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仪礼》与《礼记》之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礼经学问题。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多次言及朱熹关于二者的认知观点：“《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著处。”朱熹的这些观点，在清初学者当中不乏认同者，如浙江鄞县学者万斯大（1633—1683）认为：“《仪礼》一经，与《礼记》相表里。考仪文，则《仪礼》为备；言义理，则《礼记》为经。在圣人即吾心之义理而渐著之为仪文，在后人必通达其仪文而后得明其义理。故读《礼记》而不知《仪礼》，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悬空无据，岂能贯通。”此一认识，可谓是对朱熹思想的承继与发挥。因而，在其《仪礼》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仪礼》与《礼记》相发明，强调以《礼记》解《仪礼》，“《仪礼》之义，固有即《仪礼》而可考者，况又有《礼记》可相发明哉？”而对《周礼》，则不甚强调，以为“《仪礼》、《礼记》与《周礼》决不可通，故置弗论不宣。”另外，江永的外甥李光地也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无疑与万斯大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承续了朱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