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及其门人弟子黄榦、杨复等人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下多称朱氏《通解》）、《仪礼经传通解续》（下多称《通解续》）问世后，对此后的礼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礼经学著作，如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任启运《肆献裸馈食礼》、盛世佐《仪礼集编》、胡抡《礼乐通考》、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杨丕复《仪礼经传通解》、秦蕙田《五礼通考》、尹嘉铨《仪礼探本》等，都是同一类型的礼经学著作。这些礼经学著作，通过纂辑大量文献材料，重构一套新的礼学经传体系，使之符合著述者自身的礼学思想，并且援引历朝历代学者的注释语料，对这些新的经文、传文进行注释，这就与东汉郑玄注释《仪礼》的传统诠释体系迥然不同，成为一个新的文献类别群体——《通解》类《仪礼》文献。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清代前期、中期各家礼经学文献著述，就朱氏《通解》在清代礼经学研究的影响情况，逐一从礼学思想、著述体例、礼文分节、礼文取材、注释风格等多个方面，作一次粗线条式的考察分析。
  一、朱熹礼经学思想的传承与影响
  （一）朱熹关于《仪礼》成书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一书的成书问题的看法：“《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换言之，朱熹认为，今本所习《仪礼》十七篇并非成于一人制定而成，“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在逐渐赢得社会人士的认同之后，“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①。他所说的“圣人”，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是谁，推测可能是指周公、孔子之流。清代之时，遂有张尔岐、李光坡、蔡德晋、胡培翚、曹元弼等人坚持《仪礼》为周公所作说。例如，凌廷堪就指出：《仪礼》十七篇，乃是“礼之本经也”，“信非大圣人不能作也”②，“非周公制礼，则后世将无人伦”③。惠栋在《周易述》中也声称：“孔子当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④晚清学者邵懿辰也指出，《仪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旁皇周浃而曲得其次序，大体固周公为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则非尽周公为之也”⑤，“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下之达礼耳”⑥。诸如此类的撰作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
  至于《仪礼》经文所附的《传》《记》之文成书问题，《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朱氏说：“子升问：‘《仪礼》《传》《记》是谁作？’曰：‘《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①至于具体依据，朱氏没有详说，今人无从考述。然亦可考见，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传统的。清代之时，遂有《记》文不同撰者之说，如盛世佐、马的“汉儒窜入经师说”，刘沅的“汉儒纂辑遗文”说，黄以周的“七十子后学所记后仓所传”说，又有曹元弼的《传》文“子夏所作”说，等等。
  （二）朱熹关于《仪礼》是否完本问题之认知及影响
  《朱子语类》当中，提及朱熹对《仪礼》是否完本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但同时又指出：“先王之礼，今存者无几。”“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过有些小朝聘燕飨之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河间献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之礼，故班固谓‘愈于推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者’。”“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多举古文作某，则是他当时亦见此壁中之书。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②由这一番话语来看，朱熹是主张今本《仪礼》十七篇并非完本的。
  受其影响，清代颇有一些学者亦主张《仪礼》非完帙之书。例如，《仪礼经传内编》卷九“士大夫投壶礼”下，姜兆锡申论说：“此亦燕以为乐而因以观德之礼，《周礼》不载，《小戴礼》之第四十篇实载之，而《大戴礼》亦有此篇。按：此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故今以类而附于射礼之后云。”③依姜氏看来，对《仪礼》经文性质的认定，并不局限于士礼的范畴，他以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仪礼》十七篇，当初就是残缺不全的，大小戴《礼记》所载“士大夫投壶礼”之文，其实当为“《仪礼》经文而逸之耳”，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原本《仪礼》经文的一部分。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中也说：“礼书之存于今者，惟此经称完备，惜古文增多三十九篇，佚不传。然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修之司徒以节民性，为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阙者具在是矣，所亡惟军礼耳。”④盛氏以为，较之《周礼》，今本《仪礼》十七篇更称完备，其所“亡者惟军礼”之篇耳，只不过所亡佚的军礼部分在汉代便已无人传习，散佚至今不复可见。将二氏之说与朱熹的话语进行对比便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说法是大体一致的。
