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7世纪朝鲜性理学的发展，不仅夹杂在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的分立中，也不免陷于政治党争的激烈对立里，其复杂性远甚于16世纪的退、栗时代。虽然如此，17世纪的朝鲜性理学者对于朱子思想，除了消化吸收外，还做了更细致与深刻的哲学省察，充分发挥朱子思想诸多命题之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其中，“知觉论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①
  在栗谷学派中，掌握学术与政治发言权的性理学者，当属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0在学术上，宋时烈长于辩论，对于退溪学派多所抨击；在政治上，他属于西人的老论，历事仁、孝、显、肃四朝，每与南人激烈冲突。其门人中，尹拯（字子仁，号明斋，1629—1714）最为杰出，但因怀尼老少冲突之分裂，师、生反目成仇；故栗谷学统由另一门人权尚夏（字致道，号遂庵，又号寒水斋，1641—1721）继承。而金昌协（字仲和，号农岩，又号三洲，1651—1708）也是宋尤庵门人，不同的是，金昌协虽然属于栗谷学派，但其思想颇有异彩，并非如权尚夏般地捍卫师说。如对于“四端七情”“人心道心”等重要性理学论争，金昌协对李珥（字叔献，号栗谷，1536—1584）的说法或提出修正，或发明言外之旨。①因此，日本学者高桥亨（1878-1967）就认为金昌协是介于“主理派”与“主气派”之间的“折衷派”性理学者。②金昌协除了对退、栗时代的“四端七情”“人心道心”论争有自家看法外，对于朝鲜后期的新论争如“人物性同异论”“知觉论争”等，也提出独特的见解。而“知觉论争”就是因金昌协提出异说，主张“知觉为心之用”，才引发后期朝鲜性理学者的关切与激辩。
  事实上，“知觉论争”的争议点，就在于朱子思想中，“知觉”属于“智之用”或是“心之用”。大多数的朝鲜性理学者，多认为知觉为智之用，未尝质疑。然而，在金昌协之前，其师宋时烈就发现朱子文本中，有“知觉属心之用”与“知觉属智之用”两种不一致的说法。宋时烈写于1628年的《看书杂录》就提到此问题：
  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说。而一处又以知觉属智，此处不可不仔细分辨。窃谓前所谓知觉，是泛言心之虚明不昧。后所谓知觉，是《孟子》注所谓“识其事之所当然，悟其理之所以然”者。故有属心、属智之异也。③
  又说：
  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训说也。其《答吴晦叔》书则乃以知觉为智之用，此非前后异说也。夫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识饥饱寒暖者，心之用也，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盖心，气也；智，性也，性则理也。气与理二者不可离，而亦不可杂也。①
  宋时烈一方面认为“以知觉属心”是朱子一生的训说，另一方面又在朱子诸多文本中，如《孟子集注》②《答吴晦叔》③等发现“知觉”属于“智”，或属于“智之用”的说法。不过，宋时烈并不认为朱子之说前后不一致，而是指出朱子所谓的“知觉”有两种指涉：一是心之用，如“识饥饱寒暖”；一是智之用，如“识事之所当然，悟理之所以然”。前者指“气”言，后者就“理”说。若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说，就“心之用”而言的知觉，属于“感官知觉”（senseperception），从“智之用”来说的知觉，属于对“道德法则”（识事之所当然）与“自然法则”（悟理之所以然）的“知觉”（awareness）。问题是，这两种知觉是否有本质上的理气区分，还是两类不同的知觉而已？朱子与宋时烈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主题，进而充分讨论、提出论证的则是金昌协。
  根据金昌协《年谱》的记载，金昌协于朝鲜肃宗丁丑年（1697）因反对元代胡炳文（号云峰，1250—1333）《四书通》所补充朱子论“智”的文本，与尹拯门人闵以升（字彦晖，号诚斋，1649—1697）展开辩论。金昌协于《答闵彦晖》第1书就指出争议点所在：
  《大学章句序》“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小注》云峰胡氏曰：“朱子四书称仁曰心之德爱之理，义曰心之制事之宜，礼曰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皆兼体用。独智字，未有明释。尝欲窃取朱子之意以补之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窃谓两说，只说得心之知觉，与智字不相干涉。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确然而有准则者也。知觉则此心虚灵之用，神妙而不可测者也。夫以知觉，专为智之用，犹不可。况直以言智可乎？且智则理也，而谓之妙众理，谓之涵天理，则是以理妙理，以理涵理。恐尤未安也。①
  虽然胡炳文的《四书通》是朝鲜性理学者理解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②，但金昌协却对胡炳文为朱子《大学章句序》“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一语所作小注提出质疑。胡炳文之小注分别以取朱子之言（“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与沈贵琁（号毅斋，生卒年不详）之说（智者，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来界定朱子言“智”之意涵。但金昌协认为此二说是指“知觉”而言，属于心之用，并非“智之用”。换言之，“知觉”与“智”截然不同。不过，闵以升仍然遵从胡炳文之说，以“知觉”属于“智之用”。双方书信辩难六、七回③，闵以升仍然坚持己说，金昌协则“逐一辨破，发明至到”④。之后，在金昌协逝世前几年，也与李喜朝（号芝村，1655—1724）⑤、金时佐（字道以，生卒年不详）⑥等人辩论“知觉”这一论题。因此，从1697年至1707年，金昌协持续关切此论题，立论也愈加精微。
  金昌协严分“知觉”与“智”，强调知觉为心之用，被当时的性理学者视为异论，因而引发进一步的论辩。金昌协逝世后，同属宋时烈门人的权尚夏得见金昌协之说，乃批驳之，与其门人韩元震（字德昭，号南塘，1682—1751）讨论此论题。权尚夏与韩元震的立场是一致的，均主张“知觉为智之用”，认为此说法并非意味着知觉之气为智之用，而是指智之理发于知觉上为智之用。对于权尚夏与韩元震的说法，金昌协之弟金昌翕（字子益，号三渊，1653—1722）乃著《论智字说》为亡兄辩解，而金昌协之门人鱼有凤（字舜瑞，号杞园，1672-1744）也著《知与知觉辩》，捍卫金昌协的立场。故对于朱子思想中的“智”与“知觉”之说，属于洛学的金昌协、金昌翕、鱼有凤兄弟师徒，遂与属于湖学的权尚夏、韩元震师徒之立场，针锋相对，辨析入微。其中金昌协与韩元震虽然未正式交锋，但二人的论证最为精微，值得探究。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处理知觉论争双方的论辩，只集中于金昌协“知觉”说的探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