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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自北宋中期蓬勃兴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朱熹终于完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实现了儒学创新。朱熹理学通过徽州地区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说明思想学说对世道人心、社会盛衰有着直接关联。本文试就朱熹理学体现的合理价值以及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影响加以分析，以求教于方家学人。
  一
  理学在北宋有五个代表人物：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在中国思想史和理学史上称为北宋五子。北宋五子之学在当时各有侧重，并没有自觉形成一个理学系统。而且他们的学说之间还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南宋的朱熹全面继承了北宋以来的儒学思潮，对北宋五子之学进行加工、整理、提炼、锻造，进行综合创新，同时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的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朱熹作为集大成者，把北宋理学中有创见的合理性因素全部吸收进来，但又不是简单的兼收并蓄，不是将各种思想排列组合拼凑在一起，而是经过批判、改造和扬弃后的一次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是在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密的理论创造的有系统的哲学体系。
  朱熹的理学体系不仅综合北宋五子，而且是孔孟以来的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朱熹思想体系的形成还包括与他同时代的思想流派的交锋与融摄，如与湖湘学派关于“中和”与“仁”说的论争，与陆象山心学学派的论争，与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的辩论等等。朱熹综合批判吸收了同时代学者的思维成果，融合儒释道及诸子各家之学，而归宗于儒，建立一个兼容统摄释道、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形上世界、现实世界、意义世界与可能世界融为一体的庞大新儒学体系，是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系统整合儒释道，成功地回应了佛学的冲击与挑战，证明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充分的消化吸收的能力，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伟大胜利。
  朱熹理学体系的特点是由互相联系、基本上是两两相对的范畴组成的理论系统，即理气、道器、太极与阴阳、理事、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性情、善恶、公私、义利、王道与霸道、未发已发、中和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此外，还有体用、本体与工夫、仁义礼智、心统性情、格物致知、孔颜乐处、鬼神、诚、“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心即理、动静、理一分殊、主静等问题。
  朱熹理学从整体上说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学说，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则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的学问，是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学说，探讨如何建设理想大同社会的学说，而贯穿于整个体系、起主导支配作用的则是理的学说。朱熹认为，儒家之理与佛教作为最高本体之理有根本区别，儒家之理为实理，而释家之理为空理，“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①。儒家之理作为实理，有具体的内涵，即“仁”，即以仁释理，仁包含义礼智信，即“仁包四德”，也可以说仁贯穿于这整个理学体系之中。
  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理学家把仁确立为最高原则，是儒学的进步，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是理学家的最大创新与创造。同时，理学家对仁的内涵作出新的解释，或者说，给仁的内涵充实了新的内容，这新内容就是理学家前后相继地认为仁的本质是生命之源，即以生释仁，仁是生的意思，仁是生生、生生不息，是生物之心。这样，仁不仅有了新的内涵，从人道、人的精神性品格的范畴上升为天道，体现了自然世界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生不息、无有穷尽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仁道与《易传》中的易道结合、统一起来了，“仁者，天地生物之心”①的命题与《易传》中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命题结合起来，使儒学真正成为立己立人之学，正心修身而不忘家国天下之学，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学。