  （三）朱熹关于《仪礼》与《礼记》关系之认知及影响
  《仪礼》与《礼记》之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礼经学问题。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朱子语类》多次言及朱熹关于二者的认知观点：“《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①“《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②“《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理皆无安著处。”③朱熹的这些观点，在清初学者当中不乏认同者，如浙江鄞县学者万斯大（1633—1683）认为：“《仪礼》一经，与《礼记》相表里。考仪文，则《仪礼》为备；言义理，则《礼记》为经。在圣人即吾心之义理而渐著之为仪文，在后人必通达其仪文而后得明其义理。故读《礼记》而不知《仪礼》，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悬空无据，岂能贯通。”④此一认识，可谓是对朱熹思想的承继与发挥。因而，在其《仪礼》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仪礼》与《礼记》相发明，强调以《礼记》解《仪礼》，“《仪礼》之义，固有即《仪礼》而可考者，况又有《礼记》可相发明哉？”而对《周礼》，则不甚强调，以为“《仪礼》、《礼记》与《周礼》决不可通，故置弗论不宣。”⑤另外，江永的外甥李光地也认为：“礼有经有传，《仪礼》，礼之经也；《礼记》，礼之传也。”⑥可以看出，这一思想无疑与万斯大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承续了朱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意见。
  （四）朱熹《仪礼》与《周礼》之关系认知及影响
  对于《仪礼》与《周礼》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朱熹曾经在《乞修三礼剳子》当中指出：“《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⑦受其影响，清代也有少数学者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如清初儒臣方苞就明确主张：“《仪礼》所详，礼之细目也；《周官》所布，礼之大纲也。”①稍晚于方苞的江苏无锡学者蔡德晋与之看法大致相类：“《周官》为礼之纲领，《仪礼》为礼之条目。”②据此，不少学者在对《仪礼》经文的诠释当中，往往注重《周礼》与《仪礼》礼文的互证工作，通过《周礼》相关文献材料的考察，发明《仪礼》经义所在。
  二、《通解》通释体类体式的影响
  从文献整理体式情况看，朱氏《通解》主要采取通释体的编纂体式著述而成。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篇章设计上，《通解》并没有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所称述的“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类模式进行编排，而是以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的模式进行篇章编排的，这大体是对《仪礼》各篇进行分类之后而确定的模式，即以《士冠礼》《士昏礼》为家礼，以《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为乡礼，以《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为邦国礼，以《觐礼》为王朝礼，以《丧服》《士丧礼》《士虞礼》归于丧礼，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归于祭礼。这和东汉的郑玄开始将《仪礼》各章分别归于五礼系统的思路全然不同。究其目的而言，在于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③这样一种诠释策略。
  二是在内容编排上，《通解》各篇大多以“经”“传”（或“记”）、“注”三方面的内容成篇。对于《仪礼》诸篇，朱熹尤其强调与之相关的“义”篇的延续与重构。例如，《通解》为《士冠礼》篇编纂《冠义》一篇，不仅吸纳了《小戴礼·冠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因《孔子家语·冠颂篇》略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小戴礼·曾子问》中有变礼，《春秋》内外传有事证，故朱氏据此糅合而成此篇。再如，《通解》纂辑《昏义》一文时，不仅吸收了《小戴礼·昏义》一篇礼文，同时又将《礼记·郊特牲》、《坊记》、《曾子问》及《诗经》、《春秋》内外传、《白虎通义》、《说苑》所说婚礼之义及其变节合之，糅合而成此篇。
  三是在各类礼文的文献来源上，往往不拘于《仪礼》十七篇篇目的内容，突破经传的界限分别，贯通《三礼》，融会诸子史书，扩大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从而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经补传、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就成为《通解》的一个鲜明特点。
