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人陈澧曾经说：“《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次经不难矣。”为经文划分章节是礼经仪制训诂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所谓“章次不分，则礼之始终度数与宾尸介绍，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陈，如满屋散钱，毫无条贯”。考察历代《仪礼》类诠释文献，注释家对《仪礼》采用“分节”的注释方式，起源较早。
  关于《仪礼》本经的分节源始，清初学者盛世佐认为：“分节法昉于《通解》，而后之说《仪礼》者多遵之，以其便于读者也。”然而后来广东番禺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仪礼篇》中纠正其说称：“《士冠礼》：‘筮于庙门。’贾《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毕”一节，论将行冠礼，先筮取日之事。’贾《疏》全部皆如此。此读《仪礼》第一要法也。《有司彻》郑《注》屡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贾《疏》分节之法所自出也。”据此，则是郑玄《仪礼注》第一次采用这一方法对《仪礼》经文进行分节，但仅仅限于少数篇目，而贾公彦《仪礼疏》则是全部采用“分节”之法诠释礼经十七篇。
  倘若将贾公彦《仪礼疏》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进行比对，就能发现，在标注分节的位置上，二者是有差异的。贾公彦《疏》往往在每一节的第一句话之后，标云“自此至某句，论某事”；而朱熹《通解》则在每一节经文的末端，另起一行标云“右某事”，如该书卷一《士冠礼》篇，朱氏《通解》屡称“右筮日”“右戒宾”“右筮宾”“右宿宾”之类。从形式上看，朱熹《通解》的分节诠释功能特征更加鲜明，而贾《疏》的“分节”更类似于现代中学语文课分段和概括段落大意的做法。
  根据陈澧《东塾读书记·仪礼篇》的考察，贾公彦《仪礼疏》的“分节”就已经相当细密了。例如《聘礼》一篇，贾氏《疏》屡云，“自此尽‘官具’，论聘人及用币之事”，“自此尽‘受书以行’，论陈币付使者之事”，“自此尽‘亦如之’，论宾与上介将行告祢之事”，等等。更有甚者，《特牲馈食礼》篇贾《疏》有分节者称：“自此尽‘卒复位’，论宾长献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妇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内，乃有十一爵：宾献尸，一也；主妇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妇，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妇，四也；主妇酢主人，五也；尸举奠爵酢宾长，六也；宾长献祝，七也；又献佐食，八也；宾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妇，十也；宾献主人酢，十一也。”贾氏不仅总括此节主旨，更将此节经文的“献酢”活动，总结分解为十一环节，极其细密。针对贾氏这种分节的注解方式，陈澧感慨地说：“此一科而分十一节也。《有司彻》疏，如此类者最多，不可枚举。其分析细密，使读之者心目俱朗彻矣。”
  至于朱熹《通解》，其各篇的分节较之贾氏《疏》更加细密。以《士冠礼》一篇为例，贾《疏》仅分11节，已经称得上是颇为细密的了，然而朱子《通解》则更为详细具体，共分为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陈器服、即位、迎宾、始加、再加、三加、醴冠者、冠者见母、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兄弟姑姊、奠挚于君乡大夫乡先生、醴宾、醮、杀、孤子冠、庶子冠、母不在、女子笄，凡24节。更能彰显朱子《通解》“分节”解经功能的是，朱熹将《士冠礼》一篇原本属于经文的“戒宾辞”“宿宾辞”“始加祝辞”“再加祝辞”“三加祝辞”“字辞”“醮辞”等，完全放置在相应一节概述性文字（指“右筮日”“右戒宾”）的后面，二者之间用“O”隔离开，既彰显出这些“辞”的解经性质，又对帮助理解具体某一节经文有很大的裨益。
  朱熹《通解》给《仪礼》经文分节并在节段后面标注节旨的做法，对清代前期、中期学者的治学影响较大，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等诸多礼经文献，均延续了《通解》的这一注释方式。以《仪礼郑注句读》中《燕礼》一篇的分节情况为例，张氏将该篇经文分成五个部分，自首句至“公升就席”为第一部分，张氏在首句下说：“自此之‘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备之事，有戒与设具，有纳诸臣立于其位，有命大夫为宾，有请命执役，有纳宾，凡五节。”自“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为第二部分，张氏云：“自此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献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宾，二人媵觯于公，公取媵觯酬宾，遂旅酬，凡七节，此初燕之盛礼也。”自“主人洗，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至“降奠于篚”为第三部分，张氏在该部分首句下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献卿，又二大夫媵觯于公，公又举媵酬宾若长，遂旅酬，凡三节。”自“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至“无算乐”为第四部分，张氏云：“自此至‘无算乐’，皆坐燕尽欢之事，既立司正安宾，次主人献士及旅食，次或射以乐宾，次宾媵觯于公为士举旅酬，次主人献庶子以下诸臣，乃行无算爵无算乐，凡六节，而燕礼备。”自“公与客燕”至经正文结束为第五部分，张氏又云：“此下言国君将与异国臣燕，使大夫就馆戒宾，及客应对之辞，其仪节与燕本国诸臣同，唯戒宾为异，故于礼末见之。”除了在每一部分首句下解释段落划分情况外，张氏还在每一部分各小节正文下，另起一行总结每小节之大旨，与整个部分的划分相呼应，使全文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增强了可读性。考察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等礼类文献的经文分节情况，亦大多类似此书的做法。
  至于《仪礼·记》文的分节之源始，则并非始于朱熹等人的《通解》《通解续》之书。盛世佐在《仪礼集编·凡例》中申称：“《记》文旧不分章，张氏《句读》始分之。”考贾公彦《仪礼疏》，尽管他对《仪礼》经文有具体“分节”，但在注释《记》文时，却未进行分节。至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更是将《记》文分解开来，放置到相应的经文分节文段总括语之后，用“○”隔开，将其和《礼记》之类解经性质的语料放置一块，便利于读者深层次理解经义。简言之，朱子并未对《仪礼·记》文分节。因此，盛氏谓《记》文分章始于张尔岐著述《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应该是可信的。
  以《特牲馈食礼》篇为例，张尔岐将该篇《记》文，共分为8节，依次为“记祭时衣冠”，“记器具品物陈设之法”，“记事尸之礼”，“记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齿列”，“记设内尊与内兄弟面位旅酬赞荐诸仪”，“记祭灶之节”，“记宾送尸反位之节”，“记诸俎牲体之名数”。较之贾公彦《仪礼疏》不分节《记》文的做法，张氏《句读》要合理得多；较之朱熹《通解》将《记》文附载在各节之后的做法，张氏《句读》更突出了《记》文自身的独立性，但从彰显《记》文原本补充注释经文的功能来说，张氏《句读》这一处置方式可能还不如朱熹《通解》更加直观便利。
  至于各家“张扬朱学派”学者的同类之作，亦大致相类似，纷纷强调对礼经经文的“分节”诠释工作。例如，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纂集之各篇礼文部分，梁氏亦延续朱子《通解》的做法，仿效章句体著作的编纂方式，厘析经文划分章节次第，每一节之后题云右某事之类，“旧本分截章法，但云右某某，今仿朱子分《中庸》之例，每篇自第一章起，次第至末，凡若干章；又于篇下统注几章，每章细注几条，及章下分注又几条，总期贯彻详明”（《凡例》第17条）。
  至于清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著作，由于著述大多以“释难解纷”“订误质疑”为治学要务，不再以强调对礼文的“纂集重构”，“从结构入手，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为诠释策略手段，朱氏《通解》给礼经“分节”的做法影响才渐趋淡化，不再成为一种著述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