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朝鲜朝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派大军侵略了朝鲜。这场战役包含休战期前后长达七年（1592—1598），此即倭乱（文禄、庆长之役）。另外，在仁祖期间，后金（清）军队两次（1627、1636—1637）入侵朝鲜，此即胡乱。倭乱、胡乱的战祸是未曾有过的，使得朝鲜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朝鲜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的朱子学权威开始下降，其对政治社会的思想影响力也已大不如前。
  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因为社会变动而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上的回应方式。其一是肯定传统价值，重视历史传承，对于固执于“社会模型”的保守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进行重新组合与强化；另一种则是绝对地信赖理性，正视“社会现实”，实行革新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的变革。在我看来，在朝鲜朝后期，前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统治思想的绝对化，后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的相对化。
  在朝鲜思想史上，最先有组织地推进朱子学的绝对化（教条化），是刚进入朝鲜朝后期时出现的宋时烈（1607—1689）。宋时烈重视朱子学理念的原理和原则，并将其绝对化，即（1）通过理论整理以证明朱子学整体的正确性（无谬性），（2）作为社会全体绝对的指针进行广泛的普及，（3）回归根本的理念并追求严格的应用，以此克服朝鲜社会的危机。宋时烈自定的使命就是“明天理正人心，辟异端扶正学”（权尚夏《尤庵先生墓表》）。宋时烈政治思想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可由朝鲜朝后期的政界与学界中老论与宋时烈学派的持续兴盛得到证明。
  另一方面，革新主义的朱子学者面对倭乱、胡乱之后的社会思想危机，正视两班社会的矛盾，拒斥教条（独断学说）而将朱子学相对化，试图通过推进思想的自由和灵活的社会应对以克服深刻的危机。这是因为朱子学业已丧失活力并严重衰退，很少有人还会原封不动地信奉其教义，也很难再对体制性教学的作用寄予期待，而更高层次的“义理”本身则与此相反，乃是天下共有之物，拥有无穷、无限的可能性。
  尹鑴（1617—1680）与朴世堂（1629—1703）等人，与宋时烈一样正确地认识到朱子言论中的同异矛盾，以朱子定论（主要是《四书集注》中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再考察，或者通过对朱子定论与其他朱子言论进行对比，以此提出与朱子定论不同的观点并主张自身的正当性。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将朱子学相对化、灵活化。另外，郑齐斗（1649—1736）则认真地研究阳明学，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四书解释等方面。虽然不能确定他是否是阳明学者，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在朱子独尊的朝鲜社会中，朱子学说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化。
  初期的革新主义者超越以往的范围，以构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但是作为社会改革论，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看，都是不充分的。具备思想实质的真正的社会改革论，还要等到朝鲜朝后期18世纪实学（朝鲜实学）的登场。实学之名原是指实用之学问，然而朝鲜朝的实学家一方面重视保持朱子学的框架和严分传统异端之观念（宗朱），另一方面又主张即使是异端之言若有可观之处，亦必须学习，并且鼓励超越朱子学的范围（甚至不避攻朱），对于包含实用之术的广泛领域进行读书研究。①
  本文的课题即在于分析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以期阐明朱子学相对化的内在实质。①具体而言，代表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与洪大容（1731—1783）的朱子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互相纠缠的思想性格，即宗朱与攻朱的奇妙混合（既保持强烈的思想正统意识，在本质上对异端思想采取非宽容之态度的同时，又积极地研究异端思想，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朱子学体系），以期论证这样一个问题：西学在作为朱子学相对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朝鲜实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