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塘对东亚儒学中的道心人心思想史予以了全面的审查，并根据自己的核心判断批评了中国宋明时代的朱子后学的一些导致理气互发说的观点，试图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换言之，南塘之目的在于寻找并反驳退溪理气互发说的历史渊源，从而驳倒退溪。
  第一，批判朱熹的及门弟子九峰（蔡沈）。
  南塘指出，九峰在《尚书·大禹谟注》之相关内容和朱熹的阐释存在明显不同。为了便于对内容予以比较，先看朱熹的注释。“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间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杂；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倾刻之离，则其日用之间思虑动作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①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九峰把朱熹的“或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调整为“或发于形气”。②如果再和朱熹所注解的“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谓之道心”的看法搭配使用，那么其就具有了理气互发的初步形式了。故而，南塘极力阐明朱熹为何一定要使用生字而不是发字：
  生字原字，自与发字之意，逈然不同。果是发字之意，则所当直著发字，明白晓人，何为著此笼统谬悠之字，笼罩其本旨而启后世无穷之疑乎？其于《禹谟解》则曰：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谓之道心。于形气，不下发字。于义理，虽下发字，而亦以义理字换性命字，则其义亦自不同。谓之义理，则亦共公言者也，非就发处，分别理气而言也。又于性命则虽下发字，亦无妨。以其道心虽是气发，然直由仁义礼智之性而发故也。若形气则终不可下发字，谓人心由耳目口体而生则可，谓人心即乎耳目口体而发之则不可。耳目口体，果是自发之物耶？此朱子所以于形气则终不肯下发字，而此乃晚年定论也。③
  可以说，南塘对九峰一直都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这和他对勉斋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因为，九峰对《尚书》的解释在后世影响很大，是官方所认定的权威解本。故而，南塘认为其错误的危害也大。南塘痛心地指出：“生于形气，生字改作发字，实启后世二歧之差。而以易私难公解危字，又不若易动难返之为切于危字义耳。……又《答陈安卿》问生于形气之私曰：饥饱寒燠之类，皆生于吾之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焉，所谓私也。其释生字私字形气字之义，至为明白，尤见其不可移动一字也。蔡氏以生字改作发字，而又删去私字，盖未谕乎此矣。”①可以说，南塘对九峰注释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难怪其极力抨击。
  第二，批评朱熹的及门弟子勉斋。
  勉斋是朱熹的女婿，是所谓的道统传人。在其早年，南塘对勉斋的批评颇为严厉。“勉斋则又喜谈发于形气，而又推而为气动理随理动气挟之论。则其以人心道心分属理气之发，实自九峰、勉斋始矣，真所谓七十子未丧而大义先乖者也。其后东阳许氏、云峰胡氏之说，尊信之祖述之。及至我退、牛两先生，则又益主张之推衍之，使理气二物判然有离合，而不复见其有浑融无间之妙，其弊可胜言哉。”②但是，在其中年，南塘虽然一方面继续批评勉斋，但是另一方面也指出勉斋的人心道心说也有早晚之差别。在他看来，勉斋早年持有的道心人心道器论是理气互发说的先驱，而其晚年的道心人心思想却与朱熹是一致的。③这就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对勉斋的批评。
  第三，批评朱熹的私淑弟子西山。
  西山（真德秀）的《心经》一书在韩国影响极大。程敏政在《心经附注》中引用了西山的观点如下：“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尧舜禹传授心法，万世圣学之渊源。先儒训释虽众，独朱子之说最为精确。夫声色臭味之欲，皆发于气，所谓人心也。仁义礼知之理，皆根于性，所谓道心也。人心之发，如焅锋悍马，有未易制驭者，故曰危。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有未易充广者，故曰微。惟平居庄敬自持，察一念之所从起，知其为声色臭味而发则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长。知其为仁义礼知而发，则一意持守，不使之变迁。夫如是，则理义常存而物欲退听之，酬酢万变无往而非中矣。’”①对上述话语，南塘予以了长篇批评。由于批评的内容前文（第二节的第三小点）已经涉及，这里就省略不提了。
  第四，批评朱熹后学王柏。
  王柏作过一幅《人心道心图》，并加以文字说明。南塘认为这幅图、说皆有问题，他指出：“此图以形气性命同置心字中，是以形气为心上发用之气，而以人心道心为各从理气而发也，其失已甚矣。”②看来，王氏也是犯了把形气视为心上发用之气的根本错误，从而导致了道心人心各从理气而发的类似理气互发说的观点。南塘讽刺王氏道：“初不察乎大舜朱子之旨为何如也，可谓荒诞无据之甚矣。”③语气不可谓不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