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毋庸置疑，戴震在治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高造诣①，在当时他很快就成为一流的“考证学”（evidentiallearning）专家之一。“考证学”是一门治学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对古代经典进行文本考据和字义训诂，以便能够在哲学上重构经典文义。这种治学方法受到本文论述的三位思想家的极度青睐，也是他们进行哲学反思时所采取的主要方法。②考证学带有一点现代和科学的特色，与戴震对历算、天文、地理、音韵等多方面的广泛涉猎及其整体上的学术气质十分贴合。
  戴震并没有阅读过仁斋和茶山的著作，但他也尝试用文字训诂和注疏的方法去发掘何为“道”，而不仅是所谓的“事”（thefacts）。在他看来，通过考据的方法进行历史重构是唯一能够理解并复兴儒家之“道”的途径。与此同时，如果求学有道，这套学问亦是修身成德的最佳手段。这也恰恰是他创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这两部主要义理著作的初衷。戴震在这两部作品中多采用经典注释和分析的形式。从中可见他与仁斋、茶山一样都对经典本义和考证方法怀有同样的坚定信念。
  戴震的方法是通过对“考证学”来通达经典的本义，这在当时乃至如今都不被人理解。但平情而论，他的这两部义理论著恰恰反映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如何致力于严肃而惊人的义理重构大业的。他认为通过考据首先能够证明的就是经典本义已受到佛道思想的入侵而变得意义不明，并且在形而上思辨的误导下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即便是如程朱这样的正统儒家开创者也未能免除这些思想的毒害。三位思想家对宋代以降的儒者发出一致的批判，认为他们从根本上错解了“理”的本质及其在整个儒家伦理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①
  戴震这里所批判的是几乎所有宋明理学家具有的一个共识，那就是“理”规定了宇宙间万物的秩序，“理”铭刻于人心之中，可通过修身所得。按程朱的说法，就是心具众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可以通过适当的学习、冥想和反思来理解世间众象。我们心中的“理”和物上的“理”是能够融会贯通的，这就是所谓的“理会”。根据这个观点，本具之“理”受到遮蔽仅仅因为粗浊之“气”的妨害。我们要么对“理”视而不见，要么对其理解有偏。为了修身成德，个人必须去除由粗浊之气构成和维系的一己私欲，从而使心中所具之理能够主导我们的知行。
  戴震对于这种传统的理学理论以及相应的修养工夫论都不认可，跟仁斋和茶山一样，他坚持要回到他所认为的“理”的原意，也就是在恰当的情感、欲望以及行为中可以找到的良善秩序。在戴震那里，“理”是规定性的，但不是形而上的。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②
  宋明理学的正统观点对于工夫实践蕴含着某种深远却极其危险的影响。由于它认为每个人心里都事先拥有完善的道德知识，这就可能会导致人们以“意见”（仁斋称之为“私见”）充当道德真理。戴震坚信，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免过度倚重个人的内省，而应该去学习经典，反思周边世界的经验，以我们所发现的天下人之所同情、同欲为标准来调节我们的个人欲求，而这些同情、同欲能够引领人们实现人生的充实圆满。
  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轻言之。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①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戴震也把“恕”视为调节、引导和构建个人在具体处事时的道德情感反应的恰当方法。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他将“恕”视为一种日常训练，坚信这是能够提升道德感受力的最佳方法。戴震同另外两位思想家一样，把“恕”看作是修身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宏大而重要的思路在戴震的思想和著作中一再重现。如果我们沿着这条思路，像戴震一样拒斥当时广受认同的理学家的主张——人内在地拥有“理”这种完善的道德知识且此理铭刻在“本心”（originalminds）或呈现在“本性”（originalnature）之中，同时如果我们也相信客观道德秩序或“不易之则”（invariantnorms）和人性中“原善”的存在，那么戴震哲学的各个部分就能够自洽。宋明理学把修身看作是一个识别、去除和驱散“私欲”（selfcentereddesires）从而使内心中道德之“理”重现光辉的过程，在戴震看来，这样的观点无法令人信服。因为，轻则，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充其量是个人意见而非“不易之则”；重贝L也更有可能剥夺天下人之同情、同欲等重要资源，而这些恰恰是理解美满人生的基础。之前的引文说得很清楚，我们应当避免一己之见，而去寻求众人共有的真实情感。这首先须从个人的情感欲求出发，以践行“恕”的方式规范它们，使其合乎道德。②“恕”并非简单附和或模仿他人的情感，也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欲求投射转移到他人身上，而是通过想象来体会他人的情感欲求，以此作为形成我们自身感受的重要视角，从而塑造和推扩我们的个人情感。吸纳别人的情感就像吃饭一样，我们的道德感受力就是在理解消化这种情感经验中得到滋养发展的。
  人之血气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齐，得养不得养，遂至于大异。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①，我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②
