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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是朝鲜易学史上极重要的人物，其地位可与李滉（号退溪，1501—1570）相提并论。退溪重象数推敲；茶山折衷象数义理。退溪治《易》专精，在其著作《易学启蒙传疑》（1557）用创意角度诠释朱熹（1130—1200）的《易学启蒙》；茶山治《易》博大，在《周易四笺》（1804—1808,24卷）及《易学绪言》（1820,13卷）中旁征博引，分别提出具启发性的方法论及对中国历代易学做系统批判。《周易四笺》运用茶山主张的四大方法（他称之为“易理四法”或“四笺”）论六十四卦，《易学绪言》以此四法为标准评价中国历代易学。本研究以《易学绪言》为主，《周易四笺》为副，考察茶山对中国历代易学的评价及其本身的看法，它不但有助了解茶山易学的特色及贡献，而且亦可窥见实学与朱子学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朝鲜儒学的创意及其局限性。
  一 评论中国易学的标准
  丁茶山对《易经》的观点主要见其《周易四笺》及《易学绪言》。《周易四笺》是其个人对六十四卦的解说，内容参考不同学者意见，对朱子尤为推崇。①《易学绪言》以评论中国历代易著为主，分析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至明清学者的看法。茶山对中国历代的易学评论受其本身的《周易》观及学术性格所影响。
  综观茶山的《周易》思想，最重要的是“四笺”说。其易学重视象数中之卦变及爻变之理，是否懂得此道成为其评价中国历代易学的最重要指标。他在《周易四笺》开宗明义表示：“《易》有四法：一曰推移，二曰物象，三曰互体，四曰爻变。”②茶山提出以推移、物象、互体及爻变为研究《易经》的四大方法。推移是注意阴阳升降的关系之道，物象是透过《说卦》了解卦辞爻辞所指之物，互体探讨各卦的组合与相互关系，爻变重视卦中阳爻与阴爻的关系。推移与爻变不可分，物象与互体亦不可分。③他对朱熹之推崇及对郑玄、王弼之鄙视均由此起。“四笺”之中，爻变尤为重要，爻不变，则无推移、物象及互体，但是偏偏历代懂爻变者少，此乃易道不明之故。他谓：“自汉以来，爻变之说，绝无师承。此易之所以晦盲也。辟衍之推移也，说卦之物象也，互体之博取也。此三者九家诸易皆能言之。至于爻变之义，自汉至今，绝无影响，此《易》之所以不可读也。”④
  第二，折衷主义。茶山为实学大师，重视文献的研究方法。跟朝鲜的朱子学派不同，他治《易》兼采义理及象数，认为义理及象数若不从文字及音韵等训诂学入手，不能明白：
  欲得经旨，先认字义。诸经皆然，而《易》为甚。……《易》词韵法最严最精，而其格律多变，最难寻索。……察韵苟精则绝句无错，绝句无错
  则经旨以明，此又学者所宜十分明白者也。⑤
  他建议学《易》前可先读《诗经》以加深对文字及音韵的认识，提出“不读《诗》，无以读《易》。易词之中原有比兴之体者”①。他又用《左传》对照部分《周易》文字，其对爻变的理解最初是受《左传》所启发，曾谓：“《左传》在世，爻变之法，无以晦矣。”②他对用训诂方法整理义理及象数的学者给予较高评价。
  茶山认为义理与象数必须配合，反对只单独谈义理或象数。这种折衷立场比较接近朱子。③他治《易》兼采象数、义理，虽然严格上来说是以象数为主，但论象数时从不抽离文字。④他亦强调“《易》词之文有象有占”，讨论文字不能不理象数。⑤他尝试折衷义理与象数。茶山对于只谈文字，无视象数的研究者如王弼及程颐都非常不满。他认为《周易》跟《论语》及《孟子》不同，单从文字无法明其理。同样，不理文字，只谈象数亦不可取。基本上他以象数为手段以通义理，曾表示：“《易》凡义理皆出卦象。舍卦象而看义理，抑又何法典谟者乎？”⑥他对于卜筮亦有所肯定，相信神灵的存在及接受问卜为通神灵之法。他认为卜筮亦是以明义理为目标：“《易》主于筮，而义理寓焉。圣人察进退消长之势，玩升降往来之象，而寓义理于其间。”⑦他反对乱用卜筮：“余疏释《易》象为明经也。若有人谓《易》例既明，可以行筮。则不唯占险不及而其陷溺不少。余之所大惧也。今人守正者宜废卜筮。”⑧
