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复杂的形上学建构是宋明理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尽管宋明理学流派林立，但是他们都主张同一种形上世界观，即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由“理”（principles）和自生性的物质元素——“气”共同生成和维系的。倘若从伦理学角度看，“理气关系”决定了宋明理学对道德本质、德性与人性关系以及工夫论等问题的建构。实际上，这些讨论皆旨在回答如何建构“自我”这一问题。在18世纪，日本、中国、朝鲜的三位思想家①却不约而同地对这些思想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针对程朱学派①。与程朱理学将伦理奠基于形上学所截然不同的是，这三位思想家基于一套以人为本的伦理学说，将人们的情感、欲望、需求以及广义上的福祉置于其思想的核心地位。本文拟对他们思想中的核心观念加以介绍和比较，并指出他们对于程朱学派的多数批评是合理的。这种批评可以说代表了儒家思想中的独特面向，甚至对我们理解儒学传统在当代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启发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文旨在通过这三位思想家提出的哲学观点，揭示其当代意蕴，尤其关注他们关于“恕”（sympatheticconsideration，同情的考量）的主张。在开始简要介绍三位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初步感受一下其理念之颠覆和影响之深刻达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亦须认识到和高度评价这些思想家为彻底恢复儒家传统的根基所做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本身就可被视为一项深刻的传统实践。
  那么，倘若要了解这项努力的颠覆性特点，我们就不得不先回到宋明理学的伦理学那里，那种伦理学基于形上学而产生，具有普遍性以及严苛性。在宋明理学中，一个饱受赞誉而又知之甚少的思想特质便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总括性律令（comprehensiveimperativetocarefortheuniverseasoneself）。②宋明儒者从佛道思想中汲取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对“万物一体之仁”做出各种发挥，其丰富性超越了古典儒学的任何表述。早期的古典儒学对“仁”（benevolence，care）的观念推崇备至，但是“仁”的主要对象是亲人及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和谐共处的社会中的人。尽管“君子”也应当“爱物”，但是他们的核心关怀在于避免暴力，但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因此认为这和吃肉或献祭动物存在冲突。不过，与之相比，宋明理学家例如张载（1020—1077）在《西铭》等著作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观点，我在这里想突出强调：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①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②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癒残疾、博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③
  对宋明理学家而言，诸如此类的“一体”关怀是他们的基本共识。例如，周敦颐（1017—1073）“拒除窗前草”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自己与草处在“一体”的状态中，王阳明（1472—1529）亦有“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说法，这是说“仁”不仅是对人和动物的爱，也指向植物，甚至非生物。④
  仁斋、戴震以及茶山⑤都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基础提出明确批判，他们认为这些形上学特质表明有来自儒学外部的影响侵入并削弱了儒家传统，并从根本上腐蚀了古典儒学的内涵和旨趣。所以，对他们来说，清除这些来自外部（佛道）的影响，恢复他们所认为的儒家传统的本真意义便成了首要的目标。根除形上学的基础也就意味着，“万物一体之仁”这一伦理要求的对应基础也同样遭到了瓦解。于是，这些思想家就必须对儒家伦理在其本质、形态、工夫和基础等问题上受到的挑战做出回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仁斋仍然保有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总括性律令⑥，他的相关主张特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形上学基础与宋明儒家却截然不同。戴震和茶山思想也或多或少受到宋明理学“一体”关怀之伦理思想的影响，但是亦不同于仁斋。他们二人都主张“一体”关怀的重要责任指向的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生物。不过，戴震与茶山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这一道德责任与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相类似，其根据是我们具有想象自己与所有生物的福祉感同身受的能力。戴震和茶山都认为我们的“一体”关怀不必扩展至非生物，这也体现出“恕”在他们建构各自伦理哲学中的重要性，因为对于那些无法感同身受的事物，我们并没有关照它们的一般道德责任。总而言之，本文的主要旨趣在于，厘清这三位思想家如何在瓦解宋明理学形上根基的前提下试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填补其留下的道德空白。
  由上所见，尽管这三位思想家都认为自己投身于一项颠覆性的哲学事业，但须指出，他们自认为这项努力的目的在于捍卫并恢复古典儒学，而非从根本上革新儒学传统。①他们意识到，贬斥佛道、推崇儒学亦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捍卫传统，这甚至可以比作孟子（前371—前289）迫于杨朱（前370—前319）和墨子（前370—前319）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回应。②当然，尽管与孟子的这些相似之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18世纪思想改革家的哲学本质和动机，但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与孟子的不同之处也很重要。与孟子面对外部挑战而维护儒学传统显然不同的是，仁斋、戴震和茶山认为自己不仅要对基于佛道思想的外部挑战做出回应，还要面对来自儒学内部的敌人——以宋明理学为典型的儒学歧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批评则更多地类似于荀子（前313—前238）。荀子不仅批评了诸子，同时也批评了儒家，尤以孟子为代表。但是与荀子的比较也存在另一细微的差异。在批评孟子时，荀子从来不认为孟子的问题在于不加批判地从对立学派中汲取资源而动摇了儒学传统。这与18世纪的这些思想家有很大不同，而这一点恰恰是仁斋、戴震和茶山批判程朱的重点所在。
  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三位思想家以及同时代的儒学家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又有趣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与前人大相径庭。在他们看来，来自外部的因素侵入和腐蚀了儒学。因此，他们试图找出并清除这些外部因素，推翻对经典的错误阐释，恢复他们所认为的古代经典的本义。基于此，他们发展和采用了一套以考据学为本的义理学方法。①沿着这一思路，他们力图推本溯源，探求早期儒家经典中特殊术语的本义。他们认为，唯有通过系统的考据学，才能重构圣人之意。②另外，这一方法说明三位思想家对义理思辨的无根据性有着共同的担忧。仁斋、戴震和茶山极为担忧也小心避免以个人的“私意”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础，与孔子（前551—前479）“思而不学则殆”的告诫遥相呼应。③他们采用的考据学方法具有“道问学”的优势，即“道”的获得必须通过回溯以及遵循圣人之教。因此，本文的另一主要意旨即描述并解释这一哲学转向以及为建构一个清晰、客观的儒家伦理学基础所做出的相关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