  朱熹反复说明的“天地生物之心”，就是指天地之“生意”“生理”，天只有一个“生理”，天地“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②。人也是天地所生之物，故人心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人的生生是宇宙自然的最高表现，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担当者。朱熹说“只从生意上说仁”，“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③。“生之谓性”④。人能自觉体认生生不息之天理流行，故人能弘道，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乃天赋之伟大使命，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尽天命而自强不息，积极有为。朱熹把本来标志人的伦理性、精神性品格的仁范畴与大易的生生易道结合，把仁提升为本体范畴，生生之谓仁，仁既概括了自然界与人的无穷发展过程的统一，又是二者实质的提炼，即把自然界的生理与人的性理结合起来，以生生不息之仁实现天人合一。这是理学的伟大创造，理学的全部积极价值也许就在于此。
  二
  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先祖居徽州歙县篁墩，虽长期居闽，但春露秋霜之感念，始终没有忘记父母之邦。朱熹平生曾两次（一说三次）回故乡省亲扫墓，并讲学访友授徒传播学问，“乡人子弟，日执经请问，随其资禀，诲诱不倦”。第一次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春回婺源省墓，并到歙县拜望了外祖父祝确处士，游览了紫阳山、南园寺等风景名胜。在游南园寺时，手书《新安大好山水》于南园石壁。第二次回故里是在淳熙三年（1176），时年47岁，此时朱熹已是饱学硕儒，在知己与门人蔡元定的陪同下回到故乡，受到地方官员、族人、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热忱礼遇接待。朱熹愉快地向县学赠书，讲学于朋友汪清卿之家，答疑问难，诲人不倦。在此期间，朱熹还到歙县西郊篁墩扫墓，祭祀徽州朱氏世祖朱师古等列祖列宗。朱熹居闽期间，许多徽州人士曾不远千里，前往受教求学。又与新安人士书信往还，互通音问，络绎于途。这不仅使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广泛传播，而且通过徽州地区的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播发展，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一生对故乡眷恋至深，写信著文常署名“新安朱熹”。与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如陈亮、吕祖谦等往往称朱熹之学为“新安之学”。“新安之学”一转便为“新安理学”。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明代的程瞳所著《新安学系录》，对新安理学的传衍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新安理学的主要代表有：
  程洵：字允夫，号克庵，婺源人，朱熹内弟。朱熹第一次自闽回故里，就由程洵全程陪同。朱熹对程洵一见如故，多方诱导启迪，并将程氏“道问学”斋更名为“尊德性”。程洵自见了朱熹后，“欲尽弃举业，一意学问，以求进于圣贤之域”①。史载程洵讲学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文公之门”。著作有《尊德性斋集》。朱熹称道其著“意格超迈，程度精当，虽诸老先生犹抚手降叹”②。庆元党禁时，程洵任庐陵录参，与新使君合不来，使君奏程洵“亦是伪学之流”。程洵不以为惧，且以能与朱熹同道为荣，他写信告诉朱熹说：“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朱熹答书曰：“今日方见吾弟行止分明。”③称赞他学以致用，坚贞不屈。闻知程洵病逝，朱熹哭之恸，为文祭之曰：“中外兄弟，盖无几人，有如允夫，尤号同志。学与时背，仕皆不逢，犹计暮年，更相勉励，卒其旧业，以毕余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④对他的去世深表痛惜。
  程端蒙：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祖籍徽州，最初以江介为师，后受业于朱熹。他是鄱阳之学流入新安的第一人。故黄百家称他是新安为朱子学的第一人：“新安为朱子之学者不乏人，而以程蒙斋为首。蒙斋之后，山屋以节著，双湖以经术显，其后文献蒸蒸矣。”⑤朱熹称其为人“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⑥。他所著作为教材使用的《小学字训》，专以朱熹思想解释字意，朱熹称其“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⑦。