  第三是其对《周易》本质的看法。茶山重视《易》的道德及科学价值。他认为《易》的大义是劝人悔改，谓：“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庶无大过矣。斯可验也。改过曰悔，不改过曰吝。吝悔者，《易》家之大义也。”⑨他以《易》与三礼不可分，可以互相解说。①此外，他以《易》为自然法则，是气而非理，从中可明白宇宙万物的运作，曰：“易之为字包函日月，是亦舍气之始。何谓未见气乎？”②从《易》可明白宇宙万物的运作。因此对他而言，《周易》最终为义理之书，上至圣人之道，下至虫鱼草木皆在其中。他比较重视以《易》说道德及物理的著作。
  二 论三代《周易》的形成
  茶山熟读中国历代注疏，对中国易学史有一套完整及独特的看法。他以伏羲、文王及孔子为“三圣人”。传统看法以伏羲创八卦，文王作爻辞，孔子作十翼。茶山对此做出订正。他认为伏羲不只画八卦，其实亦创六十四卦及卦变、爻变之法。③他说：“余谓八卦、重卦、说卦之物象、卦变爻变之法，一时并兴于庖牺之时。单作八卦，将安用之？若云卦变之法，当时未有。则损益二卦，何名损益？”④此与《汉书·艺文志》以文王作六十四卦之说不同。
  此外，他不相信爻辞尽为文王所作，例如部分明夷卦便不是，曰：“《易》之爻词曰：箕子之明夷。又曰王用亨于岐山。其非尽文王所作明矣。”⑤“总由先儒以《易》词为文王所作，而箕子文王不可预言。故曲解至此。然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并非文王之笔。”⑥因“王用岐山”发生在武王克商之后，应是文王以后的人所增补。他相信易词早已存在，文王、周公只是删补而已，故曰：
  易词非一人所作。盖自夏商之时，有此易词。屡经删补者也。文王演《易》。演《易》者，补入新句于旧词之谓也。若皆新作，曷谓之演？文王之所未备，周公又从而删补之。⑦
  跟朱子一样，茶山承认《易》原是作卜筮之用，在周朝始加入政治思想。
  茶山的十翼观亦颇有特色。《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可见至西汉初十翼仍未有定论。汉以后一般以《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及《文言》为十翼。茶山指出十翼自西汉田何及费直才有此统称，现今的排列出于郑玄。①他认为此排列有问题，因将本来应独立成经的《大象》及本不属十翼的《文言》编入：
  昔田何授《易》以二经十翼为十二篇。至东莱费直始合十翼附之经文。其后郑玄又分《彖》《象》诸传附之经下，而《大象传》《小象传》牵连为一。后之儒者遂以《文言》为十翼之一，而《大象传》不能别自为经矣。②
  茶山认为《大象》应独立成经，不应视作《周易》的注释书。根据其考证，《大象》附于经文始于西汉费直，东汉郑玄加以沿用。此外，他以《文言》只是《彖》及《象》的辅助读物，本不属十翼。他将《文言》踢出十翼，而将《象》分《大象》《小象上》及《小象下》以配对十翼之数。茶山认为十翼应是《彖上》《彖下》《大象》《小象上》《小象下》《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及《杂卦》。③
