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朝鲜后期性理学的“知觉论争”，由宋时烈启其端，继而由金昌协正式将此论题主题化（thematize），提出“知觉”为“心之用”的论据，由此引发朝鲜性理学者的关注，直至韩元震仍以“知觉”是“智之用”与之激辩。在金昌协之前的朝鲜性理学者，并未对朱子思想中“智”与“知觉”所隐含的哲学问题加以思考，而金昌协将此论题提至哲学高度来探究，有其卓见。金昌协认为不论从朱子心性论或理气论来深究，“智”为性、为理，“知觉”为心、为气的区分不容含混。换言之，“智”与“知觉”之辨，即是心性理气之辨。在此问题意识下，金昌协指出朱子言“智”只限于五性（仁义礼智性）之一，但朱子言“知觉”则专属“一心之德”，“知觉”并非只是与“智”对应配属的“智之德”而已，而是心之所以为心的本色与特性。金昌协也能掌握朱子“性只是理”与李栗谷“气发理乘一途说”之义，在区分“智”与“知觉”之际，指出真正能发用的是气，是知觉，故“知觉”不是“智之用”而是“心之用”。
  更重要的是，在论证上，金昌协以朱子《答潘谦之》为文本根据，“中和新说”之心性情三分而理气二分为义理间架，证成心之“知觉”能“具此理”而“行此情”，统摄性与情而成为朱子论心的重要概念。金昌协不仅以“知觉”来界定“心”的特性，还认为“虚灵”“神明”亦能形容心之特性。在金昌协看来，“虚灵知觉”最能彰显心之特性，它兼体用而贯动静。犹有进者，金昌协还进一步辨析“知觉”与“情”的关系，从动时、气的层面指出：“非知觉则无以为情，而情外又别无讨知觉处。”其弟金昌翕还以“经纬”的交错迭用，解释心（知觉）与情的不离不杂。此种辨析与思路，并未见于中国朱子学的思维架构，但却早已出现在朝鲜性理学“四端七情”的论述中，颇具朝鲜性理学的特色。
  不过如同“四端七情”所引发的“道德情感”（四端）与“一般情感”（七情）的异同，从哲学反思来说，金昌协以“知觉”为“心”的主要作用，则心之“知觉”，是否有对“道德法则”“自然法则”与“感官”的异质区分？朱子与金昌协似乎未意识到此问题。在这个意义下，“知觉”是属于“智之用”或“心之用”，也涉及“理发”或“气发”的根本问题，或是道德意识的成立问题。这样的提问，以不同的讨论类型，出现在朱子学、阳明学与朝鲜性理学的论述中，甚至涉及儒、释之辨。①且从东亚儒学的视域来看，相较于朝鲜后期的“人物性同异论”论争，“知觉”论争反而是一跨文化的哲学论题，亟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