  程珙：字仲壁，程蒙斋之曾孙，亦登文公之门，著有《易说》。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与其弟滕珙俱从朱子游，造诣深邃，荐举于乡，入太学。淳熙甲科，调鄞县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干官。韩侘胄当国，有朋友劝他拜访韩侘胄，或许能得任用。滕璘说：“彼以伪学诬一世儒宗，以邪党锢天下善士，顾可干进乎！”①后知嵊县，多有德政，朝廷欲将其调入京师，终因不肯听命于韩，以病辞归。遗文有《〈论语〉说》《溪斋类稿》三十卷。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学，登淳熙进士。终合肥令。与德粹齐名。《江南通志》载先生令合肥，有仁政。有《蒙斋集》若干卷。
  滕铅：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为安仁令。所承所受，学有源委。著《书传注》行于世。
  黄智孙：字常甫，休宁人，称草窗先生。学于万菊滕氏，而定宇之师也。一般认为他是朱熹三传弟子。著有《草窗集》八卷，《＜易经〉要旨》十卷，《四书讲义》二百篇。
  陈栎：字寿翁，一字定宇，晚称东阜老人，徽之休宁人。“学以朱子为宗”②。一般认为他是朱熹四传弟子。陈栎性孝友刚介，日用之间，动中礼法，善诱学者，江东人士就学草庐者，尽遣而归。所著有《百一易略》《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
  倪士毅：字仲宏，隐居徽州祁门山，学者称道川先生。生平事亲至孝，接物以诚，平素讲论非仁义道德之说与朱子之定论，不以教人，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与赵东山、汪环谷朝夕讲学，时称“新安三有道”③。尝叹朱子《四书集注》既行，儒者各为诠解，由宋迄元，不下数十家，而义理未为明备，著《四书辑释》三十六卷，环谷为之序。
  朱升：字允升，号枫林，休宁人。后隐居歙县石门山。一般认为他是朱熹五传弟子。其学以“求真知”为依归，对朱学多所发明创新。“五经”皆有旁注，尤究心于《周易》，别有《易前图说》二卷。朱元璋起兵反元，朱升加入其队伍，成为重要谋士。
  《宋元学案》中有一卷为《介轩学案》，黄宗羲最初称为《新安学案》，全祖望将其改为《介轩学案》，盖属于传承朱熹理学的旁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有：曹泾：字清甫，休宁人。八岁能通诵五经。马端临尝师事之。入元，为紫阳书院山长。马端临：字贵与。父廷鸾，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时休宁曹泾精诣朱子学，端临从之游，师承有自。以荫补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献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成。许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从董介轩游，后受学于魏鹤山。时人称之曰山屋先生，以风节著于世。他在朝时，当事有戒以和平勿过刚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尔。夫和平以从我，岂不能和平以从人；勿过刚以顺我，岂不能勿过刚以顺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许某只是一许某，决不能枉道以事人也。”①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具体传播路径是，徽州的学者对朱熹的著作加以注释、注疏，推广朱熹的学说，通过新安理学家群体对朱熹学说的服膺和接受，以“附录篡疏”的形式推广朱熹经学，并将朱熹著作加以通俗化，以编纂启蒙教材用以教学的方式传播朱熹理学，使朱熹的学说在学校和书院通过教学授受的方式传播，造成朱熹理论学术下移、在民众中间流传影响。宗族村社中的绅士在制定族规、村规民约时，贯彻朱熹的伦理学说，使朱熹的学说转化为乡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
  三
  朱熹毕生积极提倡教育。教育是提高人文素养、普及礼乐教化的根本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本。朱熹20余岁初任福建同安主簿时，就职兼学事，兴资办学，选聘教师，购置图书，自己公余之暇，也亲自到学校讲学。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捐出俸禄，在一片丘墟遗址上，重建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学规，邀请陆九渊等人讲学于其中。在知潭州时，又修缮岳麓书院，扩大讲学规模。每次回乡省亲，总是到处讲学。在朱熹影响下，徽州地区教育非常发达，使得徽州地区虽处于万山丛中，却博得“东南邹鲁”之美誉。以书院为例，北宋时只有3所，到南宋时已有14所。明清时期，书院增至54所。至于官办的府学、县学、社学、私塾等，其数量之多，真是难以计数。书院、社学教学，一是皆以朱子为宗，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徽州文化教育的发达，虽有多种因素，但朱熹理学的影响，显然起着重要作用。
  朱熹哲学以生为性、重视生理、生存的本体特征赋予徽州人积极求生存的精神。徽州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略有自然增长，就必须外出经商谋生，故徽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他们受到理学的熏陶，衣食足而知礼节，贾而好儒，正如戴震所说：“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①他们不仅自己好读儒书，培育儒商精神，而且在富起来之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建书院，办社学，鼓励家乡子弟努力读书。这与其他地区的商人不好读书形成鲜明对照。徽商所到之处，都要建朱子祠，办义学，赞助地方教育，有利于朱子学的传播。