  至于十翼的作者与年份，茶山的看法多少有欧阳修（1007—1072）《易童子问》的影子。十翼之中，他只承认《彖》及《象》出自孔子：“孔子取二圣（引者按，文王及周公）之词而发其渊奥，名之曰《彖传》《象传》。各成二篇，为十翼之四。”④至于其余五翼与文言则不能确定作者及年份。他肯定《系辞上》及《系辞下》的道德价值及《说卦》《文言》的参考价值。他相信《文言》《说卦》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强调不读两者，难以明《易》：
  《说卦》者，自昔传来之古文也。《文言》者，穆姜所诵之古书也。孔子执此二种古文，以之读《易》至于韦编三绝。今以《说卦》《文言》为孔子所作可乎？盖《说卦》《文言》即《易》词之诂训，非此二种，虽圣人实无以读《易》矣。①
  茶山高度评价《说卦》，引朱子谓自古有之，非孔子所作，孔子只为其作序词。他称许它可助透过“取象”以明《易》词：“文王、周公之撰次易词，其一字一文皆取物象。舍《说卦》而求解《易》，犹舍六律而求制乐，此之谓物象也。”②“易词取象皆本《说卦》。不读《说卦》，即一字不可解。弃钥匙而求启门，愚之甚矣。”③他反对一些人将《说卦》贬为伪书而不加重视。此外，他视《文言》为学《易》的必备字典，谓：“《文言》犹言《说文》，专释《易》中文字之义，如《尔雅》之为《诗》诂也。”④他引《史记》及《汉书》说明《文言》在孔子以前已存在，而孔子亦曾引用，但否定梁武帝（464—549）所谓《文言》即文王之言的推测。
  茶山对中国历代易学的批评多少反映一种新的华夷秩序观，以韩国取代被夷狄入主的中国，成为儒学正统的保存地。李氏朝鲜的本土意识亦在箕子崇拜中呈现。不少韩人认为箕子与古代朝鲜皇室有关，从而强调韩人亦是中国圣人之后。⑤这种想法跟日本的吴太伯皇室祖先论有些相似。⑥茶山经常引用明夷卦《彖传》“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来歌颂箕子的德行，认为箕子将圣人之道带进韩国，令它不致失传。箕子经略朝鲜出自《尚书·洪范》《史记》及《汉书·地理志》，茶山颂曰：“箕子抱先王之道，既不能内明中国，于是东出朝鲜，明此道于夷邦。其道不绝，则其明不息。此圣人之苦心也。”①他甚至相信部分《周易》之文，包括明夷卦，可能出自箕子之手。②
  三 论汉至唐的注释
  茶山对汉注的态度复杂。他同意东汉班固（32—92）在《汉书·艺文志》将汉易分经学及筮学两大系统。③他以前者为正道，经常引用汉经学家的注释，因其保留不少古《易》元素，有助借此恢复《易》在先秦的面貌。此外，他又赞许汉儒有师承及文学修养：“汉儒师承专明章句，故句读多雅，非后世之所能及。”④另一方面，茶山对汉学者的批评亦十分严厉。他认为汉学者治《易》的最大问题是胡乱训诂，弄至纷争不断，而且解说支离破碎：
  《周易》免于秦火，经文无缺。据《汉书》所论，商瞿以降，师承不绝。降及九家，名闻韡烨，其训诂义理，宜若无谬。胡乃传闻各殊，秉执相舛，傅会穿凿，破碎缠绕，诚不足以建一统于来世。⑤
  此外，他又指出汉人不懂爻变，令《易》不明，故曰：“自汉以来，爻变之说绝无师承，此《易》之所以晦盲也。”⑥“自马融、郑玄、荀爽、虞翻以来，不知何故，遂遭泯昧。千年长夜，无复三圣之旧义。不亦悲哉！爻不变则象不合，象不合则《说卦》从而废，而《易》不可读矣。”①
  茶山指出西汉淮南九家易学派常犯低级错误，对时人过分推崇郑玄（127—200）最不以为然。他认为郑玄不懂卦变、爻变之理，乱解《易经》，贻害后代至深：
  唯此郑说，其傅会无理，反甚于诸家之说，而独为后世之所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遂为不刊之典，而风水、看相、算命、择吉之流，无不以此为渊薮。穷理之学，实业之家，皆以此说为天经地义。岂不嗟哉！②
  此外，他不满郑玄胡乱改字：“郑不知卦变爻变，则物象无缘得白，所以多改。今观诸改字亦与本卦物象全然无涉。”③他甚至怀疑郑玄注释的纬书《易乾凿度》根本就是玄所作伪书。对于在汉代出现《易》的纬书，茶山认为全是谬论，不合圣人本旨。
