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过以上的论述，本文展示了当代朱子学的三种诠释角度，分别为“心本具理的诠释系统”与“维护牟宗三先生的诠释系统”，以及“朱陆会通的诠释系统”，分别承接或相符于唐君毅、牟宗三及钱穆三位先生的立场，其争议之所在，也就在如何看“心与理”的关系。以下，即以三点结语，提出本文对朱子的心的看法。
  （一）对朱子的心必须重新定位
  第一，朱子的心与陆、王的本心之内涵有所不同，朱子的心并非完全具足的。此即，朱子以为心中性理只是一善端，故此心仍须通过培养才能成为完全，尤其，必须通过吾人去格物穷理，才能使此心按照自身本有之理如如地发动。
  第二，朱子的心不只是道德主体亦为认知主体，他并不把知识与道德截然二分。是以，若严格区分知识与道德，则对朱子的系统中的心会有所误解。
  第三，朱子之心中性理是一呈露的端倪，但此端倪是夹杂于形躯欲望中，故心与私欲是夹杂的，此杂于私欲的心就是“气心”。所以，我们可说朱子并不专就于纯善之心去做工夫，他的心力仍放在“气心”上，故我们可说他做工夫的枢纽在“气心”亦可。
  第四，朱子的本心义是一端倪。并且，当吾人完全私欲尽净复其纯净时，这时的心也可称“心与理为一”的本心。但是，在未完全复本心之前，这中间段有私欲夹杂的状态，就是本心与私欲夹杂的气心。但是，究极而言，朱子体系中是有一纯善而具理的心体。
  （二）必须正视朱子本有“已知之理”的意思
  经过以上对朱子的心的重新定位，即可把牟先生的气心调整为“心本具理”，必须正视朱子的一些心中有“已知之理”的话，才能对其心的属性有恰当的理解。此即，朱子的格物穷理是预设了人人皆有“已知之理”，故必谓“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①“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②，或者朱子强调格物致知就是“即事物上穷得本来自然当然之理，而本心知觉之体光明洞达”③，也明讲做穷理工夫是“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两事”，故格物穷理要致知的理，其实也是心中本有的理。以此而言，即便朱子并非“心即理”，他的体系中的确有人心本具的“道德之理”，即人人对道德法则本有“常知”的理解，而格物并非外求，其重点在于使自身对本知的道德之理达至于“真知”的确信。
  （三）“反对逆觉体证”与“心中本具性理”可同时成立
  针对以上的两点结语，学者往往会以朱子之严斥象山或湖湘学派，来加以反驳，即质疑：“即朱子既然本知道德之理，会何要反对心学呢？”对此，本文以为朱子之所以反对心学式的学派，是他以为工夫不是单去发明或逆觉本心，他认为必须把心当主体，故他反对“以心求心”，当心中本具的性理呈现之时，不是又须立一个心去发明它或逆觉它，而是要当下以此心作主宰去为善去恶。
  故在《语类》①中有一段，他指出人有两种心，一是“是底心”，一是“不是底心”，而当“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心”，这是指吾人欲体会“是底心”（纯理的善心），只是要此心去觉知“不是底心”（私欲或人欲），这时吾人就当下体认了心中纯善之性理，而工夫“只是将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且“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将这个做主去治那个客”。对朱子而言，心是主体，而私欲习气是物件，而逆觉本心等于是把心贬为对象、客体，故他以为工夫仅是在于以心中本具之理去对治气心之私欲而已。因此，朱子又说“更那别讨个心来唤做是底心”“不是已醒了，更别去讨个醒”，也就是说，当道德本心呈现之时，不是又立一个心去发明它或逆觉它，而是要当下以此心作主宰去为善去恶。简单地说，朱子以为道德本心不是吾人需去把捉、悬想的对象，而此心只是一实践的主体而已。例如，他说当人自觉自身已有“非礼之心”，则这样的道德自觉就是本心，而此心当下便作用“莫要视”，而不是要在从此自觉中去体证一本心，而再去逆觉或发明，等等。或许，我们可说朱子以为道德心是一实践的主体，而非欲去观想的物件。而且，成德工夫即在于践履，不在于体悟。
  所以，朱子的工夫是当“心中性理”呈现之时，就直截在此“心静理明”之境中，以此性理去做“存天理、去人欲”之功，而非是要反身逆觉。因此，他反对象山之逆觉形态并不表示他不能“本知”心中“本具”的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