  徽州教育以普及朱熹理学为主要内容。许多社学、私塾以朱熹所著《童蒙须知》《小学》为初级教材，有利于从小就培养徽州人的人文素养。在《童蒙须知》中，朱熹对儿童的言行举止提出要求，如“凡喧哄争斗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等，在《小学》中，朱熹辑《礼记》等书中明伦养正、嘉言善行之训，教导青少年做人基本道理，使之渐入圣贤之域。
  朱熹理学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体现在许多族规民约中，对徽州和谐社会建构与敦睦风俗教化有积极影响。父子有亲，夫妇有情，兄弟有义，敬老爱幼，形成和谐有序的人伦关系。徽州宗族内部提倡扶孤恤寡，相周相救，是“民吾同胞”的具体体现。如《许氏家规》就规定：“其在乡党邻里，有相周之义焉，有相助相扶持之义焉，况于族人，本同一气者乎？”《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宗规》规定：“衣食窘急，生计无聊，虽或自招，数亦蹇产，则周之。量己量彼，可为则为，不必责其报，不必求人知也。”②许多徽州宗族有祭田、义田、学田，祭田收入用于宗族祭祀，以凝聚族群意识；义田之举嘉惠同族之鳏寡孤独废疾者；学田收入用于赡给师生束修膏火和周济族人贫乏者。故传统徽州社会很少有因贫乞讨流浪者，也少有因贫失学者。
  徽州士人特别重视宗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宗族与宗族之间遇到矛盾纠纷，大多通过协商谈判、签订协议约定来解决纠纷，很少有械斗、群殴等暴力冲突事件发生。黟县《余氏家规》规定：“邻里乡党，贵尚和睦，不可恃挟尚气，以启衅端。如或事尚辩疑，务宜揆之以理……其不得已，听判于官，毋得辄逞血气，怒詈斗殴，以伤和气。”③休宁王氏《族规》记载：“里者族之邻，远则情义相关，近则出户相见。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缘，况童蒙时，或同里塾，或共嬉游，比之路人迥别。凡事皆当从厚，通有无，恤患难，一切皆以诚心和气遇之，即人负我，我必不可负人，久之人且感而化矣。”④
  仁民而爱物，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表现为徽州社会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州民居与村落的营造大多因自然山水之势而展开，很少有破坏自然山水的现象发生。宋贶于郡城之北建造房屋，“因茂林之可花、修竹之可径、华实纤妍之可玩、高下夷险之异趣”之处，为台、为榭，布置设施，观奇峰远岫吞吐风月，使自然美与人工美巧妙结合。朱伯时负山而居，起平川楼，“望江南空濛，一视飞鸟去来，曾何计地上之丘陵险阻也”①。董直卿于溪园之上建碧环亭，“极目四周，笼以天宇，千品万汇，混为一碧”②。程宸卿所居之处，“樵歌起于烟际，农人语于竹外，朝阳东升，檐影在水，夕月西照，花阴入帘……四时景物之变，皆输奇纳秀于几席之上”③。美丽的雄村如诗如画，石家村布局如棋盘，宏村如一水牛卧于平川，呈坎村则按阴阳态势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二圳五街九十九巷，宛如一幅八卦图，人文地理，自然天成。徽州许多民居村落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堪称典范。
  朱熹理学重视人文修养、礼乐教化、重视教育的精神对徽州社会的家庭和谐、人际和谐、族群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说明思想学说以及教育的兴盛对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王国良，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 ②朱熹、吕祖谦编：《朱子近思录》卷五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朱熹、吕祖谦编：《朱子近思录》卷六。 ④朱熹、吕祖谦编：《朱子近思录》卷五。 ①程瞳辑：《新安学系录》卷七，王国良点校，黄山书社2006年版。 ②程瞳辑：《新安学系录》卷七。 ③程曈辑：《新安学系录》卷七。 ④程瞳辑：《新安学系录》卷七。 ⑤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程瞳辑：《新安学系录》卷七。 ⑦程曈辑：《新安学系录》卷七。 ①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下》。 ②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下》。 ③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下》。 ①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介轩学案》。 ①戴震：《戴震全书·戴节妇家传》，黄山书社1995年版。 ②赵华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③赵华富：《徽州宗族社会》，第391页。 ④赵华富：《徽州宗族社会》，第391页。 ①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78页。 ②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第379页。 ③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