  茶山对东汉末荀爽（128—190）及三国东吴虞翻（164—233）相当重视，以二人为汉易两大宗师，并常引述其解说。④他赞曰：“其中荀爽、虞翻二家之说，多合经旨。盖易学三十余家，其集大成者，九家也。九家之中，其集大成者二家也。”⑤他认为两人均明推移之义，他们提出的卦变说对其影响尤大。⑥他对东汉马融（79—166）的见解亦颇肯定，曾谓：“马融以北辰为太极。今人愕然不信。然求诸字义，极无错误。”⑦
  茶山对六朝易学的评价更为严厉，特别是批评魏王弼（226—249）为易学罪人，以其《周易注》为极劣之作：“王氏之《易》，不唯卦象全缺，并与字句训诂绝无可考。……自有笺注以来，无此孟浪。”⑧“不幸有所谓王弼者，起以私意、小智扫荡百家。凡自商瞿以来相承相传之说，尽行殄灭。”①王弼只看文字，得意忘象，完全不用《说卦》。茶山认为若不用《说卦》，不依物象，不能了解《周易》文字。他数王弼之罪以引老庄入《易》为大：
  王弼之学深于老氏，其注《易经》一字一句，咸以其所谓玄虚冲漠之旨，擩之染之，使三圣人御世经国之精义大法，沦之于异瑞之流，岂不惜哉！②将王弼注进一步补充的东晋韩康伯（332—380）则被批“其注大传，凡卦象爻象之义，一无所发明，意欲引《易》以合于老庄”③。“王辅嗣、韩康伯不以物象，而全用老庄之旨。诸法悉废。”④“韩康伯之注全是玄谈，非《易》本旨。”⑤
  讽刺的是，茶山最不喜欢、批评最多的易学者正是唐以前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郑玄与王弼。他认为汉易九家之中，以郑玄最差，而王弼比郑玄更差，曰：“案：郑王二家皆不言卦变爻变，将无同矣。然郑氏犹用物象互体，王氏并二者而废之，益孟浪矣。”⑥“（郑）于九家诸《易》之中，最为下乘，反不如王弼之尽扫物象也。自唐以前，诸《易》尽衰，唯郑王二家霸于一世，岂不异哉？”⑦
  茶山较为肯定唐易学，因唐注多集汉魏六朝精华，十分方便参考。他称赞孔颖达（574—648）“邃学精识，独步千古”，但批评他的《周易正义》使用王弼之注及郑玄的解说，而且只重经文，不明象数。⑧此外，他称许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及陆德明（550？—630）在《易释文》（又称《周易音义》）致力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⑨他指出《周易正义》及《周易集解》的贡献在汇集汉魏诸家之说，而且兼采义理及象数，认为学《易》的最佳途径是以《周易集解》为主，辅以《周易正义》及《易释文》，互相补充以复汉注旧貌。他如此建议：
  今之学者诚欲学《易》，唯取李鼎祚《集解》十卷，以为拱璧。又就其中，择善而固执之，则庶乎其得之矣。孔颖达《正义》、陆德明《释文》或引汉魏诸家之说。若采而辑之，以补《集解》之缺，亦好古者之所取也。①他推崇《易释文》不但因它保留汉魏古法，亦因其使用以字音通字义的方法。他又赞陆德明明白卦变爻变之义。不过他认为《易释文》亦讨论王弼注的部分没有价值。
  唐注之中，茶山不喜郭京的《周易举正》，因其胡乱篡改文字：“《周易》不经秦火，本无错简误字。唐人好改经文。……今郭京改《易》亦是此法。假托王辅嗣手写耳。俗儒犹或疑之，今列举数十条以见真伪妄。”②茶山不喜王弼及韩康伯，但郭京却假托得其手稿，因此令茶山反感。他对郭京的改字逐一驳斥，订正多达103处。③
  四 论宋至清的注释
