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一部通释体著作，《通解》一书并不以精深的礼文注释见长，不以发覆礼文内容的心得见解为主要诠释手段。对于收录《通解》经、传两大块的各种文献原文的诠释，朱熹往往采用随文训诂的方式，收录郑玄注、贾公彦疏、孔颖达疏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成说，然后再以“今按”“今详”的形式，对各家说法加以评点、申述或补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
  受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影响，清代颇有不少学者取用这一诠释手段。例如，清初浙江秀水学者盛世佐（1719—1755）所撰《仪礼集编》一书，便颇能彰显这一风格，具有如下几重特点：一是引书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据该书《凡例》称云，采自先秦迄于清代学者共197家著作，其中全解《仪礼》之作仅十数家，其余有关文集、语类、杂说及其他经解与《仪礼》相发明者，“务摭而录之，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言”。二是众说编排次第颇有讲究，“一以时代为序，二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前所未备，始兼录之”。三是摭录众说但求详备，不求芟除异说。“京山郝氏尤好立异，所著《节解》一书掊击郑、贾不遗余力，而考据未精，穿凿已甚。今并录诸家之说，断以己意，亦欲去讲其非而求是耳，非敢与先儒角长短也”。四是引用贾《疏》往往有所删改。《凡例》云：“朱子尝谓《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润色，后儒因之，于贾《疏》各有删改，今掇其胜于原文者著于篇而分注其下，曰从某书节本，盖不没其所自也。若其未经删改者及他讲师之说，则但去其冗长而已，不敢妄加增损致乖本旨。”也就是说，《集编》引据贾《疏》情况不一，或据朱熹等人删改后的贾《疏》加以转引，或盛氏根据需要自行缩减冗长的贾《疏》之文加以引据，皆以不乖违贾《疏》本旨为要务。五是在援引郑《注》上，一般来说盛氏不予节省，但遇有重复之嫌的情况则删节之，用他的话说就是：“《乡射礼》文有与《乡饮酒礼》同者，《大射仪》有与《燕礼》《乡射礼》同者，郑氏各为之注，未免前后复出，今遇此等处，概从节去。”六是在引用前人说解的同时，亦不排除引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尔岐、万斯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阎若璩、姜兆锡等人的著述研究见解，在《集编》中亦多有摭引。
  又如，直隶博野学者尹嘉铨（1711—1782）所著《仪礼探本》亦是如此。对于所要诠释的礼经文本，尹氏《探本》的注解大都来源于前贤的相关文献注释。从文献研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文字释音，主要节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语料；就行文释义情况而言，则主要撷取郑玄《仪礼注》《礼记注》、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敖继公《仪礼集说》、方苞《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同时兼采历代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汇纂而成。其中郑注一般出现在经文之后或《经典释文》之后，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朱熹《通解》的释语一般径称“疏曰”，方苞的释语一般径称“方子曰”，等等。此外，注释语料的出处还涉及其他一些学者，明代及之前的注家如崔灵恩、吕坤、邱濬、吴澄等，清代的注家如张尔岐、徐乾学、任启运等，但整体上都称引得很少。简言之，尹氏《探本》不以广征博引为著述要旨，一般征引自身认同的前人诠释观点，不同意见的则不予征引。另外，在同一经文的不同注释语之间，尹氏往往用“O”的标志分别开来，使读者不至于混淆。
  又如，江苏常州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著《五礼通考》亦是如此。和朱熹《通解》一样，秦氏《五礼通考》不以个性化的经文诠释考证为长，他对《仪礼》各篇经文的诠释，主要是通过征引汉代以来各家诠释文来实现的。从所引注释文献的来源看，秦氏征引最多的注释文献，清代以前主要有郑《注》、贾《疏》、朱熹《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陈祥道《礼书》；清代前期礼学著作援引最多的，则属张尔岐《句读》、盛世佐《集说》、蔡德晋《礼经本义》《钦定仪礼义疏》等几种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其援引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二家之说，并未像清初以来的许多学者那样，持所谓批判的诠释眼光，更多属于正面援引。
  除各类私家著述受朱氏《通解》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影响之外，清代乾隆年间官修之作《钦定仪礼义疏》同样受其影响。《仪礼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个义例，对于历代礼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然后胪列于每一义例之下，这样就使得全书的类目非常清晰，编著者的立论与各种不同见解都得到妥善的安置，即使是纂修者所不拟采信之说，也都列于“存疑”“存异”之中，大体上反映出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成说，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搜罗之功亦不可没。与此编纂义例相应，该书在书写上采取大小写相分别的方式，“贾《疏》释《注》者双行小书，各分附本注之下，后儒说有与《注》、《疏》相证相足者亦然。其推阐经义者，仍大书特列”。举凡历代申解郑《注》之训语，皆用小字列出，其余则用大字书写。另外，《义疏》中注音及郑《注》中有关古今异文部分的内容，亦用小字书写，一并附于《仪礼》正文各句之后。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张扬朱学派”学者在礼文注释的征引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江苏武进学者胡抡最为突出。在胡抡看来，“经传注解之繁简详略，颇费筹蹰。太略，诚恐读之者不得明晓，不受穷经之益；太详，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郑之差”。胡氏所著《礼乐通考》嫌朱子《通解》征引古注过于烦琐，故没有延续朱子《通解》大量征引前贤文献注释的做法，其注释大量辑录之文献，更为强调“详而不失之于繁，简而不病于其略，斯为美耳”，释义表述更趋简洁明了。在先秦典籍的古注认知上，胡氏亦有自己的合理价值判断：“慎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礼著于经，经牵于注，后世去古既远，非古注无以得其门，泥古注又苦于其杂，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在胡抡看来，古注既有可取之处，所谓“非古注无以得其门”也；但亦不可全盘采录信从之，所谓“泥古注又苦于其杂”。因而，最为合理、科学的对待态度便是“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从这一认知观出发，胡抡对于所辑录之文献注释，包括《仪礼》经文的诠释在内，《通考》皆很少照搬古注，而是在参考糅合前贤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另行用简洁的行文加以诠释说明。例如，《觐礼》：“侯氏裨冕，释币于祢。”郑注：“将觐，质明时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上公衮无升龙，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其释币，如聘大夫将受命释币于祢之礼。既则祝藏其币，归乃埋之于祧西阶之东。今文冕皆作絻。”而胡氏《通考》则小字注释云：“将觐之，质明时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称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发现，胡氏的训释语源自郑玄《注》文，但表义更趋简洁，尽管如此，胡氏并未标明“郑《注》云”等一类字样。总体观察来看，《通考》的此类注释语，更多趋向于诠释礼经的礼节情况，而较少关注字词的意义诠释。
  综上各部分可见，朱熹的礼经学认知及其著述《仪礼经传通解》，对清代学者的《仪礼》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特别是《通解》“纂集重构”的著述方式和著述手段，更是在清代前期、中期催生了“张扬朱学派”，影响甚为深远。无怪乎陈澧发出“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