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朱熹在24岁之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朱熹24岁时，前往泉州担任同安主簿，路过延平，拜访他父亲朱松的好朋友李侗。李侗与朱松同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的老师叫罗从彦，罗从彦的老师就是程门立雪的龟山先生杨时。杨时号称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但他学成之后要回福建，程颢就意有所指地说：“吾道南矣。”后来杨时传下来这一派叫“道南学派”。在岳麓书院的大堂正中间摆着的乾隆皇帝的御笔“道南正脉”，表明岳麓书院是属于道南这一派正宗的意思。朱熹拜访延平先生李侗时，李侗觉得朱熹的思想里面夹杂着很多的佛、道的东西。而年轻的朱熹心高气傲，李侗要他多读圣贤言语，他还不以为然，两人的谈话并不投机。在任同安主簿的四年中，朱熹勤政爱民，移风易俗，劝老百姓勤于耕作、年轻子弟好好读书。同时他发现佛、道固然讲得非常玄妙，但对地方治理无济于事，需要用圣贤的方法来治理，感到李侗先生讲的圣贤言语挺有道理。朱熹从那时候就开始读圣贤之书，常常写信向李侗请益。在朱熹任满回到闽北之后，正式拜李侗为师。在哲学史上，公认李侗就是让朱熹“逃禅归儒”的关键人物。
  我们今天讲的“中和旧说”“中和新说”都是跟李侗分不开的。朱熹曾经两次到延平跟在老师身边学习，每一次至少都是三个月，就住在西林院。利用这段时间，朱熹将所读儒家经典遇到的疑惑，跟老师尽情提出。李侗教导朱熹读二程之书。二程夫子说：“论孟既治，‘六经’可以不治而明。”也就是你只要把《论语》和《孟子》读好了，那“六经”就可以不治而明。同时，两程一再告诫，读了《论语》《孟子》之后，还须读《中庸》。因此，李侗常常提醒朱熹，说：你要常常在静时，观这种大本未发的气象，在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气象。朱熹那时候并不理解老师在讲什么，也不太在意。直到朱熹34岁、李侗去世后，朱熹才后悔，说读了那么多书，但是对老师认为最重要的《中庸》，他并没有好好地学习。朱熹后来反省检讨，指出当时他比较偏好老师讲论的辞章、训诂，对《中庸》心性之学并不看得很重要。
  同时，“中和旧说”、新说都是跟“朱张会讲”分不开的，涉及朱熹跟张栻的关系。在朱熹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松去世了，就把他们全家三人委托给朱松在闽北建阳五夫里的好朋友、抗金名将刘子羽来照顾。刘子羽收朱熹为义子，这就让朱熹那种漂泊的心灵有了安全感，这对朱熹来讲很重要。朱松把朱熹交给刘子羽的时候，有“武夷三先生”，也就是后来教导朱熹的三位先生。其中第一个屏山先生刘子翚，是刘子羽的亲弟弟；第二个白水先生刘勉之，是刘子羽的堂弟，后来成为朱熹的岳父；第三个籍溪先生胡宪，是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的侄儿，也是胡安国的学生。因为屏山先生跟籍溪先生都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致朱熹到24岁的时候，满脑子里面有很多佛、道的思想。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层关系，刘子羽的长子刘珙在乾道初年来长沙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修复岳麓书院之后，就想请张栻来当岳麓书院山长。刘子羽跟张浚是什么关系？当年靖康之乱，金兵南下，在川陕一带抵抗金兵的就是张浚和刘子羽。刘子羽是张浚提拔起来的，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刘珙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的时候，他修复了岳麓书院，就想推荐张浚的儿子张栻来当山长，但张栻不敢接，为什么？张栻老师是胡宏，胡宏父亲是胡安国，胡安国跟秦桧在靖康之难以前是同事，胡安国去世之后，宰相秦桧曾经写一封信给胡寅、胡宏兄弟俩，说你们怎么不来找我，现在我当宰相，可以提拔你们。胡宏回了一封信，讲白了，就说你主张与金讲和，不报君父之仇，不愿跟你同朝。后来胡宏又给秦桧写了一封信，建议修复岳麓书院，他愿意来当山长。秦桧就不给他回信了。张栻想说，老师胡宏想当岳麓书院的山长都没当成，我做学生的怎么敢当？所以他就没当，只愿当个主教。
  朱熹跟张栻有两次见面。隆兴元年（1163），因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被宋孝宗召见到垂拱殿来面圣，刚好来都城临安。这时，张浚带着年轻的张栻也到临安来了。隆兴二年（1164），张浚不得志而辞官回家，在路上，途经江西去世了。朱熹一听到这个消息，不远千里，赶到豫章（今南昌），第二次见到张栻。朱熹随船陪同张栻扶着张浚的棺材三天三夜，到丰城才告别。经过三天的交流，朱熹与张栻发现他俩的学术根底太接近了。朱熹是从二程那里，经杨时、罗从彦，然后李侗，是四传弟子。而张栻是从二程那里，经谢良佐、胡安国、胡宏，然后传到张栻，也是四传弟子。朱熹在30岁的时候已经编好了《上蔡语录》，将原本语录里面夹杂很多别人插进来的话尽数剔除，张栻很是推崇。就在这三天里，张栻把湖湘学派的经典胡宏《知言》送给了朱熹，朱熹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胡宏《知言》一书是专门讲心性之学的，而这正是朱熹跟老师延平先生学的都没学到的东西。朱熹从35岁第二次见张栻到37岁的两年间，有了所谓的“中和旧说”。其实，“中和旧说”就是朱熹钻研《中庸》经典所得心得，而他得到的心得，竟然跟胡宏在《知言》里面所讲的有很多相近之处。