  宋注才是茶山的本命，他尤爱朱熹晚年完成的《卦变图》，认为朱子已成功补充荀爽、虞翻论卦变之不足，解决有关卦变的长期争论及恢复《周易》本来的卜筮法。④他如此赞曰：“大抵卦变之说，自汉至宋，绵绵不绝，至朱子而大者。然《本义》所论，每于十二辟卦之外，博取诸卦，恐是未定之论，故以《卦变图》为正。”⑤他指出《卦变图》的最大贡献是阐明推移及互体之义：“推移之义，汉儒皆能言之。朱子《卦变图》即其遗也。”⑥“九家诸《易》皆论互体，王弼独起而废之。……苟非朱子重阐斯文，互体之说几乎熄矣。”①他亦肯定朱子《易学启蒙》阐明爻变之道及《周易本义》为集大成之作：“自汉以降，《易》学大备于朱子。明言至理，多在《本义》。”②茶山虽然对朱子的卦变说推崇备至，以他为集大成者，但其论卦变跟朱子不同，认为朱子之论仍未臻完美。③他指出《周易本义》有不少问题，包括其所言有不合古义之处、其论卦变不及《卦变图》全面及不用互体。
  茶山对其他宋儒评价一般。他批评程颐《易传》受王弼的影响，完全不理象数及周敦颐（1017—1073）引佛道入《易》。对他而言，邵雍（1011—1077）的象数古怪离奇，难以明白，而且跟“三圣”之意不合，将其列为道士、占卜师之流：“邵子天挺人豪，后学所不敢议。然其术仍是郭璞、菅辂之流。”④他相信古《易》与数无关：“其实三圣古《易》，与算数家毫发无涉。算数之学，又与《河》《洛》毫发无涉。”⑤茶山对程颐及邵雍的批评不少引用自朱子。
  他对南宋王应麟（1223—1296）的《郑玄易注》评价并不高，因它修辑已失佚的郑玄注。茶山厌恶郑玄，认为应麟搜集郑玄注是浪费精力。他评曰：“王伯厚搜辑零落，以为此篇，其志苦矣。然郑玄易说，无推移、爻变之意。其言物象，亦不以《说卦》为本。”⑥
  茶山对宋以后的易学兴趣不大，较少提及或引用，而且倾向负面。他比较喜欢元胡炳文（1250—1333）的《周易本义通释》，以其为“朱子之嫡传也。其说于卦变、卦象、卦互之义，所多发明。独于爻变之义，尚昧昧矣”⑦。他在《易学绪言》亦多处引用《周易本义通释》。
  他对明清学者批评较多，指出他们不懂互体之说：“汉儒说《易》，皆用互体。至朱子其义益章。胡云峰、洪容斋并宗斯义。今人却又昧昧如是，不亦谬哉？”①他评明来知德（1526—1604）志大才疏，谓其《易经集注》多误：
  特其自赞自夸，有若深究而独悟者，故浅学蒙识，疑有真谛，往往宗之为正学。亦易家之大蔀也。其论象数之本，仍遵邵子先天之义而稍变其说。乃欲跨越程朱，扫荡荀虞，实易家之下乘也。②茶山对《易经集注》之序逐条驳斥，例如批评知德将八卦胡乱配对，将震兑、艮巽连在一起，违反震巽、艮兑相配的原则，故谓：“即来氏之《易》，不唯于三圣古义，茫然不省。而邵尧夫先天一部，亦未尝精细一览也，而可以知《易》乎哉？”③他又指出知德认为作《易》者凭空想象不对，主张象皆本于真实存在，因此乾卦中的龙是远古存在过的动物。④他批评来德自以为懂爻变，其实皆错。对于其易图，他正斥其：“痴人心傲，自作怪图。乃欲跨伏羲，以居其上。岂不痴哉？”⑤
  茶山颇肯定清考据学，而且亦受其影响。⑥他肯定毛奇龄（1634—1713）的学问，在论推移时多次引用奇龄的《仲氏易》，但同时批评他不懂爻变及卦变。⑦他对撰写清朝科举教材书《周易折中》的李光地（1642—1718）评价极差，斥骂其为《周易》罪人及朱子叛徒：
  总之榕树（引者按，李光地之别号）之学，不信卦变，不知爻变，不用互体，不用物象。虽自以为笃信朱子，而不信卦变，则已弃朱子之学。虽自以为博综古今，而汉魏儒说及宋元儒说，其有卦变物象之迹者，悉行淘汰。唯取其空言剩说敷衍。①他指光地好谈术数与易图，但均是皮毛，根本不通古《易》：
  榕树之学，全把算数之糟粕，以河洛之面皮，名之曰易理之根本。其实三圣古易，与算数家毫发无涉。算数之学，又与《河》《洛》毫发无涉。②
  回顾中国易学，茶山指出曾出现三次浩劫，分别由郑玄、王弼及李光地带来：
  哀哉！《周易》一遭郑玄，既大厄矣。虞翻、荀爽仅仅扶颠。而王弼起矣，再遭王弼，既大厄矣。李鼎祚、朱晦庵绵绵延脉。而李光地又作矣。③挟天子之势，据儒宗之位，以灭此既亡之《周易》。③
