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析分一性而为二性的做法，除见于《论语》，尚可见于《孟子》。在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时，朱子言：
  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
  此处朱子将孟子的性义，诠释为有一种是性之为理，另一种是性之为气，孟子识性之为理，而告子不知，却以气为性。这又是把理气论置入于《孟子》诠释之中了。
  又朱子于《告子上》前几章处，谈到荀子、扬雄、佛氏、告子、苏氏、胡氏、韩愈等人，视这些人都以气为性。由此亦看出朱子用二层的性以诠释《孟子》经典。天地之性，此性即理，是体、是天理；至于气质之性，则是此性落于气质之中，而此气质则为形下，是气。此以二元方式区分性的做法，未必是先秦的意思。若相比于戴震，戴震以性为血气心知，性亦是一元，而不必区分为二。
  又如黄宗羲的见解，其顺着孙慎行之说，反对有二性，黄宗羲言：
  别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刚，终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刚不与身中杂秽同止。”故天命之性，岂特如金刚？一切清浊偏正刚柔缓急，皆拘他不得。如谓水本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清。果若是，则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夹杂如此，安所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乎！
  黄宗羲认为，“天地之性”若能离于“气质”，则此取喻近于“金刚”不与“污秽”同处一般。此乃反对朱子二性之说，一种是天地之性，一种是气质之性，黄氏认为若如此区分，则性为挟杂，岂能称得上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可见黄宗羲对朱子学二性说的质疑。
  朱子学的二性说确实非先秦原意，而是一种理学的建构，从另一角度看，此种建构能使儒学的生命化腐朽为神奇，从儒、佛、道之相遇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而为新儒学；也因着朱子的开展，成就了宋明儒学的道统新生命之延续。宋明儒者，无论宗朱、反朱，都围绕着朱子学问而开展，而朱子的学问核心，就在理气论。
  于此再看一段孟子的原文，孟子谈到：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孟子此段谈到“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亦是说孟子视“口之于味”也是“性”，只有一性，此一性担负了仁义之端及耳目口鼻之食色。故阳明视性是理气（道德与食色）合，较朱子为准确。
  王船山亦视性是理气合。船山于注解张子《正蒙》“性其总，合两也”一段言：“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船山的气论认为，“盈天地皆器也”，天命之落于人而为性，性是理气合，而非如朱子所言，性只有理而无气（性即理，又说孟子不备气）。性中有理有气，其为理者，为仁义礼智；其为气者，为声色臭味。这也是船山的两端一致之说，合理、欲而为一性。故船山解张子所言的“性之合两”，即是合仁义道德与声色臭味而为一性，故亦可用一性以诠释孟子，而不用如朱子的二性说。
  性之为一，而不需如朱子以二性诠释，于孟子原文已可明见。上文所引《富岁章》谈到，“口之于味”是“性”，故不必如朱子把“气化”区隔于性之外，而独成一天地之性；依于朱子，此性为理，纯善而无恶，又恶是气质后天所造成，乃天地之性落于气质中所造成。
  朱子的二性区分可谓多此一举。先把气质隔于天地之性外，然后又说“孟子论性，终是不备”，而以程子之意为补充，补足其气质之性。笔者认为，朱子此举也可说是他所处时代之课题，其重视人的气质对人的影响，如魏晋的才性论之课题、如刘劭《人物志》之课题，视人之才性是否合于中正，而能力能否胜任官职以相人。又当时面对佛教的习气、无明等课题，而于儒家义理亦加入气质之性以扩充，此朱子从张子（气质之性）与二程（才）的义理发展而来。
  又如朱子注《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把其体用论注入于其中，其言：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程子曰：“……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朱子认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是性，是爱之情的所以然之理，是为体，而不是用，仁是性理中的一部分，故“为仁”只能解为“行仁”，而不可解为“是仁”，因为仁为体，最为根本，不能在仁之上还有一个孝弟作为其根本。也因为孝弟是用，而不是体，故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是为体，体中无用，孝弟是用，故性中无孝弟。这也是顺着程朱理气论之体系，因此“为仁”只能解为“行仁”。
  为何说朱子的诠释是建构而成的呢？此与伊藤仁斋（1627—1705）之见解比较即可得知。伊藤乃江户时期日本古义派学者，用心于恢复《论语》古义，而认为朱子的诠释不是古义。于此章，其以《论语》解《论语》的内在建构，认为“本立道生”“孝弟为仁之本”，故“本”者为“孝弟”，“道”是指“仁”。如此，则不用如程朱所言仁为体为本，而孝弟为用为末，即不用如程子以仁论性，而为孝弟之本。
  在伊藤仁斋而言，仁是道、也是德，是修己安人之道，是德之完成。心者、性者只有仁之端，而不是仁之全部体现。此乃伊藤对于仁说的诠释，而与朱子的仁是体是性、是形而上者不同。
  由上可知，朱子的方法论是从外部引入理气论而来诠释《论语》，至于伊藤仁斋研究《论语》的方法则不高深穷微，而是平议地以《论语》解《论语》，最多以《孟子》解《论语》。朱子的做法乃是以理气论领导训诂，后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之书写，即不取朱子的方法学，改以先秦时的字义来训解《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