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塘生活在朝鲜朝中期，当时的韩国性理学论辩之风颇盛。其时，学宗退溪的岭南学派和学宗栗谷的畿湖学派之间经常发生辩论，而其中理气互发说与气发理乘一途说在四端七情和道心人心问题上冲突尤烈。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各自在朱熹及其门徒那里寻找支持，南塘也不例外。就东亚儒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而论，南塘试图从道心人心思想史的角度去清理退溪理气互发说之根源。
  （一）南塘的理气观及其在道心人心问题上的体现
  在理气观上，南塘采纳了李栗谷的看法而反驳了李退溪的观点。南塘之核心观点从正面来看是心乃理气合、人心道心均是气发理乘，而从反面来看则是否定理气互发。退溪的观点是人心是气发理乘，而道心是理发气随。①李栗谷则认为人心道心均是气发理乘，否认理气互发。就此而言，南塘确实是宗栗谷而驳退溪的。“虽然人之一心，理与气合，理无形迹而气涉形迹，理无作用而气有作用。故发之者必气，而所以发者是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又无所发。故大凡人心之发，无非气发理乘，而理气之不能互相发用、互有主张者，固天下之定理也。此其人心道心之发，俱是气发理乘，而本无分路出来之道矣。”①同于栗谷，南塘也认为理气的区别在于理无形而气有形、理无为而气有为。故而发动者是气，而其根据则是理。既然如此，人心道心之区分又在哪里呢？南塘认为：“此朱子所谓心之知觉，一而已矣者也。但其所感者不同，故所发者亦异。食色感则人心发，道义感则道心发，此朱子所谓其所以为知觉者不同者也。然则人心道心之所同者其发处，而其所不同者，即其所为而发者也。其立名之不同者，不在于发处，而只在于所为而发者矣。”②南塘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所感者不同：食色与道义；二是从动机的角度，即“所为而发者”。就后者而言，似同于栗谷的或为形气或为道义的规定。③
  但是，一与二的解释是同一种解释吗？所感者不同是从感觉的内容来区分的，而所为而发者则是从动机的角度来区分的。从表面看来，二者似乎不同。但实际上，感觉的内容与动机是同一的。④
  （二）形气与心气之二分
  南塘道心人心思想中之最值得注意者，乃是形气与心气之区分。这是他用以判断李退溪和李栗谷思想之正误的标尺。基于此，他驳斥了人心气发、道心理发的退溪之理气互发说。南塘指出，退溪的理气互发说的核心根据在于：视朱熹所讲的形气为心上气。“窃究其分属之由，则亦不过以形气二字，认作心上气看故也。”⑤确实，形气≠心气或心之气，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并不就意味着人心是气发（心气之发）。形气与心气之区分非常重要，并不是“推阐过密”，也不是“节外生枝”，不是“似可不必也”，而是非常有必要的区分。①为了便于理解南塘的这个思想，有必要把朱熹之道心人心思想的最终定论展示出来。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②
  南塘认为，退溪之所以认为人心是气发，而道心是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在理解朱熹的“或生于形气之私人”时，把“形气”看作是心上气。既然心是理气合，那么人心当然是气发，而道心则是理发。于是，就构成了理气互发的理解模式。“既以此形气认作心上气，则不得不以人心属之气发，而道心属之理发也。其所以误认者，亦只为气之一字所缠缚而动不得也。”③在南塘看来：
  殊不知气者形之始也，命者性之原也。耳目口体之形，固不可谓气也，而非气则形无所始。仁义礼智之性，固不可谓命也，而非命则性无所原。故言形必兼气者，推其始而言也。言性必兼命者，溯其原而言也。若以此气为心上气，则亦以此命为性中之命乎？故其下文曰：人莫不有是形，人莫不有是性，只言形与性而不复言气与命者，岂不以前之言，乃推其所自来而言也。后之言，只指其当体而言也耶。气字若与命字对释，则固如此，然实亦指一身气运之充体者。若无气运之充体者，则所谓形体，不过如枯木顽石，而饥饱寒暖，亦不得以知矣。下文虽单言形字，而气运亦在其中也，此气字果是心上气？则比形字尤紧，何为反去之而不言耶？若以此形气，归之于耳目口体之类，而不滚作心上气，则理气自无二歧之嫌，而知道者亦无难于下语矣！①
  可以说，南塘对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中的经典语句的理解非常到位，很大程度上击中了退溪的要害。南塘的这个看法不是一时之见，而是保持终身的定见。如果说《人心道心说》是其早年（24岁）②的作品，那么在其60岁时③所作《朱子言论同异考》中，依然保持了同一看法。《朱子语类》中有陈安卿（植）问朱熹关于“生于形气之私”的问题，朱熹的回答是：“如饥饱寒痒之类，皆生于吾之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焉，所谓私也。”④在这句话的后面，南塘下了一个按语，他写道：“后人以人心道心分属理气之发而推以及于四端七情者，无他也。只因此形气二字滚合心之气看故也。先生于此自解，形气之说只以为血气形体，而不复兼心志为言，则其所谓生于形气者，非谓发于心之气，而与性命之理分对出来者，多少分明矣。此书之指，既如此，则互发之说，益见其无根据矣。《答李尧卿书》说及安卿而曰：区区南官，只喜为吾道得此人。南官盖指庚戌以后，最为先生晚年时也（此书当与《答黄子耕书》参看）。”⑤南塘在朱熹那里找到了一些反对材料，从而指出了理气互发说缺乏根据。应该说，南塘的观察是有道理的。当然了，南塘对退溪并没有同情地理解，而是一以他所理解的朱熹为标准。
  （三）对宋明朱子后学的批评