  什么叫中和旧说？《中庸·首章》就分三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是第一段。“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是第二段。第三段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现在讲中和旧说、中和新说就是指第三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然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为了建立对圣人之学要旨的亲切体悟，整整花了七年。当老师走了之后，一听到说衡山湖湘之学，现在就在张栻那里，他就开始跟张栻密集的往来，张栻送了他《知言》之后，他跟张栻讨论旧说两年间写了至少35封信，探讨什么叫未发、什么叫已发。按照旧说的说法，认为“性是未发，心是已发”。他们的根据是伊川多次讲，一谈到心那就是已发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二程尤其程颢早也讲过，“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同样的道理，现在说未发是性，已发是心。什么叫未发？像仁、义、礼、智，这个性就是未发。什么叫已发？就是心，也就是你开始动念。所以你要在动念的端倪，动念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当你一猛醒，因为良知在那里乍现，在端倪初现的时候去充扩它，这就是做圣贤功夫、修养的方法，也就是要先察识，后涵养。这就是中和旧说。朱熹读到胡宏的《知言》，觉得跟朱熹自己的理解很契合。然而，这里就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有些话跟杨时所讲的兜拢不起来，跟两位程夫子《文集》语录里面的话也兜不起来。朱熹就怀疑会不会是杨时写的东西给人家篡改过，或者是两位程夫子留下来的东西写得不够精准。朱熹内心一直在那反反复复。
  乾道三年（1167），朱熹不远两千里，从武夷山跋涉了二十几天，九月初八才到达长沙。这次朱熹到长沙是刘珙跟张栻两个人运作，由当时长沙的领导出面，正式邀请朱夫子过来。张栻热情接待朱熹，两个人一直在城南书院跟岳麓书院之间往还，所以才会有“朱张渡”。对于这一次会讲，朱熹也没想到会谈得那么久。朱张首先谈论的就是太极，因为关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两人都用力颇深；然后谈论到《论语》跟《孟子》，两个人都有《论语》跟《孟子》方面的著作；再来就谈《中庸》，他们“谈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争辩的场面相当激烈，引起了轰动。会讲从九月初八到十一月初六进行了快两个月，湖南邻近省份的读书人上千人前来旁听，盛会空前。
  如果没有岳麓书院、没有朱熹，湖湘学派影响力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朱熹65岁的时候，任安抚史兼知潭州，又修缮岳麓书院，大力培养人才，增加学田，使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所以说这一场850年前的朱张会讲，对湖湘学派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而且湖南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优秀的人才，这跟岳麓书院以及湖湘学派是分不开的。湖湘学派通过朱张会讲大大提高了岳麓书院在学界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是胡安国跟胡宏，他们可不是湖南人，他们是福建崇安人，就是今天的武夷山。张栻是不是湖南人？他是四川绵竹的，所以我们要志在五湖四海，不要把湖湘学派看成是狭隘的。