  受朱熹、黄榦、杨复等《通解》《通解续》这一著述体式特点的影响，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纷纷据此进行效仿，以纂集重构出符合自身礼制思想的一部新的礼经学著作。例如，姜兆锡所著《仪礼经传内外编》便是一部相类似的著作。姜兆锡在该书《自序》中就说：“兹编实奉朱子遗训，以其所编家乡邦国王朝之礼，用勉斋丧、祭二礼之例以通之，不袭其迹而师其意。”①这就点明了《内外编》在体例上源于《通解》和《续通解》，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若分类言之，该书的编纂著述体例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全面观照：
  其一，从“五礼”的分章布局情况来看。《内编》23卷，前22卷依次为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其中嘉礼、军礼、凶礼三者皆举纲统目，嘉礼分冠昏之礼、饮食之礼、飨燕之礼、宾射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军礼分大封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师之礼，凶礼分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而宾礼、吉礼二者皆第举目，宾礼约以朝、聘之属统之，而吉礼约以人鬼天神地示之属统之，具体而言，则宾礼分朝觐之属之礼、聘问之属之礼，吉礼分享人鬼礼、祀天神礼、祭地示礼、因事之祭、类祭之事、因祭之事。第23卷，附庶民入小学礼、国子入小学礼、国子暨民俊入大学礼、弟子职礼、凡小学、大学简升礼、世子豫教礼、诸侯元年即位礼、王元年即位礼等九礼。《外编》5卷，卷一、卷二为《丧服》上下，卷三《丧服补》，别采经四篇；后附《五礼分合图考》，包括嘉礼图考、军礼图考、宾礼图考、凶礼图考、吉礼图考、后附图考、五礼总图考。
  其二，从具体礼类的编排情况来看，《内外编》有源于《通解》《通解续》之处，但姜氏却又有所调整变动。例如，该书“丧礼”部分，《通解续》尝采《丧大记》及各经传之属，通将王侯大夫等丧礼、虞礼总汇为一篇，名之曰《丧大记》，又通将王侯大夫等卒哭祔练祥禫各礼汇为一篇，名之曰《卒哭祔练祥记》，而于王侯大夫等未以类分编；而姜兆锡《内编》卷十四、卷十五则参考其文，分丧礼为《大夫丧礼》《诸侯丧礼》《王丧礼》三类，而虞礼及卒哭祔练祥禫各礼之不可考者，仍总次为《记》，并略加参议其间。又如“馈食礼”部分，姜氏《内编》分《上大夫馈食礼》和《下大夫馈食礼》两类目，分别载于《内编》之卷十九和卷二十。凡此之类，都体现出姜氏在全书分门别类方面更趋细密、合理。
  其三，从《仪礼》十七篇经文的整合情况来看。姜氏根据十七篇经文的礼类归属情况，依次将其归入相应的部类之下，《仪礼》中的《记》文也不再出现在对应十七篇经文之后，而是作为“本记”条文，附之于相应仪节经文之后。例如，《士冠礼》一文，本经保留了相对的完整性，姜氏只是将其中诸辞及《记》文作为“本记”之文，归附在各分节的具体仪文之后；至于《燕礼》《公食大夫礼》《士相见礼》诸篇经文，姜氏以为“每篇当分为诸礼，不得相统”，故而原有完整的经文不再保留篇目经文的完整性，而是被分解到相应的礼类之下。如《燕礼》一篇，姜氏将其拆分为“诸侯燕大夫礼”和“诸侯燕聘大夫礼”二礼类，分别为之分章节次。
  其四，从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情况来看。姜兆锡对各大礼类的文献重构，完全统一于具体礼制建构的需要，从各类经书和准经书中去寻找与摘录文献素材，而被列入其中的文献材料经过新的排列组合，相当程度上具有了经的权威性，姜氏将这类经文称之为“参补之经”。例如，《内编》卷十“宾礼”之“诸侯会同礼”，礼文原本阙而不备，姜氏汇考《周官·司仪》《掌客》诸职，参补为经，由此得以稍存“会同”之遗制；又“王时巡受朝礼”，礼文本阙，姜氏参《虞书》《周礼》《孔丛子》之文补足之；又“诸侯膳王礼”，礼文亦阙，姜氏取《周官·掌客》篇文补以为经。倘若某一礼类在传世文献当中无法找到具体的仪制记载，姜氏则阙而不录。如“饮食之礼”中的士族饮礼、大夫族饮礼、王食大夫礼、王食聘大夫礼、王食诸侯礼、王食牧伯礼、王食国宾礼，“飨燕之礼”中的本国大夫相飨礼、王大夫飨聘大夫礼、王大夫飨诸侯礼、诸侯飨大夫礼、王飨诸侯礼，等等，皆有细目而无正文。按照姜兆锡的说法，“参补之经”有四种情况：“有逸见他经而体例当升为经者，曰采补；虽见他经，而体稍不合者，曰参补；旁见书传，而体有未合者，曰姑补；散之书传，而合为编次者，曰汇补。”①这种文献重构的做法，与黄勉斋《通解续》单纯补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更趋合理。
  再如，山西绛州学者梁万方（？—1725）所著《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卷帙浩繁，全书69卷，完全以朱子、黄榦《通解》《通解续》之书为宗，“梁君本其尊人遗稿，复加讨论编次，朱墨咿嚘中搜罗宏富，抉择精严，竭数十年之力，凡三脱稿而后成，洵可谓先圣之功臣、紫阳之嫡派矣”②。该书在著述体式上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
  其一，从全书结构体例布局来看，大致承袭了《通解》的做法。梁氏“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①，因而他的《重刊》也延续了《通解》及《通解续》的编纂体例，其中《家礼》5卷、《乡礼》3卷、《学礼》12卷、《邦国礼》5卷、《王朝礼》15卷、《丧礼》16卷、《祭礼》13卷，凡69卷90篇。梁氏《凡例》云：“朱子原本于《觐礼》以下初名《仪礼集传集注》，亦无编次名目；黄先生于《丧》、《祭》二编加‘续’字另序篇次，今悉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式法，《觐礼》篇接前至《祭义》，共为九十篇，前后通彻，合成一书。”（第4条）由此可见，梁氏并未更改朱子、黄氏之书的著述体例与主体编排结构。
