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田愚论四端七情最特殊之处，是他试图弥缝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的分歧，使两者的观点归一。除了如上文第三节所述，他试图缓和“理发”与“气发”的对立之外，他还试图将晚年的李退溪拉向李栗谷的一方，并模仿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而提出可说是“退溪晚年定论”。
  田愚为其“退溪晚年定论”所提出的证据主要有两点。其一见于其《李氏瀷＜四七新编＞签目》：
  退翁下世前一岁，有夜对说话，其言曰：“循理而发者为四端。”此为最后定论。后学于此，盍一审诸所谓循理，是何物循理？谓之“理循理”则不词矣，分明是心循理也。心循理而发，岂非气发之谓乎？气发则理之乘气，不待问而知之矣。有此明据，而后人不及细察，乃使退、栗二先主〔生〕为永久异见之说者，岂非深可痛恨也耶！①
  据《退溪年谱》“（明穆宗隆庆）三年己巳先生六十九岁”条下，李退溪与朝鲜宣祖夜对时说道：“以情言之，循理而发者为四端，合理气而发者为七情。”②田愚与李栗谷一样，均认为心属于气。其《心说正案辨》云：“心为气，性为理，自是吾儒宗旨。”③对田愚而言，“循理而发”实即是“心循理而发”。故李退溪说“循理而发者为四端”，即无异说“四端为气发而理乘之”。田愚在此看到李退溪立场的转变，即向李栗谷的立场靠拢。
  田愚提出的另一处证据见其《读退溪先生答高峰四七说改本》。其文曰：高峰往复作于己未，而后八年丁卯《答李宏仲书》论性发之义云：“见入井而恻隐自然发出，见喜事而喜自然发出。”此合论四七之发，而更无一毫差别。下文又曰：“性无形影，而因心以敷施发用者，情也。”又曰：“恻隐之情，因心而发也。”【卅六卷十六板】时先生六十七岁也。既曰：性、情皆因心而发，则岂非心发而理乘耶？然则凡言“理之发”“理应性发”之类，皆当作“理因心而发”之意看；不然，则将谓人不乘马而出入，岂先生设譬之本指哉？①
  文中所引《答李宏仲书》即《答李宏仲问目》。②“恻隐之情，因心而发也”一语是节引，完整的说法是：“恻隐，情也，而谓之心者，情因心而发故也。”③田愚将李退溪的这些话均解释为“心发而理乘之”之义，而既然心属于气，这等于是“气发而理乘之”，符合李栗谷“气发理乘一途”之说。
  然而，田愚的“退溪晚年定论”并不能成立。因为李退溪于明穆宗隆庆二年（朝鲜宣祖二年）十二月（即1568、1569年之交）上呈的《圣学十图》中犹写道：
  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而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揜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④
  此时李退溪已六十八岁，可见他在晚年犹坚持“理气互发”之论，而非如田愚所揣测，已放弃“四端则理发而气乘之”之说。
  此外，李退溪在明穆宗隆庆二至四年（其辞世前三年）与奇高峰讨论“物格”的问题，而提出“理到”之说，显示他并未放弃“理能活动”的观点。⑤田愚有一短文《退溪理到》论其事曰：
  退翁答高峰，改定“理到”之义，是最晚年说。而非但尢〔尤〕翁言其与朱子异，虽高峰答书，亦言其闲恐有道理不自在之累，而退翁未有所决而下世，惜矣！①
  按奇高峰答李退溪书云：“物格理到之说……细观其间，恐有道理不自在之累。”②“尤翁”指宋时烈（号尤庵，1607—1689）。其《答或人书》云：
  按退溪于物格，常以“已格”看【见《文集》十八卷】；晚以奇高峰说，改以“理到”看，则始合于朱先生之意。然其中独有所不合者，以为理之用非死物，故能自到。此则大异于朱先生之意矣。③田愚既知李退溪晚年的“理到”之说与朱熹的思想不合，而犹造出“退溪晚年定论”，岂非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