  南塘对东亚儒学中的道心人心思想史予以了全面的审查，并根据自己的核心判断批评了中国宋明时代的朱子后学的一些导致理气互发说的观点，试图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换言之，南塘之目的在于寻找并反驳退溪理气互发说的历史渊源，从而驳倒退溪。
  第一，批判朱熹的及门弟子九峰（蔡沈）。
  南塘指出，九峰在《尚书·大禹谟注》之相关内容和朱熹的阐释存在明显不同。为了便于对内容予以比较，先看朱熹的注释。“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义理难明而易昧，故微而不显。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间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厘之杂；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倾刻之离，则其日用之间思虑动作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①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九峰把朱熹的“或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调整为“或发于形气”。②如果再和朱熹所注解的“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谓之道心”的看法搭配使用，那么其就具有了理气互发的初步形式了。故而，南塘极力阐明朱熹为何一定要使用生字而不是发字：
  生字原字，自与发字之意，逈然不同。果是发字之意，则所当直著发字，明白晓人，何为著此笼统谬悠之字，笼罩其本旨而启后世无穷之疑乎？其于《禹谟解》则曰：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谓之道心。于形气，不下发字。于义理，虽下发字，而亦以义理字换性命字，则其义亦自不同。谓之义理，则亦共公言者也，非就发处，分别理气而言也。又于性命则虽下发字，亦无妨。以其道心虽是气发，然直由仁义礼智之性而发故也。若形气则终不可下发字，谓人心由耳目口体而生则可，谓人心即乎耳目口体而发之则不可。耳目口体，果是自发之物耶？此朱子所以于形气则终不肯下发字，而此乃晚年定论也。③
  可以说，南塘对九峰一直都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这和他对勉斋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因为，九峰对《尚书》的解释在后世影响很大，是官方所认定的权威解本。故而，南塘认为其错误的危害也大。南塘痛心地指出：“生于形气，生字改作发字，实启后世二歧之差。而以易私难公解危字，又不若易动难返之为切于危字义耳。……又《答陈安卿》问生于形气之私曰：饥饱寒燠之类，皆生于吾之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焉，所谓私也。其释生字私字形气字之义，至为明白，尤见其不可移动一字也。蔡氏以生字改作发字，而又删去私字，盖未谕乎此矣。”①可以说，南塘对九峰注释的“危害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难怪其极力抨击。
  第二，批评朱熹的及门弟子勉斋。
  勉斋是朱熹的女婿，是所谓的道统传人。在其早年，南塘对勉斋的批评颇为严厉。“勉斋则又喜谈发于形气，而又推而为气动理随理动气挟之论。则其以人心道心分属理气之发，实自九峰、勉斋始矣，真所谓七十子未丧而大义先乖者也。其后东阳许氏、云峰胡氏之说，尊信之祖述之。及至我退、牛两先生，则又益主张之推衍之，使理气二物判然有离合，而不复见其有浑融无间之妙，其弊可胜言哉。”②但是，在其中年，南塘虽然一方面继续批评勉斋，但是另一方面也指出勉斋的人心道心说也有早晚之差别。在他看来，勉斋早年持有的道心人心道器论是理气互发说的先驱，而其晚年的道心人心思想却与朱熹是一致的。③这就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对勉斋的批评。
  第三，批评朱熹的私淑弟子西山。
  西山（真德秀）的《心经》一书在韩国影响极大。程敏政在《心经附注》中引用了西山的观点如下：“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尧舜禹传授心法，万世圣学之渊源。先儒训释虽众，独朱子之说最为精确。夫声色臭味之欲，皆发于气，所谓人心也。仁义礼知之理，皆根于性，所谓道心也。人心之发，如焅锋悍马，有未易制驭者，故曰危。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有未易充广者，故曰微。惟平居庄敬自持，察一念之所从起，知其为声色臭味而发则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长。知其为仁义礼知而发，则一意持守，不使之变迁。夫如是，则理义常存而物欲退听之，酬酢万变无往而非中矣。’”①对上述话语，南塘予以了长篇批评。由于批评的内容前文（第二节的第三小点）已经涉及，这里就省略不提了。
  第四，批评朱熹后学王柏。
  王柏作过一幅《人心道心图》，并加以文字说明。南塘认为这幅图、说皆有问题，他指出：“此图以形气性命同置心字中，是以形气为心上发用之气，而以人心道心为各从理气而发也，其失已甚矣。”②看来，王氏也是犯了把形气视为心上发用之气的根本错误，从而导致了道心人心各从理气而发的类似理气互发说的观点。南塘讽刺王氏道：“初不察乎大舜朱子之旨为何如也，可谓荒诞无据之甚矣。”③语气不可谓不严厉。
  （四）对韩国儒者退溪等人的批评
  南塘猛烈地抨击了朱熹之后的道心人心论中的错误倾向，这种批评既指向了中国的宋明理家，也针对以退溪为代表的韩国儒家。不过囿于篇幅，关于南塘对韩国儒学中的相关批评，这里就暂时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