  其二，从《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诸类目的各自礼篇设置上，完全相同于朱子《通解》，而且在《仪礼》各篇之后，均仿朱氏的做法，每一篇之后设置一篇《义》文，如《士冠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冠义》之文；《燕礼》之后，从小戴《礼记》之移入《燕义》之文。倘若《礼记》没有《义》篇，则仍沿袭朱子的做法，从其他儒家经传删节补入，如《学礼》部分，《学制》一文之后，没有现存的《学义》文可以照搬，朱子乃“集诸经传凡言教法之意者补之，以释上篇之义”②，而梁氏《重刊》亦据此加以仿效编订其文；又如，梁氏补《丧服义》篇，乃谓“礼篇如《冠》《昏》《饮》《射》《燕》《食》《聘》《朝》皆有《义》，皆汉儒所造以释礼者，既列于经，今观小戴《丧服四制》、《三年问》、《服问》等篇，大抵皆要其义言之者，故悉取其文并他篇书记之言《丧服》起义者合之为此篇”③。
  其三，对于《通解》《通解续》的缺额部分，梁氏深以为憾，他有意仿照朱熹《通解》的编撰体例进行了增补，诚如《重刊》中《凡例》部分第3条云：“旧本自《践阼》至《王制》之癸，共30篇，序、题皆缺；又《丧》、《祭》二礼亦多缺，今细探本篇之阃奥，联络上下篇之旨趣，以统贯其所采经书，仿朱子前式而补之。总书于纲领者，使学者一览而全义可洞悉也；后仍逐篇录入卷首者，所以使学者每读一篇，先领会其大义也。”
  其四，考该书《凡例》第5条云：“此书旧名《仪礼经传通解》，今间有删订，亦悉本朱子之意；其附入诸家说及补注附按者，皆体会朱子平时所言之意旨，以发明经传之义理耳，不敢有更张也。”可见，在对待《通解》《通解续》原本辑录之材料和注释按语的处置方式上，梁氏《重刊》并未完全舍弃不用，而是略加删订而成，即使是需要补充其他文献材料及相关注释者，亦尽可能效仿原书编排之体例，不做大的改动。
  其五，在自身注释语注释方式的编排上，梁氏《重刊》亦强调沿袭朱子《通解》的做法：“经义内注疏所解有未熨帖者，有旁及他说拘滞而乖大义者，朱子皆发明订正，冠以‘今按’二字。今敬仿之，用‘附按’字为别。”（《凡例》第11条）一个“敬仿之”的处置态度，亦表露出万方对于朱熹治学态度的推崇和敬重。
  此外，为了体现自身治学对于朱氏学术的尊崇与重视，梁氏还将朱子有关诸经的注释成果吸纳到《重刊》中来，诚如万方在该书《凡例》第13条所说：“朱子前编引《四书》注皆用《集注》，《续》编犹有系《注疏》者，今悉改从朱注。又引《诗》皆改附朱子《集传》，引《易》改附朱子《本义》，引《书》改附九峰蔡氏《传》，一皆以至是为宗。”另外，第18条也说：“朱子凡有说《三礼》及《语类》所载说经传语，今皆各随其条下录入，而周子、程子、张子语亦然。若诸家精微之说，即皆采入，用一‘附’字别其原本。”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一类治学方式的艰难，他们指出，这种文献的大批量纂集重构的方式极易于陷入“汙漫之书抄”的治学困境，需要治学者拥有高超的学术识见。如汪绂（1692—1759）在给江永的信中就颇有饬议之言：“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①认为当时的许多这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污漫之书抄”，其实质是“弃经学不讲”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汪氏看来，如果无法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礼学体系，这种纂集重构就形同于彻底失败了。另外，清初学者姚际恒对于这一类诠释策略之作亦颇不认同，并大加抵斥说：“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①姚氏的这一番话似有失公允，他忽略了群经与《仪礼》之间具有互贯融通的学术特征，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学者的积极响应，清代前期、中期“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治学风格便颇具强大的学术生命力，涌现了不少此类著述。
  三、《通解》礼经“分节”的影响
  清人陈澧曾经说：“《仪礼》难读。昔人读之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今人生古人后，得其法以读之，通次经不难矣。”②为经文划分章节是礼经仪制训诂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所谓“章次不分，则礼之始终度数与宾尸介绍，冠服玉帛牲牢尊俎之陈，如满屋散钱，毫无条贯”③。考察历代《仪礼》类诠释文献，注释家对《仪礼》采用“分节”的注释方式，起源较早。
  关于《仪礼》本经的分节源始，清初学者盛世佐认为：“分节法昉于《通解》，而后之说《仪礼》者多遵之，以其便于读者也。”④然而后来广东番禺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仪礼篇》中纠正其说称：“《士冠礼》：‘筮于庙门。’贾《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毕”一节，论将行冠礼，先筮取日之事。’贾《疏》全部皆如此。此读《仪礼》第一要法也。《有司彻》郑《注》屡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贾《疏》分节之法所自出也。”⑤据此，则是郑玄《仪礼注》第一次采用这一方法对《仪礼》经文进行分节，但仅仅限于少数篇目，而贾公彦《仪礼疏》则是全部采用“分节”之法诠释礼经十七篇。
  倘若将贾公彦《仪礼疏》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进行比对，就能发现，在标注分节的位置上，二者是有差异的。贾公彦《疏》往往在每一节的第一句话之后，标云“自此至某句，论某事”；而朱熹《通解》则在每一节经文的末端，另起一行标云“右某事”，如该书卷一《士冠礼》篇，朱氏《通解》屡称“右筮日”“右戒宾”“右筮宾”“右宿宾”之类。从形式上看，朱熹《通解》的分节诠释功能特征更加鲜明，而贾《疏》的“分节”更类似于现代中学语文课分段和概括段落大意的做法。