  同样，这次的朱张会讲对朱熹的帮助也很大。之前，朱熹花了两年的时间钻研《知言》，才得出“中和旧说”。乾道四年（1168），朱熹完成了《二程遗书》的编纂，现有的《二程遗书》就是这25卷版的。卷一到卷十，是二先生语，也就是说卷一到卷十既有哥哥明道讲的，也有弟弟伊川讲的，有的有注明，有的没注明。卷十一到卷十四是明道先生语，卷十五到卷二十五是伊川先生语。而牟宗三曾说，《二程遗书》的前十卷，哪一句话是伊川讲的，哪一句话是明道讲的，他能分辨得出来。其实，牟宗三这种说法是从王守仁那里学来的。王守仁是个思想家，但绝对不是个合格的学问家。因为王守仁在引经据典时引用错误很多。据我统计，《传习录》引用经典每三次，至少有一次错引、漏引、误引，甚至有时候是“乱引”。为什么牟宗三、王守仁他们会犯这些错误？因为他们犯这些错误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即他们认为明道跟伊川两个人的学问有根本的不同。其实，从来没有发现伊川跟明道在对儒家经典的诠解上有什么不同。人当然各有不同，性格上会不同，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伊川、明道对解读儒家的经典，从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只有在风格上、文风上不一样而已。伊川66岁被编配到涪陵时，用了一年的时间写出《周易程氏传》，很多人就把它简称叫《伊川易传》，这是很不妥当的称法。伊川为什么要把它称为《周易程氏传》，因为那是他跟哥哥共学所得。只不过哥哥54岁就死了，他现在有空，就把他俩共学所得整理出来而已。朱熹对两位程夫子花了大工夫研究，也一直认为两位程夫子在学术思想上基本没有什么分别。王阳明刻意要去分别他俩，是因为王守仁认为，他的学问是来自于周敦颐、程颢这个系统，所以他刻意排挤伊川，这就说明王守仁从来没有好好读过《近思录》。两位程夫子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是一致的。王守仁总是批评朱熹擅改《大学古本》，他批评朱熹凭什么把这一段非要放在那里不可，那一段非要放在这里不可。还说哪里还漏了一段，还要再补一下。其实，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大学古本》有脱漏的人正是程颢，而第一个动手去调整章句的人，也是程颢。这个王守仁会不知道吗？王守仁故意不讲，因为在《二程集》里面都有，在《经说》里面都保留着。伊川只是在道明去世之后、在道明调整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细致的调整而已。而朱子在《大学章句》经一章后就清楚说明，他是按照两位程夫子的意思来调整的。朱熹正是一步一步从程门的弟子后学，慢慢往上追溯，从编撰《上蔡语录》到钻研胡宏《知言》而《二程遗书》，将《二程遗书》跟《二程文集》重新通读，才会有了“中和新说”。
  二
  什么叫作“中和新说”？“中和新说”最重要的就是朱熹修正了过去“性是未发，心是已发”认识，提出了“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心统性情”“敬贯动静”。朱熹重读二程的《文集》跟《遗书》后认识到，他过去把已发、未发的概念用错了。本来是说你要在刚刚事情来的时候，刚刚萌蘗之初，在端倪猛醒之后去做察识的功夫。这说漏了一段，他强调在未发时，就应该要先涵养。打个比方，像小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教他洒扫应对，这就是在涵养了。平常涵养久了，等到事情来的时候，才能够发而中节。如果平常没有先做涵养的功夫，已发时怎么可能中节？“中和新说”超越“中和旧说”，提升到新说正意味着朱熹心学的完成。
  也就在旧说的时候，朱熹有很多疑惑，怀疑龟山的语录有问题，二程讲的是不是有人记错了或怎么样？到这里全都豁然开朗。他发现自己原来以为对的，其实是错的，是自以为是，这时才说“性是未发，情是已发”，“心统性情”，“敬贯动静”。敬要能贯穿动和静，什么意思？伊川有一个最重要的命题，也就是王守仁最感兴趣的命题，叫作“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这时候才领悟，原来这一句话是真真正正的入德之门。什么叫“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简单地讲，涵养就指没事的时候，就要以敬持心，这叫“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进学”就是指穷理。也就是说我们在应事接物时，要处理得妥当。平常要通过读书明理，或者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处理得顺当，这样叫作“进学则在致知”。
  钱穆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明道比较侧重在涵养，伊川比较重在穷理。其实，我不太同意钱穆的看法。为什么？我认为应该这样讲才对：伊川认为哥哥明道已经把“敬”字讲透了，在穷理的部分，哥哥来不及讲那么多，他就接着继续讲。因为兄弟两个人差一岁半！准确讲是差一岁七个月。明道54岁死，一般来讲，一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大概就在四五十岁最有原创性。原创性刚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成片讲过去，不会讲得很细致。明道死后伊川还活了22年，有足够的时间把兄弟共学所得系统化、精致化、明确化。这是很正常的。马克思42岁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后面所有的著作，包括《资本论》都是在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充实而已。那是一个大架构，所谓大架构就是比较笼统一点，细致的、系统的，就得花时间去填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个就是“中和新说”的启蒙要点。就像《知言》，用朱熹的话来讲，张栻对他进入《中庸》的心性之学有“抽关启键”的恩情。如果没有送他这本《知言》，就没办法启迪他，让他有这个认识。
