤深。故“人之于学，既登堂而入室，复操戈以相伐。入而能出，此其所以大也。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可屈指数，要其成功之由，莫不如此”③。而“能自成一派”的戴震之所以能够成为兼涉多域而又异军突起的卓越学者和思想家，定与他“登堂入室”而又“入而能出”的杰出才能密不可分。一般人只关注戴氏对朱子学的“出”，而不见其对朱子学的“入”，忽视他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开拓之功。胡适指出：“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的理学，有破坏之功，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的、不彻底的旧理学。”④此言也正契合了梁启超概论清代学术具有“生、住、异、灭”的演变流程，证明程朱理学“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俊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故有“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之事⑤。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着力在“希附末光者”的“诡辩”，而以“先辈”之“精要之义”去“建立他的新理学”。作为“后戴震时代”的学者，自当以“订讹规过”“不必为贤者讳”的心态来对待学术发展的大势，“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学术才能稳步前进。
  关于戴震与朱熹之间的学术争议，涉及的不仅是其个人之间的学术评价或情感剖析，更多会牵涉两个重要时代的学术思潮问题，且此类问题仍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掘，这也是当代学者的应负之责。朱熹与戴震皆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朱子以创新精神将儒家思想哲理化、精致化，适应了时代之需，完成了儒学的全新发展，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五百年后，戴震又在自己的时代里解构了宋明理学的矛盾，将考据与义理统一起来，证之以实，运之以虚，建构起清代“新理学”的知识系统，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作为汉学家的戴东原，虽然对宋明理学的认识论和理欲观有所批判，也曾明确指出汉学宋学“得失中判”，汉儒未必全是，宋儒未必全非，正乃汉宋兼采、实事求是之学也。换言之，东原学术既有汉儒之博而畅其旨，又有宋儒之潜而洽其趣，故能对程朱本身及其全部学问始终充满敬意，并加传承和弘扬。至于有人认为戴震抨击程朱理学，是不敬乡贤，数典忘祖，章学诚对此已判“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本文权借东原自己的话为他“未能免怨尤”的预见作点解释，从中也可明了其“为学不做媚时语”的学术品格和人生旨趣。戴氏曰：“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①诚哉斯言。

＊作者简介：徐道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徽学与经学、学术思想史。 ①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①章学诚《朱陆》，《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又《书朱陆篇后》曰：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②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第68页。关于戴震与朱熹的关系问题，凌廷堪、章学诚、胡适之等已有公正平实之论，惜其点到为止，语焉未详。拙文《论戴震对朱熹始终如一的态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曾从文献的注释思想上加以对比和阐释，可参阅。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②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项平父》，《朱熹集》第5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语孟集义序》，《朱熹集》第7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二《朱陆》，文物出版社影印。 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清儒学案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②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读书之要》，《朱熹集》第7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戴震：《与某书》，《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95页， ④戴震：《戴震全书》第3册，第356页。 ⑤戴震：《与某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495页。 ⑥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4页。 ①章太炎：《释戴》，《戴震全书》第6册，第374页。 ②戴震：《与段玉裁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543页。在戴氏与段氏书札及《与某书》中，类似“今人”“后儒”“意见”之语所在多有，应该是戴氏内心真实的观点表达。 ③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第20页。若以冯友兰《新理学》中所称“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哲学体系而言，戴学可以清晰地归为“新理学”的范畴。由此即可将戴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归纳为由“照着讲”而至于“接着讲”的学术历程。 ④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孟子字义疏证》中有数处引用陈淳（1159—1223，字安卿，号北溪，福建龙溪人）之语。另，该书有康熙年间休宁人戴嘉禧之参刊本及序文，开篇即为“昔贤教人为学，必先识字”。作为本乡同宗后学，戴震既见陈氏理学书，又袭乡贤戴氏语，可知东原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行迹显而易见，当然也是无法绕过的。 ①洪榜：《上笥河朱先生书》，《二洪遗稿》，梅花书院刊本。 ②梁启超：《戴东原哲学》，《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①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0页。民国时期的学者反思清代汉宋学术，多以为“以理责天下之人，非创宋学者之所为，而为宋学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学乎”（吕思勉：《理学刚要》），且以为清儒为宋学之赓续，如惠栋和戴震等汉学家“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 ②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一三，《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③《朱子语类》卷一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467页。 ④章太炎：《释戴》，《太炎文录》卷一。 ①章太炎：《说林》上，《太炎文录》卷一。 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第6册，第216页。 ①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6页。 ②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第6册，第197页。 ③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第133—135页。 ①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53页。戴震批判陆王更胜于程朱，而抨击当位者更胜于陆王，但终以《孟子字义疏证》这种训诂加义理的表达方式言其“不得不作”之情，其中深意可谓大矣。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3页。 ③黄式三：《申戴氏理说》，《儆居集·经说三》，《黄式三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④葛懋春等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①姚鼐：《吴石湖家传》，《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②戴震：《闽中师友渊源考序》，《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55页。戴氏著作中多称“朱子”，偶称“朱文公”或“紫阳夫子”，可见朱熹在戴氏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学术界多认为戴震早年必受新安理学濡染，定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此言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东原一生参与科举，熟读朱子《四书集注》，潜意识中的程朱理学自然盘踞终身。当时许多大学者口头上即使鄙夷宋学，实际上却如梁启超所言：“一个个都是稀稀薄薄朦朦胧胧的程朱游魂披上一件许、郑的外衣，那时候思想界的形势大略如此。” ③戴震：《毛诗补传序》，《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25页。 ④戴震：《郑学斋记》，《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06页。 ⑤戴震：《三字经笺注叙》，《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 ⑥戴震：《绪言》，《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0页。 ⑦戴震：《答彭允初书》，《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59页。 ⑧戴震：《答曹给事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31页。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②胡适：《戴东原的哲学》，第61页。 ③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 ④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35页。与胡适观点近似者，还有李慈铭，曰：若东原则惟为程朱拾遗补缺，未尝肆言攻击也（《越缦堂读书记》）；又皮锡瑞曰：东原未尝薄宋儒也，其著述多采朱子说；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辩一“理”字（《经学历史》）。 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①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第6册，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