  根据陈澧《东塾读书记·仪礼篇》的考察，贾公彦《仪礼疏》的“分节”就已经相当细密了。例如《聘礼》一篇，贾氏《疏》屡云，“自此尽‘官具’，论聘人及用币之事”，“自此尽‘受书以行’，论陈币付使者之事”，“自此尽‘亦如之’，论宾与上介将行告祢之事”，等等。更有甚者，《特牲馈食礼》篇贾《疏》有分节者称：“自此尽‘卒复位’，论宾长献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妇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内，乃有十一爵：宾献尸，一也；主妇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妇，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妇，四也；主妇酢主人，五也；尸举奠爵酢宾长，六也；宾长献祝，七也；又献佐食，八也；宾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妇，十也；宾献主人酢，十一也。”①贾氏不仅总括此节主旨，更将此节经文的“献酢”活动，总结分解为十一环节，极其细密。针对贾氏这种分节的注解方式，陈澧感慨地说：“此一科而分十一节也。《有司彻》疏，如此类者最多，不可枚举。其分析细密，使读之者心目俱朗彻矣。”②
  至于朱熹《通解》，其各篇的分节较之贾氏《疏》更加细密。以《士冠礼》一篇为例，贾《疏》仅分11节，已经称得上是颇为细密的了，然而朱子《通解》则更为详细具体，共分为筮日、戒宾、筮宾、宿宾、为期、陈器服、即位、迎宾、始加、再加、三加、醴冠者、冠者见母、字冠者、宾出就次、冠者见兄弟姑姊、奠挚于君乡大夫乡先生、醴宾、醮、杀、孤子冠、庶子冠、母不在、女子笄，凡24节。更能彰显朱子《通解》“分节”解经功能的是，朱熹将《士冠礼》一篇原本属于经文的“戒宾辞”“宿宾辞”“始加祝辞”“再加祝辞”“三加祝辞”“字辞”“醮辞”等，完全放置在相应一节概述性文字（指“右筮日”“右戒宾”）的后面，二者之间用“O”隔离开，既彰显出这些“辞”的解经性质，又对帮助理解具体某一节经文有很大的裨益。
  朱熹《通解》给《仪礼》经文分节并在节段后面标注节旨的做法，对清代前期、中期学者的治学影响较大，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等诸多礼经文献，均延续了《通解》的这一注释方式。以《仪礼郑注句读》中《燕礼》一篇的分节情况为例，张氏将该篇经文分成五个部分，自首句至“公升就席”为第一部分，张氏在首句下说：“自此之‘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备之事，有戒与设具，有纳诸臣立于其位，有命大夫为宾，有请命执役，有纳宾，凡五节。”自“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为第二部分，张氏云：“自此至‘以虚爵降，奠于篚’，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献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宾，二人媵觯于公，公取媵觯酬宾，遂旅酬，凡七节，此初燕之盛礼也。”自“主人洗，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至“降奠于篚”为第三部分，张氏在该部分首句下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献卿，又二大夫媵觯于公，公又举媵酬宾若长，遂旅酬，凡三节。”自“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至“无算乐”为第四部分，张氏云：“自此至‘无算乐’，皆坐燕尽欢之事，既立司正安宾，次主人献士及旅食，次或射以乐宾，次宾媵觯于公为士举旅酬，次主人献庶子以下诸臣，乃行无算爵无算乐，凡六节，而燕礼备。”自“公与客燕”至经正文结束为第五部分，张氏又云：“此下言国君将与异国臣燕，使大夫就馆戒宾，及客应对之辞，其仪节与燕本国诸臣同，唯戒宾为异，故于礼末见之。”除了在每一部分首句下解释段落划分情况外，张氏还在每一部分各小节正文下，另起一行总结每小节之大旨，与整个部分的划分相呼应，使全文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增强了可读性。考察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等礼类文献的经文分节情况，亦大多类似此书的做法。
  至于《仪礼·记》文的分节之源始，则并非始于朱熹等人的《通解》《通解续》之书。盛世佐在《仪礼集编·凡例》中申称：“《记》文旧不分章，张氏《句读》始分之。”①考贾公彦《仪礼疏》，尽管他对《仪礼》经文有具体“分节”，但在注释《记》文时，却未进行分节。至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更是将《记》文分解开来，放置到相应的经文分节文段总括语之后，用“○”隔开，将其和《礼记》之类解经性质的语料放置一块，便利于读者深层次理解经义。简言之，朱子并未对《仪礼·记》文分节。因此，盛氏谓《记》文分章始于张尔岐著述《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应该是可信的。
  以《特牲馈食礼》篇为例，张尔岐将该篇《记》文，共分为8节，依次为“记祭时衣冠”，“记器具品物陈设之法”，“记事尸之礼”，“记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齿列”，“记设内尊与内兄弟面位旅酬赞荐诸仪”，“记祭灶之节”，“记宾送尸反位之节”，“记诸俎牲体之名数”②。较之贾公彦《仪礼疏》不分节《记》文的做法，张氏《句读》要合理得多；较之朱熹《通解》将《记》文附载在各节之后的做法，张氏《句读》更突出了《记》文自身的独立性，但从彰显《记》文原本补充注释经文的功能来说，张氏《句读》这一处置方式可能还不如朱熹《通解》更加直观便利。