  而“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一句话就开启了“中和新说”的大门。朱熹在《二程遗书》序里头有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讲到，有一次尹焞（和靖）捧着朱光庭所记载的语录去请教伊川先生。尹和靖是二程重要的弟子，朱光庭则是如沐春风这个典故的主角。程颢到汝州去当官，朱光庭就跑到那里跟他学了一个月，回来之后就跟人家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能够得到程颢的调教，如沐春风。现在，尹焞捧着朱光庭抄录的笔记去问伊川，朱光庭记的准不准。伊川回答说：“吾在，何必读此书？”又说，“若不得我心”，如果得不到我心的话，“徒记彼之意尔”，你看到的只是做记录人所理解的意思罢了。也就是，不要将心放在文辞上面，而要真能够抓住他的心，理解他的本意。各个情况不一样，何必在文字上面去钻牛角尖。“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打通了这个认知窗口。
  朱熹在这个时候悟到要以“心”为主。朱熹发现《中庸》第二段最后“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最重要的。慎独，在《礼记》里面就只出现在《大学》和《中庸》里头。慎独是什么意思？己所独知，而人所不知，这叫慎独。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怕人家看到，怕人家听到。也就是说，就算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听到，我该怎么做我还是怎么做，这叫慎独的功夫。所以说要讲中和，一定要先讲慎独的功夫。慎独的功夫就是要以心为主，在这里，朱熹借用了张载的“心统性、情”，因为性是未发，情是已发；那未发就是静，已发就是动！所以心统性、情，就心能兼该动、静。这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未发之谓中，已发之谓和，所以你要在未发的时候保持不偏不倚，不要太过或不及。已发的时候要能够恰到好处，要合于节度。静的时候是心之体，动的时候是心之用，然后在这里最重要的这个字出来，就是“敬”字，就是敬贯动、静。什么叫敬贯动、静呢？在静的时候，要用敬来持心；动的时候，要用敬来处理事情，自然无不得宜，这叫“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因此，程颢说“敬以直内是涵养义”。敬以直内是什么？《坤卦·文言传》坤卦的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传》解释“直方大”时，他讲“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用这来讲“直”和“方”，敬就贯穿了动、静，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就挟持上去了。
  这涉及《周易》中的两个卦，一个教你在静的时候，要能静中有动。静，不是傻傻地静静地在那里，而是你静的时候心中一片澄明，有什么事来，马上就能够回应，这才叫静。所以说这个静不是虚静，而是“静中有动”。“静中有动”是什么？就相当《易经》的复卦。复卦在十二辟卦中处下面坤卦的左侧，坤就是六个阴爻，阴极生阳，就一阳来复。十二辟卦要摆成一个圆圈，子在正下方，阳气进入闭藏，相当坤卦，由下而上六个阴爻，意指冬至前，阴历十月。然后顺时针，左升而一阳生于五阴之下，就是一阳来复的复卦，那就是阴历十一月，即冬至日。一过冬至，阴极生阳，就一阳来复，阳气渐渐生发，到这阳气就上升，左升右降，有升有降。所以说静中有动，这叫复卦。复卦是什么？在《周易》的《彖传》里面讲，“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就从复卦就可以看得到天地长养万物的仁心。所以这里离不开“仁”。现在讨论就涉及“仁”跟“敬”。因为仁是性，是属于性，敬是属于功夫的层次，这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那就是发而中节。中，就是恰到好处，且有所节制，不要过头了。所以动中有静，这个节制，就是止。《易经》的第52卦艮卦，周敦颐就讲过，读一个艮卦胜过读一部《华严经》。两位程夫子就讲得有点乱，有时候说读一个艮卦胜过读一部《妙法莲花经》。其实，《华严经》境界比《法华经》还高。因为他们都是在讲，止定生光明，戒定慧，讲的是定，佛教是讲定。儒家讲的是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所以动中有静，就是讲艮卦，而静中有动，就讲复卦。
