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文献整理体式情况看，朱氏《通解》主要采取通释体的编纂体式著述而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而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究其目的而言，在于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这样一种诠释策略。
  二是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对于《仪礼》诸篇，朱熹尤其强调与之相关的“义”篇的延续与重构。例如，《通解》为《士冠礼》篇编纂《冠义》一篇，不仅吸纳了《小戴礼·冠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因《孔子家语·冠颂篇》略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小戴礼·曾子问》中有变礼，《春秋》内外传有事证，故朱氏据此糅合而成此篇。再如，《通解》纂辑《昏义》一文时，不仅吸收了《小戴礼·昏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将《礼记·郊特牲》、《坊记》、《曾子问》及《诗经》、《春秋》内外传、《白虎通义》、《说苑》所说婚礼之义及其变节合之，糅合而成此篇。
  三是在各类礼文的文献来源上，往往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的一个鲜明特点。
  受朱熹、黄榦、杨复等《通解》《通解续》这一著述体式特点的影响，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纷纷据此进行效仿，以纂集重构出符合自身礼制思想的一部新的礼经学著作。例如，姜兆锡所著《仪礼经传内外编》便是一部相类似的著作。姜兆锡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兹编实奉朱子遗训，以其所编家乡邦国王朝之礼，用勉斋丧、祭二礼之例以通之，不袭其迹而师其意。”这就点明了《内外编》在体例上源于《通解》和《续通解》，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若分类言之，该书的编纂著述体例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全面观照：
  其一，从“五礼”的分章布局情况来看。《内编》23卷，前22卷依次为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其中嘉礼、军礼、凶礼三者皆举纲统目，嘉礼分冠昏之礼、饮食之礼、飨燕之礼、宾射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军礼分大封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师之礼，凶礼分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而宾礼、吉礼二者皆第举目，宾礼约以朝、聘之属统之，而吉礼约以人鬼天神地示之属统之，具体而言，则宾礼分朝觐之属之礼、聘问之属之礼，吉礼分享人鬼礼、祀天神礼、祭地示礼、因事之祭、类祭之事、因祭之事。第23卷，附庶民入小学礼、国子入小学礼、国子暨民俊入大学礼、弟子职礼、凡小学、大学简升礼、世子豫教礼、诸侯元年即位礼、王元年即位礼等九礼。《外编》5卷，卷一、卷二为《丧服》上下，卷三《丧服补》，别采经四篇；后附《五礼分合图考》，包括嘉礼图考、军礼图考、宾礼图考、凶礼图考、吉礼图考、后附图考、五礼总图考。
  其二，从具体礼类的编排情况来看，《内外编》有源于《通解》《通解续》之处，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例如，该书“丧礼”部分，《通解续》尝采《丧大记》及各经传之属，通将王侯大夫等丧礼、虞礼总汇为一篇，名之曰《丧大记》，又通将王侯大夫等卒哭祔练祥禫各礼汇为一篇，名之曰《卒哭祔练祥记》，而于王侯大夫等未以类分编；而姜兆锡《内编》卷十四、卷十五则参考其文，分丧礼为《大夫丧礼》《诸侯丧礼》《王丧礼》三类，而虞礼及卒哭祔练祥禫各礼之不可考者，仍总次为《记》，并略加参议其间。又如“馈食礼”部分，姜氏《内编》分《上大夫馈食礼》和《下大夫馈食礼》两类目，分别载于《内编》之卷十九和卷二十。凡此之类，都体现出姜氏在全书分门别类方面更趋细密、合理。
  其三，从《仪礼》十七篇经文的整合情况来看。姜氏根据十七篇经文的礼类归属情况，依次将其归入相应的部类之下，《仪礼》中的《记》文也不再出现在对应十七篇经文之后，而是作为“本记”条文，附之于相应仪节经文之后。例如，《士冠礼》一文，本经保留了相对的完整性，姜氏只是将其中诸辞及《记》文作为“本记”之文，归附在各分节的具体仪文之后；至于《燕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诸篇经文，姜氏以为“每篇当分为诸礼，不得相统”，故而原有完整的经文不再保留篇目经文的完整性，而是被分解到相应的礼类之下。如《燕礼》一篇，姜氏将其拆分为“诸侯燕大夫礼”和“诸侯燕聘大夫礼”二礼类，分别为之分章节次。
  其四，从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情况来看。姜兆锡对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完全统一于具体礼制建构的需要，从各类经书和准经书中去寻找与摘录文献素材，而被列入其中的文献材料经过新的排列组合，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经的权威性，姜氏将这类经文称之为“参补之经”。例如，《内编》卷十“宾礼”之“诸侯会同礼”，礼文原本阙而不备，姜氏汇考《周官·司仪》《掌客》诸职，参补为经，由此得以稍存“会同”之遗制；又“王时巡受朝礼”，礼文本阙，姜氏参《虞书》《周礼》《孔丛子》之文补足之；又“诸侯膳王礼”，礼文亦阙，姜氏取《周官·掌客》篇文补以为经。倘若某一礼类在传世文献当中无法找到具体的仪制记载，姜氏则阙而不录。如“饮食之礼”中的士族饮礼、大夫族饮礼、王食大夫礼、王食聘大夫礼、王食诸侯礼、王食牧伯礼、王食国宾礼，“飨燕之礼”中的本国大夫相飨礼、王大夫飨聘大夫礼、王大夫飨诸侯礼、诸侯飨大夫礼、王飨诸侯礼，等等，皆有细目而无正文。按照姜兆锡的说法，“参补之经”有四种情况：“有逸见他经而体例当升为经者，曰采补；虽见他经，而体稍不合者，曰参补；旁见书传，而体有未合者，曰姑补；散之书传，而合为编次者，曰汇补。”这种文献重构的做法，与黄勉斋《通解续》单纯补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更趋合理。