  至于各家“张扬朱学派”学者的同类之作，亦大致相类似，纷纷强调对礼经经文的“分节”诠释工作。例如，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纂集之各篇礼文部分，梁氏亦延续朱子《通解》的做法，仿效章句体著作的编纂方式，厘析经文划分章节次第，每一节之后题云右某事之类，“旧本分截章法，但云右某某，今仿朱子分《中庸》之例，每篇自第一章起，次第至末，凡若干章；又于篇下统注几章，每章细注几条，及章下分注又几条，总期贯彻详明”（《凡例》第17条）。
  至于清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著作，由于著述大多以“释难解纷”“订误质疑”为治学要务，不再以强调对礼文的“纂集重构”，“从结构入手，通过调整全书的篇章结构次序，以达到建构礼学思想体系的目的”①为诠释策略手段，朱氏《通解》给礼经“分节”的做法影响才渐趋淡化，不再成为一种著述时尚。
  四、《通解》礼文博征注文的影响
  作为一部通释体著作，《通解》一书并不以精深的礼文注释见长，不以发覆礼文内容的心得见解为主要诠释手段。对于收录《通解》经、传两大块的各种文献原文的诠释，朱熹往往采用随文训诂的方式，收录郑玄注、贾公彦疏、孔颖达疏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成说，然后再以“今按”“今详”的形式，对各家说法加以评点、申述或补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解》在注文方面，一是保留了汉唐注疏的内容，特别是对郑玄《三礼注》的全文照录，被后人看作朱子‘服膺郑学’的体现。同时又多有评说、疑义和申述，常称‘疏说恐非’‘疏说非’‘疑孔说是’等，并且吸收和称引当时礼家之言见解，如称引‘程子曰’‘陈氏曰’‘陆氏说为是’‘张子曰’，就是对诸如陆佃、吕大临、张载、陈祥道、程子、张淳、吕希哲等宋代学者的观点有所吸收。很显然，朱熹是以自己的礼学判断对前人的见解和说法加以辨析和继承的。”②
  受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的影响，清代颇有不少学者取用这一诠释手段。例如，清初浙江秀水学者盛世佐（1719—1755）所撰《仪礼集编》一书，便颇能彰显这一风格，具有如下几重特点：一是引书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据该书《凡例》称云，采自先秦迄于清代学者共197家著作，其中全解《仪礼》之作仅十数家，其余有关文集、语类、杂说及其他经解与《仪礼》相发明者，“务摭而录之，志在博收兼存异义，不专主一家言”①。二是众说编排次第颇有讲究，“一以时代为序，二说略同则录前而置后，后足以发前所未备，始兼录之”②。三是摭录众说但求详备，不求芟除异说。“京山郝氏尤好立异，所著《节解》一书掊击郑、贾不遗余力，而考据未精，穿凿已甚。今并录诸家之说，断以己意，亦欲去讲其非而求是耳，非敢与先儒角长短也”③。四是引用贾《疏》往往有所删改。《凡例》云：“朱子尝谓《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润色，后儒因之，于贾《疏》各有删改，今掇其胜于原文者著于篇而分注其下，曰从某书节本，盖不没其所自也。若其未经删改者及他讲师之说，则但去其冗长而已，不敢妄加增损致乖本旨。”④也就是说，《集编》引据贾《疏》情况不一，或据朱熹等人删改后的贾《疏》加以转引，或盛氏根据需要自行缩减冗长的贾《疏》之文加以引据，皆以不乖违贾《疏》本旨为要务。五是在援引郑《注》上，一般来说盛氏不予节省，但遇有重复之嫌的情况则删节之，用他的话说就是：“《乡射礼》文有与《乡饮酒礼》同者，《大射仪》有与《燕礼》《乡射礼》同者，郑氏各为之注，未免前后复出，今遇此等处，概从节去。”⑤六是在引用前人说解的同时，亦不排除引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张尔岐、万斯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阎若璩、姜兆锡等人的著述研究见解，在《集编》中亦多有摭引。
  又如，直隶博野学者尹嘉铨（1711—1782）所著《仪礼探本》亦是如此。对于所要诠释的礼经文本，尹氏《探本》的注解大都来源于前贤的相关文献注释。从文献研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其文字释音，主要节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语料；就行文释义情况而言，则主要撷取郑玄《仪礼注》《礼记注》、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敖继公《仪礼集说》、方苞《仪礼析疑》《礼记析疑》、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同时兼采历代其他学者研究成果汇纂而成。其中郑注一般出现在经文之后或《经典释文》之后，贾公彦《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朱熹《通解》的释语一般径称“疏曰”，方苞的释语一般径称“方子曰”，等等。此外，注释语料的出处还涉及其他一些学者，明代及之前的注家如崔灵恩、吕坤、邱濬、吴澄等，清代的注家如张尔岐、徐乾学、任启运等，但整体上都称引得很少。简言之，尹氏《探本》不以广征博引为著述要旨，一般征引自身认同的前人诠释观点，不同意见的则不予征引。另外，在同一经文的不同注释语之间，尹氏往往用“O”的标志分别开来，使读者不至于混淆。
  又如，江苏常州学者秦蕙田（1702—1764）所著《五礼通考》亦是如此。和朱熹《通解》一样，秦氏《五礼通考》不以个性化的经文诠释考证为长，他对《仪礼》各篇经文的诠释，主要是通过征引汉代以来各家诠释文来实现的。从所引注释文献的来源看，秦氏征引最多的注释文献，清代以前主要有郑《注》、贾《疏》、朱熹《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陈祥道《礼书》；清代前期礼学著作援引最多的，则属张尔岐《句读》、盛世佐《集说》、蔡德晋《礼经本义》《钦定仪礼义疏》等几种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其援引敖继公《集说》、郝敬《集解》二家之说，并未像清初以来的许多学者那样，持所谓批判的诠释眼光，更多属于正面援引。
