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一书的成书问题的看法：“《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换言之，朱熹认为，今本所习《仪礼》十七篇并非成于一人制定而成，“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在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认同之后，“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他所说的“圣人”，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是谁，推测可能是指周公、孔子之流。清代之时，遂有张尔岐、李光坡、蔡德晋、胡培翚、曹元弼等人坚持《仪礼》为周公所作说。例如，凌廷堪就指出：《仪礼》十七篇，乃是“礼之本经也”，“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非周公制礼，则后世将无人伦”。惠栋在《周易述》中也声称：“孔子当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晚清学者邵懿辰也指出，《仪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旁皇周浃而曲得其次序，大体固周公为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则非尽周公为之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诸如此类的撰作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
  至于《仪礼》经文所附的《传》《记》之文成书问题，《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朱氏说：“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至于具体依据，朱氏没有详说，今人无从考述。然亦可考见，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传统的。清代之时，遂有《记》文不同撰者之说，如盛世佐、马的“汉儒窜入经师说”，刘沅的“汉儒纂辑遗文”说，黄以周的“七十子后学所记后仓所传”说，又有曹元弼的《传》文“子夏所作”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