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体系建构，常常增字诠释。例如朱子与象山之争辩处，朱子对于“无极而太极”的诠释是无形而有理，而象山反对。象山针对朱子通过“然”与“所以然”的增字诠释法，用以诠释阴阳与太极，提出驳斥，象山言：
  后书又谓“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
  若以《易传》诠释《易传》，此为内在建构，则不用取外在建构。朱子以《大学》解《孟子》，其实已是一种外在建构，若真以古本《大学》解《孟子》亦属接近，然朱子对《大学》所做修改太多，而启人疑窦。又若以《易传》诠释《易传》，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其中的“一阴一阳”与“形而上者”都是道，二者等同，亦即“一阴一阳”是为“形而上者”，而朱子却谓“一阴一阳”是“形而下者”，即视太极为形上、阴阳为形下！
  朱子于书信中反驳象山，朱子的回答是：
  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
  面对象山对朱熹“形而上”“一阴一阳”解释的质疑，朱子以为都与本义有出入。朱子指出，阴阳不是形而上者，阴阳属形器而为形而下，于形而下（阴阳）之中，得以见所以然的形上之理（太极）。可见朱子对一阴一阳的诠释，乃是依于理气论而成，而此理气论又是依于二程的理论建构而来，故世称程朱理学。阴阳，器也，也同等于气；所以阴阳，道也，理也。但是《易传》原文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未明言“所以阴阳者道也”，此以“然”与“所以然”的体系建构，是由程朱做成。
  “然”与“所以然”的概念曾出现在《庄子》。《庄子·齐物论》谈到：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道家盛言自然，而不追问所以然；而朱子为儒家建构，于事物格物穷理，追问其所以然，即追问其天理，天理系理一分殊，落于事物，故即于世物上穷究之，事物是“然”，即是“如此”，于“如此”的事物上追问其背后的天理原因，即是其“所以然”。在此可从朱子与象山二人的诠释方法学比较中看出，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诠释而言，象山是以《易传》诠释《易传》，而朱子遵守程子之说，故用了外在诠释，以“然”与“所以然”的方法做诠释。这也是朱子的体系建构方法。
  又举朱子于《论语·性相近章》增字诠释的例子，其注言：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孔子只说性相近，而朱子以气质之性诠释此相近之性，朱子已把性分别为两种，一种是天地之性，一种是气质之性，然这种区别必未是孔、孟的意思。朱子何以认为此处的相近之性是气质之性呢？因为他依于伊川见解，伊川认为天地之性，性即理，性是天理人人“相同”，何“相近”之有？若言相近，必不是谈天地之性，因为天地之性只能视为相同，而不可言相近，故相近也者，是为气质之性。此乃程朱的理气论置入于《论语》中而产生的创造性诠释，而且是一种增字诠释，把孔子所言之“性”，增字而为“气质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