  除各类私家著述受朱氏《通解》这一博征礼文前贤注文之诠释方式影响之外，清代乾隆年间官修之作《钦定仪礼义疏》同样受其影响。《仪礼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七个义例①，对于历代礼学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析，然后胪列于每一义例之下，这样就使得全书的类目非常清晰，编著者的立论与各种不同见解都得到妥善的安置，即使是纂修者所不拟采信之说，也都列于“存疑”“存异”之中，大体上反映出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成说，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搜罗之功亦不可没。与此编纂义例相应，该书在书写上采取大小写相分别的方式，“贾《疏》释《注》者双行小书，各分附本注之下，后儒说有与《注》、《疏》相证相足者亦然。其推阐经义者，仍大书特列”②。举凡历代申解郑《注》之训语，皆用小字列出，其余则用大字书写。另外，《义疏》中注音及郑《注》中有关古今异文部分的内容，亦用小字书写，一并附于《仪礼》正文各句之后。
  不过，清代也有少数“张扬朱学派”学者在礼文注释的征引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江苏武进学者胡抡最为突出。在胡抡看来，“经传注解之繁简详略，颇费筹蹰。太略，诚恐读之者不得明晓，不受穷经之益；太详，又恐言之者不能醇粹，不免雅郑之差”①。胡氏所著《礼乐通考》嫌朱子《通解》征引古注过于烦琐，故没有延续朱子《通解》大量征引前贤文献注释的做法，其注释大量辑录之文献，更为强调“详而不失之于繁，简而不病于其略，斯为美耳”②，释义表述更趋简洁明了。在先秦典籍的古注认知上，胡氏亦有自己的合理价值判断：“慎之哉，考古之不可忽也！礼著于经，经牵于注，后世去古既远，非古注无以得其门，泥古注又苦于其杂，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乃得考古之益耳。”③在胡抡看来，古注既有可取之处，所谓“非古注无以得其门”也；但亦不可全盘采录信从之，所谓“泥古注又苦于其杂”。因而，最为合理、科学的对待态度便是“惟以经为主，而以理断之，不为旧说所惑”。从这一认知观出发，胡抡对于所辑录之文献注释，包括《仪礼》经文的诠释在内，《通考》皆很少照搬古注，而是在参考糅合前贤诠释成果的基础上，另行用简洁的行文加以诠释说明。例如，《觐礼》：“侯氏裨冕，释币于祢。”郑注：“将觐，质明时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上公衮无升龙，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其释币，如聘大夫将受命释币于祢之礼。既则祝藏其币，归乃埋之于祧西阶之东。今文冕皆作絻。”而胡氏《通考》则小字注释云：“将觐之，质明时也。裨冕者，衮冕以下，五冕之通称也。祢，谓行主迁主矣而云祢，亲之也。释币者，告将觐也。”④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发现，胡氏的训释语源自郑玄《注》文，但表义更趋简洁，尽管如此，胡氏并未标明“郑《注》云”等一类字样。总体观察来看，《通考》的此类注释语，更多趋向于诠释礼经的礼节情况，而较少关注字词的意义诠释。
  综上各部分可见，朱熹的礼经学认知及其著述《仪礼经传通解》，对清代学者的《仪礼》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特别是《通解》“纂集重构”的著述方式和著述手段，更是在清代前期、中期催生了“张扬朱学派”，影响甚为深远。无怪乎陈澧发出“朱子《通解》之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⑤的感慨。

＊作者简介：邓声国，井冈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清代礼学。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8页。 ②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六《礼经释例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1—24页。 ③凌廷堪：《拜周公言》，《校礼堂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页。 ④惠栋：《周易述》卷十一《象传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册，第119页。 ⑤邵懿辰：《论孔子定＜礼＞〈乐〉》，载《礼经通论》，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13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1页。 ⑥邵懿辰：《论〈礼〉十七篇当从大戴之次本无阙佚》，载《礼经通论》，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13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0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9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9页。 ③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87册，第310页。 ④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5—6页。 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8页。