  再如，山西绛州学者梁万方（？—1725）所著《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卷帙浩繁，全书69卷，完全以朱子、黄榦《通解》《通解续》之书为宗，“梁君本其尊人遗稿，复加讨论编次，朱墨咿嚘中搜罗宏富，抉择精严，竭数十年之力，凡三脱稿而后成，洵可谓先圣之功臣、紫阳之嫡派矣”。该书在著述体式上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
  其一，从全书结构体例布局来看，大致承袭了《通解》的做法。梁氏“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因而他的《重刊》也延续了《通解》及《通解续》的编纂体例，其中《家礼》5卷、《乡礼》3卷、《学礼》12卷、《邦国礼》5卷、《王朝礼》15卷、《丧礼》16卷、《祭礼》13卷，凡69卷90篇。梁氏《凡例》云：“朱子原本于《觐礼》以下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亦无编次名目；黄先生于《丧》、《祭》二编加‘续’字另序篇次，今悉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式法，《觐礼》篇接前至《祭义》，共为九十篇，前后通彻，合成一书。”（第4条）由此可见，梁氏并未更改朱子、黄氏之书的著述体例与主体编排结构。
  其二，从《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诸类目的各自礼篇设置上，完全相同于朱子《通解》，而且在《仪礼》各篇之后，均仿朱氏的做法，每一篇之后设置一篇《义》文，如《士冠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冠义》之文；《燕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燕义》之文。倘若《礼记》没有《义》篇，则仍沿袭朱子的做法，从其他儒家经传删节补入，如《学礼》部分，《学制》一文之后，没有现存的《学义》文可以照搬，朱子乃“集诸经传凡言教法之意者补之，以释上篇之义”，而梁氏《重刊》亦据此加以仿效编订其文；又如，梁氏补《丧服义》篇，乃谓“礼篇如《冠》《昏》《饮》《射》《燕》《食》《聘》《朝》皆有《义》，皆汉儒所造以释礼者，既列于经，今观小戴《丧服四制》、《三年问》、《服问》等篇，大抵皆要其义言之者，故悉取其文并他篇书记之言《丧服》起义者合之为此篇”。
  其三，对于《通解》《通解续》的缺额部分，梁氏深以为憾，他有意仿照朱熹《通解》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增补，诚如《重刊》中《凡例》部分第3条云：“旧本自《践阼》至《王制》之癸，共30篇，序、题皆缺；又《丧》、《祭》二礼亦多缺，今细探本篇之阃奥，联络上下篇之旨趣，以统贯其所采经书，仿朱子前式而补之。总书于纲领者，使学者一览而全义可洞悉也；后仍逐篇录入卷首者，所以使学者每读一篇，先领会其大义也。”
  其四，考该书《凡例》第5条云：“此书旧名《仪礼经传通解》，今间有删订，亦悉本朱子之意；其附入诸家说及补注附按者，皆体会朱子平时所言之意旨，以发明经传之义理耳，不敢有更张也。”可见，在对待《通解》《通解续》原本辑录之材料和注释按语的处置方式上，梁氏《重刊》并未完全舍弃不用，而是略加删订而成，即使是需要补充其他文献材料及相关注释者，亦尽可能效仿原书编排之体例，不做大的改动。
  其五，在自身注释语注释方式的编排上，梁氏《重刊》亦强调沿袭朱子《通解》的做法：“经义内注疏所解有未熨帖者，有旁及他说拘滞而乖大义者，朱子皆发明订正，冠以‘今按’二字。今敬仿之，用‘附按’字为别。”（《凡例》第11条）一个“敬仿之”的处置态度，亦表露出万方对于朱熹治学态度的推崇和敬重。
  此外，为了体现自身治学对于朱氏学术的尊崇与重视，梁氏还将朱子有关诸经的注释成果吸纳到《重刊》中来，诚如万方在该书《凡例》第13条所说：“朱子前编引《四书》注皆用《集注》，《续》编犹有系《注疏》者，今悉改从朱注。又引《诗》皆改附朱子《集传》，引《易》改附朱子《本义》，引《书》改附九峰蔡氏《传》，一皆以至是为宗。”另外，第18条也说：“朱子凡有说《三礼》及《语类》所载说经传语，今皆各随其条下录入，而周子、程子、张子语亦然。若诸家精微之说，即皆采入，用一‘附’字别其原本。”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类治学方式的艰难，他们指出，这种文献的大批量纂集重构的方式极易于陷入“汙漫之书抄”的治学困境，需要治学者拥有高超的学术识见。如汪绂（1692—1759）在给江永的信中就颇有饬议之言：“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认为当时的许多这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污漫之书抄”，其实质是“弃经学不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汪氏看来，如果无法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礼学体系，这种纂集重构就形同于彻底失败了。另外，清初学者姚际恒对于这一类诠释策略之作亦颇不认同，并大加抵斥说：“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姚氏的这一番话似有失公允，他忽略了群经与《仪礼》之间具有互贯融通的学术特征，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学者的积极响应，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风格便颇具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涌现了不少此类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