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韩南塘在《朱子言论同异考》中指出，朱熹的人心道心思想有初说与后说的基本区分：“论人心道心。以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者，初说也。（见《答张敬夫书》）以人心之属之形气，道心属之性命，而人心兼有善恶，道心纯善无恶者，后说也。（见《中庸序》文及《语类》中庸门）”③这种初说与后说的二分，和早期版本中的复杂区分相比，显得简明扼要。南塘在初说与后说之基本区分的基础之上，又分别对两说予以进一步的划分。“盖先生论人心道心，前以天理人欲言之，后以形气性命言之者，乃其不同之大端也。与此二端之中，又各有不同而分为四端。张吕二书以存亡出入并为人心，许书以操存舍亡分为人心道心，此前之有不同也。其答蔡季通郑子上书，皆以形气性命为言，则蔡书犹有未莹，未若郑书之为直截明白。则此又后之不同也。先生于此，盖屡易其说而后定。”④在中年的心说之辨中，可与操存舍亡联系在一起的人心道心范畴引起了朱熹的注意，由此发展了其人心道心思想。在心说之辨的第一阶段，朱熹认为“存亡出入”皆“人心”，而人心为负面。在第二阶段，朱熹改变了之前把道心人心分成两截的做法，而把道心人心分属“操存”与“舍亡”，得出了道心善、人心恶这一结论。①在其晚年的《中庸章句序》之后，朱熹和友人探讨人心道心问题，在同一时期给蔡季通（元定）和郑子上（可学）的书信中，又有重要差别。即前书有瑕疵（二歧之嫌），而后书人心觉于欲道心觉于理的看法明白易懂。最后，南塘感慨地总结道：“盖先生所论人心道心，屡易其说，始以为天理人欲，中虽改之而答蔡书又未免有二歧之嫌。末乃以一心之灵，有觉于理觉于欲之分，而其论始定矣。以先生高明特达之见，犹未能一觑觑到真源，有此见解之屡易，则义理之难精也有如是夫。”②
  确实，对朱熹人心道心思想的研究，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这是因为一方面朱熹的论著极为庞大，要从中筛选出人心道心论述，在能够对朱子著作全文检索之前，颇为不易。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要有很强的辨名析理能力以对其精微复杂的人心道心说予以分析。就对朱熹人心道心思想的历史演变之考察而言，学界有多种观点。唐君毅在韩南塘的四说的基础之上“加以引申而论之”③，而蔡茂松则在南塘的四说基础之上提出了五阶段说④。在蔡说之前，笔者曾经把朱熹的人心道心思想的历史发展区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⑤蔡茂松的五阶段说，和南塘的差别之处在于，他把南塘提到的《答郑子上》作为第四阶段⑥，而把《中庸章句序》一文及之后（1189年，己酉春三月）符合该文思想的文献，皆列为第五阶段。笔者曾经证明过南塘所提到的蔡书（《答蔡季通》第2书）与郑书（《答郑子上》第10、11书）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己酉（1189）而不是辛亥（1191），从而纠正了陈来在《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中对其错误的系年。⑦根据这篇考证论文，郑书（《答郑子上》第10书）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己酉三月十八日与秋九月之间，也就是说，是在《中庸章句序》（己酉三月十八日）之后。假如我的考证成立的话，蔡先生所说的郑书独立为第四阶段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因为该书在《中庸章句序》之后而不是之前，故而也就无法成为第四阶段的代表。此外，蔡先生还把郑书所说的“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中的“欲”理解为与天理相对的人欲（恶）①，这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欲”这一个词理解为中性之欲望而不是负面的人欲一词。退一步而言，假设蔡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郑书就无法和第三阶段《答陈同甫》第8书中的以“天理为道心，以人欲为人心”②相互区别，于是郑书就应该划入第三阶段而不是独立为第四阶段。要言之，蔡先生的五阶段说存在明显问题，是不能够成立的。
  南塘在《朱子言论同异考》一书中对《答蔡季通》第2书予以长篇大论。而我也认为该书是朱熹人心道心思想的重要文本，值得认真对待。这就是下文的任务。