  大家知道，真正得到孔子真传的就两个弟子，一个就是颜回。颜回为什么叫“复圣”，颜回就对复卦的体会最深。复卦的主爻，就最下面那一个阳爻，叫初九爻，就是“不远复，无袛悔，元吉”。《小象传》怎么解释的？“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易经共384爻，讲修身的就只有复卦初九。讲仁也在复卦的六二，“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所以复卦太重要了，因为仁就是天地生物之心，是生生之道。另外一个得到孔子真传的是曾子，他在《论语》讲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一句话，就是艮卦的《大象传》，“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动中有静，就要懂得止；静中有动，就要懂得复。什么叫复，复其本心，复其初也。
  三
  朱熹在39岁时编《二程遗书》，46岁时编《近思录》。《近思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第四卷《存养》。为什么？因为其他讲的，在《大学》里面都有写。《存养》可以说是朱子提出“中和新说”后，他把二程有关存养的最重要的材料都集中在这里，也就是“涵养须用敬”。朱熹特别强调静是本，你如果在无事时，能够以敬持心，真碰到事情的时候，自然能够发而中节。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王守仁对伊川有成见，他得到伊川的启迪有多少，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王守仁在《传习录》上面怎么写？他说，“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举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王守仁讲得还更离谱，他说如果真需要这个“敬”字，为什么圣人不早就把它提出来，还要等到一千多年后，再让伊川来讲。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朱子早就讲了。很多学生跟二程问仁，什么叫作仁？二程教导学生，你只要把圣人提到仁、跟学生答复什么叫仁的部分，把它汇集起来，好好研读一两年，用身心去体会，你自然就知道什么叫作仁，这是二程讲的。那朱子怎么讲？他说圣人在答复学生关于仁的提问，各有不同的答法，但基本上都离不开一个“敬”字。在《论语》子路第十三篇里面，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秋，不可弃也。”这不就在讲敬了吗？孔子也提到孝敬父母，不敬何以别乎？不也是在讲敬吗？孔子只要谈到仁的部分，一定要讲敬。因为，仁是性，敬是功夫。
  《近思录》引明道先生讲：“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不要出乎口，不要只在口、耳四寸之间鬼混，而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圣人之道，当你用耳朵听到之后，就要赶快把它存到心里头，要把它蕴成为你的德行，然后要把它施展出来、成为事业。如果你把圣人之道只当作是文辞而已，那就太鄙陋了。
  明道先生又说：“学者要全体此心。”就是说你要一心一意地来体悟我们的本心！明道先生说：“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有不敬、不正也。”所以王守仁说得好像只有伊川在讲敬，明道不讲敬，这对吗？他说圣人不讲敬，他错了，因为他排斥敬，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狂禅。礼如果没有敬来配合的话，就很容易流于法家；但都不讲礼，那就会放浪形骸，变成狂禅。我们再来看，明道说“敬而无私”，也就是说要敬而无私，也就没有偏私，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敬不可谓中，但敬而无私，即所以中也”。明道先生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在写字的时候都非常地敬谨，不是为了要字漂亮，只是随时随地要以敬存心，这就是学问了。写字跟叫小孩洒扫进退是一样的。也就没有特定的事情的时候，就用这些事来涵养此心。
  孔子在讲仁的时候，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自然。然后后面这句话：“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明道先生又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然后他又继续说“敬胜百邪”，然后说“涵养吾一”。什么叫一？他说的一就是天理，说敬只是主一。为什么？因为周敦颐也讲过，说“一为要”。什么叫一，无欲，即是天理！然后说“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在《近思录》中的“存养卷”里头，整卷到处都是讲“敬”。不只孔子在讲敬，就是明道也讲敬，伊川讲敬只不过是顺着哥哥的话继续讲下去而已。就像说伊川调整大学古本只是按照哥哥调整的继续调整下去；就像伊川写《易传》，也是按照他们兄弟共学所得，然后哥哥死后他继续把它写出来而已。只有从这一点来看，才能正确地了解二程的关系。相对于“涵养须用敬”集中在卷四的《存养》，而“进学则在致知”则集中在卷三的《格物穷理》与卷五的《改过迁善克己复礼》。这是《近思录》构成朱子心学的核心部分。