  茶山重视恢复经文的原意以明圣人之意。他对孔子推崇备至，对汉注亦相当重视。对唐宋以后的易学评价以是否阐明《周易》本旨为原则，因此他充分肯定朱熹的贡献及对引道释入《易》和不理卦变、爻变的学者提出严厉批评。他作《周易四笺》就是要透过汉、唐、宋的诸注释，恢复已衰微的易道。不过茶山十分谦卑，没有大吹大擂自己的贡献。
  五 结语
  透过茶山对中国历代易学的评价，此研究可窥见茶山易学的特色、实学与朱子学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朝鲜儒学的创意及其局限性。
  丁茶山不愧是东亚易学大师，其对中国历代易学的评价完整而独到，立论清晰，有破有立，足见其功力之深厚及李氏朝鲜实学派易的一些特色。第一，对中国历代注疏及汉籍旁征博引，所言皆有所本，非泛泛空论。第二，重唐宋，轻汉及明清的学问。第三，反映民族本位主义，强调韩国为圣人之后及韩国儒学的实力。对历代中国易学的酷评多少隐藏其拨乱反正的抱负及自信。第四，重现《周易》的实用性及政治价值。第五，富怀疑精神，对《周易》的形成及十翼的构成均挑战俗说通论说。他尊古而不泥于古，崇拜圣人却敢质疑俗说。第六，重视研究方法，利用文字训诂及音韵研究《周易》经文及数象及“易理四法”整理中国易学史。
  茶山学与朱子学派在方法论及理气论上有颇多对立，不少人将茶山视作反朱子学大将。①其实茶山对朱熹的经学及考据学相当重视，并大量采纳其意见。他在《大学》与《中庸》跟朱子不合较多，但二人对《易经》则较同声同气，可见朱子学与实学的关系复杂，它们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多元互动。②
  茶山儒学规模宏大，思路清晰，一气呵成。他在众多议题上均有全盘认识并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朝鲜易史学上，茶山是有高水平及创意的诠释者，其四笺说别树一帜，令他在东亚易学史上占一重要席位。用四笺论中国易学固然很有特色及成一家之言，但难免有所偏颇及对其他学说或看法的评价过分严苛。他对三代圣人、孔子及朱子的尊敬、经以载道的观点令其易论有相当局限性，例如将八卦，六十四卦、卦变、爻变全归功伏羲便不太合理。此外，不少茶山有意思的观点（例如十翼非全为孔子所作及爻辞非尽为周文王所作）多是点到即止，未能进一步发挥。

＊本文初稿曾刊于《岭南学报》第7辑，2017年5月，第59—72页。特此鸣谢允许使用。 ①茶山在《周易四笺》的引文中解释“四笺”是指推移、物象、互体及爻变这四大研究《周易》方法，而且强调这些方法皆已为朱子所发扬。参见《周易四笺》卷1，第3页。 本研究使用收藏在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https：／／archive.org/details/ChuyoksajonkwonOlrich.）的版本。 ②《周易四笺》卷1，第1页。 ③有关茶山象数易的方法，参见冯琳：《丁若镛象数易学初探》，《周易研究》2011年第1期，第70—75页。 ④《周易四笺》，卷1，第31页。 ⑤丁若镛：《周易总论》，李锡浩编：《茶山学提要·上》，首尔：大洋书籍，1975年，第250页。此段文字亦见《周易四笺》，卷1，第49—52页。 ①《易学绪言》，尹世铎编：《丁茶山全书·中》，首尔：文献编纂委员会，1960年，第481页。 ②《易学绪言》秋之卷9，第61页。此书收藏在C.V StarrEastAsianLibrary,UniversityofCalifommia,Berkeley(https：／／archive.org/details/yokhaksoonkwon03rich.）。 ③方仁：《通过茶山的＜易论＞对卜筮仿真实验功能的考察》，黄俊杰编：《东亚视域中的茶山学与朝鲜儒学》，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第99页。 ④茶山从未以象数派自居。究竟他属象数派或义理派，现代学者意见不一。个人认为他是折衷派。 ⑤《周易四笺》卷1，第43页。 ⑥《易学绪言》秋之卷10，第92页。 ⑦《周易四笺》卷1，第47页。 ⑧《易学绪言》冬之卷11，第55页（https：／／archive.org/details/yokhaksoonkwon01rich.）。 ⑨《周易四笺》，《丁茶山全书·中》，第241页。 ①参见郑吉雄《丁茶山＜易＞学与礼学关系初探》，《茶山学》第26期，2015年，第51—70页。 ②《易学绪言》春之卷3，第89页。 ③《周易四笺》卷22，第73页。 ④《易学绪言》春之卷3，第91页。 ⑤《易学绪言》春之卷2，第75页。 ⑥《周易四笺》卷12，第95页。 ⑦《易学绪言》冬之卷13，第115页。 ①《易学绪言》春之卷3，第95页。 ②《周易四笺》卷21，第3页。 ③《易学绪言》秋之卷10，第75页。 ④《周易四笺》卷22，第3页。 ①《易学绪言》春之卷2，第77页。 ②《周易四笺》，《丁茶山全书·中》，第228页。 ③《周易四笺》卷24，第47页。 ④《易学绪言》冬之卷11，第9页。 ⑤朝鲜半岛早在三国时期已出现箕子崇拜，从而产生“小中华”的概念。11世纪官方设箕子祠。参见Young-wooHan，“Kija Worship in the Koryo and Early Yi Dynasties：A CultureSymbo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hina，”in Wm.Theodore deBary and JaHyun Kim Haboush，eds.，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in Kore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pp.349-374。李氏朝鲜朱子学盛，不少儒者强调箕子为开国之祖，因此韩人跟中国人同属圣人之后。李珥的《箕子实纪》便反映此观点，颂曰：“箕子诞位朝鲜，不鄙其民，养之厚而教之勤，变椎结之俗，成齐鲁之邦，民到于今，受其赐。礼乐之习，济济不替，至于夫子有浮海欲居之志。”（《栗谷全书》卷14《杂著》卷1，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58年，第290页。后期李氏朝鲜箕子庙林立，韩人以拜孔子之礼拜之。 ⑥吴伟明：《日本德川前期吴太伯论的思想史意义》，《新史学》第25卷3期，2014年9月，第143—170页。 ①《周易四笺》，《丁茶山全书·中》，第317页。 ②李退溪亦认为《尚书·洪范》出自箕子。此说源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及孔颖达《尚书正义》（《周易四笺》，《丁茶山全书·中》，第317页）。 ③《易学绪言》春之卷2，第78—79页。 ④同上，第61页。 ⑤《易学绪言》春之卷1，第39页。 ⑥《周易四笺》卷1，第31页。 ①《周易四笺》卷22，第60页。 ②《周易总论》，《茶山学提要·上》，第271页。 ③《易学绪言》春之卷2，第46页。 ④不过他亦批评虞翻变卦多错，根本不懂爻变。参见《易学绪言》春之卷1，第21页。 ⑤《易学绪言》春之卷1，第41页。 ⑥《周易四笺》卷1，第13页。 ⑦《易学绪言》冬之卷11，第19页。 ⑧《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25页。 ①《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13页。 ②《易学绪言》春之卷3，第124页。 ③《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27页。 ④《周易四笺》卷22，第91页。 ⑤《易学绪言》春之卷3，第111页。 ⑥《易学绪言》春之卷2，第41页。 ⑦同上，第47页。 ⑧《易学绪言》春之卷1，第39页。 ⑨《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13、468页。 ①《易学绪言》春之卷1，第41页。 ②《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71页。 ③茶山论中国易学史似受实学之父李星湖（1681—1763）的影响，例如其论十翼及评郭京均有星湖影子。茶山在《易学绪言》中常引星湖。他又赞星湖懂爻变之理。 ④参见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济南：济鲁书社，1998年，第346—347页。 ⑤《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36页。 ⑥《周易四笺》卷1，第13页。 ①《周易四笺》卷22，第89页。 ②《易学绪言》夏之卷5，第47页（https：／／archive.org/details/yokhaksoonkwon02rich.）。 ③有关茶山及朱子论卦变的不同，参见林忠军：《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页。 ④《易学绪言》夏之卷6，第115页。 ⑤《易学绪言》秋之卷10，第116页（https：／／archive.org/details/yokhaksoonkwon03rich.）。参见曾宣静：《韩儒丁若镛八卦方位学说初探》，《中国文学研究》第20期，2005年6月，第245—286页。 ⑥《易学绪言》冬之卷11，第31页。 ⑦《易学绪言》夏之卷5，第71页。 ①《易学绪言》冬之卷12，第87页。 ②《易学绪言》秋之卷9，第45页。 ③同上，第57页。 ④参见方仁：《周易四笺的符号学解读》，《周易研究》2010年第1期，第43—44页。 ⑤《易学绪言》秋之卷9，第61页。 ⑥有关奇龄对茶山的影响，参见《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第11—13页；辛源俸：《清代思想对茶山成立易学观的影响：以毛奇龄为中心》，《茶山学》第3期，2002年。 ⑦辛源俸：《朱熹、毛奇龄及丁若镛的＜周易＞占筮观比较研究》，《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第38—48页。辛源俸相信茶山的四笺说（又称“易理四法”）是受毛奇龄的影响。参见辛源俸：《清代思想对茶山树立易学观的影响：以毛奇龄为中心》。 ①《易学绪言》，《丁茶山全书·中》，第458页。 ②《易学绪言》秋之卷10，第116页。 ③《易学绪言》，第83页。 ①Mark Setton，Chong Yagyong，Korea’s Challenge to Orthodox Neo-Confucian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7. ②黄卓越：《茶山四书经学的返古主义路径》，茶山学术文化财团编：《茶山的四书经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0—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