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朱熹关于《仪礼》成书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一书的成书问题的看法：“《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换言之，朱熹认为，今本所习《仪礼》十七篇并非成于一人制定而成，“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在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认同之后，“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他所说的“圣人”，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是谁，推测可能是指周公、孔子之流。清代之时，遂有张尔岐、李光坡、蔡德晋、胡培翚、曹元弼等人坚持《仪礼》为周公所作说。例如，凌廷堪就指出：《仪礼》十七篇，乃是“礼之本经也”，“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非周公制礼，则后世将无人伦”。惠栋在《周易述》中也声称：“孔子当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晚清学者邵懿辰也指出，《仪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旁皇周浃而曲得其次序，大体固周公为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则非尽周公为之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诸如此类的撰作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
  至于《仪礼》经文所附的《传》《记》之文成书问题，《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朱氏说：“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至于具体依据，朱氏没有详说，今人无从考述。然亦可考见，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传统的。清代之时，遂有《记》文不同撰者之说，如盛世佐、马的“汉儒窜入经师说”，刘沅的“汉儒纂辑遗文”说，黄以周的“七十子后学所记后仓所传”说，又有曹元弼的《传》文“子夏所作”说，等等。
  （二）朱熹关于《仪礼》是否完本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是否完本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但同时又指出：“先王之礼，今存者无几。”“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过有些小朝聘燕飨之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河间献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之礼，故班固谓‘愈于推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者’。”“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多举古文作某，则是他当时亦见此壁中之书。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由这一番话语来看，朱熹是主张今本《仪礼》十七篇并非完本的。
  受其影响，清代颇有一些学者亦主张《仪礼》非完帙之书。例如，《仪礼经传内编》卷九“士大夫投壶礼”下，姜兆锡申论说：“此亦燕以为乐而因以观德之礼，《周礼》不载，《小戴礼》之第四十篇实载之，而《大戴礼》亦有此篇。按：此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故今以类而附于射礼之后云。”依姜氏看来，对《仪礼》经文性质的认定，并不局限于士礼的范畴，他以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仪礼》十七篇，当初就是残缺不全的，大小戴《礼记》所载“士大夫投壶礼”之文，其实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原本《仪礼》经文的一部分。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中也说：“礼书之存于今者，惟此经称完备，惜古文增多三十九篇，佚不传。然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修之司徒以节民性，为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阙者具在是矣，所亡惟军礼耳。”盛氏以为，较之《周礼》，今本《仪礼》十七篇更称完备，其所“亡者惟军礼”之篇耳，只不过所亡佚的军礼部分在汉代便已无人传习，散佚至今不复可见。将二氏之说与朱熹的话语进行对比便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说法是大体一致的。
  （三）朱熹关于《仪礼》与《礼记》关系之认知及影响
  《仪礼》与《礼记》之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礼经学问题。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多次言及朱熹关于二者的认知观点：“《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著处。”朱熹的这些观点，在清初学者当中不乏认同者，如浙江鄞县学者万斯大（1633—1683）认为：“《仪礼》一经，与《礼记》相表里。考仪文，则《仪礼》为备；言义理，则《礼记》为经。在圣人即吾心之义理而渐著之为仪文，在后人必通达其仪文而后得明其义理。故读《礼记》而不知《仪礼》，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悬空无据，岂能贯通。”此一认识，可谓是对朱熹思想的承继与发挥。因而，在其《仪礼》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仪礼》与《礼记》相发明，强调以《礼记》解《仪礼》，“《仪礼》之义，固有即《仪礼》而可考者，况又有《礼记》可相发明哉？”而对《周礼》，则不甚强调，以为“《仪礼》、《礼记》与《周礼》决不可通，故置弗论不宣。”另外，江永的外甥李光地也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无疑与万斯大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承续了朱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意见。
  （四）朱熹《仪礼》与《周礼》之关系认知及影响
  对于《仪礼》与《周礼》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朱熹曾经在《乞修三礼剳子》当中指出：“《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受其影响，清代也有少数学者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如清初儒臣方苞就明确主张：“《仪礼》所详，礼之细目也；《周官》所布，礼之大纲也。”稍晚于方苞的江苏无锡学者蔡德晋与之看法大致相类：“《周官》为礼之纲领，《仪礼》为礼之条目。”据此，不少学者在对《仪礼》经文的诠释当中，往往注重《周礼》与《仪礼》礼文的互证工作，通过《周礼》相关文献材料的考察，发明《仪礼》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