  四
  中和新说，让朱熹终于能够从他的老师李侗，从胡宏的《知言》，然后慢慢追到谢良佐、杨龟山。往后，他便一路顺藤摸瓜，也是一个头两个大，直到后来编《二程遗书》，才豁然开朗，原来他在胡宏这里搞错了。他后来才发现，用这样再来读，他老师让他做的笔记，延平先生讲的话全部都通了。所以“中和新说”的完成，也就代表朱子心学的完成。有人不理解，提问阳明学是不是理学？当然是理学。管它叫阳明学，阳明心学，本来就是宋明理学中的一大流派。如果把它叫作“陆王心学”的话，王守仁一定不同意，他接受不了。因为他认为陆九渊的还是比较粗一点，跟他的不能比，把陆九渊放在王阳明头上，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大家不要以为说“程朱理学”，就没有“阳明理学”。王守仁整天都在讲天理、人欲。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程朱就只是理学，程朱也有心学，所以说过去老是从理学与心学的对立来讲，这样绝对摸不到宋明理学真正的精髓。心学，当然在理学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心学，何来谈理学？很多人老是要从王守仁跟朱熹的歧异上来研究，从这里来研究出来的结论一定都很偏颇。
  今天要比较持平地来看，王守仁在心学上，确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你如果不知道他学问的基础，套用他自己说的，他从21岁到37岁，“遍读考亭之书”。大家需要思考，为什么王守仁不去写个《象山晚年定论》，而要写《朱子晚年定论》？王守仁认为，原来朱子晚年的看法跟他一样，这就是他的错了。如前所引用的朱子很多话，王阳明都把它当成是朱子晚年才讲的。陈荣捷先生是在偏袒王守仁，说我们应该这样算，按照朱熹活了71岁，所以它的算法就24岁以前叫早年，24岁到48岁是中年，48岁之后是晚年，可以这样算吗？朱熹24岁时根本都还不能算是个学者，他要到40岁，才有“中和新说”，对不对？要讲晚年，一定是五六十岁以后，怎么会讲到40岁就是晚年呢？所以说，我认为我们在研究宋明理学时，一定要有平常心。讲句实话，不懂阳明学的人，国学底子不够的人，因为他只读王守仁的东西，就以为那些都是王守仁讲的。事实上，他讲的东西，九成以上，都是朱子讲过的。所以朱子是个大学问家，也是个思想家。而王守仁他是个思想家，却绝不是个学问家。所以说，王守仁对“中和旧说”“中和新说”，就完全不知道了，甚至对“敬”还存在如此多的误解。因此，怎么能够因为阳明对伊川的偏见，对“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一看到敬字，就抓狂了。其实孔子多么重视敬，明道多么重视敬，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穆就已经讲了。朱子自有他的心学，而且非常的宏博。不能简单用“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就把朱子的心学抹杀掉。阳明学如果没有朱子的心学作基础，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持续这么久吗？朱子从他的老师去世之后，向湖湘学派请益，然后才有了所谓的“丙戌之悟”，也就是“中和旧说”。接着，再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又有了新的超越。在40岁的时候有了“中和新说”，也就是“己丑之悟”。然后再用他的超越又回过头来影响整个湖湘学派的走向。第一个认同的就是张栻，到后来全部都认同他的看法。这当然也就造成了后来朱熹在43岁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知言疑义》，然后胡宏（胡五峰）的影响力就渐渐走下坡了，所以后来岳麓书院就成为“道南正脉”。从这就可以看出来，朱子从老师李侗的去世感到非常的遗憾，对圣人之学的要旨，没好好学，然后刚好有机会知道衡山湖湘之学，就过来这边开始跟湖湘学派展开对话。深研胡宏的《知言》，然后有了“丙戌之悟”的所谓“中和旧说”。但是他觉得说这跟龟山讲的，跟二程讲的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终于在他的努力之下，达到一个新的体悟：没事时，“涵养须用敬”；未发时，就要存养，这样存养久了，真的有事情时，才能够发而可以中节。也就是说，以前是要先察识，后存养；他现在扭转过来，平常就要存养，有事时，处事自然就可以中节。所以说从这个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就是一个伟大的儒者，他在探寻如何修身。从老师去世时的34岁，到40岁有“中和新说”的“己丑之悟”，整整有七年之久。而他心学的完成，也代表朱子学的理学体系已经完成了。

①本文是朱高正先生2017年11月8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演讲书面整理稿，经朱高正先生审定发表。 ＊作者简介：朱高正，台湾学者，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