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9页。 ③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40页。 ④万斯大：《与陈令升书》，《仪礼商》附录所附。 ⑤万斯大：《与陈令升书》，《仪礼商》附录所附。 ⑥李光地：《礼记纂编序》，《榕村全集》卷二十，道光九年刊本。 ⑦朱熹：《乞修三礼剳子》，《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①方苞：《仪礼析疑》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册，第122页。 ②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3页。 ①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7册，第169页。 ①姜兆锡：《仪礼经传内外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7册，第177页。 ②陈世倌：《＜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序》，载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2册，第536页。 ①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22页。 ②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目录》卷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③梁万方：《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目录》，载《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2册，第564页。 ①汪绂：《与江慎修论学书》，《双池文集》卷之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①姚际恒：《仪礼通论·论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6册，第30—31页。 ②陈澧著，杨志刚点校：《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 ③吴廷华此语系其子吴寿祺转述之语，见《皇清经解》本《仪礼章句》卷首。 ④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5页。 ⑤陈澧著，杨志刚点校：《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8页。 ①贾公彦：《仪礼注疏》卷四十五，《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5页。 ②陈澧著，杨志刚点校：《东塾读书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 ①盛世佐：《仪礼集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5页。 ②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卷十五，载刘晓东、杜泽逊编《清经解三编》第8册，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9—41页。 ①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王启发：《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及其礼学价值》，《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①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页。 ②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页。 ③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4页。 ④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4页。 ⑤盛世佐：《仪礼集编》卷首《凡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4页。 ①三礼馆诸儒在纂修《义疏》时，特别拟定了七大“义例”：“一曰正义，乃直解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有所推阐；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起阵，或创为一说，虽未惬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资考辨；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全篇而论之。” ②见《钦定仪礼义疏·凡例》。 ①胡抡：《礼乐通考·凡例》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275页。 ②胡抡：《礼乐通考·凡例》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275页。 ③胡抡：《礼乐通考》卷之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291页。 ④胡抡：《礼乐通考·宾礼·觐礼》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1册，第509页。 ⑤陈澧著，杨志刚校点：《东塾读书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