  通过以“恕”的践行为核心的学习过程，我们得以领会到道德之“理”这种“不易之则”。我们并不是重现或者恢复先天已存在于内心之中的道德之“理”，而是在日常中发现它们，渐渐看到究竟什么才是“遂生”（fulfillment oflife）的因素。换句话说，道德之“理”确实存在，但发现它们需要对初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潜能长时间地推扩、塑造和充实。从这个视角来看，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对道德秩序的本质以及相应的工夫论显然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在佛道学说以及他们自身主观臆测的影响下，错误地建构、曲解了早期儒家尤其是孟子的学说。
  这个重要思路在戴震对考证学的信奉中反复出现，从他两部义理著作所采用的体例中也可看出这一点。他的早期著作《原善》原本的三章是对儒家传统中的核心概念的纯义理探讨。然而戴震意识到，这样的安排可能导致他的个人观点凌驾于儒家传统的本意之上，甚至还会使得后者被前者所遮蔽，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他重写了《原善》，精心选择了一些经典例句，附上了相应的评注，而将原先的三章作为导读。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则是同类型更为广泛的尝试，这本书从《孟子》中的关键篇章开始，以全体经典文本为资源对几个特殊术语的意义展开了仔细的论证。
  圣人理解成就人生的“不易之则”。而我们要理解这种超越时间的道德智慧，就不应该脱离情感欲求①，同样也不能够仅仅向内省察而不加批判地接受和顺从偶发的个人情感欲求去行事。相反，我们应该向圣人和这个世界去寻求答案。我们必须反复锻炼自己“恕”的能力，持续而审慎地研习经典和了解周遭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推扩、塑造和充实我们的初始道德情感和潜能，直到能够领悟善的真谛以及促成圆满人生的因素。在这个漫长而谨慎的学习过程的尽头，我们终将发现道德之“理”这一“心之所同然者”，亦即“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之“理”。
  戴震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的东亚思想家中另一种批判和拒斥程朱理学形而上世界观的范本。程朱认为，本具于心的“理”可被理解为某种先在的道德秩序或规范性标准，由“气”构成的这个物质世界，包括人的各种情感欲求，都受到“理”的规定。戴震不仅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有误，甚至视其为之后的道德实践方面的很多严重问题的源头。例如，如果一个人误认为道德的基础深藏于每个人的心中，那么他极容易把自己的个人意见误认为是宇宙真理。如果人们之间的这种意见发生冲突，那些有权有势之人的意见往往能够占上风。换言之，宋明理学的正统观念在实际操作上会更容易倒向最有权势者和最能言善辩者一边。②
  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③
  基于这些原因，戴震坚决反对理学传统，不过和仁斋一样，他并没有摒弃理学家们“万物一体之仁”的主张，但他认为这种“仁”背后的基础是人自身与其他生物之间深刻的形而上连续性纽带。①戴震描述了一个将我们的“自然”倾向和情感推扩、塑造和充实的过程，最终达至对道德之“必然”律令的领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与其他人、物和事之间的纷繁联系，意识到在大道之中万事万物都有其位置和角色。就像仁斋那样，戴震把成就完满人生视为大道的一部分，是“生生不息”之宇宙造化的一种彰显。
  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②
  如果没有对自身情感欲求的肯定和接纳，那么我们也无从谈起与这世间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何为“必然”。戴震确信，切实应用他的这套方法将使众人都能企及普遍的真理。我们共有的天性能确保达成对“遂人之生”与“天地生生不息”的共识。戴震还认为，随着我们对共有的道德生活的领会，并据此合力践行，那么我们就会感受到自身扩充并联结到一个更为宏大的道德秩序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这种体会将带给我们特殊的喜悦和极大的满足感。
  凡意见少偏，德性未纯，皆己与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斯不隔于天下。③
  戴震体会到的是喜悦，而康德感受到的是敬畏。对于二者之间的区别，一种理解是，对于戴震，道德的经验和领会来自、成型和扩充于个人对自我的感知。一个人越是发现自己与“道”相符，他对于自我的感知就越广阔，他的感情联结和安全感也越强，也就会更加愉悦。对于康德而言，道德法则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就像上帝一样要求我们对其始终忠诚、敬畏和崇敬。①
  戴震提供了一套精密而系统的伦理理论，在这套理论里，他用人的情感欲求以及对“恕”的倾向和践行来解释人性和我们在此世的位置。他用一种更自然主义、更全面的理论取代了宋明的形上思想，这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借鉴价值。但和仁斋一样，他试图保留理学形上传统中更有活力的“万物一体之仁”的道德命令，他认为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及领会与世